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敬的母亲的名人故事(最新20篇)

1858年，正当达尔文写完《物种起源》时，收到了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给他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花了二十年心血进行研究、整理的进化理论大致相同。因为华莱士的论文写在先，收到信的当天，达尔文就向另外两位科学家赖尔和虎克写信，建议立即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而不要发表他的论文，表示决心让出"优先权"。

后来经赖尔和虎克再三说服，达尔文才同意将自己写的《物种起源》提要和信件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发表。华莱士知道后，不仅欣然同意赖尔和虎克的建议，而且始终把优先权让给达尔文。

他在《对于自然淘汰的贡献》一书的序言中，热情地推荐达尔文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他说："我一向都是这样感觉着，并且现在和以后也要这样想，深知达尔文着手这一工作是远在我之前的。"

这两位科学家虚心谦让的美德，是道德发展史上的佳话。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1812年，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出生在英国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个嗜酒好赌的家伙，经常把能跳会唱的查尔斯带到酒馆里表演节目，以获得几个赏钱，这让查尔斯从小就领略到了领赏时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8岁的时候，查尔斯上学了，可是才读到三年级，父亲就因为债务问题而锒铛入狱，查尔斯无奈沦为了一家鞋油作坊的学徒。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把手脚练得异常娴熟，老板就让他坐在门口表演以招揽生意，查尔斯在沮丧之余，想的最多的并不是逃回家，而是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否则自己的命运可能就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查尔斯想办法交了很多同龄朋友，并向他们讨要一些用过的旧书，有语文，有数学，也有科学，查尔斯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自学着，没有人教他生字，他就向别人请教，没人给他布置作业，他就自己给自己设置练习题、作文题……时间一天天过去，查尔斯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作文，还养成了每天写一篇小短文的习惯。

好运似乎也愿意偶尔眷顾一下肯努力的人！几年后，查尔斯的父亲出狱了，还从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继承到了一笔比较可观的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父亲似乎也愿意改过自新，把查尔斯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做了测试，发现13岁的查尔斯居然已经达到直接进威灵顿学院读书的水平了！

进入威灵顿学院后，只用了两年时间，查尔斯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威灵顿学院毕业，而这时候，他的父亲却因为投资做生意亏光了家产，才15岁的查尔斯只能外出工作，进入报馆成了一名最年幼的记者。当时的英国正值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沦为贫困者，可报社的老板却让查尔斯每天都对资本主义歌功颂德，查尔斯非常同情那些忍冻挨饿的劳动人民，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去采访和探望他们，还为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

10年后，25岁的查尔斯把这些散文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博兹札记》。同年，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用精彩的文笔对法官、律师、法庭、议会等上流阶层作了深刻而无情的嘲讽。这两本书大受欢迎，查尔斯一下子成为了让上流社会闻之色变的现实主义大作家！报社老板非常生气，告诉他说如果肯用自己的文笔多歌颂资本主义，就给他很好的薪酬，否则就解雇他，查尔斯一听这话，索性辞职过起了自由创作的生活。

此后，查尔斯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写一点舞台剧卖给剧院，大多数时候，他都把精力用在为穷苦百姓说话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并先后完成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数十部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嘲讽上流社会的同时，号召穷苦百姓奋起反抗，而且笔墨简练完美，对人生哲理和社会现象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1870年，58岁的查尔斯因为患病而在自己简陋住所里离开人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依旧握着钢笔，桌子上是他那尚未完成的讽刺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查尔斯的人生境遇是凄苦的，他的精神却是饱满和无悔的，正如他的遗世名言所说：“一片用奋斗换来的面包，比一桌别人打赏给你的酒席要好吃得多。”

没错，这是一片面包的精神，更是查尔斯这个伟大作家的脊梁。也正因此，查尔斯的作品在此后数百年里都在全球被奉为经典，他本人甚至被后人们称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就连马克思也敬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

从前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远行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的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做“每桶四美元”，而他的真名反倒没有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传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一起进晚餐。

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成了第二任董事长，这是一件谁都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只有阿基勃特一个人去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乐此不疲。嘲笑他的人中，肯定有不少人才华、能力在他之上，可是最后，只有他成了董事长。

世界激励大师约翰.库提斯刚出生时，身体严重畸形，只有一只矿泉水瓶大。医生看着他罕见的微小样子，断定他不会活过当天。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矿泉水瓶男孩"却活了下来，并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成长起来。

如今的他，不仅让当年一再为他的生命设限的医生瞠目结舌，还成功地养活了自己，在精神方面变得无比强悍。他受到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接见，并且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台演讲过。他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他喜欢驾车、钓鱼、看球赛，还做过残疾人游泳、跳水、橄榄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的教练。

因为残疾和病痛，1970年出生的约翰.库提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一群孩子用胶布封上他的嘴，把他绑起来扔进了垃圾桶，然后点上火企图把他烧死。为了活命，他在垃圾桶里拼命扭动，直到把身边的火苗扑灭、被人发现。17岁那年，由于下肢病情恶化，他不得不从腰部截肢，剩下的身高不足1米。从此，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仅有上半身的矮人。悲惨的命运总是喜欢拿他开玩笑，29岁那年，他又患上了癌症。

为了自强自立，更为了用他的拼搏精神和不甘向命运低头的意志去激励别人，约翰.库提斯在向命运和自身残疾挑战的同时，喜欢上了演讲事业。在8年多的激情演讲中，他"走"过19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闻名各国的传奇人物，并被誉为世界激励大师。在"走"向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演讲征程中，他经常会用一只胳膊支撑着身体，腾出另一只手推动滑轮，驱动不到1米高的躯体在地面上快速前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他的头始终高昂着，神情中甚至有几分骄傲。当有人对他如此"卖力"和不珍惜自已的身体有些不解时，他总是充满自信地说："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激励别人，证明自己没有什么不可能！"

约翰.库提斯在演讲中曾不止一次地讲述过他早年申请驾照时的一段趣闻。当时他坐在椅子上，接待他的人坐在柜台里，只能看见他的上半身，便问他有没有残疾。"怎么跟你形容呢？"约翰.库提斯煞有介事地说。然后，他双手撑住柜台猛地跳了起来："这算不算残疾？"吓得那名接待员几乎晕了过去。在对人介绍自己时，他说："你们看到的我没有双腿，但我却能做很多的事情；而有的人四肢健全却什么也做不成，整天抱怨：为什么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在一些地方演讲时，他不止一次地对听众说："现在我来到这里，就是想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来激励别人--无论你现在的状况有多差，要永远相信明天可以更美好。我现在每天都很忙，在世界各国演讲。我是在激励别人，也是在激励自己。别对自己说“不可能”，这是我这样一个高度残疾人永恒的信念。但愿我的演讲激励会成为许多身体健全者的信念。"

"他好像拥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众多听过他演讲的人常常会这样评价他。近年来，因为演讲，约翰.库提斯到过中国若干座城市，让很多中国人见证了他的励志传奇。7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中国助理成为他的第一位汉语老师。经过不停的学习，现在，约翰.库提斯能够准确地说一些汉语了。

2012年6月，约翰.库提斯再一次来到中国。在山东济南进行演讲时，他对记者说："在中国，我经常听见朋友们说“我今天过得很不开心”。但什么是不好的一天呢？对我而言，很少。就像自己的命运，不管你觉得多么不幸，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比你更加不幸。我当然也会有伤心和沮丧的时候，因为我是正常的人。但这只是人生的起起伏伏。有起伏、有高低，人生才会继续下去。"

是啊，无论坎坷，还是平坦，只要能像约翰.库提斯那样高昂着头坚持走下去，就会摘取成功的果实，品尝美好生活的滋味。像约翰.库提斯这样高度残疾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挑战命运中取得成功，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对自己说不可能的强者，而且，他的心灵像花朵一样温柔、像火一样热烈，又像水一样博大。唯有拥有这些，你才能成为人生竞技场上的胜利者。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在英国洗一次车多少钱？Google会告诉你，均价5英镑左右。不过，如果你拥有的恰好是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之类的顶级各车，或你惯于粪土金钱凡事都追求最奢华的享受，那么GurchamSahota提供的洗车服务绝对值得一试。

30岁的Gurcham Sahota看上去和英国其他洗车工人没什么不同，穿着一样的制服，摆弄着瓶瓶罐罐。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但Gurcham提供的全套洗车打蜡服务价格却是其他同行的上千倍——每次7200英镑！究其原因，绝非Gurcham天赋异禀，而是他提供的服务确实非同一般。洗车这种技术活儿到了Gurcham手里，愣是变成了一门艺术。

在从事洗车这一行之前，Gurcham是伯明翰大学的普通大学生，专业是和洗车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计。但他从小就酷爱洗车，不仅清洗自家的车，还免费帮邻居清洗。在他看来，洗车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大学毕业后，Gurcham放弃了别人眼中稳定而体面的会计工作，决心在洗车这一行干出点名堂来。而父母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同意把家里的车库免费借给他，供他改装成先进的高科技洗车房。这间洗车房不但配有清洗车底的专业修车坑道，地板和墙壁也使用了增加反光度的进口意大利材料——为了达到完美的洗车效果，Gurcham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年前，Gurcham聪明地以免费推广的形式迎来了第一笔洗车生意。他央求家乡的阿斯顿马丁汽车经销商准许他试洗一辆DB9。效果好得惊人。经销商遂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客户，自此，Gur—cham声名鹊起。富人们驱车数百公里，只为一享他的洗车服务。

“这些人来找我，就是为了享受最好的服务。如果你拥有一辆价值50万英镑的名车，你也会愿意付出高价钱来保养。”Gurchram所谓的最好的服务包括一整套繁琐的流程。首先，他用专业去污剂擦掉车体上的所有顽固污渍，然后把高级羊毛布浸泡在中性洗涤剂中，反复轻轻擦拭车身。清洗车身的水温必须保证在摄氏40°～140°之间，具体温度由车身不同部位的要求而定。清洗车轮的蒸汽温度则恒定在摄氏150°。使用特制的吹风机烘干车身后，再进行打蜡，打磨两次，抛光三次，以确保车蜡厚度绝对均匀，最后将一种特制的黏土附着在车蜡上，使得整辆车的表面绝对光洁。上述程序会一连重复5遍。

执行这套繁琐的流程时。Gurcham借助许多工具。除了100多种清洗剂，他甚至配备了一台通常只有法医才会使用的高倍显微镜和巴西进口的顶级抛光蜡——高倍显微镜价值5000英镑，使用时需要连接电脑，用来找到肉眼看不见的污渍与刮痕，因为“一辆名车需要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巴西抛光蜡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桶8000英镑，只为追求上蜡效果绝对“闪亮动人”。Gureharn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名车的主人找他保养车辆，并非为了驾驶。而是为了展示与炫耀。

Gurcham的经历无疑印证了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事实上。只要肯用心。勇于追求完美，即便是洗车工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虽然完全改变了世界历史，却不认为自己已完成大事业。

50年前，在俄亥俄州的某乡村发生一件小事，至少在当时看来是个小事件，但就现今而言，这件事完全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也可能永远对未来的人类产生大影响。

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欧威尔·莱特走进俄亥俄州达顿图书馆，在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内容是描写德国人利连达尔以滑翔机飞行的事，这架滑翔机虽然没有引擎，但的确飞了起来。欧威尔·莱特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时，仍念念不忘这个故事，人能够在天空飞行，这真是太美妙了!于是第二天便将这个故事告诉哥哥欧巴，欧巴也深深地被这个故事迷住，两兄弟从此便潜心研究，终于发明了莱特式飞机，莱特兄弟的名字因而永留于后世。

他们都未受过高深的教育，高中没念完就告辍学，但他们都拥有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丰富的构想及大志向。例如，他们曾到郊外收集牛、马的骨头，卖给肥料公司;也曾到处搜集废铁，卖给废铁店;后来又开设印刷所，想发行日刊新闻，结果惨遭失败;这次他们又开了一家脚踏车店，修理兼出售脚踏车。

不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心中始终无法忘怀在空中飞翔的梦想，每到礼拜天下午，他们就在山坡躺上好几小时，看着白头翁在头上绕着圈子飞翔，或老鹰随着上升气流攀飞到高空的情景。

后来他们就在脚踏车店设置一个风洞，实验翼受到风力时的情形，也放风筝作研究，最后终于制造出一个大型风筝似的东西，即是所谓的滑翔机。

他们将这架滑翔机运到北卡罗莱纳州吉迪。霍克斯的宰魔丘，因为这里不断吹袭着海风，且地面是高低起伏的柔软砂地。他们持续好几年滑翔机实验之后，便将手制引擎装进滑翔机，形成今日飞机的雏形。1903年12月17日是个人类历史上永志难忘的日子，兄弟俩以5角硬币决定由谁做第一次的飞行，结果欧威尔赢了!那是个极为寒冷的阴天，冷风夹带着流水不断地袭击吉迪。霍克斯海岸一带，半哩远的海滩传来阵阵巨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准备作飞行实验的5个人，为抵御严寒，只好不断地跳跃，并拍打着双手。天气纵然冷得令人难以消受，欧威尔·莱特却无法穿着大衣，因为穿上大衣势将增加飞机的负荷。

上午10时35分，欧威尔坐上已产生隆隆爆音的飞机，他伸直双腿，以俯卧的姿势拉动操纵杆，这架莱特式飞机开始发出啪卟啪卟的声音，开放式的排气管也喷出了火焰，然后就浮起于空中，它忽上忽下地摇晃着飞行了20秒，最后降落在100尺之远的砂地上，这就是人类最初的飞行。

这的确是一个大事件，它使人类的文明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里程!人类自远古以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了!这也是人类初次双脚离开大地，朝向星空飞将起来。

但欧威尔·莱特却说，他对这次成功的飞行并不特别感动或兴奋，因为这本来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事实上他并不太喜欢飞行。据说唯一令他感到兴奋的时刻，只是小时候从床上醒来，心中认为人类有朝一日，一定能在空中飞翔的那一刻而已。

莱特兄弟的个性相当敦厚谦虚，有一天，哥哥欧巴从口袋掏出手帕时，一条红色缎带从口袋中掉下来，他妹妹便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以淡然的口气回答道：“这个东西啊?我忘了告诉你，这是今天法国政府颁赠的荣誉国民勋章的缎带。”

莱特兄弟自幼就被教导须严格遵守基督教教示，因此他们绝对不在安息日，也就是礼拜天飞行。有一次，西班牙国王要求，让他搭乘他们的飞机，那天刚好是礼拜天，所以他们拒绝他的要求，即使对方是国王，他们也绝对不作违背良心的事。

他们兄弟一生未婚，根据他们父亲的说法，不论是兄或弟，都无法同时负担太太及飞机的费用。结果，都放弃太太而选择了飞机。

〔补注——1909年，莱特兄弟根据与美国政府订立的契约，制造第一架军用机，并设立美国莱特公司。首次飞行成功的实验机，目前保存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国立博物馆。哥哥死于1912年，弟弟则于1948年逝世。OrvilleWright(1871—1948)〕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爱因斯坦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一、商鞅立木取信

商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有能把此木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搬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搬者给予五十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扛走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诚信不欺。这一立木取信的做法，终于使老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从而使新法顺利地推行实施。

解析：“人无信不立。”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言而无信则自取灭亡。

话题：“人无信不立”“诚信”“证明”

二、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季布，汉朝人，他以真诚守信着称于世。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季布的一句话，比金子还要贵重。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为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解析：只有诚信待人者，才能被他人诚信相待。

话题：“诚信与人生”“互助”“诚信的价值”

三、李苦禅烧画

李苦禅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他为人爽直，凡答应给人作画，从不食言。有一次，有位老朋友请他作一幅画，李苦禅因有事在身，未能及时完成。不久，当他接到老友病故的讣告后，面有愧色，即趋作画，画了幅“百莲图”，并郑重其事题上老友的名字，盖上印章，随即携至后院，将画烧毁。事后，对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解析：真正的画家、艺术家都是些感情真挚而丰富的人。他的不虚伪造作，讲诚信，从不食言，真可谓画品如人品。

话题：“诚信人生”“重诺”

四、经营人心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最初，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其赚钱后便搀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但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感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解析：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于企业、商家而言，经营人心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此事亦可看出郑板桥的智慧与幽默。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十分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务必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但就是，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十分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１匡衡听后十分气愤，但就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我所掌握的知识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此刻大户人家门前。他

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就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能够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他从小就有个理想，就是做玉雕师傅，把那些最不起眼的石头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

1958年，他有幸进到玉雕厂。

第一天上班，他看到师傅们正打着赤膊站在一块大石头前汗流浃背地打磨，他于是明白，做玉雕不单单是专注地雕刻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体力与脑力的结合。他心里暗暗发誓，要做就做到最好，终有一天，要雕出众人瞩目的作品。

3年后，他出师了，考级作品，他用尽了全身的心力，雕出了一件精美绝伦的无可挑剔的作品。好些高级工艺师围着他的作品微微笑着，看得出来非常满意。他很自信地期待着评委们打出全场的最高分——满分，可是分数打出来，却只有99分。他很气愤地质问评委：明明可以打100分，为什么要扣掉我1分?

面对他的质疑，评委们却心平气和地微笑着。

最后一个高级工艺师，终于忍不住对他说：扣掉你1分，是为了你好!为我好?他很不解，继续追问。人家告诉他，只有99分，你还有前进的余地，要是给你100分的满分，你就走到尽头了，明天也就根本没有希望了。

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人只有不满足现状才能不断地进步。

从此，他不再沾沾自喜，也不再自以为是，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工作。

虽然前辈们的优秀作品早已经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但他并不局限于那些已经定好的条条框框，而是推陈出新，勇于开拓和创造，执著地走更加艰辛的探索与创作之路。

他永远记得那位工艺师说过的话：给自己99分，才有进步和希望。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30岁那年，他终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干，进入国家顶级玉雕大师的行列。

他就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他的许多作品，都被作为国宝级礼品送给尊贵的外宾。他的玛瑙作品《无量寿佛》获得过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

李博生说，人要活得有激情，有动力，就要为自己找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伽利略就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列宁让路

有一次，列宁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给列宁让路，准备自己退回去。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着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礼，这更显出了他伟大的品质。

“忍气吞声”的林肯

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和儿子罗伯特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在街上通过。林肯随口问一位路人：“这是什么?”林肯原想问是哪个州的兵团，但没有说清楚。那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地回答：“这是联邦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林肯面对着一个普通路人对自己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怒容。

总理道歉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教授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范仲淹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