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不畏艰险的故事(实用20篇)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3日上午，“重走长征路青春心向党”上海青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寻访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招募选拔，汇聚了来自沪上15所高校的20名90后大学生以及25名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等青年群体参与。他们将在12天时间内跨越五省，从上海出发，寻访于都、遵义、泸定、吴起、延安等地，重访长征沿途重要地点以及长征亲历人物，追忆历史并从中发现国家在改革中发生的巨大变化，重温长征精神、开展公益活动、参与社会实践，深刻感受和学习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

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在讲话中指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带领上海青年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希望全市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了解长征历史,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用青春梦托起中国梦。

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启伟指出，这批90后大学生队员将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全媒体表现手段，运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粉丝互动等丰富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展示这次活动，吸引他们的同龄人关注，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和传递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启动仪式上，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会长、曾经11次重走长征路的邓玉平老师结合自身经历，为队员讲述了她心目中的长征故事;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播雷小雪、臧熹在启动仪式上与出征的青年队员们一起朗诵了《长征组歌》。支持单位代表为队员们送上了包括药品、背包、衣服在内的统一装备和《长征》书籍，主办单位领导为出征队伍授旗。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市学联、市青基会、新民晚报社、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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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7月28日上午，太阳公公仿佛发烧了一样，把大地照得火辣辣的，正参加夏令营的我们也正在经受考验。你瞧!我们一个个穿着统一的军服，正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地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

过去，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无数红军战士穿着草鞋，行军赶路，翻山越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今，我们冒着酷暑，在十月军校徒步开展3公里的“重走长征路”体验，我能行吗?出发之前，我不禁反问自己，这时军歌《团结就是力量》给了我信心，我行的，一定行的，加油!

行进中来到了一座大山前，只见这大山高耸入云。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山这么高，这么险，我能爬的上去吗?会不会掉下来呀?要是掉下来多危险啊!”“可看着别的同学都一个个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也为自己拼命鼓劲，紧跟着连队就上了山。

就这样，我们翻山越岭，过河钻洞，闯过了一道道的关，此时的我激情满怀，信心满满。就在这时，一座吊桥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这座吊桥两边只有两条细的快看不见的铁丝，每块木板之间也只有10来厘米的距离，看上去非常的危险。更可怕的是，桥的下面还聚集着许多水蜘蛛，它们挥着白花花的爪子，仿佛在说:“快下来吧，我的小鲜肉们，等你们好久了，哈哈哈……。”顿时，我感觉浑身毛骨悚然，不禁有种想放弃的念头，这时，旁边的金涵韵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悄悄对我说:“杨澍昕，没事的，我们一起手拉手过去。”也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一起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军歌，互相鼓劲，平安无事地过了桥。终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全都到达了终点。大家都挥舞着双手，大声欢呼着:“我们成功了!”。

重走长征路，很辛苦，但是我行的!长征精神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像个战士一样，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文秘工作者共同的天地!特有的魅力使它就像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同时，它又像一块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吸引着中外的新闻记者、战史专家和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仅就国产影视作品而言，几乎长征的每一个局部事件都做了不同的反映。因此，当人们听说中央电视台又斥巨资拍摄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的时候，都发出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又要拍《长征》?"

对此，《长征》一剧的编剧王朝柱回答说：第一，至今没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长征的史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二，长征不但是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还是20世纪中华民族灵魂最壮美的写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是无敌的：它走过了万水千山，也战胜了人体自身的权限;它打垮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也解剖了各种各样的美的丑的灵魂……这就是长征精神。一句话，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不仅要全方位地反映长征，更重要的是要高昂长征精神，化做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

《长征》的文学剧本虽然得，文秘工作者共同的天地!到了有关领导、专家很高的评价：是一部洋溢着长征精神的革命史诗;但是有些领导和专家又不无担心地认为：若想把长征这一历史壮举拍摄成一部具有艺术震撼力的史诗，必须像当年红军那样真的重走万水千山，战胜人体的自身极限。言外之意：我们有这样一支电视队伍吗?

《长征》剧组全体艺术家骄傲地回答说："有!只要我们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不仅能爬雪山、过草地，创造电视人的奇迹，而且还能把大型电视剧《长征》拍摄成一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绝唱!"历经一年多的艺术实践，他们不仅交了一份最完美的答卷，而且还从艺术诠释《长征》中对历史的长征获得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感悟。请看：

唐国强自从拍完电影《长征》之后，长征情结就根植在他的心底最深处。为此，他作为大型电视剧《长征》的导演之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长征史实，还主动向编剧贡献自己的艺术才智。他在拍摄过程中不仅和其他导演合作驾驭全局，而且还把自己的各种艺术构想传达给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朱德的扮演者王伍福，并转化成他们各具特色的精湛表演。他作为mzd的扮演者清醒地知道：必须在这部《长征》中，重塑一个既不同于自己创造的开国领袖mzd，又有别于自己在电影《长征》中的mzd。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上亿观众的认同。可以想见，他将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更令人感动的是，为了真实地再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他和《长征》剧组的艺术家们在海拔300xxxx至480xxxx--当年红军走过的雪域高原上一住就是5xxxx个日日夜夜，三次登上海拔近500xxxx的雪山拍戏;他为了征服已经结冰的草地，冒着倾盆大雨挽着战友的臂膀，高唱《国际歌》……观看拍摄的化妆大师王希钟感动地滴下串串热泪，动情地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起了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革命真是来之不易啊!"

或许唐国强和《长征》剧组的艺术家们真的体验到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他们一致认为：拍摄长征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净化。戏后他们都在让名、让利，全戏就要杀青的前夕，唐国强当着中央电视台副台长胡恩同志的面说："作为导演，我认为扮演周恩来的刘劲十分用功，进步最大，我希望在未来申报各种评奖的时候，最佳男主角不要提我，提刘劲。"为此，唐国强和金韬、刘劲吵了起来。事后，胡恩同志很是感慨地说道："我很受感动!时下像这样的剧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应该宣传这些用长征精神拍《长征》的艺术家。"

《长征》拍得很大气，很成功，具有史诗品格。它不仅是国产影视作品中第一部全景式、全方位反映红军长征全过程、展现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电视力作，更重要的是它艺术地再现了长征精神。《长征》再现的长征精神，会激励广大干部和青年不畏艰险、不怕挫折、奋力拼搏，去实现党在新世纪的伟大战略目标。长征精神，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继承发扬!

我们要代代高呼：长征精神万岁!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活动的战略决策，我认为很及时、很有必要，它对于提高国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必将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因为，说一句不留情面的话——我们离文化沙漠已为期不远了。

最近翻阅六年前的一份快报，一则《女护士打伞长征遭骂》的报道引起了我的不安，抚今思昔，感慨万千。觉得有必要旧事重提，谈谈个人的浅见。

这则报道的基本内容如下：

23岁的郑州女护士祖曼，跟随央视《我的长征》节目组全体队员，历时250天，行程6100公里，经过9个省，完成了重走长征路。她是26名队员中最年轻的女孩，为保护皮肤，她打起了伞，结果引来一片非议，但她依然故我。

长征队伍刚刚出发，祖曼把自己的脸包着，还打着遮阳伞，生怕晒黑了。当祖曼把自己打伞的照片发在博客里时，立即招来网友谩骂。祖曼回应说，“这对皮肤健康有好处，为什么不可以?”“长征路上，这是我个人的标志。”祖曼说。

该报道中女护士的做法实在不足取，长征精神实在是要切身去体验的。

1934年10月开始的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举世闻名，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的许多事迹可歌可泣。后人追寻他们的足迹为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切身体验革命前辈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如何体验革命精神呢?当然是要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地重走长征路(当然，徒步爬雪山、过草地就不必要了)。如果只是沿着长征路线溜一趟，那也太简单了，现在的交通如此发达，乘飞机可轻松“飞”完长征路，只有吃得了那种苦，才能真正体味前辈的艰辛。

报道中的女护士重走长征路，竟然怕晒黑，不禁令人哑然失笑，是为了炒作自己吗?若如此，我们要敦促她趁早卷铺盖回家。重走长征路不是游戏，而是一次神圣的朝圣!

当然，当年红军也打过油纸伞，但那是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这与女护士打伞的目的截然不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重走长征路是庄严的，是神圣的。若只流于作秀，且不说徒浩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也会唾骂不已，还有那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如果他们九泉有知，会多么寒心哪!

长征路是一条不平凡的路，它是一条洒遍烈士鲜血、见证烈士英魂的路，它更是一条光荣的、神圣的路。如果有谁为了作秀，为了商业炒作而亵渎了它的神圣，我们绝不答应!

长征路还是一面筛子，一路走来，它筛掉了不少“秕谷”。队伍中的公子小姐们的娇气，出发前那壮志凌云的豪语，以及途中断断续续地退出，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实在不愿意今后再看到类似报道中的行为，相信这只是组织失误。

愿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读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使人倍受鼓舞。敌人的围剿算什么?湍急的金沙江、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算什么?只剩几根铁索、令人毛骨悚然的泸定桥又能算什么?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和杳无人烟的大草地，这些曾被人们视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险”，不是都被我们这些可敬的红军战士征服了!

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

长征，把惊涛壮观推出，把日出瑰丽托起，让松柏昂首挺拔，让雄鹰翱翔蓝天!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这是毛泽东对长征的重大意义给予的诗话般的高度评价。

还记得那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么?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红军，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召开遵义会议，把红军的领导权从“左”倾路线代表手中夺过来。

这一次的工作体现出了党内的高度的团结。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毛泽东都曾风趣地说：洛甫同志是“开明君主”。周恩来积极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红军，林伯渠当时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阳光坦荡己无歧”的诗句。这诗句既反映出他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激动心情，又赞颂了当时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

四川省副省长张作哈在讲话中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踏上凉山这决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发生了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团结一致、继续北上的方针;二是红军先遣军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果基约达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创造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彝海结盟不仅为红军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我党在复杂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开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解放后，古老的凉山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凉山各族儿女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彝海结盟所凝聚的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精神正在大小凉山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

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艰苦奋斗便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前辈在井冈山如果不发扬以门板当床、稻草做被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长征路上如果不发扬爬雪山过草地、嚼草根吃树皮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延安如果不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就难以取得抗战胜利;当年如果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艰苦奋斗、勇于胜利的精神，就难以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同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并不断丰富艰苦奋斗的内涵，将崇高理想与现实工作统一起来，使之不断地与时俱进。

实现这种结合，就要弘扬“永久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永久奋斗”，是毛泽东同志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的标题。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模范青年要把革命干到底，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光阴荏苒，一晃70年过去了。长征故事或许在某些人的心里，已被记忆的浪花渐渐冲淡，但是长征精神在中华大地上，无时无刻不在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凭着长征精神，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凭着长征精神，我国研制了原子弹、氢弹，东方红卫星上了天，宇宙飞船进入了太空……

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用庄子的这句话激励大家，我们的事业绝不会因为开始阶段的弱小和条件的简陋，而影响其伟大。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

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当每个中国公民都具备长征的铁骨精魂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以更新、更美的形象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以此告慰长征路上那20万不屈的英魂!

弹指一挥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已经有 80 周年了。时光如流水，当年一脸稚气的红军小战士，现在大多是饱经岁月沧桑的白发老翁了。一切的一切，都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物似人非了。然而今天，当我们追忆那段红色的历史，重走那段红色的历程时，仍旧会热血沸腾，感慨万千。

随着影片《长征》我仿佛又又回到了那段让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眼前出现了一支斗志激昂的队伍——红军。这是 1935 年的 6 月，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可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却要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大金山。红军中有许多是南方籍的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看见过雪山，更别说去翻越它了。但困难吓不到我们坚强的红军战士，摔到了，爬起来继续走;没有粮食，就吃草根，甚至吃皮带。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有许多红军战士永远留在了雪山上，他们献出了自己最绚丽的青春、最宝贵的生命。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感人的事迹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总是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记得一个名叫邓仕俊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负了伤，不幸又得了伤寒病，实在是走不动了。面对茫茫大草地，他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师长杨朝礼同志得知后，决定留下 4 个战友照顾他。邓仕俊在战友们的悉心照料下终于赶上了大部队，但是照顾他的 4 个战友却到下了 3 个。革命胜利后，邓仕俊同志以“生命”为题写下了这段感人的回忆。在回忆中他深深地怀念那些为了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邓仕俊同志深情地说：“想到这儿，我就越发感到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

像这样感人的故事在长征路上还有很多很多，我不能一一叙述。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一般的国家，一般的政党，一般的人能够完成的，他只属于我们坚强的中华民族，只属于我们勇敢的共产党人，只属于我们英勇的中国人民。

看完影片后，我陷入了无限的沉思中。与那些坚强的红军叔叔相比，我觉得自己与他们相差得太远太远了。记得上次体育课时，体育老师说今天女同学 800 米测验。体育老师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吓得喊爹叫妈， 800 米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长这么大，爸爸妈妈还从来没让我干过一件重活，从没叫我走过一次远路，叫我跑 800 米不是存心为难我吗?好话说了一大堆，可体育老师楞是没有心软，硬叫我跑完那可恶的 800 米。跑完之后，我只觉得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害得我回家大哭了一场，连邻家的小妹妹都笑我真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没用了，与红军叔叔相比真是太软弱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叔叔是在上有飞敌机轰炸，下有敌兵追击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可我呢却被这小小的 800 米打垮了，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一位伟人曾经说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任何一座高峰。”红军战士就是这样征服 40 多座高山险峰，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的吧!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是建设祖国未来的生力军，我们同样需要红军叔叔的顽强拼搏精神。

我想，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我要向红军叔叔学习，学习他们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毅力;学习他们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勇于献身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继承红军的长征精神，并把长征精神发扬广大，让它代代相传，万古不朽，让长征精神永放光彩。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战。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像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进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征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征文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的一组场景：泸定桥边、大渡河畔珍藏了他们英勇无畏的身影;雪山草地、高山峻岭留下了他们坚毅执着的脚步;四出奇兵，赤水河记录着他们胜利后的笑容;三军会师，会宁载歌载舞恭贺他们创造人间神话。80年前，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之歌。80年后，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

今天，我们重温长征的历史，并不是号召大家再次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要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去领悟长征精神，去传承去发扬长征精神，进而培育我们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是战胜困苦的精神动力。长征途中，先辈们脚下踏着华夏坚实的土地，手中高擎着民族振兴的大旗，心中升腾着祖国飞翔的梦想。正是这样的信念将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筑成一道摧不垮、压不倒的钢铁长城。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艰难，走过凶险，走出希望，走出了一片蓝天。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没有了雪山和草地，但前进的道路依然漫长而曲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同样需要有坚定信念，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长征途中，在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前，红军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征服千难万险，战胜了强大敌人，取得了最终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今天，步入新世纪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这种精神呢?轻歌曼舞的欢乐，鸟语花香的芳馨，相敬互爱的甜蜜，灯红酒绿的痴迷，艰苦的环境似乎已离我们悠然远去，然而，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到，伴随着时光流逝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春，还有我们绚烂的向往和似锦的前程啊。我们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甘于奉献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从容地藐视困难、顽强地面对困难、乐观地克服困难，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才能以蓬勃向上的风貌，激发创新能力，燃烧创业的激情，焕发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样的精神是我们人生走向辉煌的基石。

八十年前的长征，已经作为一个符号，走进了历史，铭刻在我们记忆的深处。而岁月积淀的长征精神，却像古酒一般在我们的心中酿出了感情，酿出了味道，成为我们多彩人生的一道美味佳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想那80年前，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翻过了一道道山，涉过了一道道水，行程两万余里，陆续抵达陕北，终于完成了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为悲惨壮烈、史无前例的长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实事求是地说，长征，是我们党和军队，由于一错再错的错误路线的领导，迫于严酷形势的一次无奈的战略大转移。“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这是老红军萧华同志所创作的《长征组歌》里对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的悲壮写照。但是，正是在这个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一次次失败的教训和血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和军队认清了错误路线的实质和危害，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形势，用他那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指挥红军，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陕北，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也使中国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岁月悠悠，转瞬已经80年过去了。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靠着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走出雪山草地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武装力量，成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抚今追昔，让我们深深的理解到，人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革命理想大于天”，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正因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们的红军才走出了雪山草地，才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理想和信念，或者说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那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千变万变，人民群众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变，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和信任没有变。人民群众渴望革命老传统、老作风的回归，期盼着革命老前辈为之奋斗的目标早日实现的愿望没有变。现在，我们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而长征精神必将为激励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新的长征中实现我们的最终理想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而牺牲大家，另一条路是牺牲自己，而保全了大家的生命。那些怕死的胆小鬼，一定会选择第一种，可是，狼牙山五壮士却选择了第二种，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创造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魂的英勇故事。

一九四一年的秋天，七连的战士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撤离。激战中，七连的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只剩下五位壮士把敌人引上了绝路——悬崖。五位壮士居高临下，浴血奋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英勇跳崖。

读了这篇课文，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在选择生与死的两条路上，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的说了一句:“走!”从这个“走”字，我们能看出马宝玉为国捐躯、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顶峰歼敌同样让人感动: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的顶峰，他们的子弹用完了，就拿石头砸敌人，他们个个英勇无畏，仿佛这些磨盘大的石头也挡不住他们的满腔怒火。为了不让武器落到敌人手中，他们把枪摔坏后，毅然纵身跳下身后的悬崖。这里面包含了五位壮士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报效祖国、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了纪念他们，五位壮士的英雄形象被树成了雕像立在狼牙山，它们就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屹立于天地之间，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我们能有今天的美好生活，全都是革命先烈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爆破英雄董存瑞、奋不顾身的黄继光、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等，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全中国的解放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英雄们的付出。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接班人，继承和发扬英雄们的遗志，让祖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从瑞金到陕西的长征征程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屹立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发奋图强的精神支柱。

为什么这漫漫征程可以成功呢?因为他们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他们能为集体牺牲自己:黄继光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机枪眼，让自己的战友安全度过机枪口，自己却中弹而牺牲;也因为他们坚强不屈，永不言弃:在过草地时，许多地方看上去象草地，但踩下去才发现是死泥潭，但他们却没有退缩，没有害怕，继续向前;更因为他们万众一心，团结拼搏:在漫漫征程中，他们能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决不会自己先起内讧，在粮食紧缺的时候，一只金色的鱼钩钓起的鱼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全连的战友先尝。多么可歌可泣精神啊!如此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又怎能让它毁在我们手中呢?我们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就应该具有远大理想，然后朝这个理想顽强奋斗，将梦想变为现实，让人生道路焕发光彩，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神州五号”才能成功飞上太空，中国人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如果当时杨利伟想到只是自己的安危而退却了，那“神州五号”的设计和创造者废寝忘食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如果他退却了，中国人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如果他退却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也不会屹立于全世界了。顾炎武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国家的兴衰是和我们紧密联系起来的，我们的一举一动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也许杨利伟就是想到了这一点，他才会义无反顾地甘愿乘飞船进入太空，他才会将理想和祖国的兴衰、命运结合起来。

传承长征精神，也是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们要时刻铭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觉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的支撑，地球之巅——青藏高原的铁路才能建成，青藏高原铁路才会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世界上穿越里程最长的铁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等一系列光荣称号。才能结束了世界屋脊没有火车站的历史。“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正因为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精神，在那么寒冷的情况下，他们摆动了冰冷的钢铁，他们开凿了深远的隧道，他们建成了史无前例青藏铁路。

传承长征精神，更要发扬万众一心，团结拼博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应当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紧密团结，依靠集体力量去拼搏去奋斗!正因为有长征精神，中国女排才能获得优异的成绩，她们能万众一心，团结拼搏，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生死相助，生死相依，直至得到赢的希望。最终汇集成为强大的力量，为祖国赢得荣誉。特别是今天，我们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争得一席之地，更应当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依靠集体力量去拼搏，去奋斗。

如今，虽然我们不必再去枪林弹雨中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要能不屈不挠的求索，也要无所畏惧的前行，更要向着理想勇敢奋斗!在当今的词典中没有哪个能像长征那样，包含了所有这些令人感动和崇高精神的象征意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壮举，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再创历史上的辉煌。

尊敬的领导：

每当五星红旗随太阳一同升起，耳边又响起雄壮昂扬的《义勇军进行曲》，总会令我感动，每次我感动就会忆起我们人民革命的艰苦历程，想起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八万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从南中国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了漫漫长征。长征路上，面对着自然界种种艰难困苦，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毅然挺过去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踏过去了。在整个长征的368个日日夜夜里，他们一共爬过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30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这一切，让今天的人们，长久地发出神奇的感慨。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写的《七律.长征》

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眠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是这些肩负着伟大使命的中华儿女，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走完了如此漫长的道路。是他们，吓得敌人闻风丧胆，狼狈而逃;是他们，突破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将共和国的国旗抹成了红彤彤的颜色;是他们，凭着一股执着的精神，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奇迹，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提起了祖国生死存亡的重担!

怪不得毛主席会这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2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没错，这正是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骄傲的。我们不会忘记这一辉煌的斗争业绩。今天，我们要从红军长征的精神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让我们的人民自由幸福!

我们年轻一代，正走在先烈们为我们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走向现代化灿烂的未来。

《瞭望》：道路决定命运。党中央做出的哪几次重大抉择改变了红军命运，或者说对于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决定性的影响?

徐焰：一是结束左倾错误。为解决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是坚持北上方针。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张国焘在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

三是转变政治路线。长征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疯狂侵略中国，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为挽救民族于危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把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抉择，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排除万难，胜利到达陕北。

时光飞逝，如今长征的胜利已经80周年了，在80周年前，那一支英勇的队伍在革命史上写上了光荣的一笔。它好似一副画卷画着气壮山河的英雄画面：在冰天雪地里，风似刀般割在英雄们的脸上，但他们却宛如一条巨龙，蠕动着、蜿蜒着它庞大的身躯，穿越着那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

长征中的艰险是我们在平和年代所不能想象的，英雄们顽强不屈，抵御自然灾害，长途漫漫和粮食短缺问题。前辈们穿着草鞋在雪地、在沼泽中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我们要把他们身上坚持不懈地优良美德传承下去。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些在长征中的英雄是怎样克服困难，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能挺过来了，我们这些小困难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呢?

现在的学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菜不符合口味就不吃了，扔掉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阿!有句名言说过：“谁只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或许这个还不够，那我们应该会想到在红军长征的时候，那些英雄们在面对粮食短缺的时候，竟然还用草皮，树皮来做粮食填饱肚子，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却不好好珍惜。我们应该好好像那些红军叔叔们学习啊!

但在社会上也有像红军叔叔面对困难从不喊苦的人。就像造隧道的工人们，他们在一个温度达到40度以上的空间里面工作，而且在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已经够高的了，可以想象他们里面的温度会让人受不了。甚至有时他们在切割金属的时候与火接触，更是火上浇油。当他们的头上冒出如豆粒般的汗珠时，他们却从不喊苦，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那份准备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心，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还坚持着自己的岗位，他们是伟大的，是无私的。

最近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各项创新，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也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就不折不扣地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好、发挥好。国家领导人也继承了长征奋斗的精神，为我国人民考虑周到，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正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管时间流逝的多长，我们都会时刻紧记在心，将红军长征的优良美德传承下去。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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