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诺贝尔与炸药的故事（精选20篇）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曾经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起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意义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永远的遗憾l878年，l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见如故，把他当做—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l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O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个比她大2O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l88O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l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lO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l883年9月ll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证明。纳莉妮的名字—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l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l9O2年ll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次—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ll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叠信札。她把这看作—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样……

2012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晚宴上高朋满座，校长沈祖尧正与他"小学时课本故事里的人物"——本场晚宴的主角寿星杨振宁同桌吃饭。2012年10月1日是杨振宁90岁生日。

着粉色衣裙的翁帆和丈夫携手切着蛋糕，她已经36岁了，微卷的长发透着成熟风韵。90岁的杨振宁则一身黑西装，内着白衬衣，配上一条绛红色的领带，精神矍铄。

杨振宁夫妇的两段生活短片在晚宴上播放出来。一段场景在北京清华园，桃花盛开：另一段在香港石澳滩头，海天一色。片中翁帆问杨振宁： "Darling,你今天快乐吗？"杨振宁回答： "我很快乐。"

"逃难"式婚姻

9年前的冬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去世，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重回清华大学校园，担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丧妻后的晚年生活。

给中国的大一新生上课，是杨振宁一直的心愿，但给清华2004级新生第一学期的课未及讲完，他便"被迫"提前结束了。因为他要结婚了。

杨振宁与翁帆是2004年11月通过电话订的婚。订婚一个月后，消息对外公布，迅速引起轰动。

杨振宁赶忙从北京致电广东，担心翁帆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那时翁帆正与朋友在一家咖啡厅聊天，她有些调皮地对杨振宁说，自己正在"逃难".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翁帆攻读硕士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被海内外媒体包围。翁帆一位同班好友忍不住发了言："你们不要再打扰她了，今天一天，她为了躲避媒体用尽心机，网上有很多不公正言论，令她伤心欲绝，我都替她难过。"

杨振宁也需要"逃难".接送杨振宁上课的奥迪A6停在了距离教室20米处，一帮扛着摄像机的台湾记者拥上去，争先恐后地追着下车的杨振宁提问。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登记结婚。杨振宁的传记作者江才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顾虑的杨振宁决定立即和翁帆结婚。

登记当天，新娘翁帆直言，与杨振宁的婚事让她倍感压力。

2005年年初，杨振宁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这是他婚后首次面对媒体。记者问： "翁小姐那么年轻，您不担心她把您给骗了？"杨振宁答道： "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质疑挥之不去

2005年春节，翁帆跟随杨振宁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茶话会，这是杨振宁夫妇首次公开亮相。杨振宁特别请翁帆用粤语替自己做了一次讲话，翁帆播放了一盘丈夫精编的录像带，里面有两人相识、相爱的一些照片。

翁帆在台上称赞先生身体健康： "10年后重逢，我曾担心杨先生是不是需要别人扶着走路，见面后才发现，原来杨先生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现在我们经常一起看影碟，但我发现，杨先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聪明，有时候他对剧情的理解比我还慢……"

一年多后，杨振宁在新加坡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可我今天跟10年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走得慢，因为如果他走得太快，出问题时，他反应会不够快。而现在，我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时，会拉着她的手，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因为翁帆来了，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一次，不再教书的杨振宁携翁帆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款。由杨振宁担纲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为吸纳世界一流学者，亦需世界一流的资金支持。孰料知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钱面前，也曾铩羽而归。

让杨振宁烦心的还有外界对他婚事的质疑，久久挥之不去。2006年年初，《亚洲周刊》一篇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就让杨氏夫妇动了气。

"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她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却指名道姓，用非常尖刻的话骂我们。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说。

不久，杨振宁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也在《亚洲周刊》上发文，认为平路的文章"嘲笑和辱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用了多种语言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夫妻二人在文中称，他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他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我108岁时翁帆54岁"

2006年杨振宁、翁帆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主持人曾月丽直言，在公众场合，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环境。

翁帆欠身一笑，说：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有好多记者围着我们……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就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要参加一些活动，要开会。"

婚后几年，陆续有翁帆怀孕的传闻。谣言散布者在网上说： "翁帆怀孕3个月，杨振宁向媒体证实。"另有虚假报道称： "杨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头骄傲地高高昂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

来自全世界的恭喜电话在不同年份打至杨家。这让杨振宁夫妇哭笑不得，按网上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假消息，翁帆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翁帆闺中密友孙颖在征得杨振宁夫妇同意后，委托博客独家辟谣，称此类消息就像每隔一两年就要传出"王菲要复出了"一样……

201 2年春季，杨振宁在广东与妻子翁帆十指相扣，同游大学校园的照片走红网络。

照片上的杨振宁穿着粉色衬衫，力展年轻姿态，倒是36岁的妻子穿着黑色连衣裙，与8年前的少女模样大不相同了。

有记者此前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他们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翁帆明显成熟了，在公众面前更加舒展，可以开怀大笑，一反过去一露面就微蹙眉头的样子。

杨振宁说自己查过资料，美国88岁的男人一般可再活5年。"这几年翁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久。"杨振宁2010年88岁"米寿"时称， "我要活到‘茶寿’108岁，翁帆那时54岁，风韵犹存。"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沉住气，成大器”，是在当今社会中必须遵守的人性丛林法则。面对世间百态，我们要压住自己内心的不平、消沉和躁动，在小处忍让，才能在大处获胜。

古往今来，无数成大事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经历过艰难曲折，没有人能够一辈子交好运，也没有人会一辈子走背运，每个人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收获成功，失败、打击、痛苦都是成功前必须要经历和承受的。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只有沉住气，才能等到日出。

1993年，陈天桥以优异的成绩与另外17名优秀学生获得了提前一年毕业的机会。毕业时的喧闹还犹在眼前，但陈天桥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自己长达十个月被“雪藏”的经历：当时，满怀抱负的陈天桥被分配到陆家嘴集团公司，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一个小房间里放映有关集团情况介绍的录像片。而这一放，就是十个月。

在这十个月里，陈天桥根本无法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远大理想，也没办法在简单的放映工作中施展他的才智和抱负，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生巨大的落差。此时年仅20岁的陈天桥却提前品尝到了寂寞的滋味。

毕竟，是一个堂堂的复旦毕业生，而且还是一名跳级生，又是全市优秀学生干部，过来就让我干这个。对于20多岁年轻气盛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留下来，但陈天桥留下来了。

“我认识到，无论有怎样的抱负，首先是要社会接受你，而不是要求社会来适应你，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收获。”陈天桥说。要干这个，要干那个，但无论干什么，首先要适应环境，而不是等着环境来适应你。”

10个月之后，机遇来了。集团下属的一家企业有个干部挂职锻炼的机会，集团选定陈天桥担任那家有着200多人企业的副总经理。后来陈天桥回忆说，如果那样的日子再延长10个月，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而今天的人生道路可能也就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了。不久，他被直接晋升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非凡人生。

陈天桥并没有放弃自己，沉住了气，从而有了辉煌的今天。可见沉住气对那些职场新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一秒沉得住气，那么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人生自有沉浮，当我们遇到突发事件时，要沉住气，做到猝然临之心不惊，以冷静的态度应对;当目标没有达成时，要沉住气，学会忍耐，等待机遇，继续努力;当遇到挫折或者失利时，要沉住气，心态平和，靠毅力咬紧牙关。记住：能够沉住气，才能成大器。

虽然完全改变了世界历史，却不认为自己已完成大事业。

50年前，在俄亥俄州的某乡村发生一件小事，至少在当时看来是个小事件，但就现今而言，这件事完全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也可能永远对未来的人类产生大影响。

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欧威尔·莱特走进俄亥俄州达顿图书馆，在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内容是描写德国人利连达尔以滑翔机飞行的事，这架滑翔机虽然没有引擎，但的确飞了起来。欧威尔·莱特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时，仍念念不忘这个故事，人能够在天空飞行，这真是太美妙了!于是第二天便将这个故事告诉哥哥欧巴，欧巴也深深地被这个故事迷住，两兄弟从此便潜心研究，终于发明了莱特式飞机，莱特兄弟的名字因而永留于后世。

他们都未受过高深的教育，高中没念完就告辍学，但他们都拥有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丰富的构想及大志向。例如，他们曾到郊外收集牛、马的骨头，卖给肥料公司;也曾到处搜集废铁，卖给废铁店;后来又开设印刷所，想发行日刊新闻，结果惨遭失败;这次他们又开了一家脚踏车店，修理兼出售脚踏车。

不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心中始终无法忘怀在空中飞翔的梦想，每到礼拜天下午，他们就在山坡躺上好几小时，看着白头翁在头上绕着圈子飞翔，或老鹰随着上升气流攀飞到高空的情景。

后来他们就在脚踏车店设置一个风洞，实验翼受到风力时的情形，也放风筝作研究，最后终于制造出一个大型风筝似的东西，即是所谓的滑翔机。

他们将这架滑翔机运到北卡罗莱纳州吉迪。霍克斯的宰魔丘，因为这里不断吹袭着海风，且地面是高低起伏的柔软砂地。他们持续好几年滑翔机实验之后，便将手制引擎装进滑翔机，形成今日飞机的雏形。1903年12月17日是个人类历史上永志难忘的日子，兄弟俩以5角硬币决定由谁做第一次的飞行，结果欧威尔赢了!那是个极为寒冷的阴天，冷风夹带着流水不断地袭击吉迪。霍克斯海岸一带，半哩远的海滩传来阵阵巨浪拍打岸边的声音，准备作飞行实验的5个人，为抵御严寒，只好不断地跳跃，并拍打着双手。天气纵然冷得令人难以消受，欧威尔·莱特却无法穿着大衣，因为穿上大衣势将增加飞机的负荷。

上午10时35分，欧威尔坐上已产生隆隆爆音的飞机，他伸直双腿，以俯卧的姿势拉动操纵杆，这架莱特式飞机开始发出啪卟啪卟的声音，开放式的排气管也喷出了火焰，然后就浮起于空中，它忽上忽下地摇晃着飞行了20秒，最后降落在100尺之远的砂地上，这就是人类最初的飞行。

这的确是一个大事件，它使人类的文明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里程!人类自远古以来的梦想终告实现了!这也是人类初次双脚离开大地，朝向星空飞将起来。

但欧威尔·莱特却说，他对这次成功的飞行并不特别感动或兴奋，因为这本来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事实上他并不太喜欢飞行。据说唯一令他感到兴奋的时刻，只是小时候从床上醒来，心中认为人类有朝一日，一定能在空中飞翔的那一刻而已。

莱特兄弟的个性相当敦厚谦虚，有一天，哥哥欧巴从口袋掏出手帕时，一条红色缎带从口袋中掉下来，他妹妹便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以淡然的口气回答道：“这个东西啊?我忘了告诉你，这是今天法国政府颁赠的荣誉国民勋章的缎带。”

莱特兄弟自幼就被教导须严格遵守基督教教示，因此他们绝对不在安息日，也就是礼拜天飞行。有一次，西班牙国王要求，让他搭乘他们的飞机，那天刚好是礼拜天，所以他们拒绝他的要求，即使对方是国王，他们也绝对不作违背良心的事。

他们兄弟一生未婚，根据他们父亲的说法，不论是兄或弟，都无法同时负担太太及飞机的费用。结果，都放弃太太而选择了飞机。

〔补注——1909年，莱特兄弟根据与美国政府订立的契约，制造第一架军用机，并设立美国莱特公司。首次飞行成功的实验机，目前保存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国立博物馆。哥哥死于1912年，弟弟则于1948年逝世。OrvilleWright(1871—1948)〕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名人故事，比如爱国诗人屈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估、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书中讲述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使——特蕾沙修女。有一天特蕾沙修女要到医院商量工作，在车站广场附近发现了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特蕾莎修女赶紧用手试了试呼吸脉博，老妇人还没有死，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医院的行程，因为特蕾莎修女想，如果老妇人躺在那里，一定必死无疑。接着把她送到了医院，可最终没能老人。但老女人在临死前，却十分感谢特蕾莎修女能够救她。

我认为特蕾莎修女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无家可归者。她丰奉献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病人。

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爱的力量，让我明白了在爱中成长的我们，也要学会帮助他人。因为只有爱，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生活画趣

作者:陈卫卫

漫画家是离不开幽默的，丰子恺的漫画，一向以富有诗意和哲理著称，生活中的丰子恺为作画，也曾遇到很多趣事。

丰子恺总是带着速写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他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她们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兴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正当他画得入神时，竟被其中一位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

“你画我们作什么?”

“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的吧?”

其中一位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

“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

那些女人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村里的一位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在谢过了那位好心的老人之后，丰子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速写本查看，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

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觉得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观察他，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是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之下只好将错就错地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他不喜欢做名人，他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还曾因给家里的自鸣钟改头换面而引出一段趣闻。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台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里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对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客厅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附近的人几乎全知道了，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人们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

江泽民在百忙中看望老师

江泽民同志只管工作很忙，但一直惦念着曾教导过自己的老师。1990年9月13日上午，江泽民同志乘车到当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去看望老师，牢牢握住严格教授的手说：“严老师您好!”并讯问了教师们的身材状态、工作和生活情况。学校的钟教授住院期间，他屡次到病院看望。1995年，当江泽民同志得悉老师沈教授逝世的新闻，心情非常悲哀，立即请沈传授的妹妹传达他对老师支属的亲热慰劳。江泽民同道访美时，在百忙中，带着可贵礼物，亲自登门去看望拜会他的老师顾教学及师母。

足见，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范仲淹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秦朝末年，秦派兵攻打复国后的赵国。赵军不敌，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被秦军包围。被项梁、项羽叔侄等各路义军拥立的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让他们带领军队前去援救赵国。但是，宋义把兵带到安阳就不再前进了，在此停留了四十六天。项羽非常焦急，再三要求他渡江北上，与赵军里应外合，一举打败秦军。而宋义则希望赵、秦两军打得精疲力尽之时再发兵，以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他严令军中不准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宋义又宴请宾客，大吃大喝，而士兵、百姓却忍饥挨饿。项羽实在忍不下去，便杀死了宋义，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为上将军。之后，项羽立即派出两名将军，率两万人马渡河解救巨鹿。取得小胜后，项羽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在全军渡河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行动：把所有船只凿沉，把煮饭的锅都打破，把营房都烧掉，只携带三天的干粮，以此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不给士兵留一点儿退路。项羽领军到达巨鹿外围，立即包围了秦军，经过九天激战，最终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

思考是创造一个世界的首要工作。

加缪斐塞司博士有一天午饭后坐在门前晒太阳，看见一只猫在阳光下安详地打着盹，很是悠闲。时间一分一分地流走，每隔一段时间，猫都会随着阳光的转移而不停地变换睡觉的场地。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是那样的司空见惯，可是却唤起了斐塞司博士的好奇。猫为什么喜欢呆在阳光下呢?猫喜欢呆在阳光下，那么这说明光和热对它一定是有益的。那对人呢?对人是不是也同样有益?这个想法在斐塞司的脑子里闪了一下。这个一闪而过的想法，成为闻名世界的“日光疗法”的触发点。之后不久，日光疗法便在世界上诞生了。斐塞司博士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如果我们家的院里也有这么一只睡懒觉的猫，我们也看到它一次次地趋近阳光，我们是不是能像斐塞司博士那样去想问题呢?

1910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因病卧床休息。在闲得无聊的时间里，他茫然地看着墙上悬挂的一张世界地图。一天，他突然发现，大西洋两岸的地形好像是互补的，南美大陆东部亚马逊河流域地区突出的部分，与非洲大陆西海岸的刚果、几内亚陷入的部分正好对应，可以把它们完全拼合在一起。这个发现让魏格纳兴奋不已，这两个大陆是不是原先就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是的话，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分开了?魏格纳立即着手搜集大量的地质学、古生物学资料，终于推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大陆板块漂移说。

1996年，他从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毕业。一个中专生要想在电视台找到立足之地谈何容易?刚进湖南卫视时，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安排去做剧务。所谓剧务，说难听点就是台里的打杂工。一次，编导让他搬200多张椅子。那是什么样的椅子呢?不是折叠的，也不是塑料的，清一色的粗笨木制高背椅子。一次只能搬动两张，这样要来回走上百趟，既费时，又辛苦。他累得满头大汗，也没一句怨言。

搬椅子扛凳，这种活儿干多了，谁都觉得没意思。他却能苦中找乐，给自己减压!一次，现场来了256个观众，台里还给每个观众准备50多件礼品。礼品多得让人看了就头痛，什么卤蛋粉，电灯泡，面条，酱油……好像把超市搬进来一样，林林总总地摆了一大堆。这么多椅子要搬进现场，还有如此多礼品要一一地分拣出来，送到观众的面前，有的剧务开始有意见了。他却乐乐哈哈地说：“没准!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

当有人抱怨时，机会终于来到他身边。这一天距他进台时间仅一年。

一次，台里搞大型活动，搬椅子扛凳的事总是少不了的。忙活了一天，大家都很辛苦，想早一点回去休息。可是，台领导觉得东西摆好了，应该派人看着，别让人破坏现场，就点名叫他和另一个剧务留下。另一个剧务却说：“累了一天，总该让休息下吧!再说，这样的事应该由保安来做。”可他没有推辞，赶紧圆场：“没关系，我一人就行了，你回去休息。”

就这样，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就算是晚饭，然后一直守在那里。台长半夜巡视，见到桌上的方便面碗，心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照实回答了。台长很赏识眼前这个不怕吃苦的小伙子，就提拔他为“现场导演”。

现场导演也不是什么光鲜的职位，可他干得很认真。由于观众人多，又没经过培训，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现场气氛。他就抓紧时间给观众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要举牌，什么时候起哄，什么时候保持静默。搞一场活动，录一次节目，他都要讲得口干舌燥。在现场录制时，他会随时根据节目的进展情况，带动观众配合，一时站起，一时鼓掌，一时举牌，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一个人，也是最累的一个人。

本来他鼓掌只是象征性的，自己也不一定要鼓，他却自己带头鼓，而且是很用力地鼓。有次演出结束后，台长让他过来，说：“把俩手伸出来。”他伸出拍得发红的双手，台长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的投入，连鼓掌都这么卖力。”

1998年，湖南卫视《真情对对碰》节目缺一位男主持，台长想到了他。

就这样，汪涵做起了主持人。近20年的主持生涯中，他获得过许多荣耀。从做剧务到节目主持人，汪涵只用了两年时间。对此，他感触颇深：“要学会承受!就是用心地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那天看中央电视台《人生采访》年底大戏《温暖2003》，被大导演许鞍华打动。我想象的许鞍华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子，一个领导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大导演能不是这样的女子吗?但她走上台来先是羞涩地笑，再是孩子气地说自己胖，新年的愿望是减肥，一点不像五十五岁的女人，那样孩子似的可爱和单纯，不能想象她居然拍了那么多好电影。接着胖胖的智慧型主持人张x问她觉得不觉得自己特别出色，因为后来香港那些大导演开始都是跟她做助手的。她笑着说，出色?我很自卑呢。这样出色的女人会自卑?我疑惑起来。她笑着说，孩子似的说自己的不足：我长得这么不好看，分不清左右，学不会开车，常常把刹车当油门，而且我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在生活中几乎是一个废人，人多的时候我还不会讲话……所以，我常常很自卑，自卑的好处是我得加倍地努力，结果我终于有一样出色了。在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没有考过第二名。

后来我出来工作，能感受到电影的美好，能捕捉那些美丽的瞬间，但这时我还是自卑的，因为我总是留下了遗憾，超越不了自己。她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她的谦逊，因为她的自卑，因为她说，自卑，其实是一种美德，可以让自己更奋进，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突破点，找到长处。因为她的一番话，让我那么喜欢着许鞍华。现实中的我们，总是如孔雀开屏，看到的多是自己的优势和强项，于是责怪着生活待我们不公。去找工作不满意，就说用人单位有眼不识珠;恋爱失败了，觉得对方一定是不明白自己。从来想的都是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好，不曾想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缺陷与瑕疵，所以，不思进取;所以，挑剔着生活。没有一颗自卑的心，没有对生活的感恩。自卑，不是低下头委屈自己。许鞍华的自卑，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哪里长哪里短，还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命运在哪里发生转变。

有的时候，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美德。它可以让我们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短处，感觉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变成生命中最强的一股动力。没有那种刻骨的自卑，也许许鞍华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或者还不如平常人，因为她不会煮饭不会熨衣服，她分不清左右，但她知道自己要另辟蹊径，所以，会成为一代名导，会在五十五岁时那样美丽而智慧，然后笑着告诉我们，自卑，是一种美德。

越王勾践击败吴国以后，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做起了生意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囚禁于楚，范蠡的家人想将儿子赎回来。但范蠡说：“杀人偿命，这是天理，我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只希望让他不要在街上示众。

于是他让小儿子带上许多钱去楚国。范蠡的大儿子却坚持要替弟弟去，范蠡只好同意。临行前，范蠡给他一封信，要他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庄先生，并嘱咐说：“他到了那里，把带去的黄金都交给庄先生，让他代你处理。”

到了楚国，大儿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庄先生的住处，交给他书信和黄金。庄先生收下之后说：“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赶快离开这里吧。”范蠡的大儿子觉得这是一个贪财和人。

其实庄先生只是把那些钱当作信物，待事情办成后再如数奉还。他虽然看起来很穷，但他的廉洁正直广为人知，在楚国有极高的威望，楚国的一些大臣们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对待。

不久，庄先生晋见楚王，说：“臣夜观天象，发现有个星宿的位置有些异常，这有害于楚国。只有积德行善才能避祸消灾。”楚王想了想，传旨封存所有的国库。

大儿子也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楚国住了下来，并结交了一些贵族。一个贵族告诉大儿子：“每次大赦前，都要封存国库，楚王昨晚已派使者封存国库了，看来又要大赦了。”

范家大儿子听后高兴极了，但又一想，我弟弟出来，这是国王的恩赐，那老头凭什么白拿那么多黄金呢?于是登门去取那钱财。

就来到庄先生家，说：“我听说国王准备大赦，我的弟弟马上就要出来了，特地来向您辞行。”

庄先生明白他的意思，说说：“你把带来的黄金也带回去吧。”大儿子不客气地取走了黄金。

但是他走后，庄先生感到心里很窝囊，于是又去面见楚王，说：“我上次说星象不好，大王就要大赦，这太好了。但我听到人们议论说，大王你其实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才实行大赦的，因为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我们楚国，他家拿了许多钱来贿赂我们楚国的大臣。”

楚王一听大怒，下令将范家的二儿子先杀死，然后再实行大赦。

大儿子将弟弟的尸体运回了家，他的家人都很悲痛，唯有陶朱公说：“我知道他这一去，他的弟弟一定会死。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舍不得花钱。他小时候吃尽了苦，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生活非常节俭。至于他的小弟弟，他生出以后就看到我万贯家财，所以花钱像流水一般。我派小儿子去，就是看他舍得花钱。而大儿子却硬是要去，他这一去，我就一直在等我二儿子的尸体回来。

陶朱公的长子由于过分看重金钱，结果却因小失大，害了自己弟弟的性命。

七十多年前，老舍先生在北京西直门内南草厂胡同的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待人诚恳，同学们都爱接近他。有个名叫高煜年的满族同学，更是和他形影不离。

这一年初春，东风劲吹，气候干燥，古城的上空，几乎每天都飘满了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风筝。一天，国文老师孙焕文触景生情，出了一个《说纸鸢》（纸鸢即风筝）的作文题，让同学们当日写完。

老舍文思敏捷，词汇丰富，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可小高却仍在那儿紧锁眉头，苦思冥想。老舍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到小高面前，悄悄地说：“让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小高一听，眉眼顿开，连声说：“你真好！够朋友！”

第二天国文课上，孙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眉飞色舞地对学生们说：“这次作文，不少同学大有进步，尤其是高煜年同学的文章，破题得体，先获吾心。”接着，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索之，飘荡空中……”

老舍和小高望着老师那副被陶醉的神态，止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发现后，奇怪地问道：“你们两个笑什么？难道我读错了吗？”“孙老师，您没读错，不过……”“不过什么？”孙老师追问下去。

这时，老舍和小高四目勾留，深感自己不该弄虚作假，欺骗老师，便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从此，老舍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直到临终之前，一直保持着笃诚坦率的品德。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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