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品德的名人小故事【精品20篇】

1933年1月，希特勒一上台，就发布第一号法令，把犹太人比作“恶魔”，叫嚣着要粉碎“恶魔的权利”。不久，哥廷根大学接到命令，要学校辞退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纯犹太血统的人。在被驱赶的学者中，有一名妇女叫爱米·诺德（A。E。Noether 1882—1935），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时年5l岁。她主持的讲座被迫停止，就连微薄的薪金也被取消。这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女性，面对困境，却心地坦然，因为她一生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

诺德生长在犹太籍数学教授的家庭里，从小就喜欢数学。1903年，21岁的诺德考进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她听了克莱因、希尔伯特、闽可夫斯基等人的课，与数学解下了不解之缘。她学生时代就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25岁便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女数学博士。

诺德在微分不等式、环和理想子群等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她连讲师都评不上，在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强烈支持下，诺德才由希尔伯特的“私人讲师”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名女讲师。接下来，由于她科研成果显着，又是在希尔伯特的推荐下，取得了“编外副教授”的资格，虽然她比起很多“教授”更有实力。

诺德热爱数学教育事业，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她终生未婚，却有许许多多“孩子”。她与学生交往密切，和蔼可亲，人们亲切地把她周围的学生称为“诺德的孩子们”。我国代数学家曾炯之就是诺德“孩子”们中的一个。

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诺德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去了美国工作。在美国，她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样有她的“孩子们”。1934年9月，美国设立了以诺德命名的博士后奖学金。不幸的是，诺德在美国工作不到两年，便死于外科手术，终年53岁。她的逝世，令很多数学同僚无限悲痛。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悼文说：“根据现在的权威数学家们的判断，诺德女士是自妇女受高等教育以来最重要的富于创造性数学天才。”

镜头里，那些蜚声国际的好莱坞巨星们都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样子，一张张面孔，或淡然、或安静、或活泼、或卖萌大笑。

乔治·克鲁尼头顶海盗帽，抱着胳膊，肆意大笑;凯特·温丝莱特素颜淡妆，黑色的V领外套上没有任何装饰，平静自然;布拉德·皮特穿着T恤仔裤，大大咧咧地蹲在墙边;奥兰多·布鲁姆脱掉西裤，露出一条印着英国国旗的拳击短裤;一贯深沉、严肃的摩根·弗里曼则挤眉弄眼做着各种俏皮鬼脸……

安迪·格慈的镜头下，所有的明星无一例外，素颜、没有造型，铅华褪尽，随性自然，好莱坞有成百上千的专业摄影师，无人可以让这些明星如此低调服从摄影师的安排，安迪·格慈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作品的呢?一切，只因为3分钟。

格慈大学毕业后，为一些顶级的时尚摄影师做助理，学习他们拍摄名人的技巧，尽管很欣赏他们的照片，但是有一点他却始终不太喜欢，每次拍照，因为明星档期紧活动多，需要提前很久预约，好不容易预约到场，片场里有上百个人忙忙碌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拍得完，而且，无数双眼睛盯着拍摄对象，怎么也会不自然，格慈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找到一本明星经纪人联络簿，在上面挑选了300名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演员，给他们寄去信件，提出拍摄请求和主题，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6个月后，他仍然没有收到一封回复，没有明星愿意让一个毫无名气的摄影师拍摄自己。

格慈没有气馁，继续寻找机会，他到各个电影拍摄现场当群众演员，寻找和明星认识的机会，3个月后，终于接触到著名演员乔斯·阿克兰，在对方片场小憩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冒昧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看着这个喋喋不休，但格外认真的年轻人，乔斯·阿克兰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只给10分钟时间，之后，将要继续工作。听到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格慈兴奋得手都在发抖，机会来得如此突然，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之余，又为如何拍摄发起了愁，或许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没法不慎重把握。

瞬间没有好方法，格慈只能与乔斯·阿克兰聊起电影的话题，谈主角的服装，剧本的构思，说着说着，格慈就放松了，把对方当做一个普通朋友亲近，聊天气，聊炸鱼，炸土豆片，越说越发投机……再看看手表，只有3分钟了。格慈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机会，他边说话边悄悄拿起了相机，趁乔斯·阿克兰说得正起劲的刹那，手指按下了快门。

3天后，几幅黑白的大头照，放到了乔斯·阿克兰的面前，如同60年代的黑白胶片照，有着厚重细腻的质感，表情有认真，有轻松，像老照片，像肖像油画，真实展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生动有趣的一面，照片让乔斯·阿克兰非常满意，并介绍了女星格列塔·斯卡奇前来拍照。

接着，斯卡奇帮他联系了伊安·麦克莱恩，后者又把他介绍给哈莉·贝瑞，再接着他手里已经有一长串的明星推荐信了，布拉德·皮特、塞缪尔·杰克逊、伊万·麦格雷戈、裘德·洛……

几年时间内，从英国到好莱坞，他拍摄了大约300位明星，至于拍摄的地点，有时是在明星下榻的酒店，有时就是在他们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只占用对方10分钟，前7分钟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镜头的另一边，和明星们拉拉家常，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在明星们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趁着对方不注意的后3分钟，格兹就用手指不停按下快门。

繁华褪尽，最后明星就剩下自己，干干净净的黑与白，一刻即是永恒，各种表情和造型，都是拍摄对象的即兴创作，反映的是他们在拍摄时最真实的状态和情绪，这些好莱坞的国王和王后们，永远也不知道拍摄的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在他的镜头下露出最本真的面目，明了的构图、简洁的背景、精准的表情捕捉，令格慈声名鹊起。

几年后，安迪·格慈把这些明星黑白素颜照集结成图册《度》，首印便赚得350万英镑，捐给了糖尿病研究机构，影星们呈现出的随性自然的状态，让人耳目一新，影集的出版，打破了人们对“巨星风采”的刻板印象，也为格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摄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福克斯·塔尔博特摄影奖”，该奖项不定期颁发，只奖给为摄影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2012年，他出任英国专业摄影协会主席，随后，他被授予英国女王颁发的员佐勋章，奖励他为摄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项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身历七十余战，攻无不克；起兵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项羽这个人物的致命弱点是什么？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欲得天下，又图虚名，既准备****怀王之约，又害怕世人指责。他不用范增之计，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迷信武力，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心理上的脆弱。

刘邦对项羽的评价：“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中第二册学习了课文《鸿门宴》，让我们对项羽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原文再现】

——《鸿门宴》

素材评析

从上段节选中可见沛公能亲自的忍辱屈从，这正是大丈夫的襟怀，也是他后来能成就帝业的性格因素。然而，一生总是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项羽，对沛公来赴鸿门宴赔罪，不但心里毫无疑惑戒备，反而出卖了为他通情报的曹无伤。不但如此，自己还坐在宴席上的尊位，一副天下非他莫属的傲气，而对范增决意要杀刘邦的示意示而不见，以为刘邦早晚得臣服于他。

适用话题

项羽性格上的某些闪光点，如不畏****、不耍阴谋诡计、光明磊落应当给以肯定，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心灵的选择”、“诚信”、“张扬个性”、“倾听”、“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等；而性格上的缺点如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软弱、优柔寡断等则应该扬弃，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包容”、“人与路”、“谈意气”等。

爱迪生小时候就热爱科学，凡事都爱寻根追底，都要动手试一试。有一次，爱迪生看到母鸡在孵蛋，就好奇地问妈妈：“母鸡为什么卧在蛋上不动呢?是不是生病了?”妈妈告诉爱迪生，这是在孵小鸡，过一些日子，蛋壳里就会钻出鸡宝宝来。”

听了妈妈的话，爱迪生感到新奇极了，爱迪生想，母鸡卧在鸡蛋上就能孵出小鸡来，鸡蛋是怎样变成小鸡的呢?人卧在上边行不行?他决定试一试。爱迪生从家里拿来几个鸡蛋，在邻居家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爱迪生先搭好一个窝，在下边铺上柔软的茅草，再把鸡蛋摆好，然后就蹲坐在上边，爱迪生要亲眼看一看鸡蛋是怎样孵成小鸡的。天快黑下来了，还不见爱迪生回家，家里的人都非常着急，于是到处去找他。找来找去，才在邻居的后院找到了爱迪生。只见他坐在一个草窝上一动也不动，身上、头上沾有不少草叶。家里人见了，又生气又好笑，问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孵蛋啊!小鸡快要孵出来了。” “孵什么蛋，快点出来!”爸爸大声喝道。 “母鸡能孵蛋，我要看看怎样孵出小鸡来。” “不行，不行!快回家!”爸爸又喝斥道。

妈妈却没有责怪和取笑爱迪生，因为她知道这孩子的性格，微笑着说：“人的体温没有鸡的体温高，你这样孵是孵不出来的。”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鸡来，但是通过这次孵蛋活动增长了知识。还有一次，爱迪生看到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心想，鸟能飞，人为什么不能飞?能不能给人加上翅膀?爱迪生忽然又想到，气球没翅膀也能飞上天，那么在人的身体里充上气行不行?于是全找来一种能产生气体的药粉，让一个小伙伴喝了下去，看看爱迪生能不能像气球一样飞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小伙伴肚子疼了起来，大声哭喊，差点儿送了命。为了这件事，爸爸狠狠揍了爱迪生一顿，还说不准他以后搞什么实验了。可是爱迪生还是不服气，说：“我不做实验，怎么会知道人能不能飞起来呢?”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节约的名人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粉笔诗》】

徐特立，字师陶，湖南长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传世。他注重品德修养，平生俭朴。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写过一首《粉笔诗》抄在黑板上，公布在校园里：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为余是算细人。

他在每天巡视全校时总是把别人抛弃的粉笔头捡起装在口袋里留给自己上课用。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又称稻田师范）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有些学生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太“小气”。因此徐特立特写诗教育学生。

【房梁挂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

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但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约也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欧洲文艺中，不得不提荧幕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其中最盛名的要属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生前处处算计，临死还不忘叫掐灯省油，真叫人欲罢不能！各位朋友，勤俭固好，但不必要的勤俭往往会造成人性上的缺陷，这是值得注意的。

【列宁的大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罗斯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俭朴伴随着他传奇的一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穿一件退色的旧大衣。在这件大衣上还留有三个弹孔。

1918年，列宁就穿这件旧大衣，去工厂演说，遭到反对势力的刺杀，在大衣上留下三个弹孔。伤愈出院后，他谢绝更换新大衣，将旧大衣补了再穿，一直穿到他1924年1月逝世。

他的格言：“节约每一分钱，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约翰洛克菲勒投宿】

有一次，美国大企业家约翰到纽约一家旅店投宿，要求一间最廉价的房间。

旅店的经理认出是洛克菲勒后，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廉价的小房间呢？您的儿子来这时，总是选择最贵的房间。”

“没错，”洛克菲勒说，“我儿子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我的父亲不是。”

1984年，历经辛苦的马云最后跌跌撞撞地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系———他的成绩是专科分数，离本科线还差5分，但恰好本科没招满人，马云就这样幸运地上了本科，并凭着满腔热情和一身侠气，当选学生会主席。

大学毕业后，马云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1991年，马云初涉商海，和朋友成立海博翻译社。结果第一个月收入700元，房租2000元，遭到一致讥讽。

在大家动摇的时候，马云坚信：只要做下去，务必有前景，翻译社开始卖礼品、鲜花，以最原始的小商品买卖来维持运转。

两年间，马云不仅仅仅养活了翻译社，组织了杭州第一个英语角，同时还成了全院课程最多的老师。如今，正如马云当年所愿，海博已经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省最大的翻译社。

“我一向的理念，就是真正想赚钱的人务必把钱看轻，如果你脑子里老是钱的话，务必不可能赚钱的。”初次下海的经历，给马云留下了深刻的体会。

1994年底，马云首次听说互联网;1995年初，他偶然去美国，首次接触到互联网。对电脑一窍不通的马云，在朋友的帮忙和介绍下开始认识互联网。当时网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的资料，出于好奇的马云请人做了一个自己翻译社的网页，没想到，3个小时就收到了4封邮件。

敏感的马云意识到：互联网必将改变世界!

随即，不安分的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一个网站，把国内的企业资料收集起来放到网上向全世界发布。

此时，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马云已经是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教师，校长还许诺他外办主任的位置。但是，特立独行的马云挥挥手，放下了在学校的一切地位、身份和待遇，毅然下海。

此时，互联网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十分陌生的东西;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也刚刚开始发展：大洋彼岸，尼葛洛庞帝刚刚写就《数字化生存》、杨致远建立雅虎还不到一年;而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教授钱华林刚刚用一根光纤接通美国互联网，收发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在这样的情形下，远在尚未开通拨号上网业务的杭州，马云就已经梦想着要用互联网来开公司、下海、盈利。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强烈反对。

“我请了24个朋友来我家商量。我整整讲了两个小时，他们听得稀里糊涂，我也讲得糊里糊涂。最后说到底怎样样其中23个人说算了吧，只有一个人说你能够试试看，不行赶紧逃回来。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决定还是干，哪怕24个人全反对我也要干。”

“其实最大的决心并不是我对互联网有很大的信心，而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无论失败与成功，经历就是一种成功，你去闯一闯，不行你还能够掉头;但是你如果不做，就像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一样的道理。”

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力排众议的情形，马云依然为自己的选取而叫好。

1995年4月，马云和妻子再加上一个朋友，凑了两万块钱，专门给企业做主页的“海博网络”公司就这样开张了，网站取名“中国黄页”，成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3个月后，临近杭州的上海正式开通互联网，马云的业务量激增。在各企业纷纷忙着建立自己主页的时候，马云的先见之明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时，制作一张主页，中英文对照的2000字资料、一张彩照，开价就是2万元人民币。不到3年，马云就轻简单松赚了500万元利润，并在国内打开了知名度。

1997年，在国家外经贸部的邀请下，马云带着自己的创业班子挥师北上，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中国外经贸等一系列国家级站点。

这段经历对马云弥足珍贵。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前，我只是一个杭州的小商人。在外经贸部的工作经历，我明白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学会了从宏观上思考问题，我不再是井底之蛙。”

1999年初，开阔了宏观视野的马云回到杭州，进行二次创业，他决定介入电子商务领域。

采用什么模式当时全球互联网所做的电子商务，基本上是为全球顶尖的15%大企业服务。但马云生长在私营中小企业发达的浙江，从最底层的市场滚打过来，深知中小企业的困境。他毅然作出决断———“弃鲸鱼而抓虾米，放下那15%大企业，只做85%中小企业的生意。”

“如果把企业也分成富人穷人，那么互联网就是穷人的世界。因为大企业有自己专门的信息渠道，有巨额广告费，小企业什么都没有，他们才是最需要互联网的人。而我就是要领导穷人起来闹革命。”马云要做的事就是带给这样的一个平台，将全球中小企业的进出口信息汇集起来———“中小企业好比沙滩上一颗颗石子，但透过互联网能够把一颗颗石子全粘起来。用水泥粘起来的石子们威力无穷，能够与大石头抗衡。而互联网经济的特色正是以小搏大、以快打慢。”

就这样，1999年9月，马云的阿里巴巴网站横空出世，立志成为中小企业敲开财富之门的引路人。当时国内正是互联网热潮涌动的时刻，但无论是投资商还是公众，注意力始终放在门户网站上。马云在这个时候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在国内是一个逆势而为的举动，在整个互联网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模式，被国际媒体称为继雅虎、亚马逊、易贝之后的第四种互联网模式。阿里巴巴所采用的独特B2B模式，即便这天在美国，也难觅一个成功范例。

网站注册成立一个月后，由高盛牵头的500万美元风险资金便立即到账。马云用这笔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香港和美国引进超多的外部人才。这个时期，也正是马云对外宣称“创业人员只能够担任连长及以下的职位，团长级以上全部由MBA担任”的时候。彼时，12个人的高管团队中除了马云自己，全部来自海外。

1999年底，马云以6分钟的讲述获得有“网络风向标”之称的软银老总孙正义的赏识。两人进行了3分钟的单独谈判后，马云获得了孙正义3500万美元的投资。软银每年理解700家公司的投资申请，只对其中70家公司投资，而孙正义只对其中一家亲自谈判。

事实证明，无论是高盛还是孙正义，对马云的决定都是准确的。在电子商务领域，马云显示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预见性：创业当年，阿里巴巴的会员就到达8.9万个;2000年到达50万;在2001年互联网的严冬季节，依然实现了百万会员的目标，并成为全球首家超过百万会员的商务网站;目前的会员总数已经超过350万之巨。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陶行知——四糖故事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

对于名人的故事，我不曾了解，所以看不到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作了多少，所以，我利用假期时间，看了这本从妈妈学校借来的书---《大名人小故事》。

你知道飞机之父—莱特兄弟吗？那我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故事：莱特兄弟小时候喜欢放风筝，也喜欢做风筝。一次，他们发现老鹰会飞，是因为它有翅膀，而且是曲线的。他们也想装上翅膀飞起来。父亲送给它们一只纸做的蝴蝶，右手旋转藏在腹部的橡皮筋，朝天空一放，竟飞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小仓库研究。他们的父母也相信一个数学家和一个发明家会搞出一点名堂的。

莱特兄弟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嘲笑他们，没有谁会嘲笑他们当年那看似不可能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人幻想着自由的飞翔，然而，只有莱特兄弟首先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单单这样想，更努力的尝试着去做了。“勤奋、认真是成功的发动机；想象、创新是成功的桨。”

你可知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吗？林肯作为美国的第16任总统，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看到这篇文章，给我感触颇大：一次，林肯参加一群年轻士兵的讨论，有的士兵认为，战争中最大困难是钱，有的则认为人才才最重要。然后讨论如何消灭敌人，有的认为使用先进武器，而有的则是摧毁敌方阵地。而林肯并未评论，他说：“非常简单”“让敌人成为你的朋友。”

我终于知道：消灭一个敌人的确少了一个对手，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少了一个伙伴。真正的胜者不是能打败敌人的人，而是能使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的人！

我相信这本书会给我众多启示。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沈从文的故事，不一定在大家身上都发生过；但类似的事情呢？朋友们读了这个故事，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着名作家，他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的一农户家庭。小时候，沈从文特别喜欢看木偶戏，常常因为看戏入迷而耽误了读书。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

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着名的作家。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

耽搁了两年学业，妈妈想让刘伟留级，他死活不干。在家教的帮助下，刘伟利用暑假将两年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他拿到班级前三名。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12岁那年，他进入北京残疾人游泳队，两年后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

“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刘伟跟母亲许诺。谁知厄运又来纠缠，过度的体能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警告说，必须停止训练，否则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与游泳说再见，走进了后来带给他成功的音乐世界。

练琴的艰辛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由于大脚趾比琴键宽，按下去会有连音，并且脚趾无法像手指那样张开弹琴，刘伟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每天七八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疼，双脚抽筋，脚趾磨出了血泡。三年后，刘伟的钢琴水平达到了专业七级。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刘伟演奏了一首《梦中的婚礼》，全场静寂，只闻优美的旋律。曲终，全场掌声雷动，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强者。去年，刘伟又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郑板桥（1693—1765）就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浪漫签名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就是真爱，不以其道就是溺爱。”

他的“道”就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就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就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就是：读书就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就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就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就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此时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就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之后，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就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此时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爱你。”

哲理：人生，幸福不就是目的，品德才就是准绳。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成才故事》一书中的（诸葛亮）一文，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深敬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足智多谋，他不愧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诸葛亮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我最喜的是“草船借箭”周瑜让他在十天内造十万支箭，若是一般人肯定紧张的不得了，而他不慌不忙，开动脑筋，三天内“借”到了十几万支箭。

如果诸葛亮不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他不会在三天内弄到箭。从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学校读书，更要认真学习，将来要像诸葛亮一样，发挥自己的才能，报效我们的祖国。

阿弗烈德·艾德勒小时候，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他弟弟死在床上，而且就在他身旁。这一惊使他立下了终生守之不渝的决心：做个医生，与死神搏斗。

艾德勒行医之初，又偶然发现一连串现象，促使他在解剖尸体时，注意到以前并没特别受人注意的种种情况。

他发现一具死尸的心脏大得异乎寻常，同时发现其中一个心瓣被堵住，血液不能充足流到肺里去。他想，心脏是为了应付这种缺陷而变大的吗？另外一具死尸里，有病的一个肾已经割掉，他发现剩下的那个肾也比寻常的大得多。他又发现当人的一叶肺因为有病而萎缩时，另一叶肺就可能变得更有力量。这些健全器官是想弥补不健全器官所失去的功能吗？骨头断了，会长出厚骨痂，也是为了使骨头比以前更结实吗？这些现象一再出现，仿佛人体自有其规律：为了自保，本能地以强补弱。

艾德勒进一步研究下去。他在到各美术学校去测验学生的视力时发现，学生70%以上视力都很差，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可是视力既然不好，这些学生为什么还偏要从事必须用眼的职业呢？他发现，这些学生从小就感觉到视力欠佳，因此特别努力，要使自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敏锐。他们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培养用眼睛看的乐趣，结果对视觉世界的兴趣就比普通人要大。

艾德勒又去研究大画家的生平，结果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眼睛都有缺陷。眼睛不好而偏要做画家的人何以这样多呢？难道也是受他在解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条造化补偿缺陷规律的驱使吗？

他又去研究盲人，证实了盲人的听觉、触觉和嗅觉都特别灵敏。布鲁克纳、法朗次、史麦塔纳和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所以特别热心致力于声音之美，似乎至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听觉有缺陷。

贝多芬是令人惊奇的例子。他的听觉从小就有机能性的缺陷，28岁时已经聋得很厉害。4年之后，如果不用耳筒，他连整个乐队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就在那年，他写出了美妙的第二交响曲。耳朵全聋之后，又写出了更优美的英雄交响曲、月光奏鸣曲和第五交响曲。全聋了25年之后，贝多人居然还写出了不朽的第九交响曲。

艾德勒的研究，不知不觉从生物学转入神经病学，又从神经病学转入心理学，从机能性缺陷的生理补偿而研究到心理补偿。不过到那时候为止，他所注意到的各种补偿都只是无意识的，人的意志并没有发挥作用。

于是他开始研究较为不明显的实例。巴斯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中风，脑子里控制言语的那部分损坏掉，他凭着莫大毅力，痛苦地不懈奋斗，终于在脑子里发展了新的言语神经中心。艾德勒发现了好几百个相同的实例：小时候孱弱而长大成了有名的大力士；从前不善于行，后来却成了芭蕾舞星；患过肺痨，却成了大歌唱家等等。这些人拼命奋斗，要克服他们的弱点，结果培养出超群的能力。这并不是造化在茫然补偿，而是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

他渐渐发现，这仿佛是个定律：人往往因为早期的弱点而获得了他们奋力以求的成就。好像人必须有个栏才会跳过去，栏越高，跳得也越高。

万物之中，只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只有人有自卑感，只有人要设法补偿自己的缺陷。

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此。艾德勒就是这样推究出其中的道理的。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松原泰道是日本的佛学大师,今年101岁。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因说法精妙,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四方讲学,开专栏,年年推出新作,迄今著述超过130部,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日本的和尚与我们有别,像松原泰道,他是龙源寺的住持,却能像俗人一般结婚、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地享受人生。原来,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允许和尚结婚,当时百废待兴,各种宗教空前活跃,清规戒律都取消了。

问到松原泰道此生的成就与作为,他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可分为两段: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

在传记《我的航迹》一书里,松原泰道说,他平生所求,就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写别人看得懂的字”。在漫长的传教和写作生涯里,他悟出了“大道至简”的规则。

当日珍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爽朗地笑起来:“哪有秘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母亲在他3岁时病逝,父亲在他30岁那年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小时候总是病怏怏的,到成年还是体弱多病,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资格都达不到。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肾病,差点命丧黄泉。

这么一说,日珍越发好奇,进一步探询他的生活习惯。

于是,松原泰道娓娓讲述他每日的起居饮食细节:

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对着佛像,盘腿念经一个小时。普通人即便不念经,学着坐禅也很好,坐禅可以加深思维,把自己的感觉磨得很尖很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声息。

凌晨4点开始写作,到7点吃早餐,早餐一般就是一汤一菜一碗粥。早餐之后稍事休息,然后继续读书、写作。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吃一碗乌冬面,然后继续书斋生活。

傍晚5点晚饭,晚饭是一天最讲究的一餐,有鱼有肉有青菜,再喝一杯日本清酒,或者喝一小罐啤酒,偶尔会喝中国的绍兴酒(非常喜爱)。

晚上7点临睡前,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整天呆在书斋里,不运动,不下地劳动,不吃保健品,还喝酒、吃肉,松原泰道的长寿显得不可思议。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寻找长寿依据。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精神养生法。

关于精神养生法的由来,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气息奄奄,却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医生。这位医生诚恳地对他说:“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导致的。我们能不能来个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来治,心里的病由你来治。”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他开始建立信心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他一个强烈的启示:心态健康最重要!

去外地讲学,午间到一间餐厅吃了一个便当,便当里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上面印了一阕歌词:“见也难,别也难;有哭泣,有欢笑;时光像秋风匆匆吹过,一生只见了这一回。”当时,有三个艺妓表演这阕短歌,优美而感伤。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对人对物都要用心珍惜。

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庙请他去讲经。临出发前,天气预报台风登陆,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于是他退了票,换乘另一艘船。没想到,原定的那一班船,果然被台风袭击,全船沉没,死了1200人。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个女人怀抱孩子却没有救生圈时,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女人和孩子获救,他却淹死了。

这场悲剧震撼灵魂。从那时起,松原泰道觉得,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他要学着多舍少取,回馈他人,要“用忏悔和布施之心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做脱离常规的事;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事物、珍惜他人的善意;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让别人去做,不管年龄多大,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中国有个名叫百丈的和尚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得很有道理。

我问日珍这次拜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日珍说了两个字:感动。为什么?她说,她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如同核桃壳一般,没想到松原泰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话语间有一种与万物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泰道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学习死亡》。他说,死亡就像不停地行走的钟,每一秒都存在,也许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我们只需尽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给苍天吧。他的座右铭是:终生学习,至死方休!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