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名人故事20篇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没有戴此奖章，作为炫耀自我的凭证，而就是拿到鼓楼大街把它卖了，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里“唏唏”，顿时，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就是又捧起书攻读车胤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就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就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就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此时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五岁时，父亲拿一只小罗盘给他玩，爱因斯坦捧着罗盘，见里面的指针转来转去，最后始终指向北方，他奇怪了，他把罗盘捧在胸前，把指针转一圈，又转一圈，不管怎么转，那根针总是指着北方。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罗盘，默默地想：针四周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把针吸住了呢？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直到母亲喊他吃饭，他还站在那里思索。

秋天，爱因斯坦一家去郊游，当走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他却不见了，母亲到处找他，焦急地喊他，他却一个人在林间轻轻地穿行，一会儿摘下一片树叶，细心观察树叶的脉纹，一会儿观看阳光从树叶间透出的光斑，到了湖边，他就蹲下身来，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湖面上起伏的微波。当母亲好不容易找到他时，他正坐在地上，凝望着一队队忙忙碌碌来回穿梭的蚂蚁。“阿尔伯特”妈妈一把拉起小爱因斯坦的手，发现他呆的地方离她叫喊的地方很近，“你干吗不答应妈妈，让妈妈来回的跑。”“没有，妈妈我没听见。”小爱因斯坦说，妈妈只好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确实惜时如命，他把别人喝咖啡、谈空天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鲁迅还以各种形式来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与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集录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上联是"望崦嵫而勿迫"（看见太阳落山了还不心里焦急），下联为"恐鹈鹕之先鸣"(怕的是一年又去，报春的杜鹃又早早啼叫)。书房墙上还挂着一张鲁迅最崇敬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用这朝夕相处的对联与照片督促自己抓紧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惜时如命的精神，鲁迅在他56岁的生命旅途中，广泛涉及到自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生著译一千多万字，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名人故事

玫瑰花信誓1797年3月，法兰西总统拿破仑在卢森堡第一国立小学演讲时，潇洒地把一束价值3路易的玫瑰花送给该校的校长，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答谢贵校对我、尤其是对我夫人约瑟芬的盛情款待，我不仅今天呈献上一束玫瑰花，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法兰西存在一天，每年的今天我都将派人送给贵校一束价值相等的玫瑰花，作为法兰西与卢森堡友谊的象征。从此卢森堡这个小国即对这欧洲巨人与卢森堡孩子亲切、和谐相处的一刻念念不忘，并载之入史册。

后来，拿破仑穷于应付连绵的战争和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并最终因失败而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自然也把对卢森堡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谁都不曾料到，1984年底，卢森堡人竟旧事重提，向法国政府提出这赠送玫瑰花的诺言，并且要求索赔。他们要求法国政府：一、要么从1798年起，用3个路易作为一束玫瑰花的本金，以5厘复利计息全部清偿；二、要么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公开承认拿破仑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法国政府当然不想有损拿破仑的声誉，但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让他们惊呆了：原本3路易的许诺，至今本息已高达1375596法郎。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冥思苦想，才找到一个使卢森堡比较满意的答复，即：以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法国将始终不渝地对卢森堡大公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与赞助，来兑现我们的拿破仑将军那一诺千金的玫瑰花信誓。

也许拿破仑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即兴言辞会给法兰西带来这样的尴尬。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周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1999年8月海淀区政府一纸公告启动了一场浩大的拆迁改造工程。中关村沿街低矮而简陋的小门面房在机器的轰鸣中消失，自此这里便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圣地，百度(微博)、新浪等影响一代中国人的互联网公司平地而起，无数IT青年涌入北京追寻属于他们的未来。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再次给了那些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以新的机会;而无论是把光鲜的履历暂停在某一家知名公司，还是甫出校门聚齐三五同道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创业梦想，大部分人事业未成之前先已把自己写上了北漂的名单，随之而来的诸多艰辛只为了不要错过一个时代。

“所谓北漂，就是在为理想预付费。”走进毕业第三年、创业第二个年头的牟联平站在北京东北旺中路的一座小写字楼前，斜过头回去看了看二楼西侧的窗户。2011年他拿着原本打算攒来付首付的20万，从山西来到这里租了不到70平米的办公地点，和另外三个同样是北漂的程序员，从承接6000元的开发外包项目做起。“谁也没法说得准这样付出就一定成功，但是如果没有理想，就肯定坚持不下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先坚持下来，就像我那个有名的老乡。”

牟联平所说的老乡，是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严格来说，那时的李彦宏不仅仅是个北漂，甚至还是个黑户。

时光倒回1991年的秋天，23岁的李彦宏每天奔走于海淀的住宅小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请市民填写问卷。他的背包里，除了大叠问卷和用作赠品的圆珠笔之外，还装着自己的户口。当年7月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正徘徊在人生的最低谷：学校里的留京名额没有考虑他;没有一家公司正式接收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几乎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李彦宏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出国留学的。但讽刺的是，这一年春天，他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后，满怀希望地去签证，却意外地被拒签了。

在同学们各奔东西之际，李彦宏被要求把户口迁出北京大学。没有留京名额，没有北京单位接收，他的户口只能被打回原籍。而李彦宏因为出国的需要，已经办理了护照，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把户口迁回老家——山西阳泉，他的护照也会失效，想再重新办理，一切手续就要重来一次，而且李彦宏还必须能证明自己是直系侨属——这几乎意味着他出国的梦想将永远沉默在命运的汪洋之中。

如果就此屈服，数十年后的中国互联网也许就少了百度这张名片。李彦宏竭力抗拒命运之手的摆布：他从学校注销了户口之后，就把户籍手续装在口袋里，留在北京继续申请签证。在当时，如果没有北京户口，连在饭店里扫地跑堂都没人要。这座李彦宏学习、生活了4年的城市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为了谋生，李彦宏做起了为企业追踪广告效果的问卷调查员，在寒冷的大街上挨家挨户分发问卷，并进一步帮助企业分析广告效果。

半年之后，李彦宏的坚持终于迎来回报。美国大使馆没有重复他们“错误”，获得大学奖学金和留学签证的李彦宏飞往美国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并在硅谷成长为全球知名的搜索引擎技术专家。

但户口问题却一直伴随着他——1995年李彦宏以第一优先级获得绿卡，而这种第一优先级此前通常只向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奥运冠军开放;而2000年，他又因回国创办百度而放弃绿卡。此时他曾一直带在身边的户籍文件，却在岁月的流徙中不知所踪。那段时间，李彦宏既没有美国身份，也没有中国户口，“黑户”的身份越发成色十足，这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经过了长达几年的各种手续申请办理，李彦宏才终于把户口落回北京市海淀区，结束了十余年的“黑户”生涯。期间李彦宏的事业却未曾停止，百度也渐渐广为国人所知晓，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经历，李彦宏却只是笑谈当年做问卷调查这个“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工作”，启发了他对企业营销效果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对后来创立百度，创立搜索引擎营销模式起到了很大帮助。

“那个时候，北漂、哪怕黑户的辛苦，就都是浮云了。”牟联平这句话，不知是在感叹李彦宏，还是在为自己打气。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写道：“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李彦宏所说“人生当中有不同阶段，很多时候你身在其中时可能觉得饱受挫折，而当回头望望自己走过的路，就会发觉，这个世界的广阔是自己很难想象的。”这里当然不是贸然鼓励以漂为荣，但如果明确了心中的方向，或许就应坚信当下如北漂般的种种困难，与其说是拦路之虎，不如说是对理想的试炼。

梁冬：31岁，经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现职：百度公司副；追求：要自己想要的状态

百度副梁冬有两次哭得很伤心。

第一次哭得有些尴尬。毕业的分别，们抱头痛哭，挥泪校园，在倒车镜里梁冬还看到自己的泪光，但忽然想起毕业证还放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第二次却哭得痛快淋漓，那是在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梁冬泪流满面，他说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隅居”在百度10平方的办公室，显然比不了凤凰卫视几百平方米的演播厅，这里没有绚烂华丽的灯光，没有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没有响当当的名望，但梁冬把他的办公室叫做自己的“阁楼”。

虽然梁冬对于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依然令人觉得担心。哪个工作一年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周游世界，而且还能轻松地获得凤凰卫视百万年薪？恐怕这是很多上班一族到死也难以实现的追求，而梁冬却把它们统统丢弃了，这不免令人想到钱钟书笔下《围城》的味道。

梁冬有他自己的理由：“任何事情都有轮回，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所以人总要走到冬天，因此，你会更加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收场是必须的过程。”

梁冬的悲观让人透不过气来，可他却说，“正因为你懂得了终极的悲观，才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尽情的生长、体会、享受。”他不愿意见到被迫的收场，不愿意见到冬天的到来。

一夜成名

梁冬祖籍广东，因是军人，小时候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梁冬说他呆在爷爷身边，只是在思念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学生通讯社风起云涌，梁冬被好友董家耀拉着加入了广州学生社（广州当地的一家学生通讯社），后来又和董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而正是当初学生记者的那个机缘了梁冬的。

毕业后，梁冬很幸运地进入了凤凰卫视，更在1998年来到了香港凤凰总部，至此开始了他的凤凰之旅。

海伦凯勒能够不因缺废而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努力上进，所以最后才有卓绝的成就。我们平常人既聪明又健康，假如还不知道努力用功的话，真是很对不起自己啊！

你相信奇迹吗? 你相信既盲又聋又哑的人也能成为作家吗? 有的，这个人便是伟大的海伦凯勒女士。她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从此眼睛看不见，并且又聋又哑了。由于这个原因，海伦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她家里人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替她请来一位很有耐心的家庭教师苏丽文小姐。海伦在她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渐改变了。她了解每个人都很爱她，所以她不能辜负他们对她的期望。她利用仅有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认识四周的环境，努力充实自己，后来更进一步学习写作。

几年以来，当她的第一本著作“我的一生”出版时，立即轰动了全美国。海伦凯勒虽然五官残缺，但是她能克服不幸，完成大学教育。以后更致力于教育残缺儿童的社会工作，这种努力上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海伦凯勒真可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

黄晓明是一个谜。2001年凭借《大汉天子》，开始为人所知，2005年前后，他开始跻身一线。而去年和今年，他主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有《匹夫》、《血滴子》和《大上海》，即将上映的有《中国合伙人》和《无问西东》，这些角色，或深情、或阴鸷、或刚猛、或霸气，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与多面。以《血滴子》中造型制作的蜡像，进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内地男星中，这是首位。而仅仅在电影中扮演大亨还不够，现实中，他涉足红酒、高尔夫球场等若干领域，获益颇丰。

起初，他并不被众人看好，他的相貌曾被视为他演艺生涯的缺憾，过于帅气的面容似乎成了一种原罪，人们谈论他时，很愿意忽略他的演技和努力。和相貌原罪配套的，还有他的性格问题，他永远面带笑容，永远善良温厚——我曾在一个颁奖现场见到他，和那些走下舞台就收敛笑容的明星不一样的是，即便在休息室，在无人注意的时刻，他依然面带微笑长达半个小时，笑容像是长在他脸上，是他皮肤的一部分。

这种性格，被视为他纵横娱乐圈的最大障碍，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领地，更因为，银幕需要的是一种非常的性格，影评人谈论他时，总觉得他“不够”，他欠缺伟大演员的戾气、深邃、疯魔劲。

自然要去寻找所谓端倪，所谓印迹。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相貌、运气之外的东西。赵薇宣传新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晓明拄着双拐出现，他和她的友谊，被人们概括为“有一种友情，叫赵薇黄晓明”；接受柏邦妮采访，他给她的印象是，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盯着对方，谈话中间，非常注意对方的情绪和细节——例如电话的响动，告别之后，他一直目送对方走到很远。在谈话中，他谈到自己更愿意看见别人的长处与优点，因为“见好”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能见好的人，是感性的人，是艺术家。能见坏的人，是理智的人，是企业家。既能见好，又能见坏的人，兼具感性和理性，是领袖，是政治家”。

好得不寻常，温和得有点妖异，而保持这种“好”的场所，是一个诡异迷离的名利圈。这是他伫立在我们视野里的原因还是答案？我们无从辨别。但显然，在重重的因果迷雾中，在荒莽人世间，他在无数选择中，选择了“见好”，而这个世界也以“见好”予以回报。

《周总理的幽默》

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只是在不好同的地方。就算是周总理，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记者问总理：“中国有没有妓  女？”不少人纳闷：怎们问这种问题？大家关注着周总理，周总理肯定的说：“有！”之后“中国的妓  女在台湾！”这一答，记者哑口无言。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只要总理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之后说“台湾有妓  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中国人很喜爱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个性。正因我们中国人喜爱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爱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哲理：有时候的幽默，能够用来玩，也能够用来维护尊严。

我身边的诚信故事很多，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我身上和我们班的两个诚信故事。

有一次，我想拿一元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但妈妈不想让我吃零食，突然我的心里蹦出一个念头：我拿一元钱妈妈又不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没有经妈妈的同意拿走了一元钱。上学的路上我的心就像一直欢蹦乱跳的小兔子，扑通扑通的。上课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惦记着这一元钱，手不时的伸进兜里看看那一元钱丢了没有，又唯恐别人发现了我的行为告诉老师，所以弄得我几节课都没有上好。放学的路上我买了两包方便面和同学平分着吃。到了家里我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上，关注着老妈的第一句话。谁知道妈妈说的却是其他的事情，我的心才缓缓落下。那一天我的内心一直在谴责我……。那一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第二天一早我再也忍不住了，立即就向妈妈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却不再干这种事了，我的心突然轻松了许多。这就是诚信。

还有一次，我们班的胡林和周文翔在教室门口捡到了25元钱，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失主，于是直接把钱交给了封老师。经多次转折后终于到失主，原来是我们班赵晨浩交杂志的钱。这也是诚信。

讲完这些诚信故事我不禁想到了一句名言：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必有一个问心无愧的的归宿！

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今年寒假里，我阅读到了一本好书——《居里夫人》，使人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奋斗，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

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她曾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得到很多国家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章。她刻苦钻研，永不满足，经过无数次试验，发现了放射元素镭。镭，是她一生中轰动世界的发现。

虽然我不懂元素是什么，什么叫放射性，但通过阅读这本书，却使我感到了它的份量。为了从9000千克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镭，居里夫人要将矿渣一锅一锅地煮沸、一刻不停地搅拌;一瓶瓶地倒进倒出、一丁点一丁点地结晶。她每天穿着沾满灰尘和酸液染渍的工作服，站在大锅旁，烟熏火燎，眼睛流泪，喉咙刺痒……就这样，她整整奋斗了45个月，1300多天，这是多么繁重的劳动，需要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她既是世界闻名的学者，又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还是家庭主妇、孩子的母亲！

居里夫人辛勤地开垦了一片未曾开发的园地，最后终于取得了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成就之一——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是多么渴望像居城夫人那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到科学的世界里去探索，去揭开自然界中一个又一个秘密。而今，同居里夫人对照，我真感到惭愧，平时我做事没有恒心，每当做数学题时，一旦碰到难一些的题目，就不愿多动脑筋，一次做不出来，就渴望家长帮助，希望他们能帮我完成……

读了《居里夫人》这本书，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古语说的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因此，从平时开始，就要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独立思考，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居里夫人的顽强进取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希望自己长大了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院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张衡很小的时候，小张衡就是奶奶的小尾巴，不管奶奶走到哪里，后面总会有小张衡的影子。他总是缠着奶奶给他讲故事。老人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又加上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的孙子，所以只要小张衡提出要听故事，奶奶就给他讲。在这些故事中，小张衡最喜欢的是北斗七星和月亮的传说了，他总是一边抬着头望着天空里眨眼的星星，一边听奶奶讲，还不时地问奶奶：星星怎么不会像苹果一样掉下来呢?星星害怕下雨吗?

对于聪明孙子的问题，奶奶当然也回答不上来，这让他越发觉得浩渺的夜空里会有无数的宝藏，同时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无数的好奇的问号。从奶奶那里得不到答案，小张衡就急切地读书，他希望能从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他十岁那年，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了。舅舅送张衡到书馆里去读书。他深知读书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非常刻苦。不久，小张衡开始作诗了。他作的诗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呢。为增长知识，小张衡博览群书。一天，他看到一本叫《鹗冠子》的书，被书中按北斗星定季节的四句话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他常常仰望着星空，观察北斗星的变化，日积月累，发现北斗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一年转一圈。他自言自语地说：“啊，我终于明白北斗星移，是怎么一回事啦!”由于勤学好问，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张衡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终于成为了科学家。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他处事公正严明，对人宽大仁厚，而且生性幽默，非常懂得运用自嘲来鼓舞别人。

二次大战期间，他到前线视察，并对官兵们演说，以鼓舞士气。不巧下雨路滑，讲完话要离去时摔了一跤，引得官兵哄堂大笑。

身旁的部队指挥官赶紧扶起他，并对官兵无礼的哄笑，郑重地向他致歉。艾森豪威尔对指挥官悄声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一跤比刚刚所讲的话更能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脾气暴烈，人人皆知。大战后期，美军因伤亡惨重，鼓励大家献血。艾森豪威尔以身作则，立刻以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当他献完血要离开时，被一名士兵发现了，士兵立刻大声说：“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

艾森豪威尔在军队任职时，就有“通情达理的上司”和“平民司令”的美称。他当上总统后温和的作风依然不改。

有一次，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走进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说：“亲爱的乔治，我注意到你的梳头方式和我一样。”汉弗抬头一看，原来艾森豪威尔和他一样，都是光头。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参加某聚会，会中有6位贵宾受邀演说，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已近午夜，全场听众在前5人的疲劳轰炸之下，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艾森豪威尔知趣地说：“演说中总有句号，就让我当那个句号吧!”他最短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彩。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15年前，他与朋友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这便是“新浪网”的雏形。13年后，这位“新浪网”三号人物急流勇退，专心拍摄纪录片。他认为，“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是社会善举”。他的目标是10年拍摄100部纪录片，“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它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

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作些投资。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盈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得奖、上院线，这样一步一步是没错的。”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