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通用六篇 作文【实用19篇】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20xx年1月，有一位记者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有一只灯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消防站度过了它的109岁生日。也就是说，这只灯泡的使用寿命已达到了109年!在109年前，谁有这么神奇的技术，使一只灯泡的光亮穿越了一个多世纪?

这消息一报道，立刻引起了世界轰动。

人们纷纷猜测，这只神奇的灯泡，这只光耀百年的灯泡，它的发明者到底是谁呢?是当时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吗?

研究者通过查阅当时的相关资料，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1901年，电灯刚发明不久，美国电气公司在广场中央组织了一场电灯实验竞赛，爱迪生等一批发明家都参加了这场比赛。当举办人将电压逐渐提高时，一只只灯泡都相继炸了，最后惟独留下一只灯泡还亮着。

这只最后还亮着的灯泡是谁研制的呢?大发明家爱迪生吗?研究者通过进一步考证，发现这只灯泡的研制者，并不是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爱迪生，而是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的发明家柴莱特。而这只灯泡正是2010年1月记者报道的那只灯泡，那只光耀百年、使用寿命达到109年的灯泡!

在那个电灯还刚发明不久的年代，为什么没有什么名气的柴莱特能研制出如此高质量的灯泡呢?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在一份资料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01年，那场电灯实验竞赛结束后，爱迪生出于对柴莱特的欣赏，邀请他一起参加碱性电池研究。面对大发明家的邀请，柴莱特却拒绝了与名人合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指着在比赛中刚获得头奖的那只灯泡说：“我只适合研究它。”

柴莱特为什么拒绝与大发明家爱迪生合作这个诱人的机会呢?也许，我们从柴莱特的一句回答中可以找到答案：“我只适合研究它。”一生只研究灯泡，不管灯泡之外有多少难得的机会，有多少美丽的诱惑，也不为所动，心中只抱着“我只研究我的灯泡”的执着和信念。后来，研究者又在柴莱特的日记中找到了相同的佐证，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生只亮一盏灯!”

一生只亮“一盏灯”，一生只做“一件事”，也许，这就是柴莱特研制的灯泡，为什么能穿越历史的尘埃、光耀百年的秘诀和根源吧。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热爱的人：如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治病救人的医生和护士，忠于职守的警察叔叔，还有身残志坚的张海迪阿姨……其中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张海迪阿姨。

张海迪阿姨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她做了很多次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就是张海迪却因此而残疾了。所以她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每一天。张海迪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她身残志坚，勤奋学习，热心助人，被誉为“当代保尔”。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对生活仍充满了信心，张海迪阿姨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做斗争。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但张海迪却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她还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写作，她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她还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文学作品。我感到非常惊奇，一个残疾人如此热爱生命，真就是令人敬佩啊！

张海迪考大学的时候，主考官得知她就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名的残疾人，多少在考场上有些不便之处。所以主考官对她说：“你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不用考试。”张海迪摇摇头，坚定地对主考官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想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终于，张海迪考上了她理想的大学。

张海迪阿姨真就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啊！她那种身残志坚，热爱生命的精神令我敬佩。

话说唐代出了个"七绝圣手"王昌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他于开元十五年中了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调汜水尉，后因故遭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为江宁县丞，人称"王江宁"，天宝七年又贬为龙标尉，人称"王龙标"。他的诗含蓄深婉、浑厚明快，人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王昌龄看到当时社会如此黑暗，到处是贪官，那受苦的农民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觉得自己很没用，只能写诗发发牢骚。

他在边塞从军的时候，骑马巡边，满目苍凉，心中烦闷，就信马由缰，走了不知多久，离开唐军驻地已经十分遥远，他正要回转马头，忽然看见在一片广漠的边塞之上，一座边城的西边，一座百尺高的烽火楼上，一个唐军戍卒孤独地走上瞭望台。从青海湖吹来的秋风在黄昏时分显得更加凛冽寒冷。王昌龄猜想，此时此刻，戍卒的思乡念亲之情也正是最为浓烈之时。这是一幅悲凉而又伤感的画面。王昌龄素知此地已无唐军，《军事报》上说前段时间有一队唐军在此地全军覆没，唐军就放弃了此地，现在却有唐兵守着，不禁心中大奇，走近去看个究竟。却见戍卒走上高台，坐下了。此时寒风瑟瑟，本就让人愁思不已，那戍卒更用羌笛吹起了主题为"伤离别"的乐府古曲《关山月》。只听得笛声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如亲人在呼唤，似征人在叹息。五昌龄想到，这笛声就如同一缕情思，飘向万里之遥的故乡，征人的妻子也同样在思念久戍边庭的亲人。但是战争远未停止，征人回乡遥遥无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等待。王昌龄思绪纷乱，走上前去，却见此兵甲胄破了一个小洞，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此兵见到军官问自己，忙一手掩住甲上的破洞，单手行礼，答道："我叫闾丘晓。"

原来闾丘晓是个武林高手，所属唐军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遭遇，经过激战之后，全歼敌军，但全队唐军也只剩下他一个了，他杀光敌军后自己也体力不支，昏倒在地，醒来后想起自己的任务，就坚守着岗位。王昌龄问道："你怎么能在乱军中保住性命？""我有一门神功，我靠它消灭了敌人。""教教我吧！我把你带回我军驻地！"于是王昌龄与闾丘晓回到了大部队的驻地，然后秘密从闾丘晓那里学了一门名为"七绝掌"的神功。为了表示感谢，王昌龄就替闾丘晓写了七首《从军行》，每一首诗都内含一式七绝掌法。其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还高度赞扬了极度困苦的闾丘晓无怨无悔、在国家边境进行正义战争的豪情壮志。此诗传到朝廷，闾丘晓很快就升官调到别处做了刺史。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王昌龄半夜骑马回家的途中，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人来，嚷道："王某某，你还认得我吗？"王昌龄定睛一看，是师父闾丘晓。王昌龄有君子风范，抱拳说道："原来是师父，不知在此拦路所为何事？""朝廷听说你总是发牢骚，叫我来警告你一下。"王昌龄冷冷一笑，说："好啊，你就试试看！"闾丘晓运功发掌，但王昌龄更快，先一步将闾丘晓的人头扫落。王昌龄心想：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免总是被人暗杀，不如借用一下师父的脸皮好了！于是动手将闾丘晓的脸皮剥下，制成面具，放到自己脸上，将闾丘晓的尸体埋了，到闾家去冒充闾丘晓，对外宣称已经杀死了王昌龄。

[名人故事王昌龄的一生作文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今天，我读了一篇故事，名字叫《张海迪的故事》。读后我深受感动，下面听我介绍一下。

张海迪小时候很聪明，也很健康。张海迪曾经也有过快乐的童年，和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她自己的幻想，张海迪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她的身上。一天，海迪正在排练节目。她正在练习的时候，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了，她想站起来，但用尽全力也没能站起来。父母知道后把她送到了医院，过了一会，医生说出了结果，五岁的她正得了脊髓血管瘤。许多医生都没能救起她。后来有许多人关爱她，她的三分之二身体几乎都没有了知觉，在她住院时，她坚持学习。妈妈也经常鼓励她。每当病情折磨她时，她都非常坚强。海迪每天都坚持写日记，长大后成了作家。

读完之后，我想：张海迪真是我们的榜样啊，我对一件事非常怀疑，为什么张海迪那么可爱聪明，而上天还要折磨她？张海迪在生病的时候还在自学，我真惭愧，现在有的同学把生病作为借口，不学习。她还那么坚强，病情折磨她时都不掉眼泪，而现在有的同学因为一点小事就哭，一点都不坚强，张海迪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有的人一星期写一篇就不错了。张海迪非常爱上学，得了病还想上学。她可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她那爱学习、坚强、坚持写日记的好精神。

张海迪我们为你加油！

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一生读书的20个小故事

1、上帝放他一天假，毛泽东会在干什么?

有一天，上帝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说：你们明天都不要工作，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毛泽东干什么，他肯定是睡懒觉，而且早晨起来以后也不一定起床。我们知道他的床是一张硕大的床，里边低外边高，外边睡人，里边一半是放着书，他随手拿出一本书就看，甚至看上一天也不下榻。周恩来头天晚上回去高兴地对邓颖超说，“小超呀，明天放假，咱们是不是请赵丹、张瑞芳他们到家里来作客，一块儿热闹热闹呢?” 这些人都是电影演员，周恩来非常喜欢文艺，他年轻时候演过话剧，而且是演旦角，就是客串男扮女装那种的，他会跟这些朋友欢度一天。这两种选择背后体现着什么样的文化含量呢?毛泽东是一个沉迷于书本的领袖人物，肯定是站在此岸，设想彼岸的。一个上天入地、大悲大患，寻求于思想和未来的人;周恩来是一个一有闲暇就和朋友在一块热热闹闹欢聚的人，他肯定就是很善于、很乐于在群体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两种选择恰恰说明他们两个人的角色是非常恰当的。毛泽东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他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周恩来是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协调、主持群众、集体工作非常在行。

2、毛泽东读书过于广博令研究人员大为头疼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大，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军事、书法、报刊杂志等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十一大类。他读书很偏，一般常人很少去涉猎的书，他都去读，而且读了之后还去谈。比如说科幻题材现在比较多，但在1936年，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他会见美国记者斯洛的时候，就谈到了一个英国的科幻作家威尔斯，他写了《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毛泽东引用威尔斯小说里面的话说“我们买一张车票从地球到月球”。相信在那个时代读过威尔斯的《星球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这种小说的人很少，但毛就读了。而在50年代初，毛泽东又读到什么样的很偏的书呢?一个苏联科学家写的《土壤学》，他读了好几次，而且上面有很多批注。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了《土壤学》以后得到的启发和感悟。他读《红楼梦》，他不仅读这本书，而且还读一些研究《红楼梦》的著作，读《红楼梦》的一些考证。周汝昌有一本书叫《红楼梦新证》，里边考证到一个“胭脂米”，毛泽东就想方设法要去弄清楚这个“胭脂米”到底是什么米，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

毛泽东在讲话和写作里边引用的一些话，研究人员后来在编辑和整理的时候，都想找到原始出处，但是一般都很难找到。毛泽东在延安讲话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句徐志摩的话，他说诗歌让人读起来要像“银针之响于幽谷”一样。这是徐志摩的话，毛泽东就引用了这个话。后来我们去查，找了很多人，包括找了当时的现代文学史家唐涛，都记不住。后来到北京图书馆里面去查徐志摩留下来的一个全集样本也没查到。结果查到陈源的文章、鲁迅的文章也用过这个话。还有一次，毛泽东给丁玲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三千毛瑟精兵”，这是拿破仑的话，我们也查，在孙中山那儿查到过。就是说他读过的书对他的工作、他的话语、方式和体系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都是很“偏”而“深”的东西。

最有名的，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号乘坐飞机外逃的时候，当时周恩来到毛泽东身边问该怎么办。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飞机打下来，它已经进入蒙古境内了。这时候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由他去吧!”，意思是说由他去吧，就没有打。后来我们想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可能是有出处的，是不是俗语?后来到韶山那一带去验证，那一带也没有找到这样的话。后来想想是不是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呢，也一直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后来有热心的读者和研究者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查到了，是清代嘉庆年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章回小说叫《何典》，那里面有。我们把书找来，很意外地发现，那里边有一些话是毛泽东在1974年的时候在中央会议上经常引用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就说明毛泽东是读过《何典》的，而《何典》这部书我们当中知道的就是非常少的。这说明毛读书非常广博。

3、逝世前七个小时，毛泽东还在读书

毛泽东读书真正做到了“活到老，读到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毛泽东讲这个话不光是鼓励别人读书，而且他自己也做到了，而且“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凌晨10 分逝世。那他9月8号在干什么?当时他是全身插满了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文件看，看了多少次呢?看了11次，也就是说他苏醒了11次，要书要文件要了11次，总共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两小时50分钟，就是9月8号那一天他清醒的时间是2小时50分钟，而这2小时50分钟都在看书，而最后一次读书、看文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9月8号下午4点37分，过了7个小时以后，他就去世了。

4、已是口不能言，毛泽还要关心国际大事

毛泽东临终前，有一次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手指头往后扬，轻轻地敲了三下木床板。工作人员不明白，他敲三下木床板是什么意思呢?工作人员拿书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后来有一个精明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看过一个材料，当时日本在大选，参加日本大选的领导叫三木武夫，他敲三下木头，是不是要三木武夫的竞选材料?他赶快给他找来了，毛泽东就点了点头，他要的正是这个!这就是毛读书之执著。

5、《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了一辈子

对毛泽东来说，一些经典和重要的书他是反复读，要真读，细读。他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的时候，把《共产党宣言》读过十几遍。他走上革命道路是1920年，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到晚年他又找来《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同时专门找来一个懂英文的人给他讲解，他自己读完以后，还经常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下一些批注，这本书他是真正读到老了。

6、毛泽东用大学问家的方式读经典

毛泽东对于一本经典和重要的书，他反复读，他还喜欢把同一个题材、同一个内容的书对照起来读。这已经不仅仅是读书，更像是做学问做研究了。比如说读屈原的《楚辞》，在1959年到60年代初，他一下子要十几种《楚辞》的注释版本对照地读，他每句话都要琢磨它的解释，朱熹的解释是一种解释，别人的解释也是一种解释，他都要看，这个是一些大学问家才干的事。

7、毛泽东提倡读一点反面的书

毛还特别强调，我们不光要读正面的书，马列的书，而且也要读反动的书。毛主席提出来，唯心主义的书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这句话是在 1957年时候说的。在他看来，只有了解和读反面的东西，我们才可能开拓思路。毛泽东说，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恰恰是对这些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只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只能照着讲，单调乏味，讲话写文章都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讲话、写文章为什么生动有趣?我们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谈话记录，一看就是一上午，我是抽烟的人，看书一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抽根烟就不行了，但是我看毛主席的讲话记录，一个上午都沉浸在里面，即使没有抽烟，还是觉得津津有味。

8、毛泽东组建读书小组专攻大部头

毛泽东读书爱写批注，他自己读完以后还特别组织一个小组来边读边议。德国近代有一个大军事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战争论》，毛泽东在陕北为了了解战争，就专门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的读书小组，每天在一块读十多页，读完以后大伙儿就各自谈自己的看法。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又组织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读书小组，而且是把党内的大秀才叫了过去，在杭州呆了两个月读一本书，为什么?就是要总结里边的真理、规律。而他读《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谈话，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后来出版，这里边有很多好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说不清我们社会主义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我们今天熟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源于毛泽东在读这本书之后的一个重要谈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这要找依据。当时好多人认为，我们社会主义还不发达，这也要找依据。找来找去，后来发现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有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有不发达的阶段，这样一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9、毛泽东从小立志“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四句话经常挂在嘴上。他说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要为天下奇”! “要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读奇书”就是一般的书不读，要读就读一些有大智慧的书;“交奇友”，毛泽东果然交了一批奇友——新民学会的那些成员。前两年中央电视台也放过一个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慷慨之士，后来大都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创奇事”，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最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奇男子。打仗他是一流的军事家;搞理论他是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写诗他是一流的大诗人;散文也了不得。五十年代初，我们大陆在批判胡适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住在美国，有人就去采访胡适说，大陆正在批判你的思想，你有什么感想?胡适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这证明我的思想还有批判的价值。第二句，客观地说，要论大陆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润之!连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白话文的大家，都说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搞书法，毛泽东的书法是很难学的，自成一体;读历史，毛泽东也是当然的历史学大家;搞政治就不用说了，政治领袖;搞国际战略，也是国际的战略大家，包括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从乒乓球这个外交开始慢慢实现。毛泽东他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理论家、散文家，又是史学家，一个人做到这份上该知足了。所以说，毛泽东年轻时候做奇男子的目标达到了!

10、毛泽东读书，读了就想去用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读书，不是一般的读，他读完一本书，如果受到启发了，他就想去干。比如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介绍有一个日本人在搞一个新政主义的实践，他对新政主义特别感兴趣。在1918年底、1919年初的时候，他到北京就打听周作人在哪儿，他就去找到了周作人，跟周作人谈了半天。1919年底，他回到长沙以后就组织人，在长沙岳麓山上面找到了一个地主，他要地主把这个地租给他们，他准备找些人在这几十亩地上实验他的新政主义。但是后来没成功，但是关于新政该怎么办?他写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大家到这里来，怎么读书、怎么劳动，大家结婚，在这里办幼儿园，该办什么图书馆都有，他的计划书留下来了，但是他的实践半途而废了。

11、毛泽东下令，打土豪要保护图书馆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要领兵打仗，找不到书看，非常苦闷。那个时候见到一本书就非常高兴，特别是在当时打下土豪，只要有书，他就眼睛发亮。有一次打下土豪以后，他就跟着警务员去找有什么书看，但是什么也没找到。毛泽东回来以后，就立下一个规定：以后凡打下一个地方，要组织专人把图书馆看起来，要寻找报纸，所以后来打下福建漳州的时候，毛泽东就让人从漳州的图书馆运了两批书回去。在这些书里面有两本书，毛泽东读了以后感慨万千：列宁的《两种策略》、《共产党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读完以后，马上推荐给彭德怀读，而且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条子，他说要是在大革命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还发现毛泽东的一封信，1929年写给李立三的信，他开了一个书目，在信里面说要什么书，他说我现在没有书看很苦闷，想通过你们搞一批书过来，说到买书的钱你们先垫着，完了我再派人把钱给你们送过去。毛泽东就是在苦闷的时候都要读书，包括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长征时期是被抬在担架上走，因为他生病了。毛泽东醒来以后就在担架上读书，他就这样读完了《列宁与革命》。

12、毛泽东晚年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读书的

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75年他患白内障，看东西不清楚，由于印刷体看不清楚，他就读书法。后来还是想读书，就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吴迪来给他读，那段时间他读了很多古代的文史经典，尤其喜欢读庾信的《枯树赋》，据记载，他至少细读了五遍，他每次都读得老泪纵横，他为了《枯树赋》的一个字的注释还专门写了批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英雄暮年很能体现他的气质，很本色，很文化，很感性，而且是大悲的感性，这是他内心真实的体验。

13、林彪读书不求甚解在主席面前出洋相

毛泽东是政治家，编书、荐书和讲书是他的工作和领导方法。编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精读之后才能推荐、编书。毛泽东是自己读懂了，才给人推荐。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由林彪指挥。但是敌方火力猛，红军冲上去伤亡太大。林彪就琢磨怎么样才能打下来，他突然想到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个火牛阵——给牛尾巴上点上火，然后冲向敌人的阵营。红军就到附近的老百姓那去弄水牛，把尾巴上浇上油，点着火了，让它们向敌阵扑过去。结果敌人打枪，牛就往回冲，反而把我们自己的阵地给冲垮了。这时候毛就来总结教训，他说林彪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赢。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上面就写了，是每四头牛为一组，由大木棒子在它们的脖子那儿捆起来，这时候把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即使敌人打枪，它也拐不了弯。

14、毛泽东编书成瘾，超然务虚

毛泽东特别喜欢荐书，讲书，最重要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因为他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有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延安以后，在那么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边陲小镇，毛泽东办了20多所学校，从艺术学院、妇女学院，到青年干部学院，再到民族干部学院，一应俱全。毛泽东自己在延安时期经常到各个学校讲课，现在还有一张当时讲课的照片，非常有名，因为是穿着打着很大补丁的裤子。他把讲课、编书都作为打通思想，解决干部思想疙瘩的方式。实际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编书，刚进第一师范，他喜欢文学经典，他就自己到图书馆整理目录，就编了一个有77个书目的书单，然后把这个书单寄给朋友，他说这么多书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就要读好书，读奇书。当然晚年他也编，1958年在成都开中央会议，他3月7日到成都，第一件事就是参观杜甫草堂，武侯祠，然后要了一些书来看，然后会议期间就编了两本书，一本叫《唐宋诗词若干首》，《明朝诗词若干首》，然后发给大家，大伙都不懂，那个时候都在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发给我们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人写的，明朝人写的，他们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后来就讲了，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可以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若干年以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大家都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

15、毛泽东“荐书”，因材施教

毛泽东经常向身边的人推荐书。他读了贾谊写的《治安策》，还专门写信让别人看，他实际上是暗示一种思想。《治安策》写的是汉武帝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在盛世之下有什么危机，这是传达他的想法。他在会议上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的时候用意就更具体了，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特点来推荐书。一个是李德生，他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一次见毛泽东，他准备了很多工作报告，结果毛主席对工作的事一句话也不谈，就只向他推荐了一本《读史方舆记要》，这是一本历史、地理方面的书。毛泽东说你要负责一个战略区域，如果对地貌、地形、历史、文化全都不熟悉，今后怎样排兵布阵。他跟李德生说你读《读史方舆记要》一定要注意华北方面的地理，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是许世友，他是武夫出身，在部队七次当敢死队长，这个人很直率，毛泽东很欣赏他。毛泽东老要人读《红楼梦》，许世友听到了不理解，他说这书是掉膀子的书，就是耍流氓的书，有一点男女关系在里面。这话就传到毛泽东那去了。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开军委会议的时候，毛就指着许世友说，你说《红楼梦》是掉膀子的书，你读过吗?你没读过你怎么知道它是掉膀子的书呢?你得读五遍，之后才有发言权。许世友回来后就读了，后来据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读完。73年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农民军起义后，要在起义民众中选一个皇帝，而且要找一个刘氏血统的人，许多人都有刘氏血统，怎么办呢?就抓阄，结果被一个放牛娃刘盆子抓到了，他从一个放牛娃一下子成了领袖，就不太适应，还是每天找朋友一起来放牛。毛泽东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来读这个传，意思就很明显，就是论资历、论能力，王洪文作为党的副主席是不合格的，但是现在做上了，就应该要有长进。

16、“一个在十里之外都能够呼吸到他个性的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年的读书生涯，使毛泽东身上携带着一种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和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折服人的感觉和思维，所以很多人说，在毛泽东身上能感觉到一种神奇的感觉，好像是站在东方智慧的奥林匹克山，有一个光环辐射到他们。比如一个美国记者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了一个晚上，出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到了一个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1975年12月31日晚上到1976年1月1日的凌晨，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当时毛泽东头都抬不起来，灯光不太明亮，尼克松的女儿就凑近一点想看看毛泽东的神态。她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突然睁开眼，就说了一句：你是不是看到一张大中华的脸?他们出来后说：我见到一个在十里之外都能够呼吸到他个性的人。

17、毛对尼克松说：“我们不谈政治，就谈哲学。”

中美打开两国关系的大门，尼克松首先来见毛泽东，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而且是毛主席说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本来说中午11点到，下午3、4点见，但是后来毛主席知道他们到了，就直接通知见了。尼克松为了套近乎，背了几句毛泽东的诗词，毛不感兴趣。尼克松说毛泽东的书改变了世界。毛泽东说我的书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之后尼克松就讲中美的大事。毛就说我们不谈政治，就谈哲学。

18、毛式语句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胡乔木为了编《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非常认真，经常熬夜。夫人说，一个诗选还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吗?他说，你不要小看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在未来对人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毛泽东选集》。从他的话里可以理解：其一，毛泽东做出来的一系列具体的决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层面;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也是一个层面;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再往上就是文化层面，毛泽东做决策也好，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思维状态，精神的这个层面。在今天和未来，最能发挥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到底是哪些?第一个层面会越来越淡化，怎么打锦州，怎么打淮海战役，这些会淡化。但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的思想会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就说毛泽东精神。网友在网上概括了毛泽东的十句话，最真诚的话是“为人民服务”，最痛快的话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最谦虚的话是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的思想还深入到我们今天的话语体系，比如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炒股进行到底等，从话语体系上也是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19、毛泽东读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毛泽东读现代小说主要是读鲁迅，也读现代西方爱情小说，像《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毛泽东作为一个自信、自强的人，他的爱情世界，感情非常充沛，他表达爱情的方式主要是古代的诗词，他也写爱情诗，他有四首爱情诗：第一首是1920年写的叫《虞美人-枕上》，写得非常好。而且他也读古代的爱情诗，如李清照的诗，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江青，他说我的思想是复杂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读书也是复杂的。他说我读书，读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就是读豪放的读久了，就喜欢读婉约的;读婉约派的久了，就读豪放的。所以毛泽东读很多婉约派爱情诗，而且也写了几首爱情诗。

20、毛泽东对“儒释道”都很有研究

《毛泽东选集》有424处涉及到儒家。佛家的他读过《金刚经》等，而且他专门跟达赖和班禅讨论过佛教的特点。毛泽东读老子，而且读研究道家学者的材料，其中有个很有名的人，他写了一本研究老子的书，毛泽东就到处打听他。儒和道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流派，在相当程度上，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当中也有潜在的吸收。

爱是什么？是黑夜的星光，是酷暑的清泉，是天上的彩虹，是寒冬的火苗，是全心全意的奉献，是弥漫一生的执着。暑假里，我幸运地读到了一本好书，叫《影响孩子一生的真情故事》，让我受益无穷。这本书徐徐道出人间无处不在的真情，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

其中一个故事情节深深地刻在我心中，它叫《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它讲了一栋居民楼着火了，有一位母亲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从三楼楼顶跳了下来，跳下时，她头部向下，肚子朝上，孩子保住了，而她的头部重重地撞到了地上，鲜血直流，生命危在旦夕，可她却艰难地笑了起来，说：“快送我去医院，我腹中的孩子还能活。”我被这位母亲无私的爱深深地感动了。

母爱是多么伟大！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下着倾盆大雨，我忘了带雨衣到学校，可雨丝毫没有小一点的意思，全部的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就只剩我一个人，我急得都快要哭了。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走来，“妈妈！”我激动地喊起来。我急忙跑到妈妈前面，抓住了她，妈妈摸摸我的头，和我一起回家，可雨伞太小了，妈妈为了不让我淋湿把雨伞向我这边靠。我没有淋湿，可妈妈却因为被雨淋湿而感冒了。

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她们不管做什么，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成长的道路上，爱无处不在，我们不要匆匆而过，要适时驻足，要感受一下爱的美好。

武则天(公元624年---705年)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女皇帝，山西文水县人。“则天”，是她的尊号。古时候，女孩一般是没有名字的，即便有也不外传。她入宫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给她取名叫武媚。当了女皇，她自己取名武zh*o。“zh*o”这个字是武则天新造的。读音和意义都是和“照”字相同。她自诩非常英明，双眼像太阳一样照耀太空。

武则天一生，始终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在她势掌朝政期间，能注意选拔人才，重视农业生产，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历史发展的事;但是她宠信酷吏，结党营私，也干过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

武家女入宫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hu*，原来是山西有名的木材商人，因为帮助唐高祖李渊夺取天下有功，曾做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大官。他四十七岁那年，妻子杨氏生了第二个女儿，这就是后来的武则天。过了十二年，武士hu*得病去世了。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长得如花似玉，非常漂亮。于是，“武家出了美女”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耳朵里。

有一天，唐太宗派传旨宦官飞马来到武家，当众宣读诏书：封武则天为才人(宫中嫔妃的一种，是最低的一级)，命她即刻进宫。

杨氏听完诏书，又惊又慌，心想：皇帝妻妾众多，除正妻皇后以外，还有妃、嫔、婕妤、美人等级别，而才人的地位最低，如果得不到皇帝宠爱，就要在深宫内院熬一辈子。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抱住女儿失声痛哭道：

“儿啊，想不到你父亲去世不久，家里就飞来横祸。你要是进了宫去，只怕我们母女再也没有见面的日子啦!”

十四岁的武则天却很平静，反而笑着劝慰母亲说：

“母亲不必过分悲伤。依女儿看来，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呢。”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杨氏听说，惊愕地瞪着泪眼问道。

“女儿此番进宫，只要事事察颜观色，处处小心待候，就能博得皇上欢心。到那时候，不但女儿享不尽荣华富贵，还能光耀门庭，给母亲脸上争光呢!”武则天一字一句地回答，显得很自信。

杨氏这才明白，自己的女儿是把进宫看成进身的阶梯。想到女儿自小聪明过人，八面玲珑，说不定真会得到皇上的宠爱。杨氏这才不再哭了。隔了两天，武则天拜别了母亲，高高兴兴地进了宫。

唐太宗召见她以后，发现这位武家女不仅长得美貌，而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问她几句话，还言辞委婉，对答如流。唐太宗非常高兴，当即就赐给她一个名字叫“武媚”。

唐太宗比武媚大二十六岁，但是他很快就喜欢上这个聪明能干的小姑娘了。

武媚与太子

公元643年，唐太宗年老多病，立了长子李治为太子，定下了皇位继承人。这时候，武媚已经是快二十岁的少女了。进宫以后，她学了不少文学和历史知识，唐太宗对她分外宠幸，就是在卧病期间，也要她日夜陪伴服待。

太子李治早就听说武媚的名声，常常以探望父亲为理由，进宫和武媚接近。武媚明明知道太子的心意，可表面上她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一次，李治在唐太宗父亲病床边问候病情的时候，又偷偷向武媚挤眉弄眼。武媚依旧装正经，不予理睬。等李治走后，她故意对贴身的宫女说道：

“太子真是一片孝心，国事再忙，总忘不了每天要来探望父皇病情。皇上把帝位传给他，真是好眼力。”

谁知贴身宫女听了以后，竟“扑哧”一笑说：

“亏得娘娘还是个聪明人儿，难道您还没有识透太子的心意?他每次进宫，探望皇上的病情是假，和娘娘亲近是真。”

武媚听说，急忙喝住那宫女，心里却乐滋滋的。她暗自揣摩，老皇帝看来是活不长了，这天下不久就是太子的。要是能和太子相好，将来就有机会爬上去;若是得罪了他，往后休想有出头的日子。主意拿定，武媚就不再在李治面前假装正经，反而和他暗中眉来眼去，两个人很快好起来了。

公元649年，唐太宗病死了，太了李治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按当时的规矩，皇帝死了，他的一般嫔妃就不能留在宫中了。武媚因没有生过孩子，按宫规被送到感业寺当了尼姑。

王皇后的如意算盘

唐高宗即位以后，对他的王皇后并不喜欢，却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对此十分苦恼。有一次，王皇后已经两天没见到唐高宗了，就把待候他的宦官召来，探听高宗的行踪。那个宦官支支吾吾，不肯讲出实情。王皇后故意双眼圆睁，厉声问道：

“怎么，当了一名内待宦官，就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啦!今天不讲实话，你休想活着出去!”

“小人实在不知道啊!”

“胡说!来人呐!”

“娘娘息怒，容小人讲来。”

“快讲，若有半句慌言，小心脑袋!”

“是!”内侍宦官应了一声，就一五一十地说道：“这几天皇上心绪烦闷，和大臣们议定朝政后，总要到感业寺和武媚娘娘在一起，夜深以后才回宫安寝。”

王皇后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唐高宗竟不顾伦理道德，勾搭上了先皇的妃子;喜的是她忽然想出了一个对付萧淑妃的法子。于是，她就主动向唐高宗建议，把武媚堂而皇之地接回宫来。唐高宗听了，自然乐得心花怒放。他不仅亲自去把比自己大四岁的武媚接进了宫，还把她封为“昭仪”。

王皇后把武昭仪接回宫来，是为了夺取皇上对萧淑妃的宠幸，出出自己胸中的闷气。谁知道，她自己也因此倒霉了。

武昭仪弄权

武昭仪刚回到皇宫的时候，对皇上和皇后真是百依百顺，很快取得了这两位主子的欢心。唐高宗有了武昭仪，果然把萧淑妃冷落在一边。王皇后见报复成功，起初心里很高兴，可是又一想，自己并没有获得皇上的宠幸，就又对武昭仪嫉妒起来。她想法离间高宗和武昭仪的关系。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心计多端的武昭仪给察觉了。于是，武昭仪决定耍弄权术，除掉王皇后。

她先是对周围宫女、宦官非常关心，得到什么赏赐都要分给众人一些。这样，王皇后和萧淑妃有什么活动，有人就会及时向她报告，她再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渐渐地，唐高宗对王皇后和萧淑妃越来越不喜欢。

后来，武昭仪生了个女孩儿，高宗非常疼爱。一天，武昭仪不在，王皇后来看了看女孩儿就走了。武昭仪回来后，知道王皇后来过，就心生一计。她狠狠心，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了，然后又在闻讯赶来的唐高宗面前哭诉道：

“女儿刚才还好端端的，我一转身她就断了气，准是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请皇上作主查明凶手!”

高宗生气地对宫女喝问道：

“武娘娘离开的那会儿，谁到这里来了?”

“启奏万岁，皇后娘娘独自来过这里。”宫女们齐声回答。

“还有谁来过?”

“没有了。”

“难道皇后会……”

“啊!准是皇后下的毒手!”武昭仪趁机大哭起来，“她见我生了孩子，早就嫉妒在心，今天终于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请皇上明断是非。”

高宗虽然火冒三丈，因为拿不到确凿证据，一时很难处置王皇后，却产生了废掉王皇后的念头。这样的事一多，唐高宗终于下决心废掉了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

武皇后听政

唐高宗本来身体就不好，后来又得了风眩病，头晕眼花，看不清东西。他就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武皇后替他处理。

武皇后趁机重用支持过自己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把他们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然后，唆使他们捏造罪名，先后害死反对自己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老臣。于是，朝中大臣站在她一边的越来越多，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她的手中。

慢慢地，唐高宗也看出来，武皇后的势力太大，对自己不利。他又背地里把宰相上官仪召到宫中，商议废掉武皇后。可武皇后不是当年的王皇后了，她的亲信非常多，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她的耳朵里。武皇后先发制人，跑来质问唐高宗。唐高宗惊慌万状，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宰相上官仪身上。可怜上官仪被杀掉了，还株连了不少人。打这以后，连皇帝也管不了武皇后的事了。唐高宗每次上朝，皇后都坐在帘子后面，什么大主意都是皇后拿。

说起武皇后执掌大权，虽然心狠手毒，可她也真有些办法，办了一些好事。

有一年，武皇后向唐高宗提出了十几条治理天下的建议。她说：

“现在各地大兴土木的事太多了，耗费很多的民力，应该少办这种事，让百姓们有时间去种好地，养好蚕，多打粮食多织布，国家才富强。”

“行啊!”唐高宗一口答应。

“还有，现在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作坊，尽做那些奢侈的东西，有什么大用处呢?应该下令，不得再做这些。”

唐高宗边听边点头，说：

“我看你经常穿着旧裙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崇尚节俭吧?”

“是的。”

“这很好。”

“还有，我主张对百姓要讲好的道德，不要动不动就动刀动枪，武力压服，那是不能服人心的。”

“好，就照皇后说的办。”

后来，武皇后提出的几条都实行了。各地都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军队也种粮屯田。还兴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几十年里，农业生产一直很稳定。

女皇登基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了。谁来当皇帝呢?这只有武皇后说了才算。原来的太子是皇后的亲生儿子李弘，因为和皇后不和，被她用毒酒害死了。二儿子李贤接着做了太子，也不听她的，武皇后就把他废了，后来又把他害死。所以，唐高宗一死，三儿子李显即了位，是唐中宗。武则天成了太后。可唐中宗刚当了两个月，因为惹恼了母亲，也被拉下马。四儿子李旦接着当皇帝，是唐睿宗。实际上，谁当皇帝，都得听太后的，皇帝根本不放在她的眼里。

武太后虽然大权在握，可她不满足。她想当女皇帝，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她对自己的祖宗一一进行追封，建了庙宇，为她当皇帝创造条件。哪些大臣们敢反对，她就把他们降职。

有个被降职的大臣叫徐敬业，对武太后的行为非常不满，就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召集了十几万人马，向朝廷进攻，要求武太后把权力交还给皇帝。一个叫骆宾王的著名诗人也参加了这场叛乱，还写了一篇文章，把武则天狠狠骂了一通，号召朝廷文官武将起来反对她。

武太后看了这篇骂她的文章，一点也不生气，还笑了笑说：

“这文章写得不错呀，就是有许多内容不是真的。可惜写文章这个人，当宰相的为什么白白放过，没有重用他呢?”

她没有惊慌，沉着地调兵遣将，只用了四十天就把叛乱镇压下去了。别处几次叛乱也都让她收拾了。武太后能有效地控制军队，说明当时她的政权是巩固的，也说明人民反对动乱。

武太后把反对她的人镇压下去以后，就放心大胆地要当皇帝了。公元690年，她把国号改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封建女皇帝。当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后来，她就被尊称为则天皇帝。

告密之风

武则天当了皇帝，知道那些贵族不会打心底里拥护自己，就想了很多办法对付这些人。有一个办法就是鼓励告密。谁有什么对她不满的，被她知道了，就要治罪。她下令，凡是来告密的，由官家供给马匹和管吃管住，如果告密属实，可以当官;不实也不追究。就是普通种田的、打柴的人，都可以直接面见皇帝告发别人。这一来，到京城告密的人，越来越多。

武则天靠这一手虽然得到了不少情报，可也给一些坏人钻了空子。有些靠告密升了官的人，动用酷刑对付被告发的人。说起那些刑法，让人难以忍受。有时候把犯人的手脚捆在一根横木上来回转，叫“凤凰晒翅”;有时候让犯人双手捧着枷跪在地上，再往枷上垒放砖，叫“仙人献果”……这些酷刑，不知害死了多少无罪的人。

有个“请君入瓮”的成语，就是说的武则天时候的事。一个叫周兴的酷吏，害了许多人，后来有人告发他谋反，武则天就让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去审问他。酷吏审问酷吏，结果怎样呢?

来俊臣找到周兴，问他：

“犯人不招供，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周兴说：

“这容易。我的办法是，准备一口大瓮，用木炭在外面加热，把犯人放进瓮里，谁还敢不招认呢?”

“好，好极了!”来俊臣夸奖着，立刻让人抬来一口大瓮，又对周兴说，“现在有人告发你谋反，我奉旨审问你，请你钻到瓮里去吧!”

周兴听后，吓得抖索起来，连忙说：

“我招，我招!”

武则天重用周兴、来俊臣这样的人，使得大臣们整天战战兢兢，彼此见了面，都不敢多说话，生怕说错了被人听去向女皇告密。

心胸宽广的女皇

武则天对反对自己的人坚决镇压，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也能重用。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在武则天那时候，有了很大发展。

武则天通过各种考试选拔人才，她自己还亲自考察学生，挑选能人。不管出身高低，只要有本事，都能得到重用。这样，在她手下，就有了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武则天对他们很信任。他们的话，只要对的她都能听，并不计较态度好坏。

有个挺有名的大臣叫狄仁杰，武则天让他当了宰相。有一次，武则天想建造一座大佛像。钱不够，怎么办呢?她就准备让各地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出一个铜钱，作为捐款。狄仁杰知道以后，劝女皇说：

“现在有的佛寺，盖得比宫殿还要华丽。和尚尼姑们都经常勒索百姓，比官府还厉害。很多百姓干了一年还吃不饱，索性不干活了，都去当和尚尼姑，到有的吃。这样，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白吃饭的和尚尼姑越来越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哇?您一向主张爱护百姓，建佛的事，就不应该做了。”

武则天听了，很受感动，说：

“你说得对，我怎么能不听呢?建佛的事，就停下来吧!”

有一年三月，天气转暖了。可过了几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有个官员认为这是瑞雪兆丰年，带领百官向武则天庆贺，说了好些吉祥话，武则天也很高兴。可其中有个叫王求礼的官不但不参加庆贺，还在一边冷笑。武则天很奇怪，就问：

“你这是怎么啦?”

“启奏陛下，”王求礼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万物正在发芽生长，忽然下雪使天气变冷，这是灾害，哪里是什么祥兆呢?陛下万不可听那些奉承话。”

武则天听了，想了想，点了点头，说：

“还是你说得对，这场雪下得不是时候，不应该庆贺，倒应该感到不安呢!”

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武则天能听取规劝，是她受到大臣们支持的重要原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位女皇能够连续执政几十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武则天时期，政局稳定，人口增加，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

被迫让位

公元704年，武则天，得了重病。这时候，大权掌握在她的宠臣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手里。他俩日夜守候在女皇身边，不许别人进见，连太子也不行。

朝中大臣都恨透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就想乘武则天病重，发动政变，除掉“二张”，恢复唐朝。

那天，大臣张柬之带着武士护拥着太子，来到武则天住的长生殿门外。“二张”听外面人声嘈杂，连忙出来看，见来了这么多人，知道大事不好，刚要逃跑，张柬之一挥手，武士们上前把他们杀了，又闯进了长生殿。

武则天见来了这么多杀气腾腾的文官武将，大吃一惊，问：

“你们要干什么?”

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说：

“张易之和张昌宗干的坏事太多，我们已经把他俩杀死了!”

“陛下年迈有病，应该赶快让位给太子!”

“是啊，如今人心向着大唐，陛下不要固执了!”

武则天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只得答应传位给太子李显。李显即位，恢复了唐的国号，他就是唐中宗。虽然唐中宗对武则天还算尊重，可武则天连病带伤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不久，这位曾经威风了几十年的女皇，孤零零地死去了。她一生活了八十二岁。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我有一本《改变孩子一生的故事全集》，它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的主编是滕刚，本书有十二辑，共有二百六十一个故事。第一辑：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第二辑：人是不可能被注定的;第三辑：撬开你的心门;第四辑：一个长跑冠军的“秘密武器”;第五辑：让心窗看到美景;第六辑：在危难中享受安然;第七辑：好运气缘何降临七次;第八辑：把心情加工了一下;第九辑：虽然错过春天，还将收获秋天;第十辑：人生因换车票而改变;第十一辑：脚比路长，只要你还在走。第十二辑：一次喝彩，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是第一辑的《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它反映出在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有理想的人，缺少的只是能将理想实现的人。当一棵草有了愿望，它就会开出一朵花儿;当一只蚌有了愿望，它会育出一棵珍珠;当一块石头有了愿望，它会成就一座城堡。当我们经过梦想的磨练与拼搏之后，我们也能让生命之蛹破茧而出，化蛹为蝶，绽放属于我们自己的五彩缤纷!

我喜欢《改变孩子一生的故事全集》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所采集的一个个睿智的故事;它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与心理活动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它不仅感动了我而且还教育了我：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学会爱自己、爱别人，学会自己做选择和做决定，学会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会自尊自爱，学会努力进取，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飘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他们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可是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五年中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只好高位截瘫。

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跳皮筋，背着书包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迪买来书籍、本子和笔。告诉她许多名人虽然残疾但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父母的爱心和鼓舞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又读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并为群众无偿治疗。

读了这篇故事，我已热泪盈眶，我感到很惭愧。张海迪虽然得了重病，胸以下部位完全失去知觉，但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而且掌握了英、日、德等多门外语，她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她不怕病魔，勇敢面对，与病魔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永远以微笑去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过27岁。但如今张海迪已经54岁了。她又重新踏上了为全国残疾人服务的新的征途。

成功不是“中”，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的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依然“年轻”，“海迪精神”定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她是生活的强者。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矗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二、含冤死于“文革”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文革”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三、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钱钟书先生的人生伴侣，享年一百零五岁。

她是钟书先生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她是《围城》中的唐晓芙。唐晓芙不爱写信，杨绛也不爱写信。

她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女子。当他的父亲问她：“阿季，让你三天不读书，你有什么感觉？”她说：“有点难受。”“那让你七天不读书呢？”她说：“那这七天都白活了。”她一生所求，就是希望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书桌。

在那段痛苦的岁月中，她没有消沉下去。纵使乌云蔽日，在她看来每片乌云都镶有一道金边。

年华易逝，朱颜易改，唯有不变的就是岁月深处的那一丝从容与淡定。

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位百岁老人所著的《走在人生边上》一书，文字中透着初生婴儿般的气息，纯净无暇。

她在一百岁感言时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这一位时光深处的女子，她以静默的姿态优雅地看着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