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合集19篇)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一个青年背着个大包裹千里迢迢跑来见无际大师，他说：“大师，我是那样的孤独、痛苦与寂寞，长期的跋涉使我疲倦到极点;我的鞋子破了，荆棘割破双脚;手也受伤了，流血不止;嗓子因为大声呼喊而喑哑……为什么我还不能找到心中的阳光?”

大师问：“你的大包裹里装的是什么?”青年说：“它对我可重要了。里面装的是我每一次跌倒时的痛苦，每一次受伤后的哭泣，每一次孤寂时的烦恼……靠了它，我才走到了你这儿来。”

于是无际大师带青年来到河边，他们坐船过了河。上岸后，大师说：“你扛着船赶路吧!”“什么，扛着船赶路?”青年很惊讶，“它那么沉，我扛得动吗?”“是的，你扛不动它。”大师微微一笑，说：“过河时，船是有用的。但过河后，我们就要放下船赶路，否则它会变成我们的包袱。痛苦、孤独、寂寞、灾难、眼泪，这些对人生都是有用的。它能使生命得到升华，但须臾不忘，就成了人生的包袱。放下它吧!孩子，生命不能太负重。”

青年放下包袱，继续赶路，他发觉自己的步子轻松而愉悦，比以前快得多。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1、会飞的鸭子

有两只相貌丑陋的小鸭子在芦苇塘边，其中一只黑鸭子不停地振翅欲飞。它飞起来又跌下来，摔得遍体鳞伤。白鸭子说：“别飞了，我们是鸭子。”

有一天，黑鸭子终于翱翔于天空，而白鸭子的翅膀则早已萎缩了。白鸭子对同类说：“你们看，那只能飞的鸭子是我的伙伴。”

同类们大笑：“你疯了，那是只黑天鹅。”

哲理小故事：圣经中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竭尽全力。”百折不挠，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事，你会收获成功的果实。人类的幸福在于沿着自己道路不断进取，竭尽全力地达到最终的目标。生活总是给执着的人提供努力的空间。坚持不懈，永不停息的人往往是最后的成功者。

2、退却与进攻

一只狼在路上遇见一只羊。狼说：“我要吃了你。”

“狼先生，你要吃了我，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提醒你注意的是，我可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软弱无力的羊。我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战胜一头公牛。不信，你可以让我试试。”

狼哪里肯相信，于是，它找来一头力大无比的公牛，让它与羊搏斗。为了防止羊临阵脱逃，狼把羊和牛关在一间屋子里，自己在门外等着。

开始，狼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咚咚的声响，后来，声音渐弱，最后，完全没有了声响。

“哈哈，说大话的羊一定被牛顶死了，该我去品尝美味了，”狼说着，打开了房门，要看看羊成什么样了，然而，从门内昂首阔步走出的，不是那头高大健壮的牛，而是矮小瘦弱的羊！

而那头牛呢？正躺在屋中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它头上的犄角已经折断，鲜血满头都是。

狼很吃惊：“天哪，那只古怪的羊怎么把你打得如此惨呀！”。

“唉，其实，我是被我自己的蛮力打败的。我每次鼓足力气向羊冲去时，它都灵巧地一闪，而我就越容易撞到自己。而它呢，则越躲越灵巧，越闪退越得意。

我就在它的得意和我的暴怒中受了重伤。”牛老老实实地向狼交了底。

“喔，狡猾的羊！原来它是以退避为进击呢，我得赶快抓住它！”

狼出门找羊，然而哪里还找得到呢？

哲理小故事：退避的羊，成了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在行动中，有时候，暂时退却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也是一种最有效的进攻。

3、豪猪距离

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他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

可是寒冷又把它们驱在一起，于是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最后，经过几番的聚散，他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哲理小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跟一群刺猬一样，需要保持一种相安无事的距离。人的本性中也带着刺，在相互交往中，也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刺人，又不受人刺。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既不能太亲密，又不能太疏远；既要相互依赖，又要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既要会合作，又要会相互分工。

4、五枚金币

有个叫阿巴格的人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次，年少的阿巴格和他爸爸在草原上迷了路，阿巴格又累又怕，到最后快走不动了。爸爸就从兜里掏出5枚硬币，把一枚硬币埋在草地里，把其余4枚放在阿巴格的手上，说：“人生有5枚金币，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有一枚，你现在才用了一枚，就是埋在草地里的那一枚，你不能把5枚都扔在草原里，你要一点点地用，每一次都用出不同来，这样才不枉人生一世。

今天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原，你将来也一定要走出草原。世界很大，人活着，就要多走些地方，多看看，不要让你的金币没有用就扔掉。”在父亲的鼓励下，那天阿巴格走出了草原。长大后，阿巴格离开了家乡，成了一名优秀的船长。

哲理小故事：珍惜生命，就能走出挫折的沼泽地。

5、扫阳光

有兄弟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是密闭着，他们认为屋内太阴暗，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扫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两人拿着扫帚和畚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

晨会激励哲理小故事

等到他们把畚箕搬到房间里的时候，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次，屋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笑道：“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呢？”

哲理小故事：把封闭的心门敞开，成功的阳光就能驱散失败的阴暗。

6、一只蜘蛛和三个人

雨后，一只蜘蛛艰难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网爬去，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掉下来，它一次次地向上爬，一次次地又掉下来……第一个人看到了，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我的一生不正如这只蜘蛛吗？忙忙碌碌而无所得。”于是，他日渐消沉。

第二个人看到了，他说：这只蜘蛛真愚蠢，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一下爬上去？我以后可不能像它那样愚蠢。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第三个人看到了，他立刻被蜘蛛屡败屡战的精神感动了。于是，他变得坚强起来。

哲理小故事：有成功心态者处处都能发觉成功的力量。

7、自己救自己

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人说：“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观音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度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度我。

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说完便走了，第二天，这人遇到了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人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哲理小故事：成功者自救。

8、袋鼠与笼子

一天动物园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结果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所以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30米。

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跑到外面，于是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一天长颈鹿和几只袋鼠们在闲聊，“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长颈鹿问。“很难说。袋鼠说∶“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哲理小故事：事有“本末、“轻重、“缓急，关门是本，加高笼子是末，舍本而逐末，当然就不得要领了。

9、扁鹊的医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哲理小故事：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10、曲突徒薪

有位客人到某人家里做客，看见主人家的灶上烟囱是直的，旁边又有很多木材。客人告诉主人说，烟囱要改曲，木材须移去，否则将来可能会有火灾，主人听了没有作任何表示。

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四周的邻居赶紧跑来救火，最后火被扑灭了，于是主人烹羊宰牛，宴请四邻，以酬谢他们救火的功劳，但并没有请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走，烟囱改曲的人。

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了那位先生的话，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而且没有火灾的损失，现在论功行赏，原先给你建议的人没有被感恩，而救火的人却是座上客，真是很奇怪的事呢！主人顿时省悟，赶紧去邀请当初给予建议的那个客人来吃酒。

哲理小故事：预防重于治疗，能防患于未然之前，更胜于治乱于已成之后。

11、救人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上尉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上尉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个小战士还站在哪儿。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上尉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哲理小故事：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12、出门

古时候，有两个兄弟各自带着一只行李箱出远门。一路上，重重的行李箱将兄弟俩都压得 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好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又换左手。忽然，大哥停了下来，在路边买了一根扁担，将两个行李箱一左一右挂在扁担上。他挑起两个箱子上路，反倒觉得轻松了很多。

哲理小故事：在我们人生的大道上，肯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搬开别人脚下的绊脚石，有时恰恰是为自己铺路？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古时候，有一个部落在大山的脚下，族人在山脚下种了庄稼，可是却屡受山顶野猪之害，于是族人求助于先知，先知问：“你们真的相信我，就听我的话，但是不要询问。”，于是他们按照先知的办法来做，于是野猪变成了家猪。第一个月：把猪爱吃的东西放在半山腰，下来的野猪少了;第二个月，继续送食物，只是在野猪聚集的地方树起一面坚固的棚栏;第三个月：继续送食行，再树起第二面棚栏;第四个月，继续送食物，又树起第三面棚栏;第五个月，继续送食物，树起最后一面棚栏。最后选择一个勇士，于某一天去把最后的门关起来，于是野猪变成了家猪。

哲理：听话、简单、照做事业可成

猪：对周围的变化没有要求的洞察力

敬爱的红军叔叔：

你们好!虽然我知道您不可能再看见这封信，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那股敬佩之情，还是勇敢的提起笔给您写信。

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我们这一代，因为你们的牺牲奉献，过上了以前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知道，没有您的热血，就没有我们的快乐日子。您为了后代可以不顾一切的和鬼子战斗，在电视里看见您被残杀的画面，我忍不住想哭。我为您感到惋惜，响当当的热血男儿，过早地与世永别。我恨透了鬼子，恨不得把他们痛揍一顿为你们出气，中国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叔叔，您一定很盼望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吧?跟您说：“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有巍然挺立的楼房，漂亮的小汽车潇洒的在马路上飞奔，彩色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总而言之，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你们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吧!

叔叔，每当我看到战斗片的时候，心里总是装着一股对敌人的恨意和对您的敬意。我恨敌人的冷酷无情，敬佩你们永垂不朽的爱国精神。你们为了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自己默默的咽着皮带和野菜。你们为了后代的幸福安宁，自己忍受着气愤和欺侮。你们知道从事红军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还是选择了这份职业。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敬佩!

红军叔叔，您放心，祖国将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一定继承你们的优良传统，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此致

敬礼

你们的后代：幸福女孩

20XX年XX月XX日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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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叔叔们：

时光飞逝，如今长征的胜利已经80了，在80前，那一支英勇的队伍在革命史上写上了光荣的一笔。它好似一副画卷画着气壮山河的英雄画面：在冰天雪地里，风似刀般割在英雄们的脸上，但他们却宛如一条巨龙，蠕动着、蜿蜒着它庞大的身躯，穿越着那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

长征中的艰险是我们在平和年代所不能想象的，英雄们顽强不屈，抵御自然灾害，长途漫漫和粮食短缺问题。前辈们穿着草鞋在雪地、在沼泽中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我们要把他们身上坚持不懈地优良美德传承下去。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些在长征中的英雄是怎样克服困难，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能挺过来了，我们这些小困难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呢?

现在的学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菜不符合口味就不吃了，扔掉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阿!有句名言说过：“谁只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或许这个还不够，那我们应该会想到在红军长征的时候，那些英雄们在面对粮食短缺的时候，竟然还用草皮，树皮来做粮食填饱肚子，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却不好好珍惜。我们应该好好像那些红军叔叔们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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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