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张学良的故事(通用20篇)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练习书法。当时，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宫中任职，由于他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话，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进步，便拿着几幅作品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学士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始终含笑不语。这时，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是像还是不像，你怎样不说话”魏征连忙说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运”。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后，感叹不已，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从而也领悟学习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想学有所成，务必痛下苦功。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兔年春节前夕，中国体坛“一姐”李娜轰动了世界网坛。2011年1月29日，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位来自湖北的个性女子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地获得澳网女单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国际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书写了中国网球新的传奇 ……

少年成名却突然退役

29年前，李娜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因为父亲早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情结”，李娜5岁时开始参加羽毛球训练，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缘网球。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付出，李娜15岁就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2000年，年仅18岁的李娜获得了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联赛)第134位的年终排名，成为国家网球队的新星。2001年的九运会上，她一举拿到女单、女双和女团3个冠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然而，就在外界坚信李娜将有一个美好前程、将为中国网球赢得国际地位的时候，她却在2002年底韩国釜山亚运会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宣布退役，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和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男友姜山一起读书。

当时，在韩国釜山，曾有教练说：“这个湖北丫头是不是疯了，说退就退，也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了解李娜的朋友则感慨地说：“李娜就是这样的人，太有个性了。敢想敢做，说得出做得到!”至于那次退役的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刺头”李娜当时与国家队有矛盾;也有人猜测是因为与姜山“早恋”遭到国家队反对，李娜为了坚持爱情才退役。无论何种原因，以李娜的个性，她宁愿不打球，也不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在离开球场整整两年后，2004年3月，湖北队邀请李娜出山。在老公姜山的鼓励下，李娜重返网坛。同年10月的广州公开赛，李娜连胜8场，成为第一个赢得WTA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国球员。2006年，李娜打入了温网八强，又一次创造了中国网坛的“第一”。

“单飞”成就“国际娜”

复出之后的李娜，虽然已经晋升至国内网坛“一姐”的行列，但她一直对国家队训练比赛僵化的体制感到不满。另外，国内网球比赛的现状也让她感到失望，网球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的比赛项目，在中国却变成了“国内死磕，国外练兵”。所以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排名，李娜却越来越向往自由地、职业化地参加国际比赛，尤其是以大满贯为尊的四大网球赛事。

终于，随着国家队的改革计划，李娜在2008年底得以“单飞”，自己聘请教练、组织团队，“自负盈亏”闯荡国际赛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国际之路。李娜此后的成绩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单飞之后，对李娜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组织和建设。瑞典著名教练托马斯作为外教加入了李娜的团队。李娜原来的弱项发球技术，在托马斯的重点训练下，突飞猛进，足以傲视众多世界巨星。托马斯还积极“教唆”李娜要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成为她在“单飞”后的引路人。

为避免在比赛中无谓的受伤，李娜还请来了德国人阿莱克斯作为体能教练。自从有了他，李娜之前的腿伤也很少在比赛中出问题。

不过，在幕后团队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李娜的丈夫兼教练姜山。由于长时间在生活和球场上的合作，了解与默契让他们配合得格外顺利。李娜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与众不同，但姜山总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们心灵相通，这是最大的优势。”

同在湖北网球队的李娜和姜山早在1995年就相识，当时李娜才13岁，姜山已是网球国青队的主力。那时，李娜将谈吐不凡的姜山视为偶像，并展开了追求，之后他们就顺利地“早恋”了。2008年单飞后，姜山成为李娜的私人教练。

李娜从不掩饰对丈夫的依赖，“有姜山在，我容易得多”，“他就像我的父亲和兄长，不时为我梳理情绪上的变化。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能发挥出全部水平”。李娜表示，姜山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心里踏实。如今，李娜在国内外打比赛，姜山几乎“全程陪同”。赛场上，李娜一有不顺，就会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姜山。

虽然在比赛现场，经常会看到脾气急躁的李娜对姜山不加掩饰的怒吼，但在李娜内心深处，她对姜山是心存感激的。“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这是李娜在今年澳网决赛后的一段真情告白，通过电视转播，感动了无数人。

有了三大金刚护法，“单飞”后的李娜成绩插翅高飞。2010年年初，李娜闯入了澳网4强，又在伯明翰草地赛中折桂，WTA排名也逐渐稳定在TOP15以内。

2011年1月29日，李娜获得了澳网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成功地帮助中国军团率先达到了亚洲网坛的制高点。李娜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国际娜”，成为中国体育界继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个“国家形象”。

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明星

“她不是个典型的中国女人。”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李娜。李娜显然不是西方媒体心目中的中国明星的样子，不仅因为她胸前的刺青玫瑰，还有她的直率脾气，以及不常见的幽默感。

在中国体坛普遍缺乏个性的时代，李娜早早就以特立独行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在李娜小时候，这种“个性”就已初现端倪。因为李娜的父母都姓李，就有邻居故意逗她：“你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不想，年少的李娜却回答道：“他们都随我姓。”

熟悉李娜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李娜的几个叛逆故事。在中国网球界，李娜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体制的队员。在200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将矛头直指国家队，“我在国家队没有任何进步，国家队的教练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李娜还曾在比赛时，戴着看上去有些沉重的耳饰，让教练感到愤怒。对于自己叛逆张扬的性格，李娜感到骄傲，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真性情，没必要去掩饰。

在球场上，李娜是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刺了文身的国内球员。“我十几岁那年就文了这个玫瑰文身。”李娜谈起自己胸口的那朵玫瑰，很是得意。那一年李娜刚刚开始和大她4岁的姜山配对打混双，就毫不避讳地用刺青的方式向姜山示爱。一开始，文身还被藏着，后来不在乎那么多了，因为“它见证着我的爱情”。

李娜干过的出格的事远不止于此。在比赛中，她会对姜山大叫大嚷，会对着卖力为自己加油的中国球迷怒吼“闭嘴”;在采访中，会让媒体记者尴尬——问：“2011年你想要什么?”答：“我想要钱。”问：“这能写进文章里吗?”李娜瞪大了眼睛答：“谁不想要钱啊，这是事实啊!”

赛场外的李娜却有着柔软的另一面，她会默默进行慈善工作。去年一年，她给青海玉树和武汉孤儿院送去善款共计近百万元。

真正让世界媒体注意到的，是李娜直率幽默的性格，尤其在她讲英语的时候。在澳网第三轮，她当着数万观众直率承认，自己打球的动力是老公兜里的信用卡。在半决赛取胜后，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否紧张”时，李娜又拿自己的老公开起了玩笑：“我昨晚并没睡好，我丈夫睡觉时总是打呼噜，我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一次。”用老公的呼噜将激动的泪水轻轻带过，相信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被娜姐的举重若轻“秒杀”。

从当年初涉巡回赛时不敢和对手打招呼的青涩，到现在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吐露的幽默，李娜面对国际媒体开始驾轻就熟，有了偶像的范儿。这样的李娜处处迥异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改写了中国人不自信的“典型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界的新形象。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导语：世界上有许多着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名人的爱读书故事，欢迎借鉴！

1.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2.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3.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入了迷，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4.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5.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6.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7.匡衡凿壁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8.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9.苏东坡

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10.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11.范仲淹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2.马克思

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

自从我读了这本《中外名人故事》书之后对我的影响很大，也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大人物。下面让我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听吧！

张衡是我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为我国发明了许多东西如浑天仪、地动仪、指南针等现在我们谈谈他的经历吧！张衡出生在河南省石桥镇。他家很穷但他很小就勤奋好学，很早就闻名乡里。

他十岁时就“能五经贯六艺”，他兴趣很广泛。张衡对天文也很感兴趣，他努力探索天文奥秘，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他当时发明出了一个地动仪，那个时期总是发生地震，当时皇上和百姓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认为是神造成的，可张衡最后他发明出了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像个酒，四周铸着八条龙，龙头伸向八个方向。每个龙嘴里含着个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个大蛤蟆，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来。铜球掉进蛤蟆嘴里就发出声来，这就是张衡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成就如祖冲之、沈括、李时珍……

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长大也要成为有用之才报效祖国。

南朝梁天监年间，有位五经博士叫严植之，学识渊博，品格高尚 。有一天，他在江边偶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衣服破烂，面目浮肿，询问之后得知此人姓 黄，是荆州人，因家贫外出帮工。近来身患重病，被急于赶路的船主抛在岸上。严植之于是 将此人接回家中，为他治病。一年之后，姓黄的病人康复了，为了感谢严植之，他双膝跪地 ，恳切地表示，愿留在严植之府中终身充当奴仆，以报答救命大恩。严植之谢绝了，并取出 钱和干粮，让他回自己的家乡。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现年四十岁的外科医生皮尔斯·科恩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维娜是一名科技工程师，儿子格雷聪明活泼，从小就是运动爱好者。2006年的一天，皮尔斯教九岁的格雷滑雪，由于保护措施不到位，格雷被滑雪杖绊倒和刺中，不仅左眼失明，而且右腿也被截肢。维娜不能原谅粗心大意的丈夫，迅速和皮尔斯离婚，并带着格雷去了加拿大。皮尔斯心灰意冷，他从供职的大医院辞职，回到家乡豪斯小镇开了一家小诊所。

一天，皮尔斯在诊所后院发现了一只瘸腿的灰鹅。这是邻居饲养的一群灰鹅中的一只，也许是被车轧断了腿，它被同伴撵了出来。皮尔斯想尽办法帮它养伤，还给它取名格里格。在皮尔斯的精心喂养下，格里格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大灰鹅。只是，由于腿部神经损伤严重，它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也因此仍然不被同伴所接纳，皮尔斯只好把它继续养在诊所。

有一天，皮尔斯的一名小病人看到格里格，他兴奋地叫了起来：“哇，好可爱的大鹅。可是医生，它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生气?你有办法让它高兴起来吗?”皮尔斯答应试试看。

这天，皮尔斯出诊回来，就一头钻进书房，设计了一套图纸：他要给格里格装上“义肢”——在皮尔斯看来，只有让格里格恢复到从前的生活状态，它才不再暴躁忧郁。

过了半个月，装上新蹼的格里格被皮尔斯送回到鹅群，谁知现在虽然大家不欺负它了，可是谁也不敢靠近它，因为格里格的金属右脚闪着寒光，让它看起来还是与怪物无异。皮尔斯又把格里格抱回家，他从邻居的鹅棚里捡回一堆羽毛，又用橡胶、胶水、油画棒在假肢上修剪涂抹，花了好几天功夫，总算伪装出一只像模像样的鹅掌。这下格里格看起来好像也神气了许多。不多久，它就趾高气扬地回到了原来的窝——这次它没有再被啄出来。半个月后，皮尔斯无不欣慰地看到：虽然格里格腿上那些粘上和画上去的假毛已经掉光，露出了金属本色，但它的伙伴们已经不在意这些，格里格终于成功地融入到原先的生活中了。

皮尔斯在和格雷视频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儿子。坐在轮椅上的格雷打了个响指：“爸爸太棒了!你干脆就开个动物诊所吧!我的腿已经无法挽回，但你可以让它们得到更多!”

原来的诊所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意，皮尔斯卖掉他在伦敦的大宅和汽车，又跑去考了一个兽医资格证，真的把动物诊所开起来了。皮尔斯还为诊所取了新的名字：“格雷动物诊所”。别说，自从改成兽医院，皮尔斯的生意红火了百倍。

只不过，还不到一年时间，皮尔斯就厌倦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从千篇一律地为猫咪们治疗耳螨和给狗狗做绝育的手术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乐趣。一天，他刚给一只吃撑了的松鼠做完常规治疗，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嘎嘎的鹅叫声。格里格正神气地在诊所旁边昂首阔步，与众不同的金属右脚让它威风凛凛，俨然有王者之风。

这天的皮尔斯一扫往日的颓丧，他兴奋地对自己说：看我都做了些什么?我替一只鹅找回了尊严!灵光闪现的皮尔斯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博客，声称找到了今后职业的方向——他要开一间全世界最好的动物诊所，不但替那些有缺陷的动物疗伤，还要照顾它们的心灵。

大象也是“人”

从这以后，皮尔斯一改从前的行医手法。他原本就是个发明天才，现在，皮尔斯的业余爱好终于派上用场，他开始包办有关动物的一切。首先，在他的两层楼的小诊所内安装了世界上第一部专供动物乘坐的电梯，动物们伸出爪子或者蹄按一下开关就可以躺在托盘里享受自动升降;然后他还亲自设计打造了专门为啮齿类动物，也就是兔子和宠物鼠们享用的五星级豪华总统套房，从淋浴装置到自动喂食、添水设备应有尽有;更天才的发明是录制给奶牛们欣赏的“好莱坞大片”：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上，一头健美的公牛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这张CD赢得了周围小镇上的牧场主和奶牛们的热烈欢迎……

皮尔斯的天才创意接二连三地喷涌出来，儿子格雷则把皮尔斯的创举一项一项记录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他为父亲了不起的成就感到骄傲。而对皮尔斯来说，没有什么比格雷的肯定更让他欣慰的了。

格雷的社交网站和附近居民的口碑令皮尔斯声名大噪。不久后，就连利物浦动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慕名来访：原来，动物园的大明星、44岁的老象努瓦最近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怪病，每天都焦躁地在大象馆里走来走去，偶尔还发狂地把头往墙上撞，眼看着就要衰竭了。动物园的医疗小组束手无策，只好请皮尔斯上门。

皮尔斯欣然接受了邀约，他走进努瓦的“宿舍”，围着正发着脾气嘶吼的家伙转了一圈。猛然间，皮尔斯发现努瓦的小眼睛里含满了泪水。皮尔斯给麻醉后的努瓦做了一番眼部的详细检查，最后得出一个让园方哭笑不得的结论：努瓦年纪太大，得了老花眼，需要佩戴眼镜了。

分管大象馆的副园长一听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大象又不是人，怎么能戴眼镜?再说了，就算今后努瓦不再表演节目，可你怎么能保证眼镜好好架在它的长鼻子上?”皮尔斯胸有成竹地说：“不，大象也是‘人’，它也有人一样的需求，我会给它配一副无需取出的隐形眼镜。”

三天后，皮尔斯拿着用特殊树脂材料做好的隐形老花眼镜来到动物园，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给努瓦戴了进去。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的努瓦四处张望，然后昂起头伸出长鼻愉快地奔向了墙角，那里有饲养员给它留的大串香蕉，它吃得欢天喜地。

帮努瓦治好眼睛之后，格雷诊所客似云来，皮尔斯连连接了好几单大生意，这当中包括给英国皇家赛马会的一匹赛马“有求必应”做后蹄增高术、帮助印度电信大亨蒙蒂夫豢养的一只受伤的金雕换电子翅膀。2009年3月，皮尔斯还专门在伦敦孤儿院为孩子们修建了一个“天使之家”，那些经过皮尔斯的收治重新建立信心的流浪猫狗成为了孩子们的新朋友。

“动物关怀风”

2010年5月，英国自然保护协会将皮尔斯吸收为荣誉会员，以表彰他为动物所做的贡献。入会第一个月，干劲十足的皮尔斯就提出了他的一个天才设想：为过街蟾蜍修一条公路。

原来，每到春天，泰晤士河畔的英国蟾蜍都会急匆匆从森林里潮水般涌出，前往高速公路另一侧的池塘，它们肩负着一个神圣而又销魂的使命：在池塘里传宗接代。然而不幸的是，它们中的近半数在横穿公路时常常被汽车碾轧而死于非命。为了拯救可怜的蟾蜍，皮尔斯建议在公路下面，投资修建蟾蜍专用的“生育隧道”。经过预算，这条隧道需耗资200万英镑，大约是协会整整一年的慈善收入。为了取得大家的支持，皮尔斯作了一次声情并茂的演讲，并带了一大群动物朋友上街募捐。

非常时期尽非常之责!舍小家、为大家，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把镜头对准一线，聚焦现场，见证和记录这场全民战“疫”中的感人瞬间、动人故事——

正月初二早上，正在给两个孩子准备早餐的武都区委宣传部科员焦晓霞突然接到电话，“快!有紧急会议，你赶紧去采访!”来不及等锅里的牛奶煮开，焦晓霞便匆匆赶往单位。

刚进会议室，工作人员便为每位参会人员分发了一个医用口罩，她就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了!会上，武都区委区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会议结束已是中午11点。

“疫情不等人，必须把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第一时间发布出去!”焦晓霞顾不上回家，便在办公室里迅速写稿、整理照片，并联系编辑发布，一小时后，稿件就在陇南武都发布微信公众平台发出。

焦晓霞的丈夫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平常两人就自嘲是“一条战线上的兄弟”。疫情当前，她跟丈夫一商量，初二当天，他们就将两个孩子送回了父母家里，夫妻俩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宣传报道中。

真正的决战，往往在看不见的地方展开。最初几天，武都城区医用口罩全部售空，外出采访没有口罩，焦晓霞就自己动手做口罩;出行交通受限，她就骑着自行车去搜集新闻线索;在医院、在火车站，她穿戴简单的防护装备采写了一条条有温度的新闻稿件。

要写出有深度的新闻稿件，就必须走近新闻发生地。正月初十，刚刚发送完一篇新闻稿件准备午休的焦晓霞，无意间在朋友圈刷到武都区两位医务人员在火车站大厅席地而睡的照片，作为一名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她立马觉察到这张照片背后肯定有故事。

“快!半个小时内我要照片上这两个人的电话!”发动自己的私人关系，焦晓霞很快就联系上了照片中的主人公胡婷，并进行了深度采访。当天，《胡婷：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新闻稿件被人民网、每日甘肃网、陇南发布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纷纷转发，胡婷的感人事迹一时间家喻户晓。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让焦晓霞入睡困难。“一闭上眼，脑子里都是稿子，感觉大脑根本休息不下来!”她的丈夫明白这是用脑过度，第二天买来了安神助眠的药物;朋友们则打趣她走火入魔了，她笑着说：“我的乐趣，只有干这份工作的人才懂!”是啊!每每看到朋友圈里她的稿件“刷屏”，她是快乐的!

焦晓霞是新闻工作者，是母亲，也是女儿。她的母亲患有高血压、脑梗，不能劳累，父亲也在四年前做过大手术，需要静养。而两个孩子正是闹腾的年龄，父母替他们照顾孩子的辛劳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正月初八那天，在单位整理完稿件的焦晓霞在超市购买了一些蔬菜，赶往父母家里看望孩子。刚进门，就看到父母正在给她两岁的小儿子物理降温。“娃发烧，你们怎么不告诉我?”看到沙发上无精打采的孩子和手忙脚乱的父母，她的心里不是滋味。“说了只会让你们分心，我和你爸能行，你把工作干好就行了!”朴实的父母教会了她朴素的人生道理：“在单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要全力以赴!”

其实，焦晓霞可以不用这么“拼”，她已经通过考试被陇南市抗震办选调，即将去新单位就职。朋友们劝她“歇一歇”，可她说：“哪怕在岗一分钟，也得把这岗站好!”

天竺国下郡的白米四钱一石，麻油八厘一斤，可是三位王子借孙悟空三人的兵器去打造时却被人偷了。八戒说：“定是这伙铁匠偷的！快拿出来！略迟了些儿，就都打死！”铁匠们说：“我们连日辛苦，夜间睡着，到天明起来，就不见了。而且我们是凡人，怎么拿得动？希望爷爷饶命！”国王说：“这城里军民匠作，也很懂得法度，一定不敢欺心，希望神师再思。”行者道：“不用再思，也不须赖铁匠。我只问殿下：你这城池四面，可有什么山林妖怪？”王子道：“城外北，有一座豹头山，山中有一虎口洞。有人说洞内有仙，有人说有妖。我们不知到底是什么。”……孙悟空三人经过苦战，收降了九头狮子精，夺回了兵器。

国王大开素宴答谢唐僧一行，又将狮子肉分与百姓瞻仰。王子说：“感谢神僧施展法力，扫荡了妖邪，除了后患，现在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了！”

“河清海晏”指黄河水清了，大海平静了，比喻天下太平。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名人简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我们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我们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大学》等典籍。而他很小时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替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小时候，我的家乡很穷，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即便有买书的地方，我也没有钱，所以，借书成了我主要的阅读方式。我像一只警觉的猎犬一样，无论大人和孩子，只要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书香味道，我一定会软磨硬泡把人家的书借来不可。因为别人催得紧，所以我看书速度很快，差不多是一目十行，估计我的快速阅读法就是借书养成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他正坐在苹果树下的小桌子上读书，那是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书。

“什么书，我看看!”不容分说，我就从他的双肘之下将书抽了出来。

同学很不高兴地说：“我正看得带劲呐，是《红日》。很好看。”

我说：“我先看，我看得很快的。”

他说：“不行不行，我也是借来的。再说，我正看到精彩处，不看，难受。”

我说：“我家里正炸麻花，我带你去吃。先借我看吧!”

我这么一说，他就动心了。毕竟，物质的诱惑远远大于精神诱惑，我看他很贪婪地咽了一下口水，喉结那里一动。我们谈妥了，三根麻花换三天先看书的权力。

《红日》这本书，差不多像砖头一样厚。发黄以后，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膨胀了许多，就显得更厚了。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看起来了。而那个同学，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我看了多少页，催命鬼似的。

我从小和爷爷、奶奶、弟弟睡在一张炕上。电灯的绳子被爷爷接了一根布条，长到可以放在爷爷的枕头边上。爷爷每天晚上负责熄灯，催促和监督我们睡觉。那天夜里，我看得入迷，爷爷说：“快睡，我要关灯了。”我说：“等等，还有几页，马上就好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嗒”一声，爷爷把灯关了。屋子里黑乎乎的，我没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但是，那看过的故事情节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而故事的发展又牵动着我的神经。我睁着眼睛，注视着窗外的夜色，直到听见爷爷的鼾声，我又悄悄地拉亮了点灯。

“明天还上不上学啊，啊!”突然，爷爷大喝一声，吓得我一哆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他的声音很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

我赶紧又钻进被窝，脱掉衣服，这一次，假装真的要睡的样子。

灯熄灭了。爷爷的鼾声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一样响起来了。

我突然感到腿边有个冰凉的东西，顺手一摸，呀，手电筒。我欣喜若狂，看来可以继续阅读了。

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缩作一团，开始看书。我不时要掖掖被角什么的，怕手电筒的光亮暴露我的秘密。但这样的小心，总不能持久，因为故事太迷人，书太好看，所以警惕性就渐渐放松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被子被人揭开了，很冷。爷爷哈哈大笑几声说：“你跟我玩捉迷藏呀。”我说：“我睡不着啊。”这一次，爷爷没有生气，而是慈祥而又关切地说：“天都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啊，天快亮了?可不是吗，窗外天空中的黑色像海水退潮一样慢慢远去。我赶紧丢掉手里的书，合上了眼睛。

多年后，我一直保持着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习惯。看书累了，睡梦会格外香甜。

镜头里，那些蜚声国际的好莱坞巨星们都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样子，一张张面孔，或淡然、或安静、或活泼、或卖萌大笑。

乔治·克鲁尼头顶海盗帽，抱着胳膊，肆意大笑;凯特·温丝莱特素颜淡妆，黑色的V领外套上没有任何装饰，平静自然;布拉德·皮特穿着T恤仔裤，大大咧咧地蹲在墙边;奥兰多·布鲁姆脱掉西裤，露出一条印着英国国旗的拳击短裤;一贯深沉、严肃的摩根·弗里曼则挤眉弄眼做着各种俏皮鬼脸……

安迪·格慈的镜头下，所有的明星无一例外，素颜、没有造型，铅华褪尽，随性自然，好莱坞有成百上千的专业摄影师，无人可以让这些明星如此低调服从摄影师的安排，安迪·格慈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作品的呢?一切，只因为3分钟。

格慈大学毕业后，为一些顶级的时尚摄影师做助理，学习他们拍摄名人的技巧，尽管很欣赏他们的照片，但是有一点他却始终不太喜欢，每次拍照，因为明星档期紧活动多，需要提前很久预约，好不容易预约到场，片场里有上百个人忙忙碌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拍得完，而且，无数双眼睛盯着拍摄对象，怎么也会不自然，格慈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找到一本明星经纪人联络簿，在上面挑选了300名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演员，给他们寄去信件，提出拍摄请求和主题，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6个月后，他仍然没有收到一封回复，没有明星愿意让一个毫无名气的摄影师拍摄自己。

格慈没有气馁，继续寻找机会，他到各个电影拍摄现场当群众演员，寻找和明星认识的机会，3个月后，终于接触到著名演员乔斯·阿克兰，在对方片场小憩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冒昧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看着这个喋喋不休，但格外认真的年轻人，乔斯·阿克兰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只给10分钟时间，之后，将要继续工作。听到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格慈兴奋得手都在发抖，机会来得如此突然，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之余，又为如何拍摄发起了愁，或许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没法不慎重把握。

瞬间没有好方法，格慈只能与乔斯·阿克兰聊起电影的话题，谈主角的服装，剧本的构思，说着说着，格慈就放松了，把对方当做一个普通朋友亲近，聊天气，聊炸鱼，炸土豆片，越说越发投机……再看看手表，只有3分钟了。格慈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机会，他边说话边悄悄拿起了相机，趁乔斯·阿克兰说得正起劲的刹那，手指按下了快门。

3天后，几幅黑白的大头照，放到了乔斯·阿克兰的面前，如同60年代的黑白胶片照，有着厚重细腻的质感，表情有认真，有轻松，像老照片，像肖像油画，真实展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生动有趣的一面，照片让乔斯·阿克兰非常满意，并介绍了女星格列塔·斯卡奇前来拍照。

接着，斯卡奇帮他联系了伊安·麦克莱恩，后者又把他介绍给哈莉·贝瑞，再接着他手里已经有一长串的明星推荐信了，布拉德·皮特、塞缪尔·杰克逊、伊万·麦格雷戈、裘德·洛……

几年时间内，从英国到好莱坞，他拍摄了大约300位明星，至于拍摄的地点，有时是在明星下榻的酒店，有时就是在他们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只占用对方10分钟，前7分钟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镜头的另一边，和明星们拉拉家常，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在明星们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趁着对方不注意的后3分钟，格兹就用手指不停按下快门。

繁华褪尽，最后明星就剩下自己，干干净净的黑与白，一刻即是永恒，各种表情和造型，都是拍摄对象的即兴创作，反映的是他们在拍摄时最真实的状态和情绪，这些好莱坞的国王和王后们，永远也不知道拍摄的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在他的镜头下露出最本真的面目，明了的构图、简洁的背景、精准的表情捕捉，令格慈声名鹊起。

几年后，安迪·格慈把这些明星黑白素颜照集结成图册《度》，首印便赚得350万英镑，捐给了糖尿病研究机构，影星们呈现出的随性自然的状态，让人耳目一新，影集的出版，打破了人们对“巨星风采”的刻板印象，也为格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摄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福克斯·塔尔博特摄影奖”，该奖项不定期颁发，只奖给为摄影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2012年，他出任英国专业摄影协会主席，随后，他被授予英国女王颁发的员佐勋章，奖励他为摄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有资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祖籍是在河源市的紫金县中坝镇孙屋排村，在紫金有一个“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虽有争议，但亦为世人所知，而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初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又有了新意。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多是以逸仙为名。后来，革命同志常以“中山”称之。这“中山”本是个典型的日本姓，怎么会变成孙先生的名字呢?这里有一段趣事。孙文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十分仰慕孙文，经过许多周折，两人在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交谈之中，两人深为孙先生的革命热情和深刻见解所折服。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孙先生，希望孙先生在日本多留一些时日。为了安全，宫崎滔天和平山周提议孙先生改住他们安排的旅馆，孙先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于是，孙先生在宫崎滔天、平山周的陪同下，前往新的旅馆。他们一路经过日比谷公园，又经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了名为“对鹤馆”的旅舍。住宿要填写登记表，就由平山周代笔填写。填到姓名栏时，平山周为难了。当时，孙先生正在流亡之中，不能公开使用真姓实名，这可怎么办?平山周急中生智，想起刚才路过的中山侯爵府邸。这“中山”是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正好借来一用。于是，平山周就写下了“中山”二字。有了姓，可是名呢?名怎么填?看着平山周焦急的样子，孙先生接过笔，在登记表上的“中山”后面，写下了一个“樵”字。

事后，有人问孙先生，为什么要以“樵”为名。孙先生说：“现在中国到处是榛莽荆棘，我就是披荆斩棘的开山樵夫啊!”就这样，孙文先生在日本就以“中山樵”这个日本姓名进行革命活动。同志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这是日本民族常见的称人方式。因为这样称呼习惯了，革命同志也就不再称他为孙文，而是在日本姓“中山”前面另加了中国姓“孙”，称他为“孙中山”。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称孙文或孙逸仙。就这样，一个日本的姓变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文的另一个名，而且是最常用的名。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即现在的中山市;我国放多城市的街道、公园。也以“中山”命名;还出现了“中山”为名的学校、医院、舰艇;而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也被称为“中山装”。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祖籍“紫金之说”，也就有了紫金“中山纪念小学”和“紫金中坝发昌中山纪念陈列室”，并于1986年由任民革中央代主席、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屈武同志亲笔书名。

著名元曲专家王学奇教授九十岁了，还在工作着。前不久，我登门求教，看到他的案头摊放着《宋元明清曲辞通释》书稿，旁边是高及天花板的卡片箱，里面是他数十年辛勤搜集整理的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小抽屉都可以形成数篇论文和一部专著。王老告诉我：“这部书出版好几年了，需要修订，我要再补充一百万字。”

“一百万字”！王老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助手帮忙，完全要靠手一笔一画地写，这对于我们壮年人来说，尚是畏途，何况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呢？但王老却表现得自信而轻松，他说：“明年就可以出书了，到时送你一部。”

不久，王老在一封复信中，示以他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做的一首《自嘲铭》：

钱不求多，够用就行。名不在高，务实是崇。我虽愚鲁，不甘认命。下定治学心，笑对斥责声，迈开两条腿，一路向前冲。可怜半世纪，扑个空！如今两鬓斑斑，枉叹一事无成。幸喜傻气在，还想战一程，唯乏经验敢复命。

王老的退休金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节俭，他不雇保姆，不请小时工，买菜、发信，都是自己动手。他的钱大多都买了书。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满了书，除了书，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潜心治学者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王老屡遭批判、指责，但坦然面对，终于闯过重重关口，取得了丰硕成果。

他的《元曲释词》、《元曲选校注》和上面提到的《宋元明清曲辞通释》在学界颇负盛誉。最近，他又主编了《笠翁传奇十种校注》，达150万字，对清代李渔的剧作做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在治学上，王老主张单篇论文和成本著作结合进行，即“两条腿”走路，认为这样做可以互相促进。对此，王老也戏称为“轻、重工业并举”。

艾萨克·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于1642年圣诞节出生在英格兰伍尔斯索蒲村，这一年正值伽利略与世长辞。和穆xxx一样，牛顿也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牛顿就显示出巨大的力学天赋。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小手。他聪明伶俐，但对功课却总是粗心大意，在学校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十八岁的牛顿进入剑桥大学后，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很快就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该世纪初期望远镜的发明，使天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都极力劝告所有欧洲的科学家，再不要依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要亲自做观察和实验。培根和笛卡尔的倡导为伟大的伽俐略所实践。他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所做的天文观测给天文学带来了革命，他的力学试验建立了现在人称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和发现行星绕日运动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为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基本知识，而且纯科学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但还无法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当科学被运用到技术领域时，就会使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

虽然哥白尼和伽俐略澄清了古代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为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作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定律来把这些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发现变成可以做科学预测的统一学说。是艾萨克·牛顿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学说，从而使现代科学进入了它一直所遵循的航程。

牛顿一般不愿意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早在1669年他就在他的大多数着作里对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在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出来。他公布的第一个发现是有关光的性质的一项突破性的贡献。牛顿经过一系列认真的试验，发现普通光是彩虹所有的不同色光的混合光。他还对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的结果做了认真的分析，根据这两个定律，1668年他设计并真正制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如今大多数天文台都使用这类望远镜。牛顿29岁时把他的这些发现及其许多其他光学试验结果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

仅就光学方面的成就或许就可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数学或力学方面的成就来，那就相形见绌了。他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积分，这一成就可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做出的，这一发明是当代数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仅是许多现今数学学说产生的种子，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现代科学在随后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牛顿仅仅发明了积分而别无所获，也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排到相当高的名次。

但是牛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力学方面，力学是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伽俐略发明了第一运动定律，这一定律描述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物体都受外力作用，力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物体怎样运动。牛顿提出的最着名的第二运动定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定律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他的第二定律（其数学表达式为F＝ma）可表述为：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即速度变化率），与作用在该物体上的合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除了这两个定律外，牛顿又提出了着名的第三运动定律（这定律可表述为，有作用力即外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且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他的科学定律中最着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四条定律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所有的宏观力学体系都可以利用这一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预测，从单摆的振动到行星绕日在其轨道上运动都用得上。牛顿不仅提出了这些力学定律，而且还利用积分这一数学工具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基本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牛顿定律可以而且已被用来解决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问题。牛顿在世时，他的定律的最有戏剧性的应用是在天文学领域里。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处于领先地位。168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通常只称作《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并说明如何利用这些定律来准确预测行星绕日的运动。牛顿的这一壮举圆满地解决了动力天文学的主要问题，即准确预测星体和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因此牛顿常被认为是所有的天文学家之魁。

应该怎样评价牛顿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呢？如果我们翻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就会看到提到牛顿及其定律和发现的条目比任何其他一个科学家都要多（也许多二到三倍）。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对牛顿的评价。莱布尼兹决不是牛顿的朋友而是与他进行过唇枪齿剑之争的对手，他写道：“从有世以来，到牛顿所处的时代，他在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占了整个的绝大部分。”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一书比任何其他天才的作品都出类拔革。”拉格朗日常说牛顿是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厄恩斯特·马赫在1901年写道：“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力学在演绎上、形式上和数学上的进展。”这也许说出了牛顿的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他发现科学是一门由孤立的事实和定律构成的杂学，它能描述一些现象，但只能预测几种现象，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大量的物理现象，能用来做准确的预测。

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把牛顿所有的发明都一一包罗进来，因此他的小发明就其本身来看虽然也是重要的成就，但这里只好忽略不提了。牛顿对热力学（对热的研究）和声学（对声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他发现了数学中的二项式定理；他第一次对星体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现在读者虽然会认定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是仍然会提出为什么把牛顿排在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华盛顿这样重大的政治人物以及如耶稣·基督和乔达摩·佛伦这样重大的宗教人物之前呢？我自己的观点是：尽管政治变化是重大的，但仍有理由认为在亚历山大之死前后1000年间的大多数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就主要的日常活动而论，大多数人在公元前后3000年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的500年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与1500年的人们相比，我们的吃喝穿戴有了变化，我们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科学发现不仅仅使技术和经济发生了革命，而且使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学革命使人类所有的活动方式均有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才被列入本册。牛顿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而且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任何一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册上，他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

1727年，牛顿这颗巨星陨落了，他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是被赐予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科学家。

林语堂说过，乱世中，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在北京，他曾和鲁迅并肩作战，《语丝》是他们的战场，个人拿起笔，去呐喊，去奋争。离开祖国后，他依然拿着笔，用英文书写祖国的美丽。他站在东方的时候，用的是西方的视角;他来到西方后，又拾起东方的智慧。英文是他的利器，中文是他的元气。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他小时候的经历。

十八岁时，林语堂离开福建鼓浪屿，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在去往上海这个大都会之前，他一直在福建乡下。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旁的一个小村落龙溪，那里偏远而落后。在破落的龙溪乡下，作为教会牧师的父亲，自小以中英文双语教导他，并谆告“长大定要念世界一流大学”。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林语堂一生的际遇。

自幼起，林语堂即离乡寄读鼓浪屿的学校。他的童年得益于生活在比较开放的鼓浪屿，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世界的面目。他的同学里有英、法、葡、西等各国领事的小孩，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西方的印记。他一直记得父亲的话，大海的另一边是另一个世界，“要读世界一流大学”。林语堂后来实践了父亲的梦想，先留学于美国哈佛，再留学德国。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华人作家，其作《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连续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五十二周，文字行云流水，语带幽默。他的英文书写能力为他赢得了很多同时代作家没有的赞誉。他将中国的文化延伸到了海外，用西方人熟悉的英文，表达了中国古老的魅力。

林语堂应该是近现代中国最为世界瞩目的文学家，他“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无疑，他是东西方文化的宠儿，在精研学问之后，他跳出了传统中国文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挣扎。他从一名斗士变为了逸士，但他依然以开阔的胸怀和超然的诗意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同胞。他用英文写作，让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大大加深。他立意高远，用心沟通，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开阔;这样的仁爱，是多么的博大。顺乎本性，师法自然。让我们向他学习，做一个人生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