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张学良的故事【汇编20篇】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1955 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20116;个一工程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2012年1月11日，一則报道在网上疯传，其中写道：“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去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名单、华丽的演出服，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空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

对此，崔永元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在1月12日的微博上回应道：“崔永元缺席慈善年会主持民工春晚更显‘慈善’这是新闻标题。抱歉了，我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尚，真实情况是，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欣然接受邀请主持民工春晚，还要从2011年10月说起。此前，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孙恒结识了来自内蒙古的打工者王德志，两人于2000年5月组建“打工青年演出队”，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义务演出，并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一举卖出10万张，拿到了7。5万元版税。他们用这笔钱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他们的事迹引起了崔永元的高度关注，邀请孙恒等人于2011年10月上了一次《小崔说事》。节目结束后，崔永元对孙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012年元旦刚过，孙恒和王德志商量筹办一台打工春晚，他们想到了邀请崔永元来主持。但他们心里直打鼓，像崔永元这样一个大忙人，春节前各种邀请肯定少不了，尤其当听说崔永元将要出席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邀请时，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但孙恒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在微博上给崔永元发了一封私信，以试探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来。”

其实孙恒和王德志心里都很清楚，崔永元能不能来确实不好说。正当两人不抱什么希望时，就在打工春晚举行的1月8日当天，崔永元来到了演出场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刚一下车，他就要求去演出地察看。虽然剧场只能容纳200人，连空调也没有，但他一走进剧场就说：“虽然我在许多大剧场主持过不少晚会，只有这个剧场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和大家办好这台晚会。”

而与崔永元一起主持打工春晚的，正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她和崔永元这个“大腕”首次合作，不免有点儿紧张。崔永元鼓励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和你一样，只要沉住气，慢慢就会适应的。如果你还是紧张，那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句话，让沈金花踏实了许多。晚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崔永元说：“全部演员都是打工者自己，整场演出特别接地气。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一名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道：“崔永元是个实在的人，也是个智慧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装大腕，而崔永元却不同，他不愿披着央视主持人这个华丽的外衣，而是敢于抛弃自己，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人，只有不以善小而不为，才是真正的行善者，崔永元当属此列。

范仲淹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明白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以前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之后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祝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现在我还要给大家将一位名人的故事。那么我讲的究竟是谁呢？请你们仔细往下看就知道了。

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男孩，他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在师范学院里，他喜欢上了唱歌。

马上就要毕业了，男孩的心却充满了困惑。当初选择上师范学院时，也是他喜欢的，那时，他一心想成为一名教师。然而，唱歌现在又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组成部分。男孩常常问自己：是当一名教师还是成为一名歌唱家呢？

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男孩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先当一名教师，在教学之余练习唱歌，然后再成为一名歌唱家。

男孩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指了指他面前的两把椅子，那两把椅子相距有不远的距离，父亲说：你能同时坐到那儿放的两把椅子上面吗？男孩摇了摇头，他不能。

父亲说：很多的时候人们都同时想坐两把椅子，结果，只会使自己掉到地上。

男孩知道他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最终，他选择了他更加喜欢的唱歌。从此以后，男孩专心致志地练习唱歌，7年的辛苦学习，终于为他换来了第一次登台演出。

那次登台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后来，他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歌唱家。他就是意大利的帕瓦罗蒂。

帕瓦罗蒂是我最喜爱的歌唱家之一，他的美声唱法的声线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记得前年纪念他的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为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

鲁契亚诺·帕瓦罗蒂 （Luciano Pavarotti，1935.10.12－2007.9.6），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早年是小学教师，1961年在雷基渥·埃米利亚国际比赛中的扮演鲁道夫，从此开始歌唱生涯。1964年首次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登台。翌年，应邀去澳大利亚演出及录制唱片。1967年被卡拉扬挑选为威尔第 《安魂曲》的男高音独唱者。从此，声名节节上升，成为活跃于当时国际歌剧舞台上的最佳男高音之一。

帕瓦罗蒂被许多人誉为他那一代最伟大男高音。帕瓦罗蒂的嗓音丰满、充沛，带有透明感的明亮。其中高声区统一，音色宽厚，带有强烈的自然美感。帕瓦罗蒂具有十分漂亮的音色，在两个八度以上的整个音域里，所有音均能迸射出明亮、晶莹的光辉。被一般男高音视为畏途的“高音c”也能唱得清畅、圆润而富于穿透力，因而被誉为“高音c之王”。他是曾经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帕瓦罗蒂在四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中，不仅创造了作为男高音歌唱家和歌剧艺术家的奇迹，还为古典音乐和歌剧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帕瓦罗蒂经常举办大型的户外演唱会，无论是伦敦海德公园、还是纽约中央公园，每次都能吸引几十万现场观众和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励志名言）从1990年开始，帕瓦罗蒂还联手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组成了史上最强的演唱组合和演出品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从罗马古代浴场、洛杉矶道奇体育场、巴黎埃菲尔铁塔……直到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三大男高音”的歌声响遍全球。此外，帕瓦罗蒂还以他宽宏包容的音乐态度、善良广博的爱心以及无与伦比的强大号召力，创立了“帕瓦罗蒂和朋友们”的超级品牌，与斯汀、U2乐队等众多流行音乐巨星同台演唱，为遭遇贫穷、战乱的地区和儿童筹款。

帕瓦罗蒂以多种轻松、娱乐的方式，把几百年一直局限于古典音乐殿堂的美声歌唱，带到了普通大众中间，并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和欢迎， 这不仅促进了古典音乐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带动了一股新的音乐风尚，更为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生命。

2005年10月12日，帕瓦罗蒂迎来七十岁生日，从2005年初也开始了他的告别舞台世界巡演。2005年12月，帕瓦罗蒂告别舞台全球巡演到达中国：6日——上海，10日——北京。这意味着在帕瓦罗蒂44年辉煌的艺术生涯的结尾。2007年9月6日，因为患上了胰腺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1岁。

通过帕瓦罗蒂的一生。我知道太多的原因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太多的理由让我们做不出选择，又有太多的喜爱让我们常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

如果我们选择平庸，那尽可以让屁股把每一把椅子都坐坐；如果我们选择兼顾和尝试，那还是让屁股在椅子中间掉下去吧；如果我们选择理想和收获，那么，还是尽快像帕瓦罗蒂一样，让屁股结结实实坐到一把椅子上，然后专心致志，勤学苦练。回想我自己，自从离开农场，改革开放政策来到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大有所为的。可是我选择的却是一条平稳的道路，做做外贸，教教学生，甚至教起学生来，也是懒洋洋的。仅剩下坐在板凳上等死了。

郑板桥(1693—1765)清代官吏、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汉族，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扬州八怪”之一。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以请臻饥民忤大吏，乞疾归。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人称三绝。有《板桥全集》。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名人故事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名人故事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

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欢你。”

人生，幸福不是目的，品德才是准绳。

2012年5月6日，在国际田联世界田径挑战赛日本川崎站男子100米决赛中，苏炳添以10秒04(顺风2.9米/秒)超风速的成绩战胜美国选手罗杰斯和前世锦赛冠军科林斯夺得冠军。而此次夺冠却是中国队队员首次在男子百米成年组国际比赛中战胜美国选手，可以说意义非。

8月4日，在伦敦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19的成绩名列小组第三晋级半决赛，成为了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晋级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

8月11日，在伦敦奥运会4×100米预赛中，苏炳添与郭凡、梁嘉鸿、张培萌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38的成绩再度打破全国记录，但总成绩仅排在第12位未能进入决赛。

9月22日，苏炳添以10秒21夺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冠军并实现卫冕。

高尔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童年时家境贫寒，但非常喜欢读书。

高尔基从小就非常喜爱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去干活挣钱。

有一天，10岁的小高尔基来到一户人家干活。女主人吩咐高尔基：“你去烧水。水烧开了送过来。”

高尔基灌满了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又往炉膛里添进几块劈柴，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坐在火炉旁，等候水烧开。

高尔基刚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干坐着是白白浪费时间，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来，边看边等着水开。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高尔基的背不知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立即像有无数枚钢针刺进皮肉，疼痛异常。

小高尔基急忙回头，只见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截木材，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小高尔基转过神来，就又举起木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于是又响起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啪”。高尔基的背部更加钻心地疼痛，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凶狠的女主人吼叫着：“看书！谁叫你看书的？”

高尔基夺路狂奔，才摆脱了狠毒的女主人。

可是，背部一阵阵的剧痛，折磨得高尔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管用，喊也不管用，痛苦万分。

万般无奈之下，小高尔基只好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看见小高尔基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忙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高尔基痛苦的指了指背部。

医生一看高尔基的背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这是被毒打致伤的，便问：“是谁这么狠心？”

高尔基把遭女主人毒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医生一面听着，一面动手治疗。

高尔基背部的皮肉里戳进了许多柴刺，医生小心翼翼地将柴刺一根根拔出来，拔完将药涂在伤口上。然后，将拔出来的几十根柴刺递给高尔基，义愤填膺地说：

“你可以带上这些柴刺去控告女主人。”

于是，小高尔基手里托着柴刺，走到女主人面前说：“我现在就带着柴刺去控告你。”

这时，女主人慌了，拦住小高尔基说：“只要你不去控告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高尔基见女主人害怕了，就说：“你允许我干完活以后读书，我就不去控告你。”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女主人连连点头。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2006年度世界超级富豪排行榜，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以50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世界首富。从退学建立微软，到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只用了20年的。此后，这个被美国人誉为“坐在世界巅峰的人”就再也没有从这个位子上下来过，一坐就是12年。

互联网仍然充满魅力

其实，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断。在1998年股票市场的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盖茨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00亿美元。

2000年网络股热潮开始消退，微软股价下滑了近63％，盖茨的身价也随之缩水了近一半。尽管盖茨依然保持着全球首富的位子，但是与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那时人们纷纷预测，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盖茨迟早要让出“天下第一”的宝座。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了互联网业的回暖。且不说屡创奇迹的Google等后起之秀，微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抢眼，盖茨的财富重新水涨船高。在过去一年里，盖茨的财富增加了近8％。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沃伦·巴菲特曾评价比尔盖茨说：“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并不是微软成就了盖茨，而是其商业天赋成就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理财，盖茨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微软公司前途的信心使盖茨仍然把财富的绝大部分投在公司股票上，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公司的CEO，但是作为微软的首席架构师，他仍然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不过精明的他也会在好的价位适当地套x一些股票。股市交易记录显示，上个月盖茨就在公开市场出售了100万股微软股票，获得收入近2700万美元。

当然，像盖茨这样的聪明人是决不会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具有远见的盖茨早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分散投资了。盖茨在1995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据了解，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1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收入稳定的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库券。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许多寓言故事组成的，书中的每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普通，但却都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引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寓言幸辣的讽刺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像这样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助长等。掩耳盗铃比喻自欺欺人，拔苗助长比喻欲速则不达，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从中的道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想，忠义仁孝小弟为中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品质，读完了这一本书后，更今我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所在。

1、 李邕重义爱士

李邕重义气爱人才，作文擅长碑颂，并且大多亲自书写。人们奉上金银财物请他写碑文，前前后后收到的财物加起来数目极大。但是他却能够拯救孤苦，接济穷人，家里没有很多积蓄。

故事来源：宋""""""朱长文《续书断》

2、 徐浩八体皆备

徐浩的父亲徐峤之擅长书法，把笔法传给了徐浩，后来徐浩的书法比父亲更好。徐浩曾经写了42幅屏风，八种书体都有，其中草书和隶书尤其好。世人形容他的书法说：“像愤怒的狮子挖掘巨石，口温饱的骏马急奔泉水。”

故事来源：《新唐书》

3、 郑虔红叶学书

郑虔在广文馆博士，学习书法却苦于贫穷买不起纸，得知慈恩寺贮存了好几间屋子的柿叶，于是就借住在庙里，每天拿红叶写字，天长土久几乎写遍了这些叶子。他后来写了自己做的诗，和画一起并成一卷，献给皇帝。唐玄宗亲笔题跋：“郑虔三绝。”

故事来源：唐""""""李绰《尚书故实》

4、 李阳冰观《碧落碑》

绛州有块碑，碑上的篆字和古代的不同，很奇特。李阳冰看到了，睡在碑下观赏，好几天不离开。鉴定碑书是初唐所作，但没有记上书家的姓名。因碑上有“碧落”两个字，当时人就称它为《碧落碑》。

故事来源：唐""""""李肇《国史补》

5、 钟绍京破产求王书

钟绍京因为喜好书法，不惜花大价钱倾其所有去收求名家书迹，总计用去几百万贯钱，却只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不能求到楷书一个字。

故事来源：唐""""""张怀瑾《书估》

6、 卢弘宣临小王帖

李德裕做宰相时，有人献上书法名迹，他不断把玩，很喜爱那书法。卢弘宣当时做度支郎中的官，有擅长书法的名声。李德裕把他请来，出示自己得到的这件书迹，请他观看。卢弘宣拿着帖，好久不作声。李德裕问：“怎么样？”卢弘宣惊恐地说：“这是我近年临的王献之帖”。李德裕从此更加看重他了。

故事来源：《太平广记》

7、 柳公权不重钱财

柳公权书名显赫，当时大臣家的原告版墓志，若不是出自柳公权手笔，别人就要以为他们的子孙不孝。外国人来中国进贡，都另外准备了钱，说：“这是购买柳公权书法的”。柳公权曾经书写了京兆西明寺的《金刚经》，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各家的笔法，自己很满意。总计大卧们请他写字而赠送的钱财，共有好多万，然而这些钱被仆人盗用了，他也不再追问，只有笔砚图书典籍等，才亲自把它们锁好秘藏。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成语中有许多名人的故事，有时，这些成语可以在阅读和习作起到很大的作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成语中名人故事大全，欢迎来参考!

【草木皆兵】

东晋时代，秦王苻坚控制了北部中国。公元383年，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万，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万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

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25万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再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说：“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样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他后悔自我过于轻敌了。

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稍往后退，让出一点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暗笑晋军将领不懂作战常识，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它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理解了晋军的请求。

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苻坚中箭而逃。

【势如破竹】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夺取魏国政权以后，准备出兵攻打东吴，实现统一全中国的愿望。他召集文武大臣们商量灭大计。多数人认为，吴国还有必须实力，一举消灭它恐怕不易，不如有了足够的准备再说。

大将杜预不一样意多数人的看法，写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杜预认为，务必趁目前昊国衰弱，忙灭掉它，不然等它有了实力就很难打败它了。司马炎看了杜预的奏章，找自我的最信任的大臣张华征求意见。张华很同意杜预的分析，也劝司马炎快快攻打吴国，以免留下后患。于是司马炎就下了决心，任命杜预作征南大将军。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调动了二十多万兵马，分成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一路战鼓齐鸣，战旗飘扬，战士威武雄壮。第二年就攻占了江陵，斩了吴国一员大将，率领军队乘胜追击。在沅江、湘江以南的吴军听到风声吓破了胆，纷纷打开城门投降。司马炎下令让杜预从小路向吴国国都建业进发。此时，有人担心长江水势暴涨，不如暂收兵等到冬天进攻更有利。杜预坚决反对退兵，他说：“此刻趁士气高涨，斗志正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势如破竹（像用快刀劈竹子一样，劈过几节后竹子就迎刃破裂），一举攻击吴国不会再费多大力气了！” 晋朝大军在杜预率领下，直冲向吴都建业，不久就攻占建业灭了吴国。晋武帝统一了全国。

【如火如荼】

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

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向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苏州），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

这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十分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大家说，此刻退回去等于两关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如果能打败晋国，就等于在诸候国中当定了霸主，再回去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大主意已经拿定，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思考再三，决定出奇制胜。

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吃得饱饱的，马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三万精兵强将。每一万人摆成一个方阵，共摆三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一百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官司。每十行，也就是一千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每项一个方阵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我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则一水儿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一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欢呼之声震天动工地。

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三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荼”——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而那黑色的方阵，简直就象深不可测的大海。

【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样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必须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立刻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一夫当关】故事：《史记》载：公元前207年刘邦入咸阳，“守函谷关，项羽至，不得入。”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形势，由此可见。古代，还有几个与函谷关有联系的成语故事。

【围魏救赵】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齐国派田忌率军救赵。田忌乘魏国空虚而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大败魏军，赵国因而解围。

【出奇制胜】战国时期，齐国将领田单用火牛阵出击燕军，使燕军大败。这就是孙子兵法势篇中“凡战者，以奇胜。”

【四面楚歌】

项羽和刘邦原先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之后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就应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最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十分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十分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样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必须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立刻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马革裹尸】

东汉马援自南方还军，故人多迎劳他，号称有计谋的孟冀也向他祝贺。马援说："你怎样也同一般人一样呢？方向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我想自请击之，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死在儿妇女婢中呢？"见《后汉书·马援传》。后以"马革裹尸"等指为国而战死沙场。清张贷《西湖梦寻·岳王坟》："但恨和一成，国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马革裹尸报君父，是为叹耳！”

战无不克：攻战没有不取胜的。形容强大无比，能够战胜一切。

塞林格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小说家，那本风靡一时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称为美国文学的“现代经典”。不仅如此，他的从容平和与冷静思考使他的作品保持着持久而劲道的艺术魅力，他的作品，哪怕是一则短篇，只要一面世，马上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深受大家欢迎。

出名后的他拒绝一切宴会与采访，也不接受一些大学的荣誉邀请。他带着他的家人来到一处偏僻的乡村，买了包括一座小山在内的几十亩土地，并在山顶建一小屋，周围种上许多树木，在外面还拦上几尺高的铁丝网。他每天八点进小屋写作，下午五点出来陪陪家人，看看书报。其间，家里任何人不准打扰他，如有要紧事，也只能电话联系。他基本上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思考和写作，偶尔到小镇上买买书刊。如万一有人登门拜访，也得先递上信件和便条之类的东西，要是生人就拒之门外。他成名后只接受过一个记者的采访，那是这个小镇中学里的一位女学生，为给校刊写篇人物传记特地去找他的。他看着这位可爱的学生，破例答应了她，与她交谈了五个小时。

塞林格拒绝了那么多，却矮下身来接受了小镇中学女生的采访。他的选择令人错愕，却也让人隐约见到了一缕非凡的心灵之光。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一次青年电视公开课上，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19xx年，十六岁的王健林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部队正在积极开展野营训练。战士们每个人背一个粮袋、背包，就拉出去训练，负重至少也有二十来斤。野营训练的环境很恶劣，积雪很厚，没过了膝盖，野外宿营，什么也没有，需要自己挖个雪洞，钻进去过一晚上。每天平均要走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如果你受不了了，可以坐后面的收容车，但这意味着你当年的五好战士就评不上了。

天气寒冷，加上每天的训练强度很大，战士们的饭量大增，而粮食供应却没有增加，大家普遍都吃不饱。当时的老班长看见王健林岁数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好心告诉他说：“小王，我给你说个事，首先你要承诺保密，我教你吃饱饭的招。”王健林连忙说一定保密。当时，部队吃饭用的是搪瓷缸，老班长告诉他说：“你呀，上去先盛半缸，等吃完这半缸，你再上去盛一缸满的，这样你就能吃饱了。千万别傻傻地先去盛一满缸，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上去先盛满，等吃完了再来，就没第二次了。”王健林就靠着老班长教他的这招，在野营训练中吃饱了饭。

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王健林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深刻体会到：做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勤于思考、懂得取舍，把眼光放长远，才能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