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优秀作文实用四篇 作文精彩20篇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无忧无虑的生活?是谁让我们拥有了温馨的家庭?那就是为了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开国将帅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刻画出红军战士在长征的路途中翻越了千年不化的冰山雪岭，征服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长征的路途中，他们穿着破旧的草鞋，吃完了带的干粮后，便拔些野菜煮了吃。仍然不能保证一日三餐。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红军在途中把干粮全吃完了，野菜也找不到了，他们饿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弼时一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身上背的牛皮带不是也可以吃吗?”说完便拿来一把小刀，将牛皮带每隔一寸割一刀，共割下了8块，在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起来，煮了一个时辰，差不多可以吃了。任弼时带头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风趣的说：“这东西很有味道。”其余的人也先后吃起，他们觉得这办法真行，于是都吃了起来，暂时解决了一段时间的粮荒。

看，红军战士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啊!竟到了如此的地步，再看看我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无忧无虑的过着幸福的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零食吃多了，不愿意多吃饭，就瞒着妈妈偷偷把剩饭倒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

记得书中还曾说到：王平带领着队伍要打败敌军，他们有着坚决的口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不一会儿，敌人发起了进攻，三连开始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一营、二营、也开起了火，激战了四个多小时，虽然有许多同志都英勇牺牲了，但红军战士们却打垮了敌人一个多旅。在王平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王平的手。他一回头，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擦过，擦破了头皮，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回头，子弹就将打中他的前额!多危险呀!差一点就和其他老将一起上路了。

红军战士就是这么的勇敢机智，为了救国救民，不管面对多少的坎坎坷坷，他们都是那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新生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会勤俭节约，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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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失陷，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中央领导权的旁落及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党和红军遭受到重大损失，红军由长征时的 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后，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厂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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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步步紧逼，瑞金城十分危险，中央红军即将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贺子珍都要随红军队伍转移，家中的父母和孩子必须托给可靠的人。

贺子珍心中焦急，想跟毛泽东商量一下，但毛泽东却已经随先头部队出发了，还捎信来嘱咐她安顿好父母和孩子后，抓紧赶来。

当时，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就住在瑞金下肖村里，贺子珍赶到那里，把父母和孩子托给妹妹照顾。正好妹妹要留下开展工作，可以照顾家人。贺子珍放了心，但看到孩子，又想到即将离别，不禁泪如雨下。

这些年，他们随着军队大江南北的跑，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小毛跟着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忙，很懂事地不吵不闹。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特别是那张小嘴巴，笑起来嘴角微微上翘，说起话来非常响亮。

这些日子在瑞金，才多了点时间陪他，但还没几天，部队又要走了，就这么离开幼小的孩子，一向坚强的贺子珍也不禁十分难过。

贺子珍和妹妹商量好了，战争太危险，不能把小毛带在身边，只能先把他寄养在他的奶妈家，以后再做打算。贺怡(yí)见姐姐难过，就赶紧劝了几句，让她快去接孩子。

贺子珍回到家，收拾好了小毛的东西，带着他送到奶妈家。

“小毛就麻烦你了，我们安顿好了再写信来。”贺子珍忍着泪意，拉着奶妈的手说。她实在舍不得孩子。

奶妈也跟着掉泪，说：“你们去吧，早点打了胜仗回来，好好陪陪孩子。”

小毛听懂了，妈妈又要走了，还要把他留在奶妈家，就哭起来。

“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不留下!”

贺子珍心如刀割，也抱着小毛哭成一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离开小毛，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难过。

她想起从小毛出生起，就没有好好享受过父爱母爱。

自己和毛泽东都很忙，小毛一见到他们就特别开心，连晚上睡觉时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怕一放开了就又见不到了。

他缠着爸爸，让爸爸教他写字时的聪慧;他站在门口送爸爸妈妈出门的懂事;他抱着自己的脖子撒娇，甜甜地叫妈妈……“小毛乖，不要哭了。等打赢了仗，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回家。”

“我不听，妈妈骗人。”小毛哭喊着。

“妈妈不骗你，你跟着奶妈在这里，要好好学习，长得高高的，等爸爸妈妈来接你时，你就是个大孩子了，比妈妈还高了，好不好?”

贺子珍耐心地哄着，珍惜着和孩子的相聚。

“好，我要学写好多的字，等爸爸回来时给他看。”小毛不哭了，还带着泪的眼睛一眨一眨，十分可爱。

“这就对了!乖小毛，跟妈妈说再见，要听奶妈的话。”

贺子珍把孩子的手交到奶妈手里，又看看了看可爱的孩子，毅然转身，走了出去。她哪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能见到孩子，战争从她的手里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当天下午，转移的红军队伍出发了，百姓都出来送红军们，拉着战士们的手热泪长流，不停地说：“这么快就要走啊?”

“一定要再回来埃”

“千万要回来呀。”

……

贺子珍在队伍中频频回头，深情地回望着这片红色的土地，然后坚定地对老乡们说：“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绝不会放弃中央苏区!”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地向小毛和父母深情告别：“爸，妈，小毛，等着我们胜利回来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长征开始后，红都瑞金落入敌人的手中，收留小毛的奶妈的家乡，也成了敌人的地盘。由于敌人憎恨红军的领导，就四处搜捕红军领导的家眷(juàn)，连与红军接触较多的人都不放过。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红军干部毛泽覃怕小毛有危险，就秘密地把他转移到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毛泽覃在战争中牺牲，小毛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贺子珍听说这个消息后失声痛哭，这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伤痛的女战士，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那时正是革命的重要时期，她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工作，但这种痛失爱子的心痛一直跟随着她，成为这位女英雄的隐痛。

贺子珍的身体里有几块炸弹的碎片，一直没有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另一份记忆。那件事让所有人都佩服这位女英雄的坚毅和忍耐力。

那是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地区，刚刚想整理队伍，停下休息。一群敌机突然从山后飞过来。

“快趴下!”有经验的女战士立刻大声喊着，与此同时，拉住身边的同志一起卧倒。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现了她们。其中一架飞机快速俯冲下来，一阵子弹迎头扫射下来，同时三枚炸弹一起投向了休息营地。

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隐蔽自己。但有些伤员伤得太重，根本动不了，只能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坡下的，但她看到伤员们还在路上躺着，就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

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炸开了。

敌机轰炸了一会儿，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尘土渐渐散开，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染得殷红，已经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赶快开始抢救。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了李芝医生救治贺子珍。

李芝先给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麻醉药，但李芝医生从没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伤员动这么大的手术。贺子珍见她犹豫，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就拉着她的手使劲儿点点头。

李芝没有办法，就让一个战士在一边做助手，给贺子珍擦汗。于是，手术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一块又一块，弹片从贺子珍的身体中取出，李芝忙得满头大汗，把取出的弹片放在一边。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línlí)，眼里噙(qín)满泪花，苍白的手紧紧握着旁边一个女战士的手，却坚持一声不吭。

她的精神和意志力让医生十分敬佩，更加投入地工作。一旁的助手紧握着她的手，不停地流眼泪。贺子珍颤抖着嘴唇，挤出一缕笑意：“傻丫头，哭什么。”说完疼得浑身发抖。

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了，但深入体内的弹片却没能取出，最终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位坚强而又坚韧的女性，在战争中，她表现出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所有人为她喝彩，她是一位真正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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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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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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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