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诺贝尔与炸药的故事（精彩20篇）

在历史上，当国破家亡之际，那些坚持活下去的公主，其不幸的遭遇则种种各异，离奇的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也超出史家记录的范围，我们所能了解的并不多。痛苦就像千百年前的流星。早在我们注目之前悄然滑落，永远沉寂。

但历史确也记载下来一件公主卖身为奴的事例，那便是西晋惠帝的次女临海公主曾有过这样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晋惠帝的皇后贾后生有四个女儿，长女河东公主、次女清河公主(后来晋元帝改封临海公主)、三女始平公主及小女哀献皇女。其中，次女临海公主命最不济。

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西晋灭亡，洛阳大乱，皇族纷纷逃难。清河公主(临海公主)逃难途中与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清河公主(临海公主)转卖给吴兴县的钱温作奴婢。

钱温有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为人自私专横，尤其对身边的家僮侍婢。更是颐指气使，非打即骂。钱温买得公主后，便将她送给爱女当丫头。清河公主(临海公主)一生中最苦难最卑微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清河公主生得仪表端庄，因为身上带着皇室血统，一步一颦都极有韵致，那是一种非小家碧玉所能及的气度。这很使钱女妒忌，她套问公主被卖之前的身份，公主都避而不谈。

钱女对公主相当冷酷。动不动就差她做这做那，稍有不慎就用鞭子抽打，关在黑房间，几天几夜不供吃喝。公主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清河公主(临海公主)心想，从前做皇女的时光再如何繁华，终究也是一场过眼烟云。她认了命。

晋元帝在江南恢复了晋朝，史称东晋。

清河公主(临海公主)听到这一消息，仿佛在黑暗中抓着了一线希望。钱女差她外出购买脂粉时，她乘人不备，逃出火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都城，求见当朝天子。然而门口的卫士见她衣衫褴褛，一身奴婢打扮，不相信她就是前任晋惠帝的女儿。在她赌咒发誓之后，卫士将信将疑，终于同意向上禀报。

在元帝面前，清河公主(临海公主)涕泪惧下，陈诉了这些年来的颠沛流离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元帝感叹皇女的不幸，更愤怒钱温及其女儿如此虐待公主。他命人押来钱温及其女儿，送入死牢。

在不久的以后，晋元帝改封清河公主为临海公主，下嫁宗正曹统。公主的生活，终于云开雾散。临海公主作为公主曾被卖身为奴的经历也堪称史之唯一。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张绣，一路行军，走得非常辛苦。时值盛夏，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j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秃岭，没有人烟，方圆数十里都没有水源。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战士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大汗淋淋，可是又找不到水喝，大家都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鲜血直淌。每走几里路，就有人倒下中暑死去，就是身体强壮的士兵，也渐渐地快支持不住了。

曹操目睹这样的情景，心里非常焦急。他策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在山岗上极目远眺，想找个有水的地方。可是他失望地发现，龟裂的土地一望无际，干旱的地区大得很。再回头看看士兵，一个个东倒西歪，早就渴得受不了，看上去怕是难得再走多远了。

曹操是个聪明的人，他在心里盘算道：这一下可糟糕了，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曹操想了又想，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到那里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战士们听了曹操的话，想起梅子的酸味，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精神也振作起来，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就这样，曹操终于率领j队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曹操利用人们对梅子酸味的条件反射，成功地克服了干渴的困难。可见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要一味畏惧不前，应该时时用对成功的渴望来激励自己，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战胜困难，到达成功的彼岸。

男孩出生在纽约皇后区，六七岁时就有个梦想——到NBA打球。虽然这个理想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可它在男孩稚嫩的思想里一点点成长着，一天天壮大着。小时候，男孩曾梦想过牵着父亲的手，跨过青草地去球场嬉戏，做各种动作：腾空，跳跃，疾驰，突破，空投，站在他身后高大的父亲，会欢快地鼓掌，为他加油。

可这一切只能在男孩的梦境里出现——他父亲是个瘾君子，几乎没有照顾过他。男孩走不进父亲的世界，父亲的思想与他完全隔绝，他和父亲就像两条平行延展的生命，没有交集。缺少了父爱，男孩多多少少有些任性，全凭自己的意识行动，不管对与错。当然，这也使男孩变得坚强，把他的意志磨炼得愈加坚韧。在没有父亲搀扶的状况下，男孩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努力做好自己。

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男孩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体谅母亲的辛劳，渐渐成熟起来。可在男孩12岁生日的烛光还没来得及点燃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墙角哭泣，独自去应对未来的风风雨雨。唯一的家庭支柱轰然倒塌，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之后，是外婆收留了男孩。可这位76岁的老人连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无法正常料理，哪里谈得上照顾他？男孩明白，那里是避难所，是暂时的港湾。在这个老少重组的家庭，男孩奇迹般地顽强生活着，他开始接触社会，关注人生的理想，与命运抗争。他明白，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务必努力，一切只能靠自己。

男孩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疯狂地在球场打球，不分昼夜。只有在球场，他才能找到自信，找到快乐，才能迸发出与生俱来的力量。没有父母管教，没有约束，男孩把球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如行云流水。在曲曲折折的打拼路上，上帝最后眷顾男孩——他加入了NBA。但是，在高手如云的NBA里，他如一粒滑向海滩的沙子，迅速被湮没了。别人有经验，有成绩，而他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没有气馁，努力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打球，练球，配合，提升。

可还没等时间来证明一切，噩耗传来——外婆与世长辞，他悲哀欲绝，再一次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也许上天有意作弄，三年后，在他还没从当父亲的喜悦中醒来时，他六个月大的儿子就离他而去，丧子的悲痛使他一度心灰意冷，看不到未来。还有什么比精神重创更可怕的呢？可悲痛远没有结束，儿子的葬礼没过去多久，他在老家附近遭遇歹徒持枪袭击，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没几个月，他又遭遇车祸。在紧之后的那个赛季里，队友们如火如荼地拼抢着，而伤痛却让他成了看客。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他没有放下，总是勇敢地去应对，在挫折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而一般人可能没法挺过这些困难，尤其是在精神上。有的人会把这些事情当成他们放下生活、停止战斗的借口。但是，这么多的困难，并没有将我击倒，因为一旦我倒下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没有成为NBA最好的球员，但是他用心乐观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从容走出阴影的豁达。虽然三十而立的他，已在湖人打了六个赛季，但他至今都未获得一项个人荣誉，不论是“全明星”，还是“最佳第六人”。应对别人友善的批评或不怀好意的指责与抱怨，他总是笑笑：“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我的人生是快乐的。”

他就是湖人队全能前锋拉马尔·奥多姆。2010年6月18日，经过长达9个月的鏖战，奥多姆和队友们奋力拼杀，在总决赛的“抢七大战”中，湖人以83比79击败凯尔特人队，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夺得2009——2010赛季NBA总冠军。

在湖人队，奥多姆没有科比那样光芒四射，没有加索尔那样咄咄逼人，也没有阿泰斯特那样疯狂至极，但他用独特的个性抒写着自己的传奇。有人评价说：因为有了奥多姆，洛杉矶这座城市更加光怪陆离；因为有了奥多姆，湖人这支球队有了更多娱乐元素。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奥多姆自豪地背诵着他们的格言：“即使你被所有人众星捧月，寄予厚望，即使你嘴里含着金汤勺，甚至即便已经戴上了总冠军戒指，你也得每分每秒都拼尽全力。”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晚上，在音乐名城维也纳，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铭刻在音乐艺术的辉煌史册上，在这座讲究礼仪的艺术之城，就是皇族驾临，人们也不过行三次鼓掌礼，而在这个晚上，如果不是警察的出面干涉，也许这个掌声会有十次、二十次…

这是一个何等恢宏壮伟的场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在这里，一部不朽的音乐杰作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乐坛上。

罗曼·罗兰用激动的笔触写道：“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又还给了我们”。

是的，当人们从这震撼寰宇的音响中苏醒过来，当人们从这欢乐之声的轰鸣中站立起来，片刻沉默之后的暴发，竟壮观得使皇族驾临的威重礼仪暗然失色。人们狂热地欢呼鼓掌，涕泪交流地涌上舞台，向这位为人类铸造出如此惊人的艺术杰作的大师奔去…

但是，有谁想像得到，这位伟大作品的作者，这位在音乐世界中创造了一座又一座英雄群峰的作曲家贝多芬，此刻却背向狂热的观众毫无所闻。当女低音歌唱家翁格尔拉着他的手转过身时，他不是听到，而是“看到”了听众强烈爆发的热情。

双耳失聪的作曲家激动得当场晕倒了…从这个惊心动魄的首演之夜开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向着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扩展着、延续着，以至于许多音乐艺术家竟然也急不择词地对这部巨作加以热情的赞美。

舒曼说：“我从来没有象对这首交响曲那样入了迷。”

诺贝尔是19世纪末的瑞典杰出化学家，一生贡献极大，但十分谦虚。一位瑞典出版商要出一部瑞典名人集，来找诺贝尔。诺贝尔有礼貌地回绝了。他说：我喜欢订阅这本有价值、有趣味的书，但请您不要将我收入。我不知道我是否应当得到这种名望，不过我厌恶过分的词藻。诺贝尔的哥哥想编一部家族史，请他寄一份自传。诺贝尔写道：阿道尔弗雷德·诺贝尔他那可怜的生命，在呱呱坠地时，差点断送在一位仁慈的医生手里。主要的美德：保持指甲的干净，从不累及别人；主要的过错：终生不娶，脾气不佳，消化力差；仅有的一个希望：不要被人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敬财神；生平重要事：无。哥哥反复劝说，并提出代为整理。诺贝尔执意不从。他说：我不只是没有时间，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能写什么自传。在宇宙漩涡中，有恒河沙粒那么多的星球，而无足轻重的我们，有什么值得去写？诺贝尔一生不愿意宣扬自己。他惊人的业绩与他不平凡的谦虚分不开。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恩格斯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是不知道是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方法，在于专门研究一类学问，这类的学问能研究透，其他的各门各类学问自然可以触类旁通。但急于想对一门学问领会，也是不能算研究深透，因为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思维的沉淀。“为学之道”即做学问，要深入探求其中的规律，然后考核所知，做出文章来。人要是想进步，最好的办法便是记日记，日记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如内心的欲望，内心的深思反省皆可以记录。

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剖析，曾国藩立下了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

这十二条，为曾国藩的一生成就，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乃至于官居一品，位居宰辅，每日一炷香的静坐，每日的日记都不能停止。到老来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头晕目眩，手脚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

莱布尼兹(1646-1716)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莱布尼兹出生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母亲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莱布尼兹的父亲在他年仅6岁时便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兹因此得以广泛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阅读了许多着名学者的着作，由此而获得了坚实的文化功底和明确的学术目标。15岁时，他进了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还广泛阅读了培根、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着作，并对他们的着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价。在听了教授讲授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课程后，莱布尼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他在耶拿大学学习了短时期的数学，并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20岁时，莱布尼兹转入阿尔特道夫大学。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组合的艺术》。这是一篇关于数理逻辑的文章，其基本思想是出于想把理论的真理性论证归结于一种计算的结果。这篇论文虽不够成熟，但却闪耀着创新的智慧和数学才华。莱布尼兹在阿尔特道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投身外交界。从1671年开始，他利用外交活动开拓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尤以通信作为他获取外界信息、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出访巴黎时，莱布尼兹深受帕斯卡事迹的鼓舞，决心钻研高等数学，并研究了笛卡儿、费尔马、帕斯卡等人的着作。1673年，莱布尼兹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时，他的兴趣已明显地朝向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了对无穷小算法的研究，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与算法，和牛顿并蒂双辉共同奠定了微积分学。1676年，他到汉诺威公爵府担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1700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促成建立了柏林科学院并任首任院长。

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兹在汉诺威逝世，终年70岁。

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上小学的时候，是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同学们都爱和他在一起。

可是有一天，他的同桌突然嘟着嘴，气呼呼地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莫名其妙地回答：“咱俩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他的同桌悄悄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叠起青蛙来了。叠了一阵子，他觉得一个人玩不带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由于正专心听课，没有听见同桌的话。这位调皮的小同桌有些生气了，使劲拉丁拉高士其的衣服。高士其这才歪过头来，并从同桌的手势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然而，他一点也没动心，狠狠地白了同桌一眼，又继续专心听课了。

高士其没有想到，因为这件小事，竟得罪了要好的朋友。他诚恳地对同桌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卡耐基在小时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非常淘气的坏男孩。在他9岁的时候，他父亲把继母娶进家门。当时他们是居住在维吉尼州乡下的贫苦人家，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他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希望你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可让我头疼死了，说不定会在明天早晨以前就拿石头扔向你，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坏事，总之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有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继母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滚落下来。就是凭着她这一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谊。也就是这一句话，而成为激励他的一种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成功和致富的光明大道。因为在她来之前没有一个人称赞过他聪明。他的父亲和邻居认定他就是坏男孩，但是继母只说了一句话，便改变了他的生命。

到了卡耐基14岁时，继母给他买了一部二手打字机，并且对他说，她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作家。他接受了她的想法，并开始向当地的一家报纸投稿。他了解继母的热忱，也很欣赏她的那股热忱，他亲眼看到她用她的热忱如何改善他们的家庭。

来自继母的这股力量，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激励了他的创造力，帮助他和无穷智慧发生联系，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提起职业运动员，人们往往习惯用这样的说法形容他们。但如果今日你还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职业运动员，那说明你太不了解他们了。且不说桥牌、围棋、国际象棋这类智力型的项目，即使是足球这样以“野蛮体魄”著称的运动，其对头脑的要求，恐怕早已超越了平常人的想象。很多运动员经过测试，智商都高于150。

智商150，是个什么概念？一千个英国人中，只有一个达到这个标准。科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也不过比这个数字稍高一点儿而已。一句话，“智商这个级别的全是天才”。

以第一运动足球为例，世界第一足球联赛英超豪门切尔西的队医英格利什博士曾给他的队员们组织了一次智商(IQ)测验，结果兰帕德的得分最高，甚至达到了这项测试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位博士很郁闷地透露道：“比我还高。”出于职业道德，他没有透露任何测试的具体结果，只是大概划定了兰帕德的IQ范围：超过150!

兰帕德并非体育运动员中智商最高的，更谈不上是最聪明的。体育界内最牛的学术牛人是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澳网上被郑洁淘汰的法国球员巴托丽，就曾经因为高智商而受到世人关注。她曾向法国媒体透露自己智商高达175，尽管巴托丽自称一直刻意保守着这个华丽的秘密，但最终还是很不低调地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巴托丽的智商，竟超过了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

姚明当年能够先声夺人，和他的身体条件自然密不可分。四肢发达也许是人们认为他成为巨星的首要条件，但有谁知道姚明的智商绝对高于平均水平。全美著名的智商研究网站“IQ测试网”根据一些数据，曾对NBA球员的智商进行了测试，结果姚明在当时的现役球员中智商是最高的，高达132，超过了勒布朗·詹姆斯、科比·布莱恩特和沙奎尔·奥尼尔。而他所在的火箭队的智商平均值只有98，所有NBA球员的平均智商仅为83。按照国际惯例，智商在80到90之间属于“略低于普通智力”。此外，绰号“疯狗”的马克·麦德森被视为NBA高学历球员的代表，他拥有斯坦福德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而最近风头正盛的“林来疯”林书豪则是哈佛毕业的。

《周总理的幽默》

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只是在不好同的地方。就算是周总理，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记者问总理：“中国有没有妓  女？”不少人纳闷：怎们问这种问题？大家关注着周总理，周总理肯定的说：“有！”之后“中国的妓  女在台湾！”这一答，记者哑口无言。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只要总理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之后说“台湾有妓  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中国人很喜爱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个性。正因我们中国人喜爱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爱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哲理：有时候的幽默，能够用来玩，也能够用来维护尊严。

飞梭是18世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三大发明之一。

它是由英国兰开夏的一个自由农民的第12个孩子——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的。几百年以来，纺织工人一直是用手纺机纺织，将带线的梭子缓慢而费力地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

约翰·凯伊的发明是：在织机的两边装上了梭盒，梭盒用一个长木板连接。在每一个梭盒内都有一根水平的金属杆或锭子，自由地随锭子滑动的是一个皮带传动器或皮结。每一个皮结上系着一根松松的绳子，这些绳子通过一根棍子或清棉棒连接在织机中央，棍子或清棉棒握在纺织工人手中。

通过清棉棒朝一边拉和朝另一边推的方式，一个纺织工人用一只手就能使每一个皮结按时滑动，带动梭子，将其抛到织机的另一面的梭盒里。凯伊还引进了轮子，以减少梭子运动中的摩擦。

凯伊的这项发明，使人们能用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织出各种幅宽的布来。但是用手纺机的人却很不欢迎凯伊，有些采用飞梭的人甚至拒绝交费。

1747年，凯伊终于离开英国去了法国，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于异乡。尽管如此，这项发明的简单实用性保证了它的成功。

飞梭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棉布的生产，增加了纺织品的产量。更为重要的是，它启示着人们去寻求更快的纺纱方法。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绘画方面，《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在天文学上，他对传统的“地球中心说”持否定的态度，他的观点提出早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物理学方面，达·芬奇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的原理;他还研究过解剖学和生理学，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达·芬奇把艺术和科学、理智和情感、形体和精神熔为一炉，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把艺术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子以为吴起会赶回去奔丧，谁知第二天吴起若无其事照常来上课，曾子惊讶地询问吴起，吴起满不在乎地回答：“母亲既然已经死去，赶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继续追求学问。”这让曾子很看不起，便与他断交了。

吴起被曾子赶走后，来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当时齐国攻鲁，鲁国打算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表示出怀疑的意思，吴起了解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妻子杀掉，于是鲁国用吴起大破齐军。吴起杀妻的行为并不为世人所认可。当年齐桓公威震天下时，易牙杀子烹成美食取悦桓公，管仲认为这种违反人伦的举动十分可疑，以为“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桓公不信，继续信任易牙。管仲死后，桓公有病，易牙作乱，桓公求一饮一食而不得，病死。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