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

——为了祖国的航天科研他们无怨无悔

当年“两弹一星”的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以核工业、航天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以外，先后有 26 个部委和 20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 10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材料。第一颗卫星发射时，动用了全国 60 %的通信线路，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达 60 万人。掀开中国航天史新篇章的载人航天工程更是离不开协作和奉献。

45 年风雨，弹指一挥间。一代一代青春的身影走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走过冰冷潮湿的沼泽野岭，走过寂寞孤独的实验室，走过与生命之神较量的惊心动魄的试验场。

在酒泉发射中心附近，有一个烈士陵园， 600 多位为中国航天事业献身的英灵在土地中安睡。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24 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见自己的努力飞上蓝天、飞向太空。

航天科研事关国家秘密和安全。当年，到罗布泊是一项“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的神秘事业。有一对夫妻接到命令后，互相隐瞒着出发了。当来到这棵树下等车时，才发现彼此的目标是一致的。意外和惊喜不言而喻。张爱萍将军听说这个动人的故事后说：“就把它叫夫妻树吧。”杨利伟一家人就一直不知道杨执行的真正任务，儿子杨宁康也不知道爸爸究竟在哪里，在首飞太空的半年前，他还在作文中写到：爸爸的工作太忙了，很难见到他一面，好在我手中有爸爸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上爸爸的雄姿，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建设新中国之志，邓稼先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战乱频仍，艰难时势唤醒了他的科学救国、科学强国之梦，于是越洋跨海，纵横求索。

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使他看到了祖国振兴的希望，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强权敌国的核武讹诈、“友好邻邦”背信弃义，无不使他食不甘味，义愤填膺;从受命研制“两弹一星”之日起，他便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之一，呕心沥血，发足抢时，立誓拼命也要尽快拿出“争气弹”。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他就是郭永怀。

为让后人记住郭永怀，今年他的家乡山东省荣成市为他建造了纪念馆。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建设、布展工程已接近尾声，目前正在征求各方意见，对细节进行完善补充，择期开馆。

郭永怀，山东荣成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用400多张图片、200多件珍贵文物资料、6个视频，全面展示了郭永怀院士的卓越功勋、儒家情怀和大师风范。展馆建成后，将成为山东省首个院士纪念馆，国内展示新中国科学家风采的重要展馆，也将成为对社会各界进行国防教育、红色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10月16日，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纪念日之际，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开馆仪式在郭永怀家乡荣成举行。当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有关人员、郭永怀部分同事、学生、亲属等参加活动。

仪式上，中科院力学所和中科大在此设立了“党员教育基地”并为之揭牌，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中国两弹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馆，分别与郭永怀陈列馆结成友好合作馆，通过长期友好合作，进一步弘扬郭永怀精神，助力红色教育建设。仪式现场，还举办了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郭永怀同志夫人李佩先生的画传首发仪式。

郭永怀出生于荣成市滕家镇西滩郭家村，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唯一一位在中国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领域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终年59岁。1999年，郭永怀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多年来，荣成市不断组织社会各界向郭永怀同志学习，2010年，荣成在博物馆广场东侧竖立了郭永怀雕像，今年5月动工建设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对面向党员干部、青少年、社会公众全面深化党性教育、科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义。据了解，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展览面积2000平方米，展藏资料600多件，是一所现代化综合性教育展馆。根据郭永怀院士的生活工作经历，陈列馆采用照片、实物、场景复原、多媒体展示等方式，从少年求学、海外成名、报效国家、甘为人梯、为国牺牲、爱在天际等六个角度，记录了展示了郭永怀的人生历程和光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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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二十三名科技工作者以每枚均由五百一十五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表彰大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七名功臣中，有一个让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郭永怀。这颗当年夺目的科技之星不幸过早陨落，他的功绩和优秀品格却让后人永怀。

考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签发，于是怒不可遏，

毅然放弃出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他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郭文吉夫妇将他视若掌上明珠。郭永怀十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了本家叔叔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十七岁那年，郭永怀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二十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那时，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内，经常活跃着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在校档案馆两本发黄的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郭永怀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7月，郭永怀在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由于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当时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是由著名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教授任系主任。郭永怀入学时，饶先生已去德国做访问学者，陈礼教授也在休假中，只有新来的顾静微主持教学工作。这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很快发现了郭永怀的超人天赋，经常让郭永怀到他住的百树村寓所给予辅导，使他对物理学更加爱好。饶毓泰从欧洲回国后，被北京大学挖去。郭永怀决心追随他所仰慕的饶先生继续深造，于是在南开物理系学习两年后，便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饶毓泰对这位来自南开的学生极为赏识，1935年7月，他把完成本科学业的郭永怀留了下来，做他的助教和研究生。

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三千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是，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五门课超过三百五十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

郭永怀一行于1939年12月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他们认为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了船。直到1940年，郭永怀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1941年5月，郭永怀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他的出色研究成果使美国同行刮目相看。此后不久，他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五星红旗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1946年，郭永怀写成了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 “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却十分坦率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正因为这样，在美国，他就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了，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消息，久久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到祖国母亲的怀中。他在后来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了中国内地，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其实，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便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其中就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警觉。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

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没有任何悬念地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在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烧掉这些非常可惜，便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我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经过一番波折，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当郭永怀他们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了。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回到北京，郭永怀很快便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他经常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甚至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了。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

对于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去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作之中。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一百零五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当时担任了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经常要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等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一直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海拔三千八百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更是寂寞荒凉，寸草不生……加上缺氧，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其高原反应。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做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当蘑菇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等科学家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八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瞬间，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他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但他工作起来，却精力超人。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是出了名的，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为了安全起见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节省时间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了四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研制基地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于是就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四百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一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后，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人们发现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全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一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在郭永怀牺牲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这位英雄冲天怒放!

鉴于当时的情况，国家只是为郭永怀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了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0年12月27日，在纪念郭永怀牺牲三十二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金志涛等人采写的《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一文，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轰的一声，1968年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

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吃惊地发现两个人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这两个人便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郭永怀，你得行为让我们为之感动，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永远都是英雄。你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由衷地感谢你。国家肯定你的贡献，中国科大获赠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您牺牲后的20天——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你烈士称号，同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没有忘记您这位国防科技先驱。1985年，牺牲已经17年的您，又被补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谁也不会忘记，在面对优越的科技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您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女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回国之路。您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你依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你掏出了几十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的丢进火里，烧成灰烬，这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也感到惋惜。

面对美国的优厚待遇，您依然放弃。你的爱国精神是无人可比的。你是一位表里如一、冰清玉洁、刚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民科学家，您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学习您的爱国、敬业精神。我们现在从这点出发，好好学习，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也是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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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自己却对这些“第一”看得很淡:“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没有吃红烧肉

选择了当“天兵”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走上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至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开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许屯镇老爷庙村。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孙家楠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

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那碗红烧肉对大家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坐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个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孙家栋作为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为代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中国航天之父”

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制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航天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防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卫星之父”

客串起“生意人”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总工程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都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与一见钟情的

“嫦娥”聚少离多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11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枝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假期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从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了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有同行说,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孙老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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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解释

关于两弹一星不同的解释：

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3];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外国强权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上述获奖的23位中国科学家均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