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性

低价救命药，越来越高频率出现缺货。对于这种情况看看相关部门怎么说。

这个五一节，赵碧珍觉得特别漫长，她患有心脏病，需要开胸更换心脏瓣膜，因为手术必用药鱼精蛋白缺货，她只能在病房里排队等药。她的病友们等不及，已陆续离开，她一直在等待，但不知何时能等来“救心”的药。

鱼精蛋白全国性缺货，今年并非第一次。5年前，也曾经出现过。

低价救命药，越来越高频率出现缺货。有医生分析，这与药品价格低，企业利润薄、无生产积极性有关，甚至有医生猜测，此次可能是药品生产企业涨价的前兆。

无奈的等待

住院半个月等药“救心”

赵碧珍今年44岁，自贡人，去年一次体检中，她被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两个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一个需要更换，一个需要修补。4月14日，她入住成都军区总医院心脏外科，等待手术。

医生告诉她，因为缺少名为鱼精蛋白的药，手术没法进行。“我好不容易排到了床位，不愿意轻意放弃。”赵碧珍说，她总以为药应该缺不了多久，说不准过几天就等来了药品。于是，她继续在医院住了下去。半个多月过了，药还是没来，她的心情也越来越差。

据记者了解，像赵碧珍一样等药做手术的病人，不在少数。68岁的高含清的心脏手术也是没药，等待了小半年，手术被取消了。在此期间，其家人还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省人民医院去打听了一圈，希望能借到药。然而，各大医院都说没药可借。

全国性药荒

今年来，已成全国性缺货

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都军区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相关科室了解到，鱼精蛋白缺货已有一段时间，每家医院都只存有少量的药品留给急救病人。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罗勇说，医院只剩下10来支存货，只能留给急重病人，不敢给现在的病人使用。为此，医院有10来个病人处于等药状态。

事实上，今年以来，“鱼精蛋白”缺货已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据媒体公开报道的资料显示，浙江、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均缺货。

据张近宝介绍，全国每年要做22万例心脏病手术，四川每年有五六千人接受心脏病手术。这个庞大的群体，都是鱼精蛋白的最终使用者。

“对一些病人来说，延迟手术会影响到病情发展。”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张尔永受访时称。

业内分析

短缺药品售价多年不变

这是厂家涨价的前兆?

为何“鱼精蛋白”会缺货?成都一家三甲医院药剂科负责人介绍，鱼精蛋白在国内有两家企业生产，几十年来维持同一售价，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企业方面生产药品的经济驱动力大大降低。

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鱼精蛋白，历史上曾有9.1元的供货价;2014年，北京悦康凯悦制药有限公司的供货价格是13元多。

事实上，在5年前，鱼精蛋白就曾出现过大面积缺货，并引起了各界关注。后来，药企加紧生产，缺货情况得到缓解。

时隔5年，这种价格低廉的手术必需药品再度缺货。

有不愿意具名的院方人士说，这次之所以缺货，是因为北京的那家企业生产的药品仅供北京地区使用，不再流通到北京之外的区域。因此，所有供药压力全部压在上海的那家企业。该人士还推测，这可能是药品生产企业涨价的前兆。

4月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分别致电“鱼精蛋白”的两家生产企业，北京悦康凯悦制药有限公司公开的联系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部门则反馈，负责人在开会，无法回答相关问题。

问诊药荒

省政协委员：建议给低价紧缺药提供补贴

对于鱼精蛋白5年一次的缺货事件，医疗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成都一家三甲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认为，鱼精蛋白的缺货与价格低廉企业利润少，缺乏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缺货问题，行政部门应该进一步放开条件，让更多企业参与到这类药品的生产中来，增大供应量。“当然，这涉及到企业生产资质和能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更长。”他说，在此之前，不妨国家适当放开这类药品的价格，增强企业生产这类药品的积极性，先解决目前最紧要的救心问题。

四川省政协委员陈张铭认为，鱼精蛋白的缺货是低价紧缺药的普遍现象与个案的关系。他建议针对低价紧缺药的现状，要发挥药品使用单位和行业协会的作用，他们要积极主动向区域内行政部门(包括卫计委和食药监局)提出建议，指导、扶持敦促低价紧缺药的企业加大生产力度，同时给这类企业提供一些政策的扶持与补贴。当更多企业愿意生产后，再通过行政的杠杆调整，降低它的补贴。

谢伟锋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说，中国目前已经有近20个城市制定了公共场所无烟的法律法规，全国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正在立法进程之中，有望今年公布实施。

在北京、上海等地已执行的“最严禁烟令”将有望推广全国。规定在公共场合违法吸烟行为将承担法律责任，是立竿见影的禁烟手段。立法之后，立案和惩处随即跟上。群众也普遍认为，具体到执行，那一纸为禁烟而开出的罚单，不啻是执法公器的威力显现。

用罚单来对禁烟令进行量化参考，是大众化的口径。相关部门也以此来现身说法。今年4月，北京市卫计委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快满一年之际，发布数据展示禁烟成果。成绩单显示，有376家单位因整改不到位被行政处罚，劝阻违法吸烟3322人次，有1331人被处罚，共计罚款105.47万元。

罚单数量并不能等同于整个北京市在这一阶段违法吸烟者的真实数量，公共场合依然故我的吸烟者，远远不至于千人。其中原因，有执法监督力量的人员不足，也有信息对称和宣传引导的边际效应，还有烟民素质的有待加强。“最严禁烟令”公布之后，市民的抱怨之声也时有泛起。他们在“有盖、有顶”的公共场合还是被尼古丁滋扰，而惩处吸烟者的罚单却迟迟未到。

地方在进行专门的控烟立法之时，也考虑到执法难的问题。吸烟在我国具有庞大的人群基数，很多烟民对此产生了明显的生理条件反射，使得禁烟令的政策执行存在极大难度。在教育层次和年龄结构来看，顽固性烟民和尝鲜性烟民都呈现大跨度的现象，也使得禁烟令的执行存在很大的反复性。现在看，给吸烟违法者真金白银的罚单，已被认为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惩处方式。但即便如此，很多城市还有多年未开出一张禁烟罚单的尴尬。

这使得观望禁烟令政策的人产生认识的误区——除了罚单，关于禁烟其他办法实在不多;即便有罚单，禁烟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现在，全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有望今年出台，不看好的大有人在。但在现实阻力面前，不妨看到积极因素。禁烟令并非一纸空文，北京市卫计委数据久显示，控烟条例实施一年来，公共场所吸烟人数从11.3%下降到3.8%，控烟投诉举报数量也在下降。

如果单靠罚单未必有此成效。公共卫生领域的保障，靠惩戒只是治标，要治本还是要靠公民素质的养成。而当禁烟立法成为契约精神的首要，一种正能量随即产生，就有可能对吸烟者产生压力。就这点而言，禁烟令的全国性出台，实在是太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