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优秀作文实用四篇 作文【汇总20篇】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更多热门文章：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弘扬长征精神，争做爱国少年。

1934年10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创革命的新天地、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兵力损失严重。1935年1月，红军攻打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随后，继续北上，翻越六盘山，攻克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漫漫长征路上，有峡谷急流，有雪山草地，有乌江天险，有滔滔赤水，有大渡激流。红军一共爬过了18座山脉，其中 5座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300余次战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36年10月，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对革命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念，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一路上克服了重重困难。粮食吃完了，他们就挖地上的草根吃，草根吃完了，他们就拨树上的树皮充饥，树皮吃完了，他们就解下身上的皮带硬嚼着填饱肚子。子弹打完了，他们就靠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巧妙周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战友受伤了，他们团结互助，背着伤员翻雪山过草地。在最危难的时刻，红军战士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亡留给自己。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课文就记载着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课文《金色的鱼钩》中的老班长为了照顾三个病号，把鱼汤让给战友，自己却吃着战友吃剩的鱼骨头，最后因为饥饿牺牲在草地中;课文《丰碑》中的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挨冻的战友，自己却在大雪中化作一座丰碑;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打不烂，雪山草地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同学们，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树立起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胸怀建设美好新生活的坚定信念。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确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雄心壮志、建设祖国的崇高理想、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承担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责任。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承担起建设祖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你们手中实现，你们要迎接挑战，勇挑重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事业。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发扬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百折不挠，努力学习，奋发图强，要学会在失败与挫折中磨练自己坚强的意志，学习红军战士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生活中要继续发扬革命先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不挑吃穿，不乱花钱。与别人相处时要学会以礼待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先人后己，互帮互助，学习红军战士们团结一心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

当个别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留连于日本动画片、连环画，不思进取的时候;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70年前二万五千里长征吧!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一代人要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新的伟大长征。万里长征，始于足下。大家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祝愿你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人生的长征路上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这个暑假，我读了这么一本令人感动的书——《长征路上的故事》!看着那书上的字句，我不由地想起那场景：二万五千大军在泥泞的草地中行走，饿了，就挖野草充饥，渴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泪水在眼眶内打转。

这本书讲述了二万五千个红军过雪山、爬草地、渡大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不畏强暴、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生活中，我像一位“小皇帝”，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仿佛我是一块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碰了”，正因为这样我被宠坏了，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睡觉要妈妈陪。从今天起，我要学习红军们的精神，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挫折。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们互帮互助的行为所折服，如今，人与人之间竟争激烈，更需要这种“互帮互助”的红军精神，社会才能进步。

读了这本书，我受益非浅。红军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不惜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要以他为榜样，刻苦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