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信的名人故事5个简短【经典20篇】

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极善于描绘壮丽的自然风光，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这位伟大的诗人小时候就很聪明，但是却很贪玩，不爱学习，常常趁老师不注意，溜出学堂，四处捣蛋。

一天，李白又逃学了，调皮的他带着弹弓，准备去后山打鸟。飘过山下的小溪时，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正吃力地磨着一根粗粗的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问道：“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老婆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微笑着说：“磨铁棒呀，我想把它磨成一根绣花针。”

“将这么粗的铁棒磨成绣花针？怎样可能啊！”小李白脱口而出，惊讶极了。

这时，老婆婆停下手中的动作，信心十足地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相信，只要天天磨，总有一天能将这铁棒磨成绣花针的。”

老婆婆的信心和勇气让李白十分感动，想想自己平时贪图玩乐而荒废学业，李白惭愧极了。他拜别了老婆婆，立刻回学堂上学去了。此后，李白再也没有旷课逃学，不仅仅如此，他还坚持博览群书。经过不懈努力，李白最后成为名垂千古的“诗仙”。

读书身健即是福，种树开花亦是缘。”好一个读书人，好一片读书的心境。从古到今有很多关于名人读书小故事，下面为大家分享了现代名人读书的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陈景润认真读书

陈景润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姐姐一起玩捉迷藏。不过，陈景润捉迷藏时有点特别。他常拿着一本书，藏在一个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角落或桌子底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一边等着别人来“捉”他。看着看着，他就忘记了别人，而别人也忘记了他。

上学期间，陈景润酷爱数学。当老师讲解数学题时，他总是集中精神认真听讲。课后布置的习题他也认真去做。陈景润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乐趣。数学是心智的比试和较量。陈景润对于解题，向来不吝惜时间和精力。陈景润不懂就问，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向老师请教时却毫不羞涩和胆怯。他的求教方式很特殊：看到老师外出或者老师从高中部到初中部去，他就紧追上去，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并且一边走，一边问问题。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沈元教授的课。沈元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的理论。但他一出生也没有证明出来，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长久以来，‘哥德巴赫猜想’之迷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并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沈元教授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数学比喻成自然科学的皇后，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喻成皇后皇冠上的明珠!沈元教授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

许多年之后，陈景润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这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证明出的那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后来这条定理被命名为“陈氏定理”。

爱读书的陶行知

陶行知小时候十分聪明。他常到邻村叶家玩，看到厅堂里的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他到了读书的年龄，家里却无力缴纳学费，幸好有位秀才在附近开馆教书，很喜欢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他为学生。这样，6岁的陶行知就得到了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9岁时，陶行知来到外婆家，外婆见他聪明伶俐，就把他送到吴尔宽先生的学堂伴读，陶行知这才正式入学。在那里，陶行知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启蒙教育结束之后，他便进入学堂，读四书五经。

10岁时，因父亲失业，陶行知只得半工半读。他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卖掉后再去上学，每天往返20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读书对穷孩子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学习更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村15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贡生王老先生在主持学馆，便前去求学。王老先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便免费让他伴读。

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他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堂校长见陶行知勤奋好学，便允许他免费入学。这样，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由于基础扎实，他一入学就直接被编入二年级，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没丢下古典文学。因为家境不好，他向崇一学堂的同学借来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余将一本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同学的父亲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和白居易。”并说：：“杜诗沉郁有力，多伤时忧国之作；白诗通俗易懂，道出民生疾苦。”同学的父亲为陶行知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惊奇，他认为陶行知一定会有所作为。

后来，陶行知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读书刻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他常年在外面拍电影，有时在本地，有时在外国，有时则是在飞机上度过。有一天，他因病在家里躺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妻子高兴地拿着一个大花瓶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要给你颁发奖杯！”他问为什么，妻子神秘地一笑，说：“因为你今天全天都没有出门！”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忙碌到什么程度的人；可想而知，他的儿子跟他见面的机会能有多少。但是，那时儿子毕竟还是个孩子，有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虚荣心。一天，他的助手向他转达了儿子的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父亲能亲自开车去接他放学。

这天，风尘仆仆地下了飞机以后，他看看手表，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于是开着车直奔学校，连脸都没来得及洗一下。他想给儿子一个惊喜。他打电话告诉孩子的司机：“今天你在家里歇着吧，我现在正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放学铃声响了。他热切地打量着从门口走出的每一个学生。但直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他也没有见到孩子的身影。终于，司机给他打来电话：“先生，你的儿子正在学校门口等你呢，怎么你还没有到？”他说：“我也在学校门口。”司机问：“你在哪个学校门口？”他说出某某小学的名字。司机说：“先生，你的孩子已经读中学了！”

等他赶到那所中学的时候，孩子已经要步行回家了。他把儿子叫上车，儿子好半天都没有理睬他。他默默地开着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快到家的时候，儿子带着哭腔说：“爸爸，我的同学都走光了！你来接我还有什么用！”

他叫成龙，一个出色的电影人，一个能为儿子提供优裕物质生活的人。而他的儿子是个普通的儿子，一个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来接自己放学的儿子……

俗话说得好，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伟大的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今天，我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受到深刻的教育。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齐白石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了一代著名画家；李白通过必生的苦读，成为了一代“诗仙”；伽利略通过不懈地努力，成为了一代科学巨人；匡衡通过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成为了我国西汉时期的一个著名的经学专家……

孔子是世界杰出的文化名人，被后人称为“至圣”。他从小家境贫寒，没钱上学。但尽管如此，他仍发奋读书，不耻下问，老人小孩都是他询问的对象。他打破砂锅问到底，别人便送他“百事问”的雅号。

成年之后，他的求知欲更强了。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易经》，就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高兴地把它抱回家，逐字逐句地读起来。他一遍读不懂，就读第二遍，第二遍读不懂就读第三遍……这样翻来覆去的读，连穿在竹木简上的牛皮带都断了。就这样，他换了三次带子，这就是“书编三绝”这个成语的来历。

读完《名人故事》这本书，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美好愿望。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 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 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

一天，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 质问巴尔扎克： “我让你学习法律， 你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爸爸， 您知道， 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说。

“毫无兴趣！ ”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来，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 搞文学谈何容易， 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 ”

“那不一定！ ”巴尔扎克摇摇头， 非常自信地说， “一个人的成功， 往往取决於他的信心和努力。”

“信心和努力？那好， 从今天起， 给你两年的期限， 搞不成， 就得学习法律， 你敢答应吗？”

“敢！ ”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 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 整天埋头写作。这期间， 他写了一个历史剧， 由於自己的阅历有限， 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 没有成功。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肯努力， 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绩。

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 使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於是， 他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着， 广泛地接触社会和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於图书馆和书店， 总是来得最早， 离开最晚。有一次， 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 边看边记， 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班了， 也忘记招呼巴尔扎克一声。第二天早晨， 图书馆的人员来上班了， 发现巴尔扎克还在边看边记。为了读书， 巴尔扎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需一打架斗殴的情节， 就到街上去观察。好容易遇到两个青年人争执， 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 想让两个人打起来。谁知两人看穿了他的“诡计”， 合起来把他轰走了。

巴尔扎克写起文章来就闭门谢客， 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他的书房。有一次他把屋门锁了， 从窗户跳进屋里， 再的把窗紧闭上。来访的人见门上落了锁就自动回去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 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一致赞扬。以后他又陆续完成了《人间喜剧》等９７ 部小说， 确立了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一：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二：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三：匡衡凿壁借光读书

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他从小喜欢学习，刻苦勤奋，可是家里却买不起灯油，无法在夜间学习。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默诵白天读过的《诗经》时，发觉邻居家灯火通明。匡衡羡慕在灯光下读书的人，他灵机一动，把邻居家的灯火借过来就可以读书了。

匡衡正在思索着该如何借到光看书，灯光把巨大的人影投身到墙上，酷似一个个怪物，怪模怪样地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匡衡灵机一动：我如果在这边偷偷凿个洞，隔壁灯光就能穿墙而过，照射到我这小屋里来，我不就可以借着这点亮光读书了吗？

他高兴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找来一把凿子，在墙壁下方偏僻处凿了个小小的窟窿。顷刻间，灯光照亮了一小块儿地方。匡衡连忙从床头翻出《诗经》，凑到那一小块儿宝贵的光亮处，专心致志地苦读起来。匡衡的父母看到匡衡如此刻苦，都感到特别欣慰，同时又倍感酸楚。

从此以后，匡衡白天帮大人忙田里的农活，夜晚借着那一小束从隔壁人家借来的灯光，孜孜不倦地读书，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学者。

感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外界条件不是制约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但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吃苦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学习毅力。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四：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名人读书的励志小故事“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感悟学习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真正会学习的人，要善于取舍，要选择正确的，精通专业的，熟悉相关的，了解必需的。同时，学习需要思考。有些人虽勤于学习，但不过只是泛泛的阅读，任何理论观点都只在脑海里一晃而过，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三到”是鲁迅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我们也要像他那样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攻读，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邱吉尔不仅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着名人物，而且就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就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一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此时先就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说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一天还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爱户外，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哲理：能让内心持续宁静的人，才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决定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维勒和李比希都是19世纪德国杰出化学家。他们两人的性格迥异，李比希激烈，爽朗，风风火，像一团烈火;维勒平和、沉稳、文文静静，像一盆冷水，但两个人感情很好，亲密无间。他们密切配合，致力于科学研究。共同对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作出了贡献，同是有机化学的创始者。

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的最好运气，就是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年来我和这位朋友真诚合作，毫无隔阂……手携手地向前，这一位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

由于两人的团结合作，因此，才创造出科学研究上的辉煌。

少年张伯宏的履历表就像格林童话：当同龄人在为黑色中考焦头烂额时，15岁初中毕业的他远赴洛杉矶学习音乐制作；17岁“洋”装穿在身的他又回国，玩土得掉渣的音乐《北京土著》；在娱乐圈刚崭露头角，荣登中国TOP排行榜第一名时，他又华丽转身，18岁就成为上海一家网络游戏公司的CEO……

18岁音乐人总裁年薪7位数，海派的家庭，游走在娱乐圈和IT圈之间，这个唱RAP，迷恋网游，比韩寒更“韩寒”的新锐人物，具备了当下新偶像的所有元素。

可粉丝的尖叫博客的高点击率下属对他“张总”的称谓，都掩饰不了这个18岁少年的倦意。他时常觉得自己“老了”，已萌生退意。他“觉得人生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时候的事。18岁的孩子还是要在学校学习，否则以后的人生中会有很多缺憾。”

当盖茨50岁杨致远40岁陈天桥30岁时，这些吃着果冻长大的“80后”，已经夹着一本叫“互联网”的大课本匆匆上路了。他们用程序创造财富，他们的口号是：贩卖右脑！他们格式化了父辈的“左脑型企业”模式，颠覆了商业学院奉行的一些金科玉律，他们认为重要的已经不是资本，不是技术，不是经验，甚至不是知识，而是创意，儿童般的想象力，来自右脑的领悟力。

这些“愣头青”真的就用一根上网线获得了巨大财富：身价两亿的泡泡网CEO李想（生于1981年）身价过亿的康盛世界CEO戴志康（1981年）身价过亿的MySee总裁高燃（1981年），身价过亿的MaJoy总裁茅侃侃（1983年）……出生于1988年的张伯宏刷新了“80后”创业的纪录。

这个“双栖明星”的声名乍起也招致了很多质疑：一个初中毕业生“有个好创意”就能当上总裁？他是个花瓶，幕后有人“垂帘听政”？一个“所有收入都要交给妈妈”连自己钱包都管理不好的总裁，怎样管好他的公司？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少帅，怎样让从索尼盛大等成熟网络游戏公司中高薪挖来的员工心服口服？

这个孩子努力让自己显得不像一个孩子，在媒体上应付着各种冷言冷语。如今，他带领着他的团队正在开发网游“变形金刚”。

“为自由而战”也是他的追求。工作中处处显得大人样的他一不小心就泄露生活中的“小孩儿性情”：抓紧吃饭时间玩手机游戏，看到保时捷走不动路，把吃麦当劳说成吃世界500强，博客里把“什么”写成“啥米”。一边严肃地对媒体说“有没有女朋友是隐私问题”，一边在博客里一遍一遍地感叹，“我怎么还没有女朋友”。

如今，这个自由男孩醉心音乐，疲于复杂的人事，萌生去意。看着这个正在青春蝶变的少年，人们不禁想问：他所代表的一代少年总裁还能走多远？

巴菲特8岁炒股比尔盖茨休学创业，张伯宏18岁当总裁似乎也不算什么大新闻，尤其是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网游对象越来越年轻化，投资人越来越看重对市场敏感青春逼人创意无限的先锋少年。当然，他们的短板就是稚嫩的人际交往空白的管理经验。正如张伯宏所说，“优势是我年轻，劣势就是太年轻了”。

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些“一出生就遇上了市场经济，一长大就明白了国际化，一交流就用上了互联网”的80后，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不过他们即将面对的挑战和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

也许少年企业家们会失败，也许他们不等失败就又华丽地转身，辗转于下一场“秀”，花样年华里一切皆有可能。

“我这么年轻我怕谁啊？”也许只有这句《奋斗》的台词才直指他们的心底。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周庚申，最贴切的莫过两个字：执著。在他谦和微笑的背后，是和刚毅。自1989年进入长城开始，从最基层的质检员做起，历任技术员、主管、副经理、总经理、副总裁、总裁，从一名普通员工一步步为长城电脑的掌门人。日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务实、、创新和激情是长城电脑信守的企业精神，也是我做人的原则。最大的激情是务实，创新的基础是执著。只要我们坚守信念，执著追求，长城电脑做大做强，成为国际一流IT企业的一定能实现，长城电脑的未来大有希望！”

196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清华精密仪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9年至1997年间先后在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公司质量部、科技部、打印机事业部从事技术开发工作；1997年至1998年在公司打印机事业部主管产品开发工作，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任打印机事业部副总经理，1999年5月至2002年末任打印机事业部总经理；2002年9月至今任显示器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03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05年7月起，任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不管学历、资历，只看业绩

“IT业是最不能吃老本的行业。要么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要么被人超越，一败涂地。”周庚申说这些的时候一脸平静：“在残酷的竞争面前，长城电脑除了变革别无选择。”

长城电脑的百日新政从整合内部环境开始，焦点就集中在周庚申上任之初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以科学用人观用人，改伯乐“相马”为“赛马”，让公司急需的人才尽快脱颖而出。

自己不靠关系，没有“背景”，从基层一步步起来，周庚申对于“用人”感受极深。要让公司真正需要的人到合适岗位上，建立公平用人、科学用人的选人机制是他出任总裁后做的第一件事。在他主导下，长城电脑所有岗位都可以参加竞赛，岗岗是擂台，人人可升迁。岗位没有身份贵贱、年龄大小、资历长短之分，只有技能、活力、创造精神、奉献精神、工作业绩之比。长城，是所有拼搏竞争、业绩突出的人施展才华的舞台。一切靠业绩说话，业绩好的普通员工都可以走上岗位，业绩不好的者同样可以降职反省，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人尽其材现代用人新观念。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匡衡是西汉人，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都是要劳动，没有多少的空余时间，晚上很是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灯光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脚，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早已被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

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干活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觉得很奇怪，就问匡衡道：“你为什么自愿做工，而不要工钱呢？”

“我给您做工，不为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地、津津有味地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

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着名的大学者。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1917 年1 月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胡适的父亲胡传曾经担任清廷的“淞沪厘卡总巡”，后调台湾，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病逝于厦门。胡适自小跟着母亲在绩溪老家，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家的女子，但也略通诗文，她经常教儿子背诵古典诗词，并且为他请了旧学根底很深的老师。胡适在故乡接受了 9 年的旧式教育，其间广泛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由于通过阅读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受到了运用白话文的训练，从而也确立了他的文学兴趣。

14 岁这一年，胡适曾经随三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写文章，所以就被编到五班，那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有一次，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来上海已经有 6 个星期了，胡适已大略能听懂上海话，他知道老师讲错了。等到老师讲完后，他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跟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学究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花镜向上推了推，“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

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那些书，背了多少东西，胡适都一一回答了。老师又问了他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他第二大就被升到第二班去了。

在上海，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他积极称赞维新，也有一定反清革命倾向。15 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

小说《真如岛》。19 岁那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下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游刃有余，轻轻松松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绝。这一次他的语文成绩是第一名，但是理科成绩却最差，在成绩过关的考生中，他的总分是最后一名。当年 9月份，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叫阿熊。镇上的私塾先生为他起了个大名叫可桢，意思是应该做一个坚实的柱子、国家的栋梁。小可桢1岁半，父亲就教他认字。有一天，父亲外出，走前对竺可桢说：可桢，今天不教你认字了，放你一天假。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小可桢，硬要父亲教他认几个字再走。竺可桢3岁时，已经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背诵好多唐诗。竺可桢5岁进了学堂。学习可用心了，门门功课都是成绩优良。他的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竺可桢写字做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了他才肯回房睡觉。这么肯学的孩子，还真不多。小竺可桢身体瘦弱矮小，有的同学嘲讽他：好一个寒酸小矮子，准活不过20岁这几句话刺痛了竺可桢，他发誓要锻炼身体。连夜订了个锻炼计划，每天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不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这个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不喊名字，只喊编号，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竺可桢气愤万分。他深深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发奋读书，加倍用功，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

1910年，竺可桢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农学院学农业。后来，他发现农业跟气象关系密切。1913年秋，他在农学院毕业后，考上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