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实用20篇】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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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由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根据地的失陷，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中央领导权的旁落及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党和红军遭受到重大损失，红军由长征时的 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后，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厂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时候是从大人的口中了解长征的，所以，印象是粗浅而零散的。不久前，我读了《万水千山--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本书，随着书中的故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重“回”了红军当年的战场，重温了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长征在我心中终于鲜活起来。

茫茫长征路，途中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地蠕动……夜，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战士硬是咬牙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7天内走过了600多里的黑草地……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想想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危险!在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每个人只有一块木版，木板架在铁链上，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爬过去，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汹涌的狂澜巨浪中。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却克服了重重险阻，正因为有这样的惊人的毅力，长征所以能胜利!

…………

长征的故事远不止于此。确确实实，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她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而这种精神已成为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回顾历史，激励我努力进取、勇于拼搏。我们要弘扬红军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不是口号，更不是空话，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一名初中学生，在学习中、生活中，我们要向红军战士那样遇到困难奋勇攀登，滑倒了爬起来，再前进，困难最终会征服的。既不要因基础差而忧虑，自暴自弃;也不要因压力大竞争激烈而背思想包袱。要确立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潜能，战胜自己的惰性，以饱满的热情、积极自信的姿态走进学习，磨练出良好的意志，取得优异的成绩，展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长大后报效祖国。

长征途中一位炊事班班长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而牺牲了自己的事，表现了红军战士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位老班长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一位老班长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长征之路英雄们：

35天，7000多公里，10部车，28个人，

从井冈山到延安，

你们是开拓者，也是传承者，

精神始终如一，

有坚持，有信心，有激情，有梦想，

感谢你们的一路相伴。

今天，见证了长征路的圆满收官时刻，

回顾过往路途的闪耀瞬间，

历经艰难困苦，

你们驾驶福瑞达m50跃驰冰雪之径，

你们经历地震、滑坡，不畏坎坷，

你们在邛崃帮助乡村少年点燃梦想，

你们一路上将长征精神重新定义，

在途中去发现，

感谢你们，让长征之路更美好!

长征之路被你们重新定义;

致长征精神!

致在路上的你们!

致一直坚持的品质!

今天，新时代长征之路已圆满收官，

你们承载着众人的希望，

我们的梦想始终如一，

感谢你们的信任与陪伴，

你们是新长征路上的英雄!

请相信，

从现在到将来，

我们将携品牌的最佳诠释和满载的信心，

一直在路上。

在不断抵达高品质的路上，

在不断地挖掘创新的路上，

在全心全意服务客户的路上;

新昌河，新梦想。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敬爱的红军战士：

您们好!岁月如歌，谱写着青春的日子，如今的中国是一条腾飞的巨龙，但很多人竟忘却了那美好的生活是您们用血与汗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可，我知道!红军战士，是您们放弃了去享受那稍纵即逝的青春，那些绝美的年华，都与你们擦肩而过。您们把全部的一切，肉体，灵魂都奉献给了那饱含心酸但又气势恢宏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奉献给了连您们自己也不知何时是尽头的革命事业!

难道您们就不怕吗?怕!我知道您们比谁都怕。您们怕，因为您们的“冲动”而造成家人的担忧;您们怕，在一次次的睡梦中听到家人的呼唤，害怕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害怕孩子因为没有爹而被嘲笑……您们要怕的太多了，可是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您们那一颗为国奉献的心!那是一颗怎样的心啊!要装下孩子，老婆，父母，朋友……祖国。只有您们有如此广大的心胸，红军战士，只有您们啊!

长征的路实在太长了。夏日，您们要顶着似火的骄阳前进，就算汗流浃背也不能停;冬天，寒风刺骨，就算脸被吹得又红又肿，就算跌倒了亦不能停。您们到底有多厉害，可以与自然抗衡吗?不，好多人因为缺少御寒的衣服而牺牲!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为什么把衣服都给了别人，自己只穿着单薄的衣服?战士们，难道您们就不冷吗?您们也冷，但您们有着“以身许国，何事而不为”的精神，正因此，您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动人心弦的故事!

翻越五岭，疾跨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爬雪山，你们义不容辞。即使是没有食物，您们也选择要活着走完全程!吃草根，啃树皮，煮腰带，不管有多难，您们都挺过来了，因为您们要战胜一切，还要回家看看……

逝者如斯，到了1935年10月你们终于喜踏岷山雪，到达了陕北，此时的你们一定忘了饥饿，忘了辛苦，忘了思念，因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头了!

您们悲喜交加，我想，您们应该开怀大笑，因为您们战胜了一切，更因为家乡的亲人在等着您们!

红军战士，我们以您们为荣，永远，永远!

此致

敬礼

敬爱你们的孩子

7月1日

尊敬的长征英雄们：

你们好!

孩提时，听爷爷讲有关你们的故事;上学后，朗诵后人为你们书写的美丽篇章;长大后，观看有关你们的种种纪录片。你们的信念，你们的精神已深入我心，也感动了无数中华子女。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说起长征，许多人会想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想到“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也自然会想到“万里长征犹记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二万五千里长征，金沙江上有你们呐喊的声音，泸定桥上有你们留下的脚印，大渡河上有你们英勇的身姿，夹金山上有你们努力的背影。漫漫长征路上，充满了各种磨难。你们有的是未成年的女孩，有的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你们有的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有的是已有妻儿的父亲。但是在革命的面前，你们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长征这条惊险的路。有的人为了不耽误全体的进程，自己即使生病了也不说;有的人为了不影响大家的食物，自己宁愿吃干草也不讲自己为救队友粮食被丢的事实;有的人在困难面前为了不拖累大家而选择了牺牲。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团结友爱，坚持信念的精神，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国共产党开拓了道路;感谢你们用生命为革命的胜利迎来了希望;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下美丽的篇章。你们是我们全中国的英雄，是我们全社会学习的楷模，是我们全人民的骄傲。你们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个故事关于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于不惧艰难，勇往直前;关于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你们是我们中华人民的榜样，是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力量。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再多的诗歌，抒不尽你们的功劳，再多的篇章，赞不尽你们的精神。如今已到了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全国人民无一不为你们事迹而感动;无一不为你们的胜利而雀跃;无一不为你们的精神而自豪。你们带给我们精神会永远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听全国人民在内心深处都在深情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致

敬礼

人们都是躲避痛苦，而我却觉得，是痛苦激励我们前行。

人因为心中有了痛苦才会发奋图强，动物因为有了痛苦才会英勇无比。因为他们心中有了痛苦，正是因为痛苦埋在他们心中。将痛苦埋在心中可能是当今世的人无法接受这个理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很荒谬的思想，但它确实是一种能激发人们发奋图强的方法，。不过前提是看你如何看待你心中的痛苦了。它能给你带来正面的影响也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想必大家都知道越王勾践的故事，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受了那么多非人的侮辱之后，却能坚持下来，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那么多非人的侮辱，最终打败了吴王。恢复了自己的江山社稷，成就一世英名，流传千古被后人瞻仰。痛苦大家都希望这一生都不要遇到。固然这个愿望是有的，但它真的能实现吗?

人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在人生道路上到处都充满了坎坷，就犹如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额，漂泊的独木舟般渺茫，因为有了痛苦所以才会充满动力，拥有前行的方向。心中有了痛苦有的人却一直在堕落实际上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逍遥自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心中有了痛苦为什么不把它当作支撑点呢?以此为基点化痛苦为动力，来闯出一番事业。心中留了痛苦所以才会拼命的努力。这固然是好的，千万不要让心中的痛苦埋没了你心中的智慧，千万不要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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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烈日当空，炙烤着闽西大地。一路走来，汗水常常顺着脸颊滑落，将刚被烤干的衣服又重新打湿。

长窠头村的村民都说，钟宜龙就像一本红军历史百科全书，脑子里装着无数的感人故事：有红军长征后，养母涂从孜在后方坚持游击的往事;有他上山捡红军遗骸时，一边偷偷掉眼泪的故事;还有他领着一帮孩子们上山给红军纪念碑上香的事……

重走长征路走得越远、拜访的老红军、红军后代越多，对红军长征史的认识愈发深刻：80多年前的历史，通过一位位白发苍苍老人的口，还原成一对对夫妻的生死离别、一个个家庭的默默奉献，最后汇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一页。

临别福建之际，站在中复村的公祠前，对着闽西红军长征的起点——一块刻有“零公里处”的石碑，我突然陷入沉思：当年在此出发的人，谁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何时能归?但他们却仍义无反顾。

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了当年送别的山歌：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十年八载不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回头一看，穿着一身红军军装的长汀县南山镇文化站站长赖富家正站在公祠前歌唱。

一曲唱毕，全场肃静。我默默地抬起手，向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烈士庄重敬礼。

有一个装扮像魔术师的人来到一个村庄，他向迎面而来的妇人说：“我有一颗汤石，如果将他放入烧开的水中，会立刻变出美味的汤来，我现在就煮给大家喝。”

这时，有人就找了一个大锅子，也有人提了一桶水，并且架上炉子和木材，就在广场煮了起来。这个陌生人很小心的把汤石放入滚烫的锅中，然后用汤匙尝了一口，很兴奋的说：“太美味了，如果再加入一点洋葱就更好了。”立刻有人冲回家拿了一堆洋葱。陌生人又尝了一口：“太棒了，如果再放些肉片就更香了。”又一个妇人快速回家端了一盘肉来。“再有一些蔬菜就完美无缺了。”陌生人又建议道。在陌生人的指挥下，有人拿了盐，有人拿了酱油，也有人棒了其它材料，当大家一人一碗蹲在那里享用时，他们发现这真是天底下最美味好喝的汤。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八十年前，对，八十年前，很遥远很遥远的一天，在若尔盖草原上走过一对人马。

他们衣衫破旧，挎枪的挎枪，拄棍的拄棍，踉踉跄跄地走啊走啊，互相搀扶着的队列里，夹杂着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柳棍儿。他没有枪，也没有马刀，这根柳棍是她从湘西桑植老家的天子山上折下的，跟着他走了好多天了。

小孩子叫侯德明，母亲刘大梅，爸爸侯清芝，全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将军的战士，只不过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刘大梅、侯清芝和侯德明走散了，可是，侯德明没有感到害怕和孤独，因为身边的红军战士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大家都用生命庇护着他的安全。

若尔盖，藏语是“美女的故乡”，可是这片沼泽地见不到一个美女，只有苍鹰盘旋，偶或有草原鼠掠过。这种老鼠呆头呆脑的模样，可是却机灵无比，想捉住它们很不容易。

抓老鼠干什么?吃。

这支队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能吃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甚至连草原鼠都所剩无多。泥泞的草地上，一行行深陷的脚印存着积水，伸向天边，远方真的很远。“走过这片草地就是胜利”，一个大个子叔叔冲小娃娃侯德明说道。

侯徳明点点头，把勉强挤出的微笑献给大个子叔叔。他面黄肌瘦，可是一双眼睛却清澈无比。“叔叔，我饿!”小娃娃告诉大个子叔叔。

前面有几个端坐着的红军，像是一个班的人马，在围着一堆燃成灰烬的炭火休息。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个子叔叔走上前去打招呼，可是，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

大伙走上前去细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灰烬上是半脸盆的野菜汤，灰黑色的菜汤闪着不详的光，“肯定吃了有毒的野菜!”大个子叔叔告诉侯徳明。

疲惫的队伍肃立着，向牺牲的战友们默哀。

小孩子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帽子是爸爸的，戴上去有点大，让他更像一个有趣的大头娃娃。他想哭，不光是因为饿，反正他觉得委屈。这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死亡!

队伍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看到一星微弱的灯光在草原上摇曳，大家加快了脚步。当几头凶猛的藏獒吠叫时，大个子叔叔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不怕狗咬，只怕饿虫!”

黑牦牛毡的帐篷里有人，一对藏族老夫妻。也许是习惯了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走过，老夫妻淡定甚至有几分漠然地注视着大个子叔叔，可是，小孩子侯徳明的出场让他们的目光亮了起来。男主人递过肉干，女主人端出酥油茶。

侯徳明顾不得推开头顶的大号军帽，大口地吃了起来。然后，然后他在温暖的火堆旁沉沉入睡，好香好甜的睡眠，这是七岁的娃娃侯徳明平生最惬意的一次入睡。

头顶上不再是月光和星星，而是一顶黑牦牛毡帐篷。肚子里也不再是虫咬般的饥饿，不是辘辘的肠鸣，所以小娃娃如死亡一般沉睡着，甚至连梦都不曾有。

好像时间停滞了似的，当侯徳明猛然睁开眼时，身边除了藏族老夫妻，一个人也没有了。

“大个子叔叔!”小娃娃惊恐地跑出帐篷，草地上除了渗水的脚印，只有苍鹰和飒飒的风声应和着他的呼喊。侯徳明一下子明白了：他已经留在这座帐篷里，因为他看到老阿妈正冲他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手上是牦牛肉干，还有自己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

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把眼泪用衣袖擦干，侯徳明小鸟一样扑进阿妈那宽大的藏袍里，他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然后小娃娃走出帐篷，把故乡的植物伙伴插入松软的土地，柳树的生命是顽强的，来年春天，这柳棍会生根发芽，而红军的娃娃侯徳明，也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遥远的故乡，漫长的征途，一切的故事都将重新开始。黑牦牛毡帐篷像个故事宝盒，默默收藏起了侯徳明的童年往事，一藏八十年。

在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旅游胜地，如今有一处最著名的景点：红军柳。

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曳，甚至有高原罕见的鸣蝉纵情吟唱。每逢一个藏族老人来为柳树浇水时，蝉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它们知道柳树的来历，也知道这个连汉话都不会说的藏族老人却有一个典型的汉名：侯徳明。

1.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