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名人爱国名人的故事【经典20篇】

法国名画家纪雷有一天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个身材矮小的人走到他面前，向他深深一鞠躬，请求他收为徒弟。纪雷朝那人看了一眼，发现他是个缺了两只手臂的人，就婉转拒绝他，并说：“我想你画画恐怕不太方便吧?”

可是那个人并不在意，立刻说：“不，我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两只脚。”说着，便请主人拿来纸和笔，坐在地上，就用脚趾头夹着笔画了起来。他虽然是用脚画画，但是画得很好，足见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在场的客人，包括纪雷在内，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纪雷很高兴，马上便收他为徒弟。这个矮个子自从拜纪雷为师之后，更加用心学习，没几年的工夫便名扬天下。他就是有名的无臂画家杜兹纳。

华罗庚 1910 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 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 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 浅。

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chuò）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 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 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 高等数学的大门。华罗庚 18 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

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 8 点 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 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 岁那年， 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 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 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 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 当管理员。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 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

25 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 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 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华罗庚成功了！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 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 40 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华罗庚在那里有着优异的生活、科 研环境：他的住屋有 4 间卧室，2 间浴室，还有一间可容纳五六十人开酒会的客厅。大学还给他配备了 4 个助手、1 个打字员。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华罗庚却不再留恋美国的优异条件，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他说：“为了抉择真理，我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应当回去！” 1950 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 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 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 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 年 10 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 120 年 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 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向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个性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十分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十分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之后，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有一位老人，在他72岁时遭受严重的挫折，他奋斗了几十年享誉全国的最大零售集团，在一夜之间破产了。人们看着这位闻名遐迩的世界级企业家迎来如此灾难性的失败，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将心随天命，穷困潦倒度过余生;有人认为他将神经受到刺激，过起老年痴呆不谈理想的晚年生活：有人认为他肯定不堪一击，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事业的大厦轰然倒地，并没有使这位老人从此倒下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他依然精神十足，匆匆行走在大街小巷上。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和几个年轻人携手合作，开办了一家网络咨询公司，向自己陌生的IT产业发起了挑战。面对新的行业，老人并没有显得缩手缩脚，反而脸上始终充满了微笑，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加上他合理地运用了过去经营零售业时积累起来的经验，没多久就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后，老人重新堆砌的事业大厦又屹立在人们面前。

当记者采访老人，问他为何能够在一年时间里反败为胜、东山再起时，老人快乐地大笑起来，久久不语。记者等了好久，老人也未给出答案，而是又忙自己的事了。记者疑惑地又重复提起这个话题，老人第二次快乐地大笑起来，他只说了短短一句“其实，我已给出答案!”此时，记者才恍然大悟——快乐心情是老人反败为胜、东山再起的法宝。

这位老人就是日本曾经最大的零售集团“八百伴”集团的总裁——和田一夫。

在商场的长期拼搏奋斗中，和田一夫悟出了这样一个简明的道理：生活就是一束阳光，你站在阳光中，迎着阳光向前看，满眼光明，身心温暖，倍增力量;转过身，俯视阴影，满目黯然，暗自神伤。面对阳光和阴暗的两种心态，完全由个人的心情来掌握。选择前者，你将积极快乐地向前走;选择后者，则沉沦悲观沮丧，举步不前。

和田一夫反败为胜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成功需要一颗快乐的心来支撑!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将终生与成功失之交臂。如果我们左冲右突难以突围，正心情沮丧之时，何不尝试一下以快乐的心情去走另一条路径呢?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小时候，相貌很平常，眼神还有些呆板，见人不大会说话。在他八岁那年，家里请来了一位有名的朱素云先生教他学戏。第一出开蒙戏《二进宫》，老师反复教他，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他不是学戏的材料，再不教他了。朱先生临走时，将梅兰芳叫到跟前斥责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我也没办法。”说完就拂袖而去。

梅兰芳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孩子，朱先生的话像一根针刺疼了他的心。

他想，难道别人能学会的戏，我就学不会？难道我比别人少点啥？他暗下决心，非闯出个样子来不可。

不久，梅兰芳入了“云和堂”学戏，拜吴菱仙老先生为师。吴先生对梅兰芳的要求很严，有时还采取十分严苛的训练方法，但梅兰芳总是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努力完成练功任务。当时，吴先生最厉害的一手是跷功。他搬来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块砖头，让梅兰芳脚踏两根半来多长的高跷站在砖头上，并要求站一柱香的工夫。起初，梅兰芳站上去总是战战兢兢，不到三分钟，就腰酸脚疼支撑不住了。可他刚跳下来，又必须马上再站上去，因为一柱香烧不完，是不准下来休息的。为了练出过硬功夫，梅兰芳的腿都站肿了。

经过一段基本功训练，梅兰芳的跷功有了很大长进。但他没有满足，又积极主动地设法增加训练难度。秋去冬来，他在庭院里找块地方浇了一个冰场，冰面光洁如镜，人走上去都免不了摔跤。可梅兰芳偏偏要踏上高跷，到冰场上去跑圆场。高跷本来重心就高，支撑面又很小，再加上冰滑，梅兰芳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吴先生看了有些怜惜和心疼，就对梅兰芳说：“休息几天再练吧！”梅兰芳却坚决地说：“先生，您不是常常说，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吗？”先生无奈，只好让他继续练下去。

冰上踩跷的功夫，使梅兰芳受益甚大。他晚年时曾多次说过：“幼年练跷功，颇以为苦，但使我腰腿力量倍增。我在六十多岁时仍然演出《醉酒》、《穆柯寨》一类刀马花旦戏，就不能不说是当年严格训练跷功的好处。真可谓‘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啊！”

一场大雪席卷了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一位美术老师对学生说：“今天的作业就是画一幅雪景。”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跑向室外，边画画边玩耍，场面非常热闹。只有一个学生例外，他静静地趴在窗前，老师好奇地走到他的身后，发现他正在画那些在雪地里画雪的同学。

他叫尤伯罗斯，小学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价是：一个不喜欢热闹、不爱当主角的学生。尤伯罗斯自己却说，我喜欢看热闹。

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创建了旅游服务公司。当时，美国的服务业竞争异常激烈，诸多商家为了赢得生存空间，不惜通过价格战互相厮杀。尤伯罗斯坚持冷眼旁观，即使在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仍旧岿然不动，只是在服务质量上不断下功夫。他保留了喜欢看热闹的习惯，当同行两败俱伤之时，果断出手，一举兼并了许多负债累累的小企业。40岁以前，尤伯罗斯已拥有个人资产100多万，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成为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的老板。

然而，真正让尤伯罗斯蜚声全球的，并不是他在旅游业的崛起，而是他亲自导演的一场奥运“好戏”。

1978年，美国洛杉矶获得了198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尤伯罗斯当选为奥组委主席。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历史经验表明，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灾难。

尤伯罗斯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回答：“我不但不用政府一分钱，还要为这次奥运会赢利两亿美元。”

尤伯罗斯首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全世界约有12,000家企业愿意赞助奥运会，但每家只愿出资几千美元。他对工作人员说：“继续和他们商谈。我们将提供最好的广告和宣传平台，条件是他们必须提高赞助费。”

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沮丧地汇报：“几乎没有人愿意提高价码。”尤伯罗斯笑了，说：“看来，气氛太平静了，我要让他们‘热闹’起来。”于是，尤伯罗斯公开宣布：第一，本次奥运会限定“进场价”400万美元，低于此价一律免谈;第二，奥运会的赞助商限于30家，每个行业最多1家。

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的企业骚动了，尤其是那些准备压制竞争对手的企业，更是心急如焚，竞相抬出更高的价码。而此时，尤伯罗斯又像几十年前那个趴在窗前的少年一样，任凭外面再热闹，他都躲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的电话也不接，静静地观看别人的表演。

热闹看够了，尤伯罗斯叫工作人员递来报价单。美国通用汽车以900万美元压倒日产汽车，成为汽车业唯一赞助商;可口可乐以1200万美元力压百事可乐，拔得了饮料业的头筹;日本富士公司以700万美元战胜美国柯达，买断了胶卷专卖权……30家企业陆续凑齐，尤伯罗斯高调露面，爽快地签订了合同。

尤伯罗斯兑现了承诺，为洛杉矶奥运会赚取了2.25亿美金，从此也开创了奥运会赢利的先河，他被世人称作“奥运商业之父”。

或许当年那个老师说得对，他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但是他却早早地学会了把别人的热闹收于自己的画框。“画框”里众生百相，热闹非凡，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一旦时机成熟，就跳入画中，成为真正的主角、最大的赢家。

以静制动，在别人的热闹中寻觅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的智慧。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马克思十二岁进了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所中学。

有一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来给大家讲课，正讲得津津有味，有个外号叫“小傻瓜”的葡萄园主的儿子在下面吃起糖果来。老校长生气了，突然提出了问题，让“小傻瓜”回答。“小傻瓜”慌了神，不断地暗使眼色，恳求同学们提示，可谁也不理他。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

马克思瞅着“小傻瓜”那副可怜相，心中一阵好笑。他麻利地写了个纸条，卷成团儿，暗暗递给了“小傻瓜”。

“小傻瓜”以为是答案，趁老校长低头翻书的空儿，慌忙打开纸团，一看，竟是一首讽刺诗。诗中挖苦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傻瓜”，胖得像头小猪娃，不动脑筋光贪玩，浑身都是臭泥巴。

这下子，可把“小傻瓜”惹恼了。下课后，他拦住马克思就要报复。马克思面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说：“你办了没理的事，还想找别人的事吗？”

随即又编了一首讽刺诗，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打这以后，那些不守规矩的贵族子弟都很害怕马克思。

15年前，他与朋友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这便是“新浪网”的雏形。13年后，这位“新浪网”三号人物急流勇退，专心拍摄纪录片。他认为，“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是社会善举”。他的目标是10年拍摄100部纪录片，“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它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

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作些投资。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盈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得奖、上院线，这样一步一步是没错的。”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毛泽东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毛泽东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由于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今年80岁高龄的阎肃，不仅是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音协的老会员，还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戏称自己是“杂家”。

上世纪60年代，阎肃就写出了让国人感动不已的歌剧《江姐》，主题歌《红梅赞》传唱至今依然不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写的《敢问路在何方》《故乡是北京》《长城长》《雾里看花》等歌曲，让人们更加熟记住了他。现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仍精神饱满地以评委、嘉宾的身份频频亮相电视屏幕。他对此这样说：“只要老百姓还认可我，我就甘愿为他们服务一辈子。”

大家很难相信，阎肃的艺术之路起步于舞台上拉大幕。1955年，阎肃所在的西南军区文工团撤销后，他被分配到空政文工团工作。开始的5年间，他经常是一个人千七八个人的活：拉大幕、点气灯、演反派，说相声、打快板、演双簧，还兼管催场。领导只要发现哪里缺人，就会喊一声：“小阎，看你的了。”他二话不说，就会立即顶上去。在回忆那段经历时他说：“拉大幕，我比别人拉得快；跑龙套，我当个角儿倍儿认真；点气灯，一年演几百场，没熄过一盏灯。我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事来做，而且要做就做最好的……当你养成认认真真做事的习惯时，际离成功的门槛就越来越近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必须脚踏实地往前走，千万不要指望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就这样，我年年评先进、当劳模。”

其实，阎肃改行搞创作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最喜欢的还是当演员。那时，他不但中音唱得好，说相声也深受观众喜爱。有一次演出，他连说了7段相声，观众还是不让他下台。正当他雄心勃勃要在演艺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时，组织上却找他谈话，让他转行搞创作，虽然他不乐意，但最终还是做通了自己的工作，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安排，而且一千就是50多年。其间，不仅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而且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的创作任务，深受大家的敬佩。

成名后的阎肃，没有一点名人和大艺术家的架子，在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人，像花匠、木工、烧水的、大师傅、小战士等，他都一律向对方微欠上身大声打招呼：“您好！”儿子阎语对父亲的做法甚是不解，曾问父亲：“你现在是全国知名的大艺术家，跟谁都主动打招呼，还鞠躬，用得着吗？那样也太没派了。”闽肃对儿子说：“尊重所有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重要的，且不说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大道理，就说你尊重了所有人，也就为自己赢得了好心情，对自己的生活、工作、进步都太重要了！”阎肃用自己的言传身教，使阎语这样一个多次被学校要求转学甚至开除的“刺儿头”，成为全校高考文科状元。阎语现已是中信银行的一名副行长，不仅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还在工作之余写起了小说。对此，阎语感触颇深：“我从父亲身上学到最重要的，就是他尊重所有人这一不太普通的普通点。自我进入中信银行工作，他就常叮嘱，不要犯错误，不要损害公家利益，不要和别人比收入。这还真是生活中的良策，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

论资历和年龄，阎肃在空政文工团都是“第一老”，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自己放到组织当中，放到大伙儿中间。每次外出，他都自觉向团里请假销假，党组织生活一次不落，每个月准时交党费；团里有事，他总是提前10分钟赶到。对此他说：“做人就要像谷穗那样始终低着头，对上不伸手，周围拉紧手，工作上才会有一手……什么是名人？真正的名人是‘明人’，即明白人，有自知之明。一个人，不管你当多大官、有多大的名气，千万不要摆架子，架来架去，就把自己架空了。能时刻记住和做到这些，你也就拥有了人生的大智慧。”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还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他们的主人公分别为音乐家、雕塑家和小说家，不过，虽然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的年代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为了真理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面对痛苦、面对孤独，贝多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作为一个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音乐家，他给人一种傲慢的错觉，对于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无情的战乱，他却选择了反抗，为了和平，贝多芬曾说：只要是为了获得更美的事物，任何规律都可以破除。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反对专制的心理，而米开朗基罗又何尝不是呢?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而托尔斯泰则用他的笔杆描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而我现在面对的是和平和美好的社会，更应该刻苦学习，用丰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走向美好的未来。

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从小就喜爱菊花。唐代风俗，在重阳节这天，亲友相约登高，饮酒赏菊。黄巢的爷爷因为自家满园菊花盛开，便在园中摆下家宴，邀子侄们一起来赏菊。酒过三巡，老爷爷一时兴起，提议以菊花为题，大伙儿联句赋诗。谁知轮到他联句时，竟一时想不出佳句来。坐在爷爷身旁的黄巢等得不耐烦了，就抢先脱口吟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

清脆的童音刚落，顿时赢得全场喝采。可唯独黄巢的父亲神色惶恐，连连摇头说：“这赫黄衣是老天赐给皇帝的，你怎么敢随便乱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说着，就要动手教训黄巢。老爷爷一看不好，连忙挡住，说道：“恕他年幼，不要打了，就罚他重做一首吧!”

不等父亲表态，黄巢立即应声：“遵令!”只见他略加思索，立成一篇：“飒飒西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李一处开。”

诗的大意是说：在飒飒的秋风中，满园菊花一齐开放，但因秋天逐渐寒冷，所以蜂蝶不来。将来我如果做了春天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李花同在春天开放。

这首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举座的人都为他的诗才惊叹不已。

后来，黄巢赴京赶考。虽然他抱负远大，才华横溢，但由于科场黑暗和朝廷腐b，结果却名落孙山。此时，他深感自己像开不逢时的菊花，又做了一首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这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他要砸碎旧世界、重奠新乾坤的豪情壮志。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魏晋名士对浙东山水赞羡不已。流风所及，有唐三百年，无数文人骚客踏歌而来，其中不乏如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贺知章、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诗坛翘楚。他们自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溯剡溪，经嵊州、新昌，至石梁而登天台山，徜徉山水，击节高歌，为后世留下了近两千首唐诗，形成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唐诗之路。

江山无处不风流，为什么唐代诗人独独钟情于浙东山水呢?除却峰隆峻、潭壑镜彻，物产丰厚、足食足兵，佛国香城、仙源道踪诸因素之外，真正吸引唐代诗人流连忘返的是对魏晋名士的追慕情怀。

“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魏晋是士族统治的时代。东晋以后，王、谢、何、庾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浙东一带抢置田业，经营山居，隐逸于斯，待时而出。尤其是王、谢家族位居士族之冠，书法艺术以琅邪王家为优，诗歌文学以陈郡谢家为先。他们纵意丘壑，优游林泉，探究玄理，率性自适，此时，山水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成为思想和情感的寄托。王羲之修兰亭，诗书俱在，名垂青史;谢灵运伐山开径，行吟泽畔，传颂千古……所有这些，足以让大唐才俊接踵而至，寻幽访古，以开拓新的诗歌题材和文学境界。

在杜甫晚年的《壮游》诗中写道：“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唐代诗人之于浙东，不仅是佳山胜水的游赏，而且是对魏晋风度与名士风尚的敬拜与追慕之旅。不管是仕途的失意，还是精神的彷徨，都会在对前人足迹的踏寻和凭吊中，使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丰富和浸润。因此，我们说这是一条承载着诗意和精神求索的文化之路。

里约奥运会，奶奶级选手丘索维金娜又登场了。

41岁。七次参加奥运会。这在20岁就被称为“老将”的体操界，真心是个绝无仅有的神话。

丘索维金娜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时，她如今的对手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而她为儿子而战的故事，更是感动过全世界。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作文素材里认识她的。他们背诵过她的传奇经历，甚至在中考或高考作文里写过她。

所以，当她鲜活地出现在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奔跑、腾空、旋转，无数网友都震惊了：天呐，她居然还在！

是的。她还在。而且依然强大。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7岁开始体操训练，16岁就在世锦赛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17岁，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金牌。

乌兹别克斯坦训练条件比较滞后，几乎是体操的荒漠，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丘索维金娜一个人在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门面。

虽然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丘索维金娜从1993年到2006年，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70块奖牌。

当年见过她的记者至今仍记得，她当年“很漂亮，很可爱。”“身材矮小，但有力，跳马尤其出色，像个弹簧一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21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功成身退，结婚生子。

她老公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也参加过奥运会。

做了几年幸福小女人后，丘索维金娜的平静生活戛然而止：她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噩梦开始。

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要竭尽全力去救儿子的命。可之前做运动员的那点积蓄，完全不足以支撑十几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她选择复出。因为她能赚钱的手段，只有体操。她老公则放弃了热爱的摔跤运动，在家照顾儿子。

26岁，丘索维金娜朝重回赛场，并朝着全能型发展，艰苦训练，到处比赛。

有时候，她会在一场巡回赛中参加全部女子项目的比赛，而不是专注于一两项，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她参加所有比赛的理由，都是为了钱。对于这一点，她从不回避。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懈怠，不停地比赛。赢得奖金，为孩子治病，是她生活的全部。

因为儿子的病，在乌兹别克斯坦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辗转带他去了德国医院。这回治疗费用更高。夫妻俩卖掉了小公寓和汽车，四处筹钱，依然付不起。

为了拿到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加入了德国国籍，为德国征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为德国斩获了一枚宝贵的跳马银牌。就在那一次，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而三个月后，她在又一次国际比赛中，不幸跟腱断裂。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当时所有人都推测，这名33岁的老将一定是要退役了。

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她再次出征。并在两场国际比赛中，都获得跳马银牌。面对世人的惊叹，她平静地说：“只要儿子还没病愈，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这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曾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幸运的是，在这位英雄妈妈的全力以赴下，孩子的病大为好转，如今已经不必接受治疗，只需要每年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好。

不必再为儿子奔命，但丘索维金娜依然没有离开体操赛场。她重新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着她热爱的体操事业。

她状态依然很好。现在，她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战了。

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赛场上，身边的对手，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小姑娘。她显得有点另类。她不漂亮了。皮肤松弛，皱纹显露，腰肢略粗。

但是，这又怎样？她说，“我不觉得我老，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十八岁。”“年轻的对手不会给我压力，她们有压力才对，因为我有经验。”

她应该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值得敬佩的选手。她的人生，是个大写的赞。我们给她多少掌声和敬意都不为过。

也许你跟我一样，喜欢说“我老了”。

二十岁想学钢琴，会说，我老了，手指僵硬，学不了了。

三十岁没结婚，就很焦虑，想着自己这么老，一定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四十岁要换工作，也不敢——一把年纪了，难道要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吗？

五十岁想创业，更胆怯。心里再悸动，也还是放弃了——这么老了，还是别瞎折腾了。

因为自己设定的“老”，我们不知错过了多少美好。看看丘索维金娜，也许你会对横亘在自己心头的“老”，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你未必真的老。你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动力，足够盛大的热爱，足够强韧的坚持。

“我老了”，只是你对人生懈怠的借口。

或许，我们更该像丘索维金娜那样，对自己和世界说：我不服。我想再试一次。我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身体里，可能也藏着洪荒之力。

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必将有所不同。

卡当于1501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除了数学他也专注于收集、组织、研究、评论希腊和罗马的成果。

卡当有个不幸的童年，在40岁之前，他穷得一无所有。个性孤僻，、自负、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反省，并且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得冷漠无情。他为了逃避穷困、病痛、毁谤和不公平的待遇，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维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波隆纳和米兰行医并教受他人医术，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 1570年，因丢掷耶稣的天宫图，被视为异教徒，而被捕入狱。不过，令人称其奇的是，主教随即以占星术士来聘用他。

卡当的著作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占星学、物理学、医学以及关于道德方面的语录。借着辛勤的耕耘，他将古世纪、中世纪以及当代所能搜集到的数学知识，编成百科全书的形式。他更将自己珍爱、偏好的数论和代数理论，结合在一起。

1545年，他出版的著作《ArsMagra》（大术），在代数学上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书中首次出现使用符号的雏形，例如："3. quad . quad . p .29. quad . p .57 . aqualia36 . pos . p . 74."这相当于"3X4+29X2+57=36X+74"；他对三次及四次方程式提出了系统性的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卡当在代数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认真地引入了虚数，并接受虚数是方程式的根。虚数的出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虚数和原有的实数统称为复数系。根据代数基本定理，在复数系里任何多项式必有根，而且n次多项式恰有n个根，这就解决了根的存在性问题。要解出方程式的根，在复数系中，便可迎刃而解了。

除了在代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卡当在概率论这门学科上，也扮演了奠基的工作。例如在其《De Ludo Aleoe》（博奕论，1663年出版）一书中，他已经计算了投掷两颗或三颗骰子时，在可能方法里，有多少方法是得到某一点数，这可以说是，概率论发展的一个滥觞。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的小城，8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辞世，母亲用坚强和隐忍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却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差。一次，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的坚强性格。渐渐地，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高三那一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然后，白岩松一天看每科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持之以恒，白岩松终于考上大学。

现在回想这些，白岩松感慨地说：“青春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你可以犯无数的错误，因为你有改正错误的时间，但是当中年这杯下午茶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赶紧做正确事，因为错了就没有改正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