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汇集19篇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榜样是人们为人做事的一种楷模和规范。良好的榜样能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小面积的播种获得大面积的丰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榜样之所以能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就在于它给出了在某一方面。某一行业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告诉人们你沿着他说经历过的道路脚踏实地的干下去也就等于你找到了一条通向天堂之门的钥匙。但榜样首先要避开排除一些先天性的因素。

即然存在了我们就要正面的去面对。用到现在就是告诉人们找到个人坐标。做适合自己做的事情。盲目。盲从所得的效果终究都是零。榜样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引领你怎么做的步骤而是指导你用什么样的状态以什么样的精神去付诸努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完全和别人做同一件的事情。如学习榜样。你再怎么做无疑还是效仿别人孜孜不倦。刻苦专研的学习态度。而在当今一些大腕。泰斗级人物面前好多学习的就是人文交际等等的了。可能从事的职业和别人大相径庭。但终极目标是相同的。

对于榜样只能取其一部分。留其一部分才能为我所用。为我服务，学习榜样的力量。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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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红军叔叔：

你们好!虽然我知道您不可能再看见这封信，但是我忍不住心中的那股敬佩之情，还是勇敢的提起笔给您写信。

您在天堂过得还好吗?我们这一代，因为你们的牺牲奉献，过上了以前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我知道，没有您的热血，就没有我们的快乐日子。您为了后代可以不顾一切的和鬼子战斗，在电视里看见您被残杀的画面，我忍不住想哭。我为您感到惋惜，响当当的热血男儿，过早地与世永别。我恨透了鬼子，恨不得把他们痛揍一顿为你们出气，中国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刻在我们心里。

叔叔，您一定很盼望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吧?跟您说：“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群众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有巍然挺立的楼房，漂亮的小汽车潇洒的在马路上飞奔，彩色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总而言之，现在的生活非常美好，你们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吧!

叔叔，每当我看到战斗片的时候，心里总是装着一股对敌人的恨意和对您的敬意。我恨敌人的冷酷无情，敬佩你们永垂不朽的爱国精神。你们为了后代能过上幸福生活，自己默默的咽着皮带和野菜。你们为了后代的幸福安宁，自己忍受着气愤和欺侮。你们知道从事红军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还是选择了这份职业。你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你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敬佩!

红军叔叔，您放心，祖国将来由我们来创造。我们一定继承你们的优良传统，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此致

敬礼

你们的后代：幸福女孩

20XX年XX月XX日

一个青年背着个大包裹千里迢迢跑来见无际大师，他说：“大师，我是那样的孤独、痛苦与寂寞，长期的跋涉使我疲倦到极点;我的鞋子破了，荆棘割破双脚;手也受伤了，流血不止;嗓子因为大声呼喊而喑哑……为什么我还不能找到心中的阳光?”

大师问：“你的大包裹里装的是什么?”青年说：“它对我可重要了。里面装的是我每一次跌倒时的痛苦，每一次受伤后的哭泣，每一次孤寂时的烦恼……靠了它，我才走到了你这儿来。”

于是无际大师带青年来到河边，他们坐船过了河。上岸后，大师说：“你扛着船赶路吧!”“什么，扛着船赶路?”青年很惊讶，“它那么沉，我扛得动吗?”“是的，你扛不动它。”大师微微一笑，说：“过河时，船是有用的。但过河后，我们就要放下船赶路，否则它会变成我们的包袱。痛苦、孤独、寂寞、灾难、眼泪，这些对人生都是有用的。它能使生命得到升华，但须臾不忘，就成了人生的包袱。放下它吧!孩子，生命不能太负重。”

青年放下包袱，继续赶路，他发觉自己的步子轻松而愉悦，比以前快得多。

前几天我在网上阅读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这本书，那雪山上的身影，那草地上的篝火，那鼓动员的竹板声……很多很多的故事，都出现在眼前。我从书本里读懂了长征精神。

过雪山时，有一位军需处长，为了大家能多一个人穿得暖一些，自己穿着薄薄的衣服，最后被冻僵了，在雪地里，就像一尊塑像，他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过草地时，有一位老班长，为了战士们能吃上鱼，想方设法弄了一个鱼钩，钓了几条少得不能再少的鱼，做成鱼汤给战士们吃，最后自己躲在背地里吃战士们吃剩下来的鱼骨头，他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长征路上，有一个小战士掉队了，陈赓让他骑马并要给他吃的，他说不累，吃得还多着呢，等他停止呼吸的时候，陈庚才知道他一直在撒谎，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拖累别人。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敢于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像鼓一样震撼着我的心灵。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应该从他们身上吸取点什么才对呀。

长征是一部史书，是一部指引人走向正确道路的伟大史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书，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金色的一页。长征精神永远伴随我成长。

—— 题记

在20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件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一支二十来万人的军队，分别由中国的南部、中部，穿越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西部，转战到中国的西北部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是—战地女杰：贺子珍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抢救工作开始。李芝先大夫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70年前，红军胸怀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理想，抱着建设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毅然肩负起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重任，以生命为代价，历尽艰辛，不屈不挠，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作为一名中学生，要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乐观主义精神把个人的成长进步和祖国、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树立为中华民族崛起而拼搏的远大志向，从一点一滴做起，培养优良品德，掌握过硬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

1、会飞的鸭子

有两只相貌丑陋的小鸭子在芦苇塘边，其中一只黑鸭子不停地振翅欲飞。它飞起来又跌下来，摔得遍体鳞伤。白鸭子说：“别飞了，我们是鸭子。”

有一天，黑鸭子终于翱翔于天空，而白鸭子的翅膀则早已萎缩了。白鸭子对同类说：“你们看，那只能飞的鸭子是我的伙伴。”

同类们大笑：“你疯了，那是只黑天鹅。”

哲理小故事：圣经中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竭尽全力。”百折不挠，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事，你会收获成功的果实。人类的幸福在于沿着自己道路不断进取，竭尽全力地达到最终的目标。生活总是给执着的人提供努力的空间。坚持不懈，永不停息的人往往是最后的成功者。

2、退却与进攻

一只狼在路上遇见一只羊。狼说：“我要吃了你。”

“狼先生，你要吃了我，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提醒你注意的是，我可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软弱无力的羊。我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战胜一头公牛。不信，你可以让我试试。”

狼哪里肯相信，于是，它找来一头力大无比的公牛，让它与羊搏斗。为了防止羊临阵脱逃，狼把羊和牛关在一间屋子里，自己在门外等着。

开始，狼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咚咚的声响，后来，声音渐弱，最后，完全没有了声响。

“哈哈，说大话的羊一定被牛顶死了，该我去品尝美味了，”狼说着，打开了房门，要看看羊成什么样了，然而，从门内昂首阔步走出的，不是那头高大健壮的牛，而是矮小瘦弱的羊！

而那头牛呢？正躺在屋中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它头上的犄角已经折断，鲜血满头都是。

狼很吃惊：“天哪，那只古怪的羊怎么把你打得如此惨呀！”。

“唉，其实，我是被我自己的蛮力打败的。我每次鼓足力气向羊冲去时，它都灵巧地一闪，而我就越容易撞到自己。而它呢，则越躲越灵巧，越闪退越得意。

我就在它的得意和我的暴怒中受了重伤。”牛老老实实地向狼交了底。

“喔，狡猾的羊！原来它是以退避为进击呢，我得赶快抓住它！”

狼出门找羊，然而哪里还找得到呢？

哲理小故事：退避的羊，成了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在行动中，有时候，暂时退却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也是一种最有效的进攻。

3、豪猪距离

一群豪猪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他们的刺毛开始互相击刺，于是不得不分散开。

可是寒冷又把它们驱在一起，于是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最后，经过几番的聚散，他们发现最好是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哲理小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跟一群刺猬一样，需要保持一种相安无事的距离。人的本性中也带着刺，在相互交往中，也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刺人，又不受人刺。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既不能太亲密，又不能太疏远；既要相互依赖，又要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既要会合作，又要会相互分工。

4、五枚金币

有个叫阿巴格的人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次，年少的阿巴格和他爸爸在草原上迷了路，阿巴格又累又怕，到最后快走不动了。爸爸就从兜里掏出5枚硬币，把一枚硬币埋在草地里，把其余4枚放在阿巴格的手上，说：“人生有5枚金币，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有一枚，你现在才用了一枚，就是埋在草地里的那一枚，你不能把5枚都扔在草原里，你要一点点地用，每一次都用出不同来，这样才不枉人生一世。

今天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原，你将来也一定要走出草原。世界很大，人活着，就要多走些地方，多看看，不要让你的金币没有用就扔掉。”在父亲的鼓励下，那天阿巴格走出了草原。长大后，阿巴格离开了家乡，成了一名优秀的船长。

哲理小故事：珍惜生命，就能走出挫折的沼泽地。

5、扫阳光

有兄弟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是密闭着，他们认为屋内太阴暗，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扫一点进来，”于是，兄弟两人拿着扫帚和畚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

晨会激励哲理小故事

等到他们把畚箕搬到房间里的时候，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次，屋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笑道：“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呢？”

哲理小故事：把封闭的心门敞开，成功的阳光就能驱散失败的阴暗。

6、一只蜘蛛和三个人

雨后，一只蜘蛛艰难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网爬去，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掉下来，它一次次地向上爬，一次次地又掉下来……第一个人看到了，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我的一生不正如这只蜘蛛吗？忙忙碌碌而无所得。”于是，他日渐消沉。

第二个人看到了，他说：这只蜘蛛真愚蠢，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一下爬上去？我以后可不能像它那样愚蠢。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第三个人看到了，他立刻被蜘蛛屡败屡战的精神感动了。于是，他变得坚强起来。

哲理小故事：有成功心态者处处都能发觉成功的力量。

7、自己救自己

某人在屋檐下躲雨，看见观音正撑伞走过。这人说：“观音菩萨，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段如何？”观音说：“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这人立刻跳出檐下，站在雨中：“现在我也在雨中了，该度我了吧？”观音说：“你在雨中，我也在雨中，我不被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自己，而是伞度我。

你要想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去，”说完便走了，第二天，这人遇到了难事，便去寺庙里求观音，走进庙里，才发现观音的像前也有一个人在拜，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人问：“你是观音吗，”那人答道：“我正是观音，”这人又问：“那你为何还拜自己，”观音笑道：“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哲理小故事：成功者自救。

8、袋鼠与笼子

一天动物园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了，于是开会讨论，一致认为是笼子的高度过低。所以他们决定将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结果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所以他们又决定再将高度加高到30米。

没想到隔天居然又看到袋鼠全跑到外面，于是管理员们大为紧张，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一天长颈鹿和几只袋鼠们在闲聊，“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长颈鹿问。“很难说。袋鼠说∶“如果他们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哲理小故事：事有“本末、“轻重、“缓急，关门是本，加高笼子是末，舍本而逐末，当然就不得要领了。

9、扁鹊的医术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哲理小故事：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10、曲突徒薪

有位客人到某人家里做客，看见主人家的灶上烟囱是直的，旁边又有很多木材。客人告诉主人说，烟囱要改曲，木材须移去，否则将来可能会有火灾，主人听了没有作任何表示。

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四周的邻居赶紧跑来救火，最后火被扑灭了，于是主人烹羊宰牛，宴请四邻，以酬谢他们救火的功劳，但并没有请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走，烟囱改曲的人。

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了那位先生的话，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而且没有火灾的损失，现在论功行赏，原先给你建议的人没有被感恩，而救火的人却是座上客，真是很奇怪的事呢！主人顿时省悟，赶紧去邀请当初给予建议的那个客人来吃酒。

哲理小故事：预防重于治疗，能防患于未然之前，更胜于治乱于已成之后。

11、救人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上尉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上尉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个小战士还站在哪儿。他顾不上多想，一个鱼跃飞身将小战士紧紧地压在了身下。此时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上尉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

哲理小故事：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12、出门

古时候，有两个兄弟各自带着一只行李箱出远门。一路上，重重的行李箱将兄弟俩都压得 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好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又换左手。忽然，大哥停了下来，在路边买了一根扁担，将两个行李箱一左一右挂在扁担上。他挑起两个箱子上路，反倒觉得轻松了很多。

哲理小故事：在我们人生的大道上，肯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们是不是都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搬开别人脚下的绊脚石，有时恰恰是为自己铺路？

古时候，有一个部落在大山的脚下，族人在山脚下种了庄稼，可是却屡受山顶野猪之害，于是族人求助于先知，先知问：“你们真的相信我，就听我的话，但是不要询问。”，于是他们按照先知的办法来做，于是野猪变成了家猪。第一个月：把猪爱吃的东西放在半山腰，下来的野猪少了;第二个月，继续送食物，只是在野猪聚集的地方树起一面坚固的棚栏;第三个月：继续送食行，再树起第二面棚栏;第四个月，继续送食物，又树起第三面棚栏;第五个月，继续送食物，树起最后一面棚栏。最后选择一个勇士，于某一天去把最后的门关起来，于是野猪变成了家猪。

哲理：听话、简单、照做事业可成

猪：对周围的变化没有要求的洞察力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