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

记得有一位老领导曾经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为官一时，做人一世，朋友永远。”

“为官一时，做人一世”，道出了为官和做人之间的要义。这和古人“做官先做人”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有这样一则故事：古代一位举子进京赶考，进考场前在路上发现一枚铜钱，便急忙用脚踩住，见四下无人，迅即将钱捡起塞入囊中。考生此举恰好被站在远处

的主考官看见。后来，这位考生的文章写得很好，若以文章录取，他完全可以金榜题名，可主考官却断然地将他除了名。为了教育举子，主考官作诗一首贴在墙上：“一枚铜钱尚动心，要他为官定害民。贪心从此须悔改，未做文章先做人!”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来提倡做人必具人格，做官须有官德。“敬天地，忠社稷，孝父母，和夫妇，友兄弟，信朋友，睦乡邻，施穷人，救危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的人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官贵能‘贫’，这是官德。为官者应是从人民中脱颖而出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精英，是群众的榜样，是严于律己的表率，唯其如此，才能当群众的领路人，带领人民群众奔小康、创大业。古人云“民以吏为师”，为官者如何做人，直接影响着党风、政风、民风。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党员干部提供了开拓进取、大展鸿图、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遇，同时也为在各方面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提出了严肃的课题和严竣的挑战。有些人诸如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之流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酒色财的包围之中日渐失去人性、党性，以至走上贪赃枉法，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道路。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不是好人，是跑官、买官混上来的;有的则由好学坏、越学越坏。这个教训就在于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党和人民给了自己权力，应好好利用它为人民服务，而不应用来谋私，搞钱权交易。手握权柄的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用党性原则、道德和法纪来约束自己，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带领一方人民致富。

做官是一时的事情，要做就要就好，不要被“贪”字污了清白;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做官必须先学会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良知、失去人格，忘了本份!从而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东汉末年，神医华佗的美名在民间传开了，这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于是举华佗为“孝廉”。通常被举为孝廉的人，都出身名门贵族，被举为孝廉， 就有希望做官。像华佗这样的平民百姓能够被举为孝廉，实在是难得。

乡亲们得知华佗被举为孝廉时，不禁喜忧参半。喜的是华佗可以做官了，可以了却父母的心愿，光宗耀祖了;忧的是如果华佗做了官，谁来为乡亲们看病呢?

可是很多天过去了，却不见华佗有丝毫离开的意思。“难道消息是假的吗?”有乡亲问华佗。

“不，是真的。”华佗说，“但我拒绝了。举孝廉，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来说，也许是做官发财的阶梯，但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虚名罢了，哪里有我为乡亲们治病更有意义呢!”

几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而这次不再是徒有虚名的“孝廉”，而是来自都城洛阳太尉府的征辟信，只要被应征到都城的太尉府，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这次乡亲们仍然舍不得华佗走，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为华佗髙兴。

“这回你可不能再拒绝了。”有乡亲说，“这可是真正的官，你会有府邸、奴仆、家丁，有权有势……总而言之，好处多着呢!吃了这么多年苦，你也该享受一下了。”

“是啊，别再拒绝了，你父亲临终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做官，为华家光宗耀祖，你可别再让他失望了。”

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这个官。做官不适合我。况且，我最擅长的是医术，如果周旋于宫场，那便是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于国于民都不是件好事。至于光宗耀祖，我多救几条性命不是更有意义，更对得起华家的列祖列宗吗?”

于是，华佗再次拒绝人朝做官，坚持做一个平民百姓，钻研医术，救死扶伤。

朱温建立梁朝的时候，在北方还有两个较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幽州的刘仁恭，一个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这时候，北方的契丹族开始强大起来，它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耶律是姓)统一了契丹的各部，建立政权。公元907年，阿保机带领三十万人马，攻入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兵力，对付朱温，就跟阿保机联络，双方在云州东城见了面，结为兄弟，还约定日子一起攻梁。但是阿保机一回到契丹，看到朱温势大，就反悔了，另外派人跟朱温结成同盟。

李克用听到这消息，气得差点昏过去。到第二年春天，他连气带累，背上长了毒疮，病倒了。他自己知道再也起不来，就把儿子李存勖(音xù)叫到床边，叮嘱说：“朱温是咱家的冤家，这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上去的，后来他反复无常，投靠朱温;契丹曾经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说着，他吩咐侍从去拿三支箭来，亲手交给李存勖说：

“这三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三个仇人，给咱家报仇。”

李存勖跪在床边含着眼泪，接过箭，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嘱咐。李克用听了，才阖上眼睛死了。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接替他父亲做了晋王。他用心训练兵士，整顿军纪，把散漫的沙陀族兵士训练成一支精锐善战的队伍。

李存勖决心消灭仇人，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三支箭十分郑重地供奉在他的家庙里。每次出征的时候，他先派个官员到家庙里把箭取了出来，放在一个精致的丝套套里，带着上阵去;打了胜仗，再送回家庙。

李存勖出兵跟梁兵进行了几次大战，把朱温率领的五十万大军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朱温又羞又气，发病死了。

接着，李存勖又攻破幽州，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都活捉过来，押回太原。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即位称帝，过了五年，派兵南下。李存勖亲自出兵，大破契丹兵，把阿保机赶回北边去了。

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十来年仗，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梁朝，统一北方，即位称帝，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这就是后唐庄宗。

唐庄宗报了他父亲的仇，志满意得，认为敌人已经消灭，中原已经安定，就图起享受来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戏演戏。那时候，晋王府里有一个戏班子，专给王府演戏。唐庄宗小时就跟戏班子里的伶人(旧社会称以唱戏为职业的人为伶人)混得挺熟。后来，他在河北战场上拼死拼活地打仗，把演戏的事搁起来了。到做了皇帝，他又沾上了演戏的癖好，成天跟伶人在一起，穿着戏装，登台表演，把国家大事丢在一边。

他给自己起了艺名，叫“李天下”。

有一次，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有个伶人上去给他两个耳刮子，把唐庄宗打得莫名其妙。别的伶人见了也大吃一惊，冲上去揪住那个伶人责问。那个打耳光的伶人笑嘻嘻地说：“理(理和李同音)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唐庄宗听他一说，才知道是跟他开玩笑，挨了打也不生气。

伶人们受到唐庄宗的宠幸，在宫里自由进出。他们跟皇帝可以打打闹闹，对一般官员，就更神气活现了。官员们受了他们的欺负，心里气恼，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有些官员为了要他们在庄宗面前说句好话，还得向他们送礼讨好。有个伶人名叫景进，专门替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谁不讨他的好，他就在庄宗面前说坏话，谁就该倒霉。所以，官员们见了景进，没有不害怕的。

唐庄宗要封两个伶人当刺史。有人劝阻他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得到封赏，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

唐庄宗根本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官，一些将士见了，果然气得要命。不出几年，后府朝廷内部先乱了起来，大将郭崇韬被害。另一个大将李嗣源(李克用的养子)也被猜忌，差点丧了命。

李嗣源受到将士的拥戴，决定反对唐庄宗。他带兵打进汴京，准备自立为皇帝。

唐庄宗在洛阳听到这个消息，想回汴京。半路上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孤立，垂头丧气地跟左右将士说：“这下我完了!”

唐庄宗回到洛阳，还想抵抗李嗣源。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来也是个伶人，曾经认大将郭崇韬做叔父。郭崇韬被杀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趁这个机会，就发动亲军叛变，攻进皇宫。唐庄宗想抵抗也来不及，被一支流箭射中，丧了命。

李嗣源接替唐庄宗做了后唐皇帝，这就是唐明宗。

毛泽东对这位老师的评价是，“一世不做官，是个怪人。”

其实，柳午亭做官的机会很多，无论在谭延闿的湖南都督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或者南京国民政府。

解放后，他也不做官。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接他到北京，可他连参事、馆员之类的“官”也没做，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黄棠山庄”。

不过，土改时柳午亭也遇到点“小波折”——划成分。按土地、房产，柳家自然归入“地主”之列，那就意味着柳家财产被分，柳午亭在政治上入“另册”;可柳家是烈属，柳本人还是毛泽东的老师。

官司打到了省政府，也打到了毛泽东那里。省政府主席王首道一句话，大意是柳午亭的家庭成分由中央定。于是，柳家的成分一直未定。骆霞记得，她妈妈每次填履历表时，家庭成分一栏总是两个字——“未定”。

毛泽东一直关心柳午亭。1957年5月11日，他在写给李淑一的信中，叮嘱李：“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可就在这一年的12月，柳午亭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在长沙溘然而逝，享年81岁。

1920 年 5 月，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身患重病，语重心长地对吉鸿昌说：“孩儿正直勇敢，为父放心，不过我有一句话要给你说明，当官要清白廉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即不许发财……”父亲去世后，吉鸿昌把“做官即不许发财”七个字写在瓷碗上。交给陶器厂仿照烧制。瓷碗烧好后，他用卡车把碗拉到部队，举行了严肃的发碗仪式。他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我绝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要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说完，他亲手把碗发给全体官兵。当时吉鸿昌年仅 25 岁，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营长。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