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不畏艰险的故事【优秀20篇】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10月13日，央视播出了“不忘初心 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八集《长征》系列记录片。

14日下午，公司党委立即行动，开展了“集中学习”活动，组织生产销售一线不当班党员15人观看第一集《英雄史诗》，鼓励党员学习长征精神、弘扬长征精神，在当前煤炭市场略有好转的形势下，主动作为，发挥潜能，继续保持安全生产的良好势头。会后，党员还就即将开展的“红歌颂党恩 共筑锦兴梦”活动的节目选取和开展形式进行了讨论。“集中学习”活动是公司党委更进一步深化党员学习教育，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又一举措，主要学习内容为紧跟党内最新动态和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大局的相关资料，旨在开阔党员眼界，加强对党员的形势任务教育，提高党员服务中心工作的信心和能力。

下一步，公司党委将继续组织党员观看《长征》系列纪录片，鼓励党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公司的中心工作作出贡献。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长征都是一部悲壮慷慨的英雄史诗，一个永远令人惊叹的奇迹。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转战大半个中国，行经15个省份，翻越20多座高山，渡过30多条河流，穿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中，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长征精神是什么?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为抗战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条洒满鲜血的牺牲之路，无数革命先烈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过早地倒下了，把热血和生命献给了未来的共和国。

80年间光阴飞逝，当长征成为传奇，长征精神已成为我们心灵高地上闪光的灯塔，引领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为民族的复兴而拼搏。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实现两大目标的征程就是我们的新长征。在这里，让我们重温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代代相传下来的“党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的忠诚;专家学者以他们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邦玉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红军的后人讲述了先辈的难忘事迹;来自多个行业的作者，更以他们感怀的文字，向长征精神致敬。

重温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是让我们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信仰，凝聚全疆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智慧，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在天山南北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饥寒中的中国革命/竟只用一把炒面一捧雪/就爬过了位于宝兴西北/懋功正南/海拔近五千米的这个/历史性坎坷” ——詹永祥《雪山》

小时候见过的“雪山”，在邀请到学校来作报告的老红军头上：苍苍白发象形的雪山，我怀疑就跟他所历经的长征有着因果。那时候，老红军嘴里的长征因为苍老的方言而含混不清;那时候，老红军被老师介绍成为“爬过雪山的老同志”;那时候，以为长征仅仅就是爬雪山，以为雪山是一枚不朽的勋章，珍藏在老红军心窝里，随岁月的堆积慢慢提升，变成红领巾眼前一头耸立的白发。微型的“雪山”，跟二万五千里烽烟失去关联。

后来，通过课堂上一首著名的诗歌，知道雪山是放在尾联的一句浪漫主义，岷山千里的积雪与三军过后的笑颜，成了牢固的历史逻辑。那时候心目中的雪山，仅仅是一种海拔，仅仅是一个路标，它指向红军的豪迈，指向革命的胜利。

然而，雪山终究是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历史坎坷。当长征渐渐沉淀成后来创业者心中的一种鞭策和激励，雪山是一个坐标，标志着民族精神的高度，革命意志的高度。在岁月的回眸中，长征中的万水千山渐渐地低下去，而雪山，成为一首磅礴史诗中的词眼，渐渐在怀念和追忆中高大起来。当更多的功绩镀亮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无数胜利前的坎坷，都在重温一幅历史图景中找到了譬喻——

“1935年的雪不断落在横放背包上的枪支上，金黄色的军号和猎猎作响的方面军旗帜上。布制的五星和八角帽下，这群反穿着羊皮的南方籍农民，像一群战争年代的食草动物，他们的饥饿是一把从喉咙里长出的锄头，渐渐挖出了埋藏在六月深处的草根与野菜……”

南飞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八十年后的小学课本，依然这样描写一个季节。如果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那个秋天，如果让一群迁徙的候鸟来描写人间的景象，肯定会有这样对应的句子——“秋天到了，一支队伍往北飞。”

在历史特定时刻，南飞的雁阵与北上的军队构成立体的画面。方向相反的运动共同把那年的秋色写进历史永恒的记忆。

然而，大地上艰难行进的红军，与天高云淡间自由翱翔的大雁，毕竟不是优美的映衬，而是一种悲壮的反差和对照：天空里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存在四渡赤水的智慧和五岭逶迤的阻拦;天空里没有险关和沼泽，不需要七根火柴的温暖和皮带虚拟的营养……

对于北上的队伍，“雁南飞”是心头回荡的一支久远的歌，一个幸福的意象。是的，梅坑话别时何叔衡相赠的绨袍，依然是林伯渠征途中战胜风雨的“雁翅”。客家女池育华跨越世纪的沧桑守望中，北上的丈夫始终都是一只行将南归的“大雁”。六盘山上的一支雁阵，是那位领袖“屈指行程二万”时的算筹。而那草地上两人爬着拖着、一人躺着望着的“三人行”中，北上的信念与南飞的雁群都一样，在征途中一点点积累胜利的曙光。

南飞雁，是革命者的仰望，给予了留痕史册的机遇。

山丹丹花

“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从赣南馥郁的桂花香，到陕北山丹丹花红艳艳的笑脸，有二万五千里。当《十送红军》的民歌犹在江西的秋风中飘荡，另一支陕北民歌已在山丹丹花枝叶间孕育，含苞未放。一支铁流的英勇，万里征途的风尘，将是这种山丹丹花一年间要红起来的原因。

一段革命的征途终于延伸到山丹丹花扎根的土地。一支队伍饱尝的困苦，被山丹丹花视作亲人遭遇的艰难。拥有革命的热情和纯朴的人民，“陕北”是长征篇幅里一个多么温暖的终端名词。是的，十一个省份之中的曲折和坎坷，万水千山间的饥寒与泥泞，无数绑腿上的疲惫和坚毅，都可以在陕北卸下来，放在窑洞里，放在米酒中。山丹丹花像陕北人民支起的火柴，等候中央红军的旗帜来擦燃，历史的天空被照红了一角，长征的队伍和盼望的百姓一时都被温暖。

山丹丹花，穷苦人民的花，站在陕北的土地上，见证着穷苦大众的革命与革命的穷苦大众互相拥抱的时刻。山丹丹花，热烈奔放的花，它所照耀的革命和被革命照耀的花枝，说出了八十年后，人们依然纪念长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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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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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弘扬长征精神，缅怀革命先烈，教育下一代，激励干部群众，红原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全县掀起了“忆长征、扬精神、展风采”的良好氛围。

一是组织开展“寻访红军足迹”活动。红原县委宣传部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学生、群众沿着当年红军在红原县走过的路线，寻访红军足迹，采访英烈事迹，采撷英雄故事，宣传红色旅游，报道红原建设。

二是组织开展党团员阵地教育活动。清明时节，组织机关干部、中小学生和群众到红原县烈士陵园开展祭奠英烈活动;“七一”前夕，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到烈士陵园举行“重温入党誓词，履行历史使命”的教育活动。

三是组织开展作文征文活动。由县精神文明办主办，县教育局具体承办，在红原中学、藏文中学和希望小学、城关小学中进行，要求以“我心中的长征”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按主题、意境等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对筛选出的优秀征文给予表彰和展出。

四是组织开展校园红色教育活动。全县各中小学按照校园红色教育要求，开展了以“薪火长征路”为主题的专题黑板报、演讲会和主题班队会，通过活动开展使中小学生更加铭记过去，珍惜现在。

五是组织开展红色旅游实践活动。要求各单位以“了解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展示时代风采”为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学习实践活动。主要有：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各电视台播放的以长征、红军为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参观红原县展馆内的红军长征展览;以宣讲、学习等方式深入了解红军长征在红原的历史，提高对红军长征胜利重要意义的认识;组织新、老党员共忆红军长征历史，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发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六是组织开展唱响革命歌曲活动。8 月18日下午，本县在县体育馆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歌咏比赛”活动，全县共组织了16个参赛队，每个参赛队的人数均不少于20人，共有2000多人参加活动。9 月12日下午，由峨眉山管委会、驻训部队和红原县宣传部联合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军民联欢文艺演出”，此次演出在县祥和广场隆重举行。部队官兵、各族干部群众和来宾观看了，演出广场人山人海，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息。

七是配合各级新闻媒体做好采访活动。今年是红军长征70周年，来红原采访的新闻媒体很多，为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活动推向新的高潮，县委宣传部积极配合各大媒体，为他们提供资料，当好向导，使其深入了解当年红军在红原的历史，挖掘红原县内的红军资料，提高红色旅游知名度。截止目前，共接待了《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江苏镇江电台》、《深圳商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多家新闻媒体。9 月16日，英国历史学博士李爱德和他的伙伴杨肖第二次重走长征路来到红原，他们用脚重新丈量红军当年的历程，用笔记录红军当年的事迹，用眼感受红军曾经走过地区的变化，为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红军当年的壮举和红军路上的变迁提供第一手资料，让红军精神传遍全球。

八是借助“自驾游”抓好外宣活动。近年来，红原县的“自驾游”在不断增温。旅游旺季，我县在日干乔沼泽等红军当年留下足迹的地方为游客们讲述《七根火柴》、《金色的鱼钩》、《日干乔的红柳》等发生在红原县境内的红军小故事，让他们意识到红原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动听的故事，值得一游。

九是组织开展走访慰问老红军活动。从6 月开始，对居住在瓦切的红原唯一健在的流落老红军罗尔伍进行走访慰问，在去年了却他回故里夙愿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和民政局在生活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尽力为他排忧解难，让老人愉快地渡过晚年。同时，指派专人对老人口述的红军长征路上的故事进行收集、整理，并作为县级红色资料予以保存。

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全县各级干部群众、部队官兵、中小学生、深刻领会到红军精神不是历史、不是过去，而是当今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助动力，他将激励全县人民奋发向上、勇于开拓，把红军曾经走过的大草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岁月的奔涌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前。

80年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岁月峥嵘，历史常青。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缅怀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的先烈先辈，立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奋勇前进。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从湘江血战的九死一生到遵义会议的峰回路转，从飞夺泸定桥的奋不顾身到六盘山下的红旗漫卷，长征犹如一条萦绕于山河间的红飘带，锻造着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书写下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与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这次远征所铸就的伟大精神，耀亮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殿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原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军事上的长征路，从瑞金走到延安，连接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大革命浪潮，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精神上的长征路，从救亡走向复兴，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不朽伟业，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奋斗中的长征路，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明天，我们持续接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砥砺忠于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是中国精神的一次光明书写。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哪里、到何时才能结束，但红军将士坚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那种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任何时候都需要葆守在心、恪守以行。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党的领导就更加坚强有力，中华民族就必将一往无前。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秉承为人民求解放、为万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长征是一条战略转移之路，也是一条救国为民之路。“十送红军”的军民情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秋毫无犯，“北上抗日”的坚定战略方针，“歃血为盟”的民族团结佳话，为长征烙印下深厚的为民底色。实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先辈矢志不渝的目标，正是我们必须肩负的使命。新长征路上，牢记宗旨、植根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旨归。常怀为民之心、恪尽为民之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将激发同心共济、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坚守顾全大局、团结一心的政治本色。长征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有序、严肃规范的历史见证。长征中的艰苦世所罕见、牺牲难以想象，然而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守纪律，讲统一、促团结的革命风范，将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胜利进军。新长征路上，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革命风范，锤炼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品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党必将永葆生机活力。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哪一项任务面临的挑战都堪比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共产党人的“赶考”远未结束，长征永远在路上。迎着民族复兴的恢弘愿景，让我们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长征路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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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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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为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征，从这里出发》特别报道组来到江西革命老区追寻红色足迹，展望金色未来。昨天，报道组一行来到吉安，重访革命圣地井冈山，感受老区扑面而来的改革新风。(央广网北京10月13日消息)

长征，党中央命运的转折!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红军通过长征绝处逢生，保住了自己的生存。

纵观整个长征的过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每一个战略方向的改变，每一项战略任务的确定，每一次战斗胜利的取得，都无不体现出中国红军将士“大无畏”，不怕艰难困苦，永久坚持的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伟大的长征精神形成了，它是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精神，是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的精神，是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

“山丹丹那个开花吆!红艳艳，毛主席带领咱打江山……” 岁月飞逝，弹指一挥间已过80年。今日之中国，今日之老区，都在传唱、歌舞着长征故事来走好新时期的道路。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80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团体，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勇往直前，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与敌人的一次激烈战斗后，周天浩突然得了伤寒，发起高烧。因为部队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周天浩被送到15公里外的临时后方治疗。由于缺少药品和足够的休息，他的病情很快就加重了。那几天周天浩一直高烧不退，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的，不省人事。

等周天浩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周天浩一脸茫然，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忙问大娘怎么回事。原来，当天夜里后方部队紧急转移，把他就地安置在大娘家里，他已经在这里昏睡5天了。大娘对周天浩说：昨晚给你喂了辣椒汤，后半夜出了一身大汗，看来是挺过来了。周天浩心里明白，大娘照顾自己担着很大的风险，敌军随时会来，如果被发现，她会受到连累。看着大娘熬红的眼睛，周天浩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心想这条命是大娘给他拣回来的。

周天浩当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但心里牵挂着队伍，就决定到外面看看情况。大娘不肯让他出去，说怕他暴露，而且他的病刚刚好，怕再着凉。周天浩再三恳求，大娘才同意陪他一起出去探探风。临近中午时，有老乡跑过来，说有队伍过来了。由于不知是什么队伍，他们都很紧张，大娘劝周天浩躲一躲，他们就藏在老乡家向外张望。远远有3个人过来，看样子不像敌人，待走近一看，正是周天浩他们连的战士，其中一个还是他们班的。战友相见，说不出的激动。原来他们连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正在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马上就要过来。不到一个钟头，连队果然上来了，连长和指导员也到了。虽然当时情况比较危急，但看到部队回来，周天浩和大娘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次要长途转移，战友们坚决要带周天浩一起走。周天浩也早想归队了，可身体太弱了，一动就浑身冒虚汗，根本跟不上队伍。他怕拖累大家，就表示先留下，待好了以后再追队伍。连长和指导员坚决不同意落下他，他们商量后，决定派人去找毛驴驮着周天浩走。

当地老乡养毛驴的很多，他们想雇用，老乡听说是红军，坚决不要报酬，路上还给他们引路。第二天，又换了一个老乡牵着毛驴来驮周天浩。这样，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有老乡用毛驴驮着他送一程。那些天，部队边行军、边作战，地面上有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围堵，天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但战友们从没有嫌周天浩是累赘，是包袱，老乡们也没有丢下他不管。周天浩连续骑了五天的毛驴，才能下地与战友们一起行军。

大病初愈的周天浩拍了拍要分别的毛驴，说：“多亏你啦，小毛驴，要不是你，我恐怕走不出长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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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到今天已经80周年了，那日子太值得我们回忆了!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决策，遵义会议制定了红军长征中的一系列拯救措施，是长征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党。从瑞金到陕西的长征，征程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屹立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册中。

为什么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的死亡之路，红军却用生命和鲜血走出了一条革命的活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革命一定成功。所以，他们坚强不息，永不言弃。在过草地时，许多地方看上去像草地，但踩下去才发现是死泥潭，牺牲多少同志;爬雪山没棉衣穿，穿草鞋冻死冻伤和牺牲了多少同志。但他们却没有退缩，没有害怕，继续向前。缺衣少药没粮吃又牺牲多少人;行军中天上有飞机炸，后面有敌人追，他们万众一心，团结拼搏;在漫漫征程中，他们能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多么可歌可泣精神啊!如此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又怎能让它毁在我们手中呢?我们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就应该具有远大理想，然后朝这个理想顽强奋斗，将梦想变为现实，让人生道路焕发光彩，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分力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衰是和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我们的一举一动关系着国家的兴衰。

传承长征精神，更要发扬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应当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依靠集体力量去拼搏去奋斗!正因为有长征精神，特别是今天，我们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争得一席之地，更应当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依靠集体力量去拼搏，去奋斗。

如今，虽然我们不必再去枪林弹雨中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我们都有一份工作都有一份责任，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更能不屈不挠的求索，不怕苦不怕累的尽职尽责的工作就是发扬长征精神，也要无所畏惧的前行，更要向着理想勇敢奋斗!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举，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再创历史上的辉煌。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红军长征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有许多的革命烈士用英勇换来的，流了无数的血水争取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神圣的一刻，要铭记历史，让国家繁荣富强。

《清平乐·会昌》——毛泽东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念奴娇·昆仑》——毛泽东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江城子·忆长征》——李志民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

浩气比天，千军势如潮。

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恨难消。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

身居京华，常盼归鸿早。

抽出心丝填旧句，写往事，万年骄。

《七律》——乌兰夫

共话长征忆昔年，朝朝塞北望江南。

行踪奇正敌围破，信息浮沉民意浅。

捷报迅传逾朔漠，义诗响应度阴山。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

《三十五岁生日寄怀》——陈毅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

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

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

《无题》——聂荣臻

安顺急抢渡，

大渡勇夺桥。

两军夹江上，

泸定决分晓。

《无题》——杨成武

无边风雨夜，

天堑大渡横。

火把照征途，

飞兵夺泸定。

《七律长征》——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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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一部读不完的书。

当数万红军踏上征途，近代逐个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红军长征以慷慨悲壮的血战，绝处逢身的转折，感怀温暖的情谊，悲喜传奇的记录将长征这部惊心动魄的壮丽诗篇呈现在读者眼前。

直到今天，红军战士那“抛头颅，撒热血”的壮志情怀，还让我们记忆犹新。红军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强渡嘉陵江、激战独树镇都撒满了红军战士的遍地热血。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进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的“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们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顽强的毅力，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然而我们能做更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我们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我们从红军长征中收获了坚强、智慧、勇敢、自信、顽强、团结……那么，我们我们就要将这些品德付诸与祖国的建设中去。把自己的成长、成材同祖国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立爱国之志，成报国之材。我们的过家将成为世界的强国，我们的民族将成为宇宙的骄子，让我们携起手来，书写崭新的历史，奏响未来更有力的强音!

让我们来听听驻马店泌阳县宋书仁老人讲述他爷爷和红军的故事。

“民国二十三年冬天，那次过红军住俺这儿，开始人们有点儿提心吊胆，可是见他们个个都喊大爷长大娘短的，很家常，就放心了。他们做饭用户家(本家)的锅，吃饭先给户家盛。第二天早晨老早就起床了，把睡时铺的稻草收拾干净，整理好，放回原处。又把屋内院外打扫一遍，还把户家的水缸打满，他们用过早饭临走时，还挨家挨户问问丢失啥东西没有。”

宋书仁说，“村上老百姓从没见过这样有规矩有礼貌的兵。部队走后，人们都说，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真好，在咱这住一搁和(一晚上)，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又说，这红军去北方打日本鬼子的，听着真开心，真来劲。其中有位教师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训，是真理。俺这儿乔蛤蟆的儿子就是这次参加红军，跟部队走了。”

在宋书仁的家中，记者见到了曾经红军住过的地方，茅草屋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带有大院子的砖瓦房。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八十年前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壮举，是让后人追缅敬仰。同时伴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宝贵的民族情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年幼时，或多或少会从爷爷奶奶嘴里听说过红军的事迹。电影、书籍更是详细的记录了很多悲壮的革命故事，也更能将我们带入到那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年代。在长征的过程中，饥饿、寒冷、沼泽、杀戮、疾病……威胁着每个红军战士的生命，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有了，挖野菜、吃树皮、啃草根、冬天来了就只能煮皮带吃。也就是在那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年代才有了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长征故事流传至今，为人传颂。其实要问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什么?为了崇高的理想?怀着解放全中国的一颗赤诚之心?我想，不全是!一句“翻身农奴把歌唱”唱得好!为了自己的明天!为了子孙后代!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

历史，是一个延绵不断的过程，是不能分割的!历史承载者我们的过去，也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两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已经一往不复，但却留给我们坚韧顽强的品质，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也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历史的过往有顺利有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这就需要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地看待过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依据，从而掌握内在的规律，吸取历史的养分、教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风俗习惯，这些化民成俗的东西，成为人们生下来就濡染其间的一种精神家园，正所谓自身文明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成果的结合。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红军战士为我们奠定了和平的基石，感恩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感恩的同时我们要用智慧去思索去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路”，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发扬红军长征的精神，把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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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长征英雄们：

你们好!

孩提时，听爷爷讲有关你们的故事;上学后，朗诵后人为你们书写的美丽篇章;长大后，观看有关你们的种种纪录片。你们的信念，你们的精神已深入我心，也感动了无数中华子女。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说起长征，许多人会想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想到“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也自然会想到“万里长征犹记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二万五千里长征，金沙江上有你们呐喊的声音，泸定桥上有你们留下的脚印，大渡河上有你们英勇的身姿，夹金山上有你们努力的背影。漫漫长征路上，充满了各种磨难。你们有的是未成年的女孩，有的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你们有的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有的是已有妻儿的父亲。但是在革命的面前，你们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长征这条惊险的路。有的人为了不耽误全体的进程，自己即使生病了也不说;有的人为了不影响大家的食物，自己宁愿吃干草也不讲自己为救队友粮食被丢的事实;有的人在困难面前为了不拖累大家而选择了牺牲。正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团结友爱，坚持信念的精神，才有了长征的胜利，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国共产党开拓了道路;感谢你们用生命为革命的胜利迎来了希望;感谢你们用生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下美丽的篇章。你们是我们全中国的英雄，是我们全社会学习的楷模，是我们全人民的骄傲。你们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个故事关于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关于不惧艰难，勇往直前;关于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你们是我们中华人民的榜样，是中国革命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力量。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再多的诗歌，抒不尽你们的功劳，再多的篇章，赞不尽你们的精神。如今已到了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全国人民无一不为你们事迹而感动;无一不为你们的胜利而雀跃;无一不为你们的精神而自豪。你们带给我们精神会永远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坚持着你们的信念，一直走下去。

听全国人民在内心深处都在深情朗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致

敬礼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伟大的长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胸怀目标、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革命风格，心系群众、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怀。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