经典名人故事实用五篇 作文怎么写【精品20篇】

伽利略17岁那年，考进了比萨大学医科专业。他喜欢提问题，不问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有一次上课，比罗教授讲胚胎学。他讲道：“母亲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由父亲的强弱决定的。父亲身体强壮，母亲就生男孩；父亲身体衰弱，母亲就生女孩。”

比罗教授的话音刚落，伽利略就举手说道：“老师，我有疑问。”

比罗教授不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是个学生，上课时应该认真听老师讲，多记笔记，不要胡思乱想，动不动就提问题，影响同学们学习！”“这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动不动就提问题。我的邻居，男的身体非常强壮，可他的妻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这与老师讲的正好相反，这该怎么解释？”伽利略没有被比罗教授吓倒，继续反问。

“我是根据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讲的，不会错！”比罗教授搬出了理论根据，想压服他。

伽利略继续说：“难道亚里士多德讲的不符合事实，也要硬说是对的吗？科学一定要与事实符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比罗教授被问倒了，下不了台。

后来，伽利略果然受到了校方的批评，但是，他勇于坚持、好学善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这样，他才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车胤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爱因斯坦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名人故事：顾炎武自督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着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着。

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

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着名的《日知录》一书。

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

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名人励志故事·麦卡锡的财富修养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们发现坐在前排的美国传媒巨头ABC副总裁麦卡锡突然蹲下身子，钻到了桌子底下。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位大亨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有损形象的事情。

不一会儿，他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扬扬手中的雪茄，平静地说;“对不起，我的雪茄掉到桌子底下了，母亲告诉过我，应该爱惜自己的每一分钱。”

麦卡锡是亿万富翁，照理说，应该不会理睬这根掉在地上的雪茄，但他却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这是一种财富修养，这种修养正是他们创造巨大财富的源泉所在。

名人励志故事·美国总统林肯的一生

1809年，出生在寂静的荒野上的一座孤独的小木屋.

1816年，7岁,全家被赶出居住地。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茫茫荒野，找到一个窝棚。

1818年，9岁，年仅34岁的母亲不幸去世。

1826年，17岁，已经什么农活都能干了，经常帮人打零工。

1827年，18岁，自己制作了一艘摆渡船。

1831年，22岁，经商失败。

1832年，23岁，竞选州议员，但落选了。想进法学院学法律，但进不去。

1833年，24岁，向朋友借钱经商，年底破产。接下来花了16年，才把这笔债还清。

1834年，25岁，再次竞选州议员，竟然赢了。

1835年，26岁，定婚后即将结婚时，未婚妻死了，因此心也碎了。

1836年，27岁，精神完全崩溃，卧病在床6个月。

1838年，29岁，努力争取成为州议员的发言人，没有成功。

1840年，31岁，争取成为被选举人，落选了。

1843年，34岁，参加国会大选，又落选了。

1846年，37岁，再次参加国会大选，这次当选了。

1848年，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了。

1849年，40岁，想在自己的州内担任土地局长，被拒绝了。

1854年，45岁，竞选参议员，落选了.

1856年，47岁，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的提名，得票不到100张。

1858年，49岁，再度参选参议员，再度落选。

1860年，51岁，当选美国总统。

自己对自己的总结：家境贫寒，母亲早亡，孤苦奋斗，厄运不断。两次经商两次失败，十一次竞选八次失败。为此也曾经心碎过、痛苦过、崩溃过。有好多次，都绝望之极，担心自己会不会再爬起来。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虽然心碎，但依然火热;虽然痛苦，但依然镇定;虽然崩溃，但依然自信。因为我坚信，对付屡战屡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屡败屡战、永不放弃。他就是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叹服的

伟人。

名人励志故事·哈理斯和朋友

著名专栏作家哈理斯(SydneyJ.Harries)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朋友礼貌地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却冷口冷脸，没发一言。

“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问道。

“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

“那么你为甚么还是对他那么客气?”哈理斯问他。

朋友答道：”为什么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名人励志故事·苏格拉底的哲学绝处求生

古希腊有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哲学家当时是很崇高的职业，因此有很多年轻人来找苏格拉底学习。

一天，一个年轻人来了，想要学习哲学。苏格拉底一言不发，带着他走到一条河边，突然用力把他推到了河里。年轻人起先以为苏格拉底在跟他开玩笑，并不在意。结果苏格拉底也跳到水里，并且拼命地把他往水底按。这下子，年轻人真的慌了，求生的本能令他拼尽全力将苏格拉底掀开，爬到岸上。

年轻人不解地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苏格拉底回答道：“我只想告诉你，做什么事业都必须有绝处求生那么大的决心，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就。”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个“杨利伟怎样成为我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节目，被采访的航天局领导说了三个原因：一是杨利伟在五年多的集训期间，训练成绩一直名列茅;二是杨利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强，在担任歼击机飞行员时，多次化解飞行险情;三是他的心理素质好，口头表达能力强，说话有条理、有分寸。有以上三个优势，杨利伟最终通过了1600人——300人——14人——3人的淘汰考验。

航天局领导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最终确定三人为首飞候选人之时，三人各方面都十分优秀，难分高下，只是考虑到作为我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将要面对全世界的瞩目、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还将进行巡回演讲，才最后决定让口才好的杨利伟首飞。

第三点原因令收看此节目的我感触颇深。口才竟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可见“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是多么富有人生哲理。节目中还介绍：杨利伟认为航天无小事，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学技术、学政治是如此，训练后的总结会、训练小结也是如此。在总结会上，杨利伟准备充分、积极发言，发言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再加上不慌不忙，故而给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口头表达能力作为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时，天平就偏向了杨利伟。

美国姑娘凯奇林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得出奇的胎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胎记逐渐变大，颜色也不断加深，胎记上还附着一些让人厌恶的毛发。很多人劝她去医院将胎记去掉，但都被凯奇林回绝了。虽然这块看起来让人生厌的胎记给凯奇林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她自己对此却毫不介意，反而把这块胎记当作与众不同的独特标签，因此每天生活得阳光自信。一路下来，凯奇林不仅实现了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还找到一个兼具才气与长相的男朋友。

凯奇林的父母都是佛罗里达州的普通教师，她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当她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很快，凯奇林在一家州立医院出生了，样貌很可爱，不过她脸上一块非常大的胎记让父母倍感焦虑。随着小凯奇林慢慢长大，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考虑到她脸上的胎记，建议先陪她去医院去掉胎记，然后再去上学。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凯奇林拒绝去掉这块胎记，因为她不认为自己脸上的胎记有什么可丢脸的。

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小凯奇林在父母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刚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学校。当她走进校门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盯着她看，有的议论纷纷，有些还捂着小脸偷偷地笑;不过小凯奇林毫不介意他们的看法，气势汹汹地走向了自己的教室。走到教室门口，别过父母后，小凯奇林在父母疼爱又有几分担忧的眼神中走进了教室。这次，她同样受到了很多小朋友惊异的目光和嘲笑，不过她依然自信十足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看到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垂头丧气，原本有些担心的父母放心地回去了。

去学校的头一个月里，班上老是有些调皮的小男孩故意逗弄小凯奇林，不过性格活泼开朗的凯奇林很快便征服了班上的同学，连那些以前逗弄她的小男孩都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就这样，小凯奇林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小学时代。当她去读中学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她面前，这次很多人还是劝她去医院把脸上的胎记去掉，不过凯奇林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脸上的胎记不会给她丢脸，反而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闪光点。凭借自己开朗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凯奇林又一次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在学校生活得顺风顺水。

由于成绩优异，凯奇林成功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美国戏剧学院。在整个大学期间，凯奇林认真刻苦地学习舞蹈和表演。一晃，几年的大学时光悄然流逝，凯奇林自信满满地去找工作。这一次她同样因为脸上巨大胎记的缘故而备受挫折，很多公司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去做整容，将胎记去掉，否则他们拒绝录用她。不过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几番努力后，凯奇林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打动了她现在的老板，成功地当上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凯奇林的自信是由内向外的，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脸上的瑕疵而逃避和悲观，她甚至没有将自己脸上的胎记当作瑕疵，所以她生活得开开心心而又自信满满。有些时候，你或许认为上帝给了你一副烂牌，但只要你认真经营，或许会打出不一样的精彩。

《那个伟大的倒霉蛋》

一个伟大万里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并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但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

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也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贫困贫，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正因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

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理解，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着——《堂·吉诃德》。

哲理：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著孔融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哩，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

一天，阿凡提要去赶集。一群孩子围过来异口同声地求他道：“阿凡提大叔，给我带一支口笛吧！给我带一支口笛吧！”

其中一位小孩很有礼貌地把一些零钱恭恭敬敬地递到阿凡提跟前，说道：“阿凡提大叔，麻烦您给我带一支口笛吧！”

阿凡提接过孩子手中的钱，为使其他孩子也不扫兴，回答说：“好，好，我给你们带，给你们带。”

傍晚，孩子们到路口等阿凡提回来。阿凡提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口笛递给了那位给了钱的孩子。

“阿凡提大叔，我们的呢？难道没给我们带？”其他孩子叽叽喳喳地问道。

“孩子们，卖口笛的人说‘这口笛只有给了钱的人才能吹响，没给钱的人拿上口笛也吹不响’。所以，我没给你们买，懂了吗？”阿凡提笑了笑回答说。

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今年寒假里，我阅读到了一本好书——《居里夫人》，使人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奋斗，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

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她曾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得到很多国家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章。她刻苦钻研，永不满足，经过无数次试验，发现了放射元素镭。镭，是她一生中轰动世界的发现。

虽然我不懂元素是什么，什么叫放射性，但通过阅读这本书，却使我感到了它的份量。为了从9000千克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镭，居里夫人要将矿渣一锅一锅地煮沸、一刻不停地搅拌;一瓶瓶地倒进倒出、一丁点一丁点地结晶。她每天穿着沾满灰尘和酸液染渍的工作服，站在大锅旁，烟熏火燎，眼睛流泪，喉咙刺痒……就这样，她整整奋斗了45个月，1300多天，这是多么繁重的劳动，需要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她既是世界闻名的学者，又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还是家庭主妇、孩子的母亲！

居里夫人辛勤地开垦了一片未曾开发的园地，最后终于取得了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成就之一——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是多么渴望像居城夫人那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到科学的世界里去探索，去揭开自然界中一个又一个秘密。而今，同居里夫人对照，我真感到惭愧，平时我做事没有恒心，每当做数学题时，一旦碰到难一些的题目，就不愿多动脑筋，一次做不出来，就渴望家长帮助，希望他们能帮我完成……

读了《居里夫人》这本书，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古语说的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因此，从平时开始，就要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独立思考，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居里夫人的顽强进取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希望自己长大了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院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百多年前，一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替别人放羊为生。

有一天，他们赶着羊来到一个山坡上，一群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并很快消失在远方。牧羊人的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里飞?”牧羊人说：“它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大儿子眨着眼睛羡慕地说：“要是我也能像大雁那样飞起来就好了。”小儿子也说：“要是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该多好啊!”

牧羊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两个儿子说：“只要你们想，你们也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试了试，都没能飞起来，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父亲，牧羊人说：“让我飞给你们看。”于是他张开双臂，但也没能飞起来。可是，牧羊人肯定地说：“我因为年纪大了才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努力，将来就一定能飞起来，去想去的地方。”

两个儿子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并一直努力着，等他们长大——哥哥36岁，弟弟32岁时——他们果然飞起来了，因为他们发明了飞机。这两个人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有趣的名人励志故事：李嘉诚

马云在创业初期，曾经参加过一个CEO学习班，班里只有30几个同学。有一次，班上组织他们去香港见李嘉诚，第一次见这样的超级富豪，马云他们都兴奋极了。

马云认为，像李嘉诚这样的大人物应该都很忙，能够出面几分钟，讲几句话就不错了。可是，接下来的见面场景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马云他们班的同学刚到，李嘉诚已经等在那里，一见面就一一跟他们握手，每一个人都握到。在握手的时候，李嘉诚亲自分发了自己的名片，同时还递过来一个盘子，盘子里是抓阄的号码。这个号是用来决定吃饭和照相时的座次，以免厚此薄彼，让人感到尴尬不舒服。

吃饭的时候，马云幸运地和李嘉诚分到了一桌，但没想到，李嘉诚吃了一会儿，说了声抱歉又到了另外一桌。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李嘉诚四个桌子轮流坐，几乎都是15分钟。吃完饭后，李嘉诚并没有先走，又一一和大家握手，还专门跑到墙角站着的一个服务员那儿，和他握手，说了声“辛苦了”。

在参观的环节中，马云和他的同学纷纷要求李嘉诚讲演一番，但李嘉诚说没有准备，最后拗不过大家的要求，他只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只有八个字：“创造自我，追求无我。”他用普通话讲完后又用广东话讲了一遍，发现在场的还有老外，就让人用英语再讲一遍。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马云悄悄地问李嘉诚身边的工作人员，能不能找到有关这方面演讲的一本书，结果，在临走上车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递给马云需要的那本书，说是他们的董事长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的。

是啊，当你把自己越做越强大，超越别人的时候，就容易自我膨胀，给别人压力，让别人不舒服。这个时候，你要让自己化解在芸芸众生中，回归于平淡平易，才能使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你的真诚，愿意和你交往。这，大概就是李嘉诚做人处世的“无我”智慧吧。

有趣的名人励志故事：不为名利惑，入戏三分痴

元末明初戏曲家高明，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都是诗人，受家庭环境熏陶，青年时的高明才华横溢，已声名远播。

高明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又跋山涉水前去著名理学家黄溍那里苦修学业。高明不仅通天文晓地理，诗文俱佳，而且痴迷于戏曲创作。公元1345年，高中进士的高明，不得不收起对戏曲的热爱，收起行囊奔赴处州任职。

公务虽然琐碎，但高明总要忙里偷闲，走街串巷收集民谣民调，尽兴时便写上几首，哼唱出来自娱自乐。好日子没过几天，公元1348年，一个叫方国珍的在浙东起义反元，高明被朝廷任命为浙东阃幕都事，前去协调各种事务。高明再次背起行囊，赴杭州任职。

颠沛流离之苦尚能忍受，但无法专心于戏曲创作，让高明很苦恼。到任之后，因为工作并不顺心，高明毫不犹豫地炒掉工作，回家专心搞创作。

初时写作并不顺利，多年混迹于官场之中，早已脱离生活。于是，高明再次背起行囊游走四方，深入民间收集素材。

当时地方小戏台，经常上演宋代遗传下来的一部戏《赵贞女蔡二郎》，故事讲述了名叫蔡二郎的秀才，上京赶考高中状元，面对荣华富贵，抛弃双亲及妻子，最后落得骂名。

每次观看演出，随着故事情节，总会引起观众唏嘘感叹，甚至痛骂负心之人。

这种现象深深触动了高明，他决定写一部戏，以皆大欢喜为结局，让看戏的观众不再悲愤，为社会注入一些正能量。于是，《琵琶记》的雏形渐渐在脑海里构思出来，高明在开篇写下了“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就在高明信心满满地写作时，公元1356年，朝廷任命高明为福建省都事，这是许多官员觊觎的肥差，可高明却不以为意，推辞不掉只好上任，谁知路过宁波时，曾经反元而又受招抚的方国珍，极力聘请高明到他府中任职并许以高薪。

面对名与利的诱惑，高明突然间悟出，继续混迹于官场，终将会远离自己的梦想，而《琵琶记》的创作也将遥遥无期。于是，高明果断辞掉朝廷和方国珍的高薪聘请，就在宁波城东的栎社村隐居下来，闭门谢客，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琵琶记》。

放弃名利的高明，痴迷地进入戏曲创作之中。“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了达到动人境界，高明将自己融入到戏曲中，与故事里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喜怒哀乐皆不由己。

“风声月色来亭榭，老泪年来湿几更。”一句唱词，一首曲子，都要经过反复吟唱，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心理活动，高明都是精益求精。在写作时，高明习惯一边写，一边用脚打拍子，而手则敲击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楼板竟然被踏穿了，桌子也因为拍打而留下深深的凹痕。

呕心沥血数年，一部《琵琶记》终于面世了。《琵琶记》一共写了四十二出，从汉代书生蔡伯喈新婚写起，再到赴京赶考，随后发生的故事层层递进，而高明也将人物赋予新的面目，不再是背信弃义之人，而是努力挣扎做到全忠全孝的形象。

《琵琶记》问世后，迅速在民间引起轰动，有人甚至把书进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读后给予了很高评价：“五经四书，布帛粟菽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不仅如此，明太祖还几次聘请高明出来做官，结果高明“佯狂不出”，于是“高皇不复强。”

“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这是高明写作《琵琶记》的真实写照，也正是秉承着严谨的写作态度，一部《琵琶记》不仅成为经典名著，高明也被称为“南戏之祖”。

高明是睿智的，辞官隐居著书;高明是执著的，写出传世之作。不为名利惑，入戏三分痴。世人不会记得高明的官衔，但会记得他的《琵琶记》。光阴如水漫过尘世喧嚣，唯有《琵琶记》代代传唱。

一个人不仅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更得高亢激昂，响声飞扬。那段时间，她总希望能给人以震撼，可是，她的人生就像鼓面严重受了潮的大鼓，不管怎样就是发不出应有的声响。是的，她时时刻刻都在想突破自己，一直在寻找创作灵感，可思维就像有了皱褶一般，处处受阻。

那天，丈夫刘淳晴要去台湾主持商务洽谈会，她将丈夫送上飞机后，就又回去寻找灵感了。在台湾的刘淳晴时刻都惦记着她，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她吃了什么、睡了几个小时。她总说吃得好，睡得好。丈夫也就稍稍放心了。

处理完事情，刘淳晴匆匆飞回北京。可家中的景象不禁让他大吃一惊：屋子里乱糟糟的，妻子憔悴地坐在一堆光碟、书籍之中，头发零乱，身旁放着几个空的酸奶盒子……这几天，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一个劲儿地冥思苦想。丈夫痛心地说：“你这样苦苦逼迫自己只会适得其反。静下心来，做好现在的，一旦时机到了，一定会有灵感。”她无心听这样的话，沉默着去了书房。

他心疼地注视妻子的背影，心想：妻子为了艺术所付出的一切，唯有自己最懂。而他所能做的，就是认真打理好自己的生意，尽可能多赚一些钱，让妻子从沉重的经济压力中解脱出来。她所组成舞蹈团，所有费用都得靠演出去挣。一年得演出300多场，她也就天天在紧张忙碌里度过。许多时候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商演让她一颗飞扬的心被砸落在红尘，敏捷的思绪离她而去。

他一心要为妻子分忧，没想到，正在商海紧张打拼的他也陷入困境。那几天丈夫在日本，在接到丈夫的助理打给她打的电话后，她立即乘飞机到了丈夫身边。那一刻，是轮到她大吃一惊了，才几天功夫，只见刘淳晴嘴唇边满是燎泡，人黑黑的，整个瘦了一大圈。那些时，刘淳晴公司所有的进货渠道都被同行堵死了，他们从日本独家空运生鱼的通道也被人抢占了。刘淳晴赶到日本和生鱼供应商谈判，却没有任何结果。当他想到自己的生意一旦受损，妻子的压力会更大时，便忧心如焚。好几次，刘淳晴半夜起来在酒店外边晃荡，自言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见到丈夫遇到这么大的难处也不让自己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却总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她又悔又恨，伤心地哭了。这次在日本她竟然待了一个多月。买桑叶、枇杷叶、甘草等，每天一早在酒店中熬好端给刘淳晴喝。让刘淳晴更感宽慰的是，她还通过在日本的人脉打通了一个个关节，帮助他找到了新的客户资源。这也让她有了一份惊喜，丈夫跨过了这一坎，她觉得自己和丈夫在一起有着从没有过的轻松，思路也敏捷了许多。她想：没有必要总离多聚少。

2009年1月，她特意与丈夫到老家洱源，看万物复苏的景象。一天，他们坐在地上，看着四野焕发出的绿色生机，嗅着似醇酒般新草的芬芳，听着如梵乐般的天籁之音。突然，她感觉到有“咚咚”的声音在响。一抬头，她看见一条缠绕在树枝上的绿色的蛇正用尾巴敲打着自己头上的草帽，如发现一曲最为美妙乐章的她，忙不迭拉着丈夫的手要他看。没想到刘淳晴大叫一声，拉起妻子就跑，可没跑多远，一个踉跄，他摔倒在了地上，原来是慌乱中他被一条藤绊倒了。她趴在地下大笑：“跑什么，这又不是毒蛇！”可是，她看到了丈夫一副痛苦表情的脸。“你怎么了？”她赶紧去拉他，他却“哎哟”叫开了。她这才知道他的右膝盖骨脱臼了，动一下就如针扎般疼痛，还有一根树枝扎进他的左腿，足有半寸深。当她将树枝拔出来后，血顿时汩汩往外冒。她赶紧用一块干净的手帕为丈夫包扎，又扶着他到村子找接骨师接骨，随之又去卫生室清洗包扎伤口。

也许连吓带伤，晚上刘淳晴开始发烧。她决定带他回北京。“你把我送上飞机就行了，你安心在这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吧。”她感到一阵心酸，握住丈夫的手：“你看以前我做的是多么不够，你成了这样还不让我管。我陪你回北京吧。快要过年了，今年我们俩在北京家里过年吧！”这可正是他所期盼的，结婚10多年了，他们从来就没有好好过一个年。

大年三十吃团年饭的时候，刘淳晴握住妻子的手，久久凝望着她：“这次虽说我受了一点伤，可觉得挺高兴的，和在日本一样，让我感到你从‘女神’回到了人间，成了一位温柔能干的妻子。”丈夫的话，让她心中不禁一震：“就是这次回到洱源老家，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也让自己听到了丈夫内心的声音。”突然，她兴奋地对丈夫说，“我有灵感了，下一个舞蹈的主题是‘声音’。她沉思片刻，又说，“不过，具体名字是什么，我还不太清楚。”刘淳晴痴痴地看着妻子，心中漾起无限喜悦：那个精灵般的舞者就要回来了。

是的，她就是“孔雀女神”杨丽萍。

春节过后，杨丽萍准备开始新的创作。忽然，在一旁的刘淳晴大叫了起来：“有了，萍萍，舞名就叫《云南的响声》！”原来前些时，也就是2009年元旦，杨丽萍去中缅边境采风，刘淳晴也陪她一起去了。在那里，一天，她发现了10几个大鼓，一下子激动的脸颊绯红，这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那种鼓啊！杨丽萍拉着丈夫的手，兴奋地告诉他这种鼓的来历：它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了制作这种鼓，人们在丛林里往树上扔鸡蛋，鸡蛋打在哪棵树上不碎，这棵树就被砍下，锯成一截截的，将木头中间掏空扔到泥塘里，浸泡一两年再拿出来做鼓。这种鼓身没有一处接缝的鼓，历经百年也不开裂，敲出来的声音隆隆的震撼天地。

2009年5月7日，《云南的响声》在昆明首演。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被誉为《云南印象》的姊妹篇。不，这不仅是印象，而是一种震天撼地的响声！夫妻间的真爱，在一起的相互交流与启发，让她一发不可收，2011年，她创作出的《孔雀》让她的人生飞得更高远……

爱是艺术的根，爱是灵感之源，人生也许是一面鼓，只因有了爱，相爱的人有了更多的交流和启发，才能让你之人生发出最响亮最动人的声音，展示出无限的艺术魅力。

几十年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叫“Hibbing”的矿区小镇上，人们过着简单而乏味的生活。男孩 Robert Allen Zimmerman 在这里长大，那时，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听收音机里播放的电台广播，那里间或会传来一些流行歌曲和彼时方兴未艾的摇滚乐。而当这个男孩第一次听到乡村音乐时，他的意识仿佛被抽离了片刻，在一瞬间他萌生了与此有关的巨大梦想。

这个男孩疯狂地练习演唱和乐器，他因此成了校园明星也轻而易举地俘获了女生的心。但他无法满足于眼下的生活，他心心念念着外面的世界，他要走出这里。中学毕业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那个小镇，和别人一起组成乐队，到处表演。不过很快，他就又厌倦了那种缺乏内涵的音乐。等到上大学时，他已经完全无心学业，醉心于弹琴唱歌。那时他还迷上了诗歌，甚至因为崇拜威尔士诗人 Dylan Thomas 而改了自己的名字，新名字叫作 Bob Dylan（鲍勃·迪伦）。

1961 年，从大学辍学的 Bob Dylan 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区的格林尼治村，这里聚集着大批的音乐人、艺术家，被称作民谣圣地。Bob Dylan 卸下心中的梦，安放在这个地方，他想在这里的酒吧演唱，去当一名真正的歌手。那时候，他身材纤瘦，头发微卷，说起话来略带羞涩，常常紧蹙眉头，背着一把吉他，提着破旧的行李箱。

Gerde’s Folk City 是格林尼治村里最著名的音乐演出场所。54 年前，Bob Dylan 的名字出现在这个酒吧演出的海报上，他要在那年 9 月 26 日为大家演唱，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在这样正式的场合下公开演出。那天晚上，他的表演让台下掌声雷动，在场的观众中，坐着资深的乐评人 Robert Shelton 。三天后，纽约时报出现了关于 Bob Dylan 的文章。

“一颗闪亮的新星在 Gerde’s Folk City 的舞台上冉冉升起。”Robbert Shelton 赞叹道，“即便年轻得不像话，他也是这些天来，整个曼哈顿最独特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音乐弥漫着非凡的创造力，让人印象深刻。”

于是，整个格林尼治村，不，整个曼哈顿区，都知道了这个年轻人。那一年，他二十岁。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传奇的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Bob Dylan 和乐队有过 2000 多场演出，他个人获得了 10 次格莱美奖，甚至还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是名副其实的乐坛“活化石”。他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民谣歌手，他的作品被无数人传唱，他写下的歌词和旋律沁入到无数人的灵魂，让人们感受到自由。

1961 年的那个夜晚，让这一切有了个美妙的开始。现如今，格林尼治村人头涌动，各国游客成群结队地来参观拜访，可是人们怀念 60 年代，因为那时的午夜，走进一家昏暗的酒吧，或许能与 Bob Dylan 不期而遇。而他年轻的歌声，在风中飘扬。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牛顿，是一位闻名中外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提出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取得了划世纪的成就，突破了平凡的17世纪。把手表当鸡蛋烧、忘了客人的存在。这些牛顿的事例无人不知，自从读了《牛顿的故事》后，我收益非浅。 牛顿在一身中，把全身都投入到了科学研究当中去，从来不分心，和罗丹。这样的人一样，具有着全神贯注的精神，这种精神才会使牛顿成为17世纪的顶峰人物。 有人问牛顿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牛顿说：“如果我看得比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一开始，我以为，巨人就是那魁梧高大的身材，使你两眼忘不到头的人，后来，我知道我错了，牛顿所指的巨人指的是胡克、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这些在科学上有着突破性的人物，他们的科学知识，给牛顿的研究打好了良好的基础。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学知识就是因为有了书本，有了身边朋友与亲人的劝告、教诲，才使我们拥有了巨大的智慧，我们就站在了教诲、劝告。的肩膀上，它们使我们更加出色。 牛顿还说过：“其实，我不过像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几颗光滑美丽的贝壳。但那浩瀚的大海，却还在我的前面未曾被我发现。”从牛顿的这句话中，我明白了做人要谦虚，不要仅仅有了一点知识和智慧，就炫耀，真正的知识是没有边境的，有个成语不是这样说吗：学海无涯。知识是没有边境的，它大得无法琢磨，千万不能有了半肚子墨水就晃啊晃，其实根本没有分量啊！ 看到牛顿有如此大得成就，是否忽略了他的童年？牛顿的童年，让你听了会觉得不可思议。牛顿出生是一个戏剧性的事情，伽俐略死于1642年，而牛顿出生也恰恰是这一年的万圣节，难道这就意味着牛顿有着伽俐略的才智？不是，小时侯，牛顿十分内向、老实，常常被人欺负。一个叫汤姆的孩子总爱欺负牛顿，牛顿因为愤愤不平，所以和他打了一架，这一架，是牛顿不甘屈辱的一架，他立下决心要让同学看看，他并不柔弱。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才会让自己更加前进，不服输，才会进取，会觉得要超过别人，不能柔柔弱弱，被别人比上了，也若无其事 。 牛顿这位17世纪的伟大人物，将永远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尔·盖茨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

看到这则报道，我怦然心动!

“十一”长假，我毅然放弃自己小家的家务活，回到父亲身边陪伴他6天。父亲快70岁了，患心肌缺血、高血压，曾住院两次。自从母亲过世，他独自生活了7年，其中孤苦寂寞的滋味可想而知。可是他很乐观，用写作来排除苦闷，几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文学和翻译作品。母亲在世时也是作家，留下多本遗作。

父亲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可是室内卫生太差劲了，满床满桌的报纸、杂志、手稿，卫生间的大便纸满地都是，钟点工都不肯来。见父亲如此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我潸然泪下。于是，我和弟弟突击了6天，彻底做了清洁卫生。家中变得像母亲在世时那样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父亲欣慰地笑了，说：“这样活着才有劲!只是把你们姐弟俩累坏了!”“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会把对母亲的爱全都加在您身上!”

在我和弟弟临走前，父亲从书柜里取出一沓剪报，不小心掉落一张，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父母亲合写的随笔，题目叫《当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都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请你们做儿女的理解，对我们要有一点耐心!不要嫌我们终日唠唠叨叨，前言不搭后语，其实都为你们好!

当我们吃饭时嘴漏，把饭菜与汤渍流在衣服上时，千万不要责怪我们!请想一想：当初我们是如何把着手给你们喂饭的。

当我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时，不要埋怨我们迟钝，请想一想：你们小时候我们是如何为你们擦屎把尿的。

当我们说话时忽然忘了主题，请给我们一点回想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再说。其实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们在旁边听我们说下去，我们就很满足了。

孝敬其实并非一定是物质和金钱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时时牵挂着我们就行了。饭后给我们老两口端杯热茶，阳光灿烂的日子陪我们出门散散步，等你们结婚生了孩子，常回家看看我们，只要这些我们就开心了。

当你们看着我们渐渐变老，直到弯腰驼背、老眼昏花的时候，请不要悲伤，这是自然规律使然。要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当初我们引导你们走上人生之路，如今请陪伴我们走完最后的路。

我和弟弟读完父母语重心长的作品忍不住流下热泪……不禁想起比尔·盖茨的箴言：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趁父亲还健在赶紧孝敬吧!否则，我们做子女的将终身后悔!

记者问汪涵：“如果有一天你没那么走红了，还会那么快乐吗？你的生活水准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层次，如果再回到10年前的水平，你能忍受吗？”

汪涵笑笑，诚恳地说：“你如果没有钱请你的女人看电影，你就带她看星星。一样的，黑黑的幕，上面有光，还不要钱。500元你打乒乓球，5000元你打保龄球，5万元你打高尔夫，都是出汗的。你赚了1000万元，你体内产生的肾上腺激素不会比赚500元产生的多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拖板车的师傅把车拼到一起，把身上的钱攥成一把，丢在板车上，觉得这些钱可以给太太买条围巾，让儿子多补课，那种笑容极其灿烂，很多时候快乐和钱没关系。如果再回到10年前，我也能够忍受，无非是一张床、三顿饭。生活品质的好不好和你的朋友有关系，只要身边不缺少讲真心话的人。你喝1982年的红酒，无非是想和那个人好好聊聊天，没有红酒你就喝点绿茶，一样可以讲真心话。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人就是主人。”

快乐来源于哪里？有人说，快乐是春天的鲜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野果、冬天的飞雪。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真诚的握手，一场倾心的交谈，都是快乐的事情。汪涵用真诚的话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快乐的源泉和意义，快乐其实很简单，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老头是我们班给他特殊的“称谓”，他也乐于接受，于是就叫开了。

我们的班主任，还有分院领导、任课老师都曾经明令禁止我们叫他“老头”，的确，他也并不是什么老头，他有着数不清的荣誉：中国林学协会副理事、江西省高等教育理事、江西省会计教育协会副会长、赣州市教育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学校的创建者，是学校的“三朝元老”。虽然他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他辞去了领导职务，依旧留在学校任教，学校现任校长和老师依然尊称他为“袁校长”。

“老头”是学生给他的戏称，他其实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袁经鸿”。他年愈七旬，耳朵自然有点不好使。时常学生在课堂上发完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静听，这时候发言的学生会大声地喊道“老头，我讲完了”，他这时候也会说“哦哦，讲完了，请坐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老头的自尊。学生也似乎达成了默契，在每次发完言之后会主动喊句“老头，我讲完了”。

老头只教了我们一年，我们都渴望他陪我们度完大学时光，他和我在之后的闲谈中道出了缘由：耳朵不好使了，怕耽误你们的学习。

老头上课的时候很严肃，但他下课的时候又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学校的任课老师都说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他曾经在学年结束时单独送了我一幅字画：勤能补拙。

虽然与他不经常见面了，但现在我时常想起他与我说过的话，偶得一幅对联，想赠予老先生：

行千里路，读四海经纶；

破万卷书，铸七旬鸿儒。

金飞飞采访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