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安事变作文（汇编20篇）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3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给看完了,真是感慨颇多啊!以前在历史书中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文字十分有限,而通过这次观看电视剧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有了一个详细,深入的了解.从这次事变中我更加对张学良的深明大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感到钦佩,而对蒋介石的老奸巨滑,言而无信而所不耻.

也对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悲惨遭遇(被幽禁了55年)所同情,这样一名爱国将士竟然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虽然张学良将士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都怀念这位爱国将士,民族英雄!相信他将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78年前的今天，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个挽救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兵谏。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将军发起了这次兵谏。它——便是张学良。

直到现在，我还对这位为国鞠躬尽瘁的将军心怀敬意。如果不是他发起兵谏，或许不会有今天。当时的张学良一方面面对着国仇家恨;一方面面对着人民群众所给予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令人发指的是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后的围歼红军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不愧是少帅，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摆在了第一位!他发起兵变，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他代表了当时的人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调解，停止了我国的十年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国，他的和平解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维护了中国利益;张学良，这位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将军，将永远名垂青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钓鱼岛，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学习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家是最小国，有国才有家。今天，是西安事变后的78年，为了纪念这次救中国于水火的军事活动，我在此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从今后开始，献身于伟大的祖国吧!

中央8套电视剧《西安事变》晚间刚刚播完，给人以震撼，使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几天，中央8套在8-11点白天又在重播，意犹未尽，每天不睡懒觉了，起来又在看，不觉使人浮想联翩……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央视电视剧频道正在播出连续剧《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 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 。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

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 年12 月12 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 日抵达西安当天“ 探路” 开始，到25 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 页。

假期正好无事，闲来打开电视正在播放西安事变的电视剧，每天连续四集，看得很过瘾.让人血脉沸腾，荡气回肠.东北少帅与西北将军联合上演一场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的兵谏行动，为全国一致抗日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豪爽的东北人，带着国破家仇而又不抵抗将军的耻辱，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一心为打回东北而努力，收拾河山而奋斗.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始至中以民族大义为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北汉子.

东北少帅年轻有为，具有军事指挥天才和谋略，但在政治面前，他却缺少蒋介石的诡计狡诈，或许当他护送蒋介石踏入飞机那一刻起，他也知道自己未来的结局.但仍然义无返顾，心甘情愿.

政治，很伟大，更可怕;玩得起政治的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都是烈火炼出来的真金.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毫无商量的余地。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原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蒋百里比蒋介石大5岁，且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所以蒋介石对他很尊重。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他还引经据典，叙说中国历史上亡国之痛，当“儿皇帝”均无好下场的教训。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用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他们先后两次密谈，加之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形成的抗日大趋势，使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儿，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对此事就不再介入。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蒋介石虽很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蒋百里随校携全家搬迁，取道湘桂。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蒋百里遗体迁葬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南山公墓。

xx年前的今天，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个挽救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兵谏。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将军发起了这次兵谏。它便是张学良。

直到现在，我还对这位为国鞠躬尽瘁的将军心怀敬意。如果不是他发起兵谏，或许不会有今天。当时的张学良一方面面对着国仇家恨；一方面面对着人民群众所给予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令人发指的是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后的围歼红军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不愧是少帅，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摆在了第一位！他发起兵变，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他代表了当时的人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调解，停止了我国的十年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国，他的和平解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维护了中国利益；张学良，这位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将军，将永远名垂青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钓鱼岛，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学习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家是最小国，有国才有家。今天，是西安事变后的78年，为了纪念这次救中国于水火的军事活动，我在此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从今后开始，献身于伟大的祖国吧！

[西安事变的作文

央视八频道的《西安事变》电视剧看完了。剧中尽量真实地重现了曾经影响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事件，也力图能更加细腻的刻画出影响了中国命运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张学良。

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救亡的拳拳赤子之心，决然发动了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扣押实施兵谏的西安事变，在中共的帮助下，迫使蒋介石终于停止了内战，从而拉开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抗日救国序幕。

然而张杨两位将军的命运去因此事件的发生而遭罹了重大的转折，张学良事后被蒋介石软禁达55年之久，而杨虎城则被暗杀。剧情最后是张学良置杨虎城等将领的极力劝阻于不顾，执意亲自护送蒋回南京。蒋回府后，私宴张学良，宋氏兄妹作陪，饭中，蒋极为大度的许诺张学良很快就可以回去领兵去收复东北，同时故作轻淡的让张学良写份本次事件扣押领袖的请罪书，张学良竟又一次置宋氏兄妹的暗示于不顾，不假思索，慨然挥笔。待送走张学良后，蒋立即摸起电话，命令军事审判委员会马上开庭审判张学良。就此，张学良开始了被软禁55年的漫长囚徒生活，所有的领兵收复东北的梦想都化为了泡影。

其中剧中饶有兴味的是，当对张学良抱有极大同情心的宋氏兄妹质问蒋介石为何不守信诺时，蒋说的话很有意思：我不是没劝他不要来南京，可他非要来，我有什么办法?又说: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的政府，连我都因管教不严而想引咎辞职，只不过他们不允许而已。言下之意，张学良是活该自投罗网。这幕场景既反映了老于政治算谋的蒋介石的阴险，但更嘲弄性的讽刺了张学良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

的确，抛开了正义和自己的实力去妄谈忠义，以书生意气和侠客精神想感动蒋介石，无疑于以肉饲虎、自投囹圄。其一生即有悲剧，其又怪谁?在剧中，就张学良最终的命运而言，真有虎头而蛇尾，令人扼腕惋叹又感到不值也!

里面有周恩来劝说张学良的一句话：政治是无情的。倒是可以警醒人们悲剧之所在。

当然，评论只是对于电视剧中，至于历史原貌究底如何，张将军为什么会最后选取那样的结局，就不得而知了。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西安事变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背景介绍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手上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一面忙着整编一面和中共展开合作，而中共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可以说西安事变的意义十分重要，那么在此之前的局势是怎样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西安事变背景是怎样的呢?

在说西安事变背景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知道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张学良从退出东北战争之后，深深觉得是自己的失策才造成这种局面，于是他开始离开国家出过去考察。而中共方面经过了艰难的长征路途也在陕北顺利的会师。但是国内的环境也使得西安事变的背景有些混乱。那时候北平已经有许多大学生开展了示威或者游行的活动，人们心中停止内部争斗的呼声更加强烈，而国民党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以上这些内容都可以归到西安事变背景之中去。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的背景还包括国民党的剿共计划遇到了失败。当时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剿共的总部，但是东北军在这条路上却并不太顺利，先后几次遭遇了失败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亲自到西安查探和监督，可以说蒋介石这次到达西安在西安事变的背景中十分重要。这时候张学良已经质疑他的政策是否正确了，在和周恩来会谈之后，更是多次劝阻蒋介石，但是都遭到了拒绝，在两人争吵的最激烈的时期甚至撤掉了张学良身上一切的职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安事变发生了，而这次事变意义非凡，将西安事变背景中这些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介绍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能够答应停止内战，策划这次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要怎么说明呢?

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首先在西安事变之前，国际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出现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属于上述针对的问题当中，而西安事变主要就是想要达成一致的对外战线，从而抵抗并且破坏掉日本的不良企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来说明。当时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假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这个狂妄的目的，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极其关注的，若是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从而导致被占领的最后结局，到时候苏美等国家是否还安然存在就是个未知的了。

上述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西安事变而导致遏制日本的侵略，也能使法西斯远离各个国家。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安事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战争情况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一手策划和主导的，但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因为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政策，认为攘外安内才是最应该做好的，所以才用西安事变来逼迫蒋介石划定统一战线，但是这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吗?其实刚刚说的只是这次事变的一个直接原因罢了，至于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大局着手。

在讨论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和战争背景。那时候日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十分的猖獗了，可是共产党几次作战都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成效，而北平又不断的有各种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希望国家可以停止内部的争斗，转而将外敌打退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的，他认为必须先将国内的矛盾解决之后才开始开展对外作战，这样一来就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其实以上的种种现象已经早已表明，那个时期中日之间巨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内战这种事情已经算不上那么严重，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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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南京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信弃义，只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京剧《西安事变》以传统戏曲直接表现现代题材“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曾多次在电影、电视、话剧等艺术形式中再现，登上京剧舞台尚属首次。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主创者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决定性作用，周恩来成为剧中重点，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建起三方力量，共同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艺术呈现上，《西安事变》突破流派和行当限制，充分发挥剧种优势，进而塑造出血肉丰满、情感细腻的人物群像。

周恩来、张学良虽同由须生演绎，但流派不同，前者为马派须生朱强，后者为杨派须生于魁智。剧中杨虎城、蒋介石则归由花脸行当，前者是偏重做工的架子花脸胡斌，后者是偏重唱功的铜锤花脸王越。梅派青衣李胜素的挎刀配演也为此剧增加了不少光彩。全剧既挖掘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又给予不同行当、流派的唱腔与表演以充分发挥的平台，从而让全剧可观可听。

历经“戏曲改革”和“样板戏”的探索，观众对戏曲现代戏的艺术标准要求颇高，戏曲自身在表现今人生活时也有颇多掣肘之处。在此背景下，《西安事变》不仅勇于继续戏曲现代戏的探索，而且直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其创作精神值得肯定。当然，作为一出新戏，还需要在演出实践中继续打磨。

跨过了一个春节，才把《西安事变》完完整整看了一遍，她谈不上是鸿篇巨制，但却真实再现了那段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

我之所以喜欢看，一是因为演员演得都很好，我最欣赏的还是郑玉演的蒋介石形象，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演得最好的蒋介石了，很多细节都拿捏到位;二是剧本写得真实，甚至一些对白都是按照史料来得;三是剧中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张学良和宋氏兄妹，以及青帮头子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另外事变之前西安城内各方的间谍活动也有所涉及，事变之前西安城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也在剧中充分表现出来。剧中揭露的很多史料多数人并不了解，但却对事变的成功或失败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这个过程中一个细节的变化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事变前一天早上戴笠给蒋孝先发的电报，以及钱大均无意中向张学良透露了蒋的离陕时间等。

美中不足的是，剧中对张杨两位将军在事变之后的情况说得过于简单，包括张学良跟随蒋介石回南京的路上以及被审判的过程，都没有涉及，杨虎城的狱中生活和被害过程也没有谈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史料对于充分认识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器量狭小是非常重要的。

我给这部剧打了五星力荐，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看这部电视剧，去了解那段历史。

隆冬的西安寒风悲泣，

华清暖池的寒雪满山遍地。

那个难捱的夜晚分外漫长，

长夜中上演了惊天的史剧。

那一夜历史无奈地急速转弯，

屈辱和愤怒签下了“双十二协议”。

从此西北暂歇了烽火硝烟，

惊恐的劳师绝处逢生地走出险地。

那个被称为少帅的张家大少，

说破天就是一个历史的杂皮。

“九一八”早已是刻骨铭心的国耻，

“不抵抗将军”只是一个纨绔子弟。

关外广袤的黑山白水，

早已是狼奔犬吠惨遭蹂躏。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张家恶少竟然选择了不抵抗的撤离。

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命运悲惨，

扶不起来阿斗已经丧魂断脊。

恶少豪气荡漾于石榴裙之间，

没有他爹一世江湖的山大王匪气。

东北军也中了邪门的魔咒，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成为残破军旗。

走火入魔的横刀一刺，

使西北寒风吹冷了一个世纪。

纵然有千般悔泪也于事无补，

恶少的下场是愧对历史长跪不起。

一夜悲情寒风吹乱了历史的脚步，

历史啊，怎不叫人喟然唏嘘!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最近这段时间中央八台在热播《西安事变》，最开始看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他的长相与我心目中张学良的形象相差太远，他不是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届“张少帅”那样帅，那样英俊。虽然胡军本人并不太难看，也挺潇洒，但他外形的感觉和味道实在是与张学良的味道相差太远。但随着剧情的深入和转折，我觉得在本剧中胡兵还是把张少帅那种匪气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昨天看的那三集。胡兵是我看过的，把张学良演得最具匪气的一个。虽然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但我还是觉得胡兵演出了张学良的另一面。

在整个连续剧中，我个人认为演得不错的当属杨虎城、毛泽东、周恩来、赵四小姐。

在整情节转化和人物表演中，我觉得杨虎城演得非常不错，他把一个爱国、抗日、联共、一方军阀的特点都表演的很是到位。他抗蒋，不唯蒋是从，就是一方军阀的思想的表露，但他很会为人处事，万事不轻易从口中说出，他比张学良老谋深算多了。但他的本质是好的，他联俄联共抗日，是民族英雄的代表。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戏虽然不多，但我觉得他们的对白和演技都非常的精彩，让我不住的喝彩，尤其是毛泽东说的那句：“给我狠狠地打，打出谈判桌上的发言权。”还有昨天那集：苏联报纸上对张、杨行为给予否定，毛和周说的对白及演技，都是非常的精练和精彩的。

此戏中的赵四小姐，让我看到了四小姐聪明、机智、乖巧的一面，戏不多但也讨人喜欢。

我们的蒋夫人虽然对白不错，演技不错，但外形和气质与本人相差甚远，以致感觉略逊一筹了。

当然整部戏里扮演蒋介石的演员表演得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把内心的那种矛盾、武断、自私、自负都刻划得很深刻。

西安事变无论是对于中共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的历史意义是永远值得世人谨记的。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剧中表述：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封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不料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带兵撤出东北，使东北沦陷。在北平休养期间张学良得知自己被民众称为“不抵抗将军”，决定觐见蒋介石并提出抗日的请求，但狡猾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避抗日不谈……

1935年，革命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很不放心。他除了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意飞到西安催逼张、扬二人围剿红军。12月4日再次飞到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加以拒绝。张、扬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在卫士护卫下仓皇越后窗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与此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顿时，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积极斡旋，战与和命系一悬。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张、扬爱国将领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形成。所以张、杨二人的功劳天地可鉴，共产党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当时的态度转变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多年以后，张学良曾说过：“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我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说我是：‘两面人’。我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时，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西安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也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了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总理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世代功与过，自有民众论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功绩不可泯灭!

张学良到底有么有才华?肯定是有的。蒋介石到底是不是英雄?肯定也是。只是，他们的军事能力，都远远及不上毛泽东。

万事都有限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总管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然而，过分的坚守某个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本身是多么的精辟，也只是过犹不及。蒋介石并不是卖国贼，他也是爱国的，甚至是很爱国的。只是，乱世永远只是留给英杰的，蒋介石还不够这个级别。

每个有良知有理智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都应该想到，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己人大自己人，为什么国名党宁愿打共产党，也不愿与日本军队作战?是因为作为最高指挥的蒋介石，坚持要先消灭共产党，才肯对日本出兵。所以，无数的国民党人，茆足全力剿共，也只是为了最后能抗日，无奈中的选择罢了。

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草根阶级，本身就一无所有。一并如洗，反而成了大家团结起来的动力，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但国民党就不一样。当南京政府拒绝继续供给张学良军饷之日开始，国民党这支军队，早就是强弩之末了。

我想用两个方面来看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其一，是张学良的幼稚。面对剿共的节节败退，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在南京第一次收到了冷遇，不但得不到南京方面的上网抚恤，败退的两个师还被撤了编制。蒋介石更是不知所谓“让张汉卿去向地方政府要钱”。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早在张学良领导东北军剿共的一千年，他就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完全不抵抗的放弃了东北三省。现在根本就没有张学良的“地方政府了”。这其实是莫名的讽刺。这下惹怒了张学良，从此他无法忠心效忠蒋介石了。一时之气，给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后来又因为认股人到的相信推背图(这是电视上演的，我觉得不可信)，认为主事者当属红军。

其二，是蒋介石的不智。想想张学良当时东北易帜，宁可臣服于南京政府，也要保证国土的统一性，避免战乱。那么，在张学良被强烈的抗日情绪所笼罩，并且一而再再二三的跟蒋介石请命，蒋介石就应该知道，张学良已经跟他的政见大不相同。人的个性是很难改变的。张学良为国土统一可以臣服于蒋介石，那么再一次的，为了国土的统一，为了全国抗日，他整出西安事变，也就不是惊人一笔了。

我心中泛出无数无数的如果。如果，张学良坚持到底，杀了蒋介石，中国会不会少受些苦难?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毛泽东变成蒋介石的高参，抗日会是怎样的状况?如果今天的中国是国共两党轮流执政，中国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如果蒋介石不是生在乱世，而是给把稳稳的交椅，比如胡景涛今天的位置，又会是什么样子?

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第一，他不能领导一个国家，用先进思想来启发人民，而是让国内的抗日情绪主导他。第二，他不能站在真正的高处，正确的看清全局。对日本的过分退让，是无法收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