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习近平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实现眼前的粮食产量稳定，又要形成新的竞争力，注重可持续性，增强政策精准性。保障能源安全，要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抓出成效，密切跟踪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趋利避害，加快完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推进能源价格、石油天然气体制等改革，大力发展非常规能源。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确定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粮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安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重大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昨天，国家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16年度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首次仅面向体制外人员进行招录。这是因为公务员考录工作现已打通了体制内的招录渠道，中直机关每年5月份会有一次公务员遴选，同时还会进行领导干部公开选拔。

这次有关部门明确，从今年起仅通过遴选招录基层机关的在职公务员，“国考”不再承担为中直机关选拔基层公务员的职能，使基层公务员明确了什么能考、什么不能考，降低了无效报考率;也把数以千计的在职类职位完全留给了社会考生，使社会考生的通过率空前增大。

据介绍，“双通道”的分离使得招考目标人群更明确，有利于引导考生的报考取向更有针对性。以往中央机关在招录在职人员中对生源类别不加区分，除公安痕迹鉴定等特殊岗位限定具备相关职位工作经验之外，多数招录在职人员的职位，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均可报考。由于大量考生取向趋同，不仅使得需要基层经验的在职岗位报考通道拥挤不堪，也因为职位区分度不高、考生与职位匹配不精确而增大了报考失败几率，使众多考生备尝挫败感。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财政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全面体现，而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愈显迫切。

早在1994年，我国就进行了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政府承担;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如一些应由县承担的支出项目中央也安排了支出;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重叠、共同管理的事项也较多。财税体制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望关注此项议题。

在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改革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营改增全面推行将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改革事关百姓和企业切身利益;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更是关系全局性调整。这也将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另一亮点。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从2014年6月启动以来，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各地大胆探索创新，破解难题，正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之路。

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改革试点将由最初的7个省份，向全国全面铺开。在攻坚阶段，地方的探索实践如何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并形成更大的改革推动力量，各级司法机关将怎样细化工作方法，以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让人民群众尽早享有改革“获得感”?对此，“两高”报告值得期待。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从2014年6月启动以来,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各地大胆探索创新,破解难题,正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之路。

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改革试点将由最初的7个省份,向全国全面铺开。在攻坚阶段,地方的探索实践如何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并形成更大的改革推动力量,各级司法机关将怎样细化工作方法,以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让人民群众尽早享有改革“获得感”?对此,“两高”报告值得期待。

近年来，各级司法机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下一步，各级司法机关如何把防范风险、服务发展和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水平?特别是2016年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大部分要在今明两年完成，各级司法机关又该如何精心动员，认真组织，如期完成改革任务，让人民群众尽早享有改革“获得感”?对此，“两高”报告值得期待。

薪酬体制改革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经过1993年至2003年的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国有经济的布局更加合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丰厚。然而，就其总体的工作效率而言，较之于国内企业的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合理的应用薪酬激励可以有效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促使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思考改进工作的措施，在自身岗位上发光发热，进而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当一定数量的职工在有效激励的作用下主动承担工作任务、探索工作新思路时，便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向上的凝聚力，促使更多的员工端正工作态度，思考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方法。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工作氛围，甚至会带来整个企业文化向着有利的方向改变。

但是，目前国有企业的薪酬体制显然没能充分挖掘出其巨大的激励作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薪酬体制的发展滞后于同一企业其他部门的变迁，甚至还存在有一些企业的薪资在随着物价上涨，但发放的机制多年不变的问题。不够明晰的薪酬支付依据很难让员工产生工作成就感，这就制约了薪酬制度对员工激励作用的发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充分发挥薪酬激励对工作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有必要对现有的薪酬体制进行变革。

薪酬体制改革是适应国企市场化深度改革的需要。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就表现为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具体说来，以全面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首先体现在机构人员的变动上，用工形式将更加灵活，薪酬制度的行政性将会相应削弱。若仍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资水平直接与职工的行政级别挂钩，就很容易造成国企薪酬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失衡，固化的制度也不利于多种形式聘任工作的开展。总之，原有的薪酬体系已难以满足新生的需求，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薪酬体制改革是培养员工“主人翁”意识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各种思潮也在影响着企业员工的思想，同时开放性的环境也会使员工产生横向的对比，单纯的表扬或奖状已不能满足员工成就感的需要。尤其是年轻职工，要培养对于企业的归属感，还需要一定的激励作用。薪酬激励的表现形式为物质激励，内涵则还包括精神鼓励和地位激励，是一个全面性的激励体系。员工在获得薪酬激励后，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工作动力，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工作中，由对公司文化的认同而逐步产生“主人翁”意识，愿意为企业奉献全部的能力。

薪酬支付依据不够明晰。虽然现在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部门和机构框架已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的结构，甚至做到了完全的自负盈亏，但是薪酬制度更多的还是与干部职工的行政级别直接关联。虽然企业章程和文件明确规定薪酬的分配要考虑干部职工的工龄、学历、职称等因素，但是对于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到薪酬支付，以及每一因素与薪酬的关联有多大，并未有细化的规定，因此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国有企业认为，明确的按照职工的贡献和价值来支付薪酬，可能会伤害到老职工的感情，甚至对企业的稳定产生冲击，不利于内部的团结。因此，薪酬体系的革新整体上滞后于其他部门的变迁。

职工薪酬差距划分不合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为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吸引新的人才加入，国有企业纷纷开展了聘用制、劳务派遣制等灵活多样的职工录用程序，且使薪酬标准尽量与市场水平相一致。这一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同时也引进了一批技术型人才。然而，许多国企的财务部门对于原有的职工薪酬并未作出市场化的调整，还是与级别、资历相捆绑，企业内部存在薪酬“双轨制”。原有职工的薪酬较之于市场偏高，而新入职的员工薪酬水平则与市场持平，甚至很多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的聘任制员工工资远低于“老人”的薪酬水平。这样，很容易产生企业内部的矛盾，甚至造成反向的激励。要想获得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终身制职工与聘任制职工的差距必须加以调节。

薪酬未能与市场接轨。薪酬制度与市场经济对接方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完全市场化的企业应当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特征来调节自身的薪酬结构，其薪酬的支付应该是动态的，在供求平衡点附近移动的。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大多还是按照自身的节奏来对薪资状况进行调整，甚至有些岗位的工资已经固化，造成自然垄断型企业的薪酬常年高于市场均衡水平。其二，不同的国有企业共用一套薪酬结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国企均将工资划分为职位工资、技能工资、绩效工资三项，而难以作出因地制宜的调节，容易造成企业薪资与所处的经济生态圈市场环境差异很大，更难以形成对职工的有效激励。

绩效考核制度有待加强。绩效考核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到目前为止，已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了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制度。但是，由于基层国企领导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没有随着考核制度的应用而发生改变，出于“一团和气”的考虑，绩效考核轮流坐庄或平均主义的情况十分普遍，使得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企业内部的真实情况与每位员工的贡献多少，绩效工资就成为了轮流坐庄的结果，无法对职工形成有效的激励。在一些国企，绩效工资甚至是以几人名义领取，所有人平分，这种情况下，绩效考核沦为了职工领取补贴的程序。

分配科目复杂，薪酬体系臃肿。薪酬体系臃肿也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很多国企员工的收入既包含国家规定的薪资，又含有企业单独的福利政策，名目繁多，科目复杂，员工难以知道每项收入的缘由，只知道总的数字。这样，员工不能切实了解到某月工资总量上升或下调的原因，自然无从坚持或更正某一行为，薪酬模式的导向不明一方面造成了企业刚性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对员工的激励效度。

这一问题虽非国有企业所独有，但在国有企业之中却较为典型，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许多国有企业都是由政府部门改制过来的，虽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基本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但员工的思想意识与业务能力还没有跟进市场化的模式，薪资的安排也出现了行政化与市场化两种方向同时存在的问题。

第二，国有企业出于平衡各种关系的需要，在薪资安排上既要体现国家规定，又要表征行业特征;既要契合地区经济环境，又要体现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以此来表达对各方面的重视，这就直接增加了薪酬与福利的数目。

第三，盲目跟风，缺乏统筹。近年来，各种行业协会在企业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行业间的比较与沟通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少数国有企业在与私营或合资企业的交流过程中，发现较好的薪资激励方式，就直接引入到自身管理当中，没有进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这就直接造成了薪资划分的细碎，令员工不知其激励的目标所在。甚至还有部分空降的薪资制度因水土不服而在实施过程中夭折，造成了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浪费。除上所属问题与困境外，国有企业薪酬体制还存在着绩效工资主观分配，薪酬激励通道单一，“人情”观念等问题，亟待解决。

国有企业薪酬体制改革趋势探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非常重视国有企业现代薪酬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根据宏观的经济环境与企业管理变迁，可以初步看出国有企业薪酬体制改革的趋势。

市场将在薪酬的决定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今后，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将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市场化的作用将贯穿于国有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且渗透在企业的运作过程之中。就薪酬体制而言，国资委更多的采取资本管理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且其自身薪酬与相应级别公务员相同;国企管理者则作为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上的均衡价格进行招聘，且采用市场化的管理方式;企业基层员工的招聘方式将会更加灵活多样，其薪资情况将按照市场行情与自身绩效进行分配，原有的薪酬完全由行政级别决定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职工的业绩、资历、品行等因素在薪酬决策中所占的比例随之逐渐加大。

在对薪酬体系进行市场化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先期的规划与设计，逐步开展改革，避免“一刀切”造成“老”职工的大量流失，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坚持做到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强化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改革的平稳进行。

薪酬的支付制度将更加透明化。透明化的薪酬支付制度，一方面可以让每位职工的收入都被监督，避免激励发放主观性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每位职工都成为同事、领导收入的监督者，及时发现违规操作的现象。此外，国有企业较之于私营企业而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为重大，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其行动也将成为市场上的“领袖”。公开的薪酬制度使得国企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让社会公众不在单方面质疑国企职工收入，而是成为监督者，促进国企薪酬制度的不断完善;透明化的薪酬也有利于国资委制定关于国企负责人的考核指标，增加国企管理层的发展紧迫感;透明化的指标也是与国际上的“阳光政府”等理念相契合的，有利于其他国家与我国国企展开合作。

薪酬体系设计多元化、科学化。薪酬体系的设计关乎到后续财务部门的操作与企业的整体发展，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薪酬制度细则制定随意性大、主观性强是过去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薪酬体系的参考作用较弱，不能发挥充分的激励作用与财务工作指导作用。此外，各地区、各行业的国有企业使用大同小异的体系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未来的薪酬制度改革应当在体系设计上下功夫，提升测评指标的可量化程度，使薪酬支付的依据更为明晰，形成实现效益与薪酬总额的比例联动关系，从而鼓励员工为企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收益分配方面，既要考虑长期收益，又要保证短期效益;既要满足个人基本需求，又要与国有资产收益相匹配。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让薪酬体系得到整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建立起更为公正合理的绩效评估措施。在现代薪酬体系中，“大锅饭”、“轮流坐庄”将成为历史，每个人的薪资收入都将直接决定于其工作的成果与表现。出于公平、公正的目的，一个设计合理的绩效评估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认真编制考核细则，明确工作的重点方向，量化考核指标，细化考核程序，制定考核方法与考核计划，确保不遗漏每位员工的表现，也不会模糊评价。

第二，在有了指导性的考核标准后，还需要抓好绩效考核落实工作。将月度、年度考核与随机抽查结合起来，在客观的工作成果统计基础上，从上级、同级、下级三个层次展开对职工的调研，结合其自身的述职报告，确定对员工绩效的评估。

第三，绩效评估的结果与薪酬的发放应当尽量对应起来，对于一些非量化的、难以确定的绩效结果，要在薪酬确定时多方考量，坚持原则，做到有理有据。

最后，还要做好绩效评估的透明化工作，将薪资确定的原因、结果以文件或邮件的形式发放给被评价的对象，使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与应当避免的行为，改进今后的工作。另外，还应疏通申述渠道，一旦员工对绩效评估的结果有所异议，可以第一时间将意见上达，并获得人力部门的充分重视，对评估结果或薪资情况进行检查计算。

目前，本市也正从加强顶层设计、盘活现有资源、推进医养结合、培育服务品牌、壮大服务队伍等10个方面入手，总共开展了54类大项行动，积极推进养老服务。其中，今年将完善市区两级老龄工作体制，成立老龄委协调推进小组，编制发布《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出台《关于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外，还要开展城乡社区闲置设施调查，对养老服务机构和照料中心开展摸底评估，利用闲置设施解决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问题，并出台《新建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移交、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居住区配套养老设施建设协议书(示范文本)》等。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缴率保持98%及以上，城乡基本社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二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多样，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养老服务业成为首都服务业新的支柱。三是老龄社会管理体系共建共享，涉老企业发展壮大，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在理解了拿来主义的基础之上，我们来讨论拿来主义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网民对于韩剧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热门韩剧在网络上的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谓惊人，很受欢迎，如《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的网络总播放量超过28亿;另一方面，调查却显示大众对韩剧的评价普遍不高。

韩剧真的是一无是处、火得毫无道理、没有值得我们“拿来”学习的地方吗?近年来大陆的电视剧市场被古装、穿越、改编“占领”，作为常青树的抗日剧更是出现“手撕鬼子”“手榴弹打飞机”等雷人剧情，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将韩剧“拿来”，进行“挑选”，发现韩剧除了冗长、剧情模板化等缺点，还是有可学习之处的，例如它的编剧体制。

对比中韩的编剧体制，首先，我国目前缺乏专业编剧。我国不乏著名导演和演员，却很少听说著名编剧，即使有知名度较高的编剧，多半是作家，如六六、王海鸰等。反观韩国，却有多种选拔编剧的途径：(1)电视台长期征稿;(2)编剧助理积累经验中逐步成为独立的编剧;(3)编剧协会创办编剧学院培养人才。

其次，我国编剧待遇落后。我国的编剧收入远不如导演和演员，而且两极分化。而韩国编剧的稿费和收视率挂钩，因一部韩剧收入上亿韩元的编剧屡见不鲜，顶级编剧有时领到的片酬甚至是一张空白支票。

最后，我国编剧的著作权、署名权得不到保障，被抄袭者维权艰难。例如我国近年来名气极大的某编剧，多次被指抄袭甚至被告上法庭，媒体反而利用此类新闻进行炒作，促使其电视剧收视率高升。而韩国的放送作家协会为编辑维权不懈努力。

中国钓鱼岛发生的日本军舰撞中国渔船和扣人事件，日方放人后，双方仍就道歉问题僵持。估计会不了了之。将这次事件与当年中苏珍宝岛战争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现在政治的软弱。

中国当年经济贫穷，军力薄弱，珍宝岛战争中方全胜。现在经济富裕、军事强大，与日本钓鱼岛之争却输了，地方没收回来，人被扣留，连句道歉话都得不到。难道日本比苏联厉害吗?

现在的日本比当年苏联软弱很多。日本领土少，苏联领土世界第一;日本军力少，苏联是世界军事超级大国;日本没核武，苏联核武可毁灭地球。中国当年与苏联战争赢了，现在与日本之争却输了。

原因是什么呢?钓鱼岛、珍宝岛都不过是整个国际政治围棋盘上的两颗子而已。其实，输赢不在这两颗子上，中国珍宝岛这颗子能守住，并最终赢了全局，而钓鱼岛这颗子被吃掉，输了里子加面子，未来更加艰难。这与国际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也和中国的内外政策有直接联系。

当年中国国内虽然贫穷专制，但在国际上倡导人人平等，反对国际霸权，反对种族歧视，支持民族独立解放。中国没有金钱，但有道义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都拥护中国。打珍宝岛战争中国有正义，如果打下去，中国全民皆兵，万众一心。美国当时正在围堵苏联，看到中苏矛盾激化，一定会支援中国，美元和军事装备会滚滚而来。

苏联正是从珍宝岛战争和中越战争中看到专制制度是死路，所以来了一个华丽和平转身，成为民主俄国。如果中国也借国内民主要求的东风，改制成为民主中国，可以实现政治、经济双腾飞，谁还敢动我们钓鱼岛!

中国现在硬不起来，国际上受民主国家围堵。在北边境，俄国大规模军演;在黄海边，美韩军演用航母;在南海，美越(越南正在快速民主化)亲密合作搞军演、建军港;在西边境，印度对藏南虎视眈眈。还有阿基诺总统微笑，印尼驱赶中国船，韩国撞沉中国船，柬埔寨讲话刺中国。中国四周充满敌意或不友好。

国内底气不足。既得利益集团疯狂敛财，社会不是靠劳动致富，而且贫富差距巨大。社会极度不公平，民众活的没尊严。地沟油、毒奶粉、假疫苗、强拆迁……社会问题一大堆。政治改革说了很久没行动，文化反而大倒退，和晚清末年有些相似。

如果中日现在因钓鱼岛打起来，谁来参战?中国民间“勇敢人”很多，网上强硬呼声很高。正如清朝末年一样，都是“不能战者言战”。义和团信誓旦旦打洋人，慈禧昏婆信以为真，下旨支持。不料几个回合败下阵来，慈禧又杀义和团向洋人求和。军队兵强马壮，一流舰队装备，但人不行，奴才只会伺候主子，也能打别的奴才，不能打洋人。结果一流舰队都被打沉水底当“潜艇”。

韩寒《游行的意义》一文写的很深刻。现代社会，国家不民主，民众没有归属感，谁会为未经授权，不代表自己的政府拼命。打赢打输了自己和家人都是受欺压的人，为谁去打?若为钱、为官去拼命，钱和官比命重要吗?

听说现在军队里有这样的事情，想当个排长、连长都要花钱送礼送。像投资一样，都想得到高利润回报。如果这种风气蔓延，钓鱼岛打起来，支援日本的美军飞机不用扔炸弹，撒美元就行了……。

真正有力量的军队一定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一定有民众支持。特别是现代的军人，都有一定文化，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是不敢说或不愿说而已。靠豪言壮语瞎忽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有许多拍胸脯要打仗，豪言壮语要争世界第一的人，我看大多数都是为做官、要钱做表演。真的打起来，溜走比谁都快。真正的勇士、猛士是不说大话的。

在我看来，钓鱼岛是小事，中国官方媒体错误评论是大事，对于中国被围堵，钓鱼岛被欺负，都说因为中国强大所致。这是误导。俄国军力比中国强大，为什么不围堵俄国?中国与美国、日本、西欧有许多贸易互补和共同利益，为什么偏要围堵中国?

问题都出在中国政治体制上。在苏联解体前后，中国失去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之后只注重经济、科技，忽视了最为重要的社会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建设。结果，专制体制越发展，民众越受欺压，社会越不公平。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担心。

中国专制体制有可能发展为帝国体制。近几十年，帝王奴才影视充斥屏幕。霸王、英雄占满舞台。在一片赞美帝王、英雄的文化里，中国强大意味着什么?外国有许多聪明绝顶的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家，他们的大脑已经在考虑100年后的事情了。

在美国的一次中美外交官高层聚会上，一位美国着名人士问中国外交官，“中国常讲韬光隐晦，以后强大了会怎样?”，中国外交官答：“那也不会与美国争霸。”这位外交官一下子说漏了嘴。中国以前承诺“永远不称霸”，现在改为不与美国争霸，不称霸与不争霸性质截然不同。中国周边小国听到了，还会信任中国吗?

中国现在是“四面楚歌”，所谓“楚歌”就是民主之歌。中国现在进退失据，无路可走，只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公开的民主政治体制。过了这道坎，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前景无限好!届时，钓鱼岛不需一枪一弹，自然回归中国怀抱。世界人民都知道，正义与和平的价值无限大，力量也无限大。

从环保队伍组织机构的性质而言，环保部门应该履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的职权和职责，环保系统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

我国从环境保护总局到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有进步、有发展、有成效，但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距离。

现行管理体制除了省市区环保厅局一把手实行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外，其余全部实行地方政府管理。各级地方环保局长的管理关系全部在地方，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地方党政领导的指令。

从环保队伍组织机构的性质而言，环保部门应该履行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监督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由于目前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观念尚未改变，当经济与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还要为经济发展让路。

由于环保体制是属地管理，地方环保干部和领导还要帮助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落实“三跑任务”，即为政府跑环评项目，获得批准;跑环境总量，得到增加;跑关系，得到疏通。为了解决环保工作费用，还有收取排污费的任务。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环保工作人员从事这项工作，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环境污染执法监管方面。

因此，笔者建议，环保系统的管理体制必须改革，由地方政府管理调整为环境保护部直属管理。环境保护部垂直管理到省市区环保厅局，省市区环保厅局垂直管理到地市级环保局，县区级环保局由地市环保局派出机构，3~5年轮换。这样既能有效地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又能全面有效地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推进企业全面有效地治理污染，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只有实行垂直管理才能对企业实行有效执法监管，防止各种保护主义对企业污染的包庇袒护，防止各类消极腐败的孳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