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趋于成熟。

与之相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分享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果，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期待。恰逢2015全国两会到来之际，社会各界将再次聚焦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大计。两会看什么?怎么看?记者围绕“四个全面”的部分内容，尝试提出相关看点，以飨读者。

改革关键年，将有哪些关键之举?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已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自那以后，每一项改革部署、每一个政策举措，都牵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如果说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那么2015年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改革征程中我们已经迈出了多少步?开局起步的情况究竟如何?同时，关键之年又会有哪些关键之举?将会开出怎样的改革清单，涉哪些险滩、啃哪些硬骨头?2015全国两会上，党的意志将会再次上升为国家意志，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部分内容，将会再次转变为具体的政府决策。对于改革，我们始终充满期待。

新常态下，GDP增速会下调吗?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早在三个月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降息”又“降准”，引发社会各界关于中国经济的冷思考、热讨论。

其实，自去年5月以来，“新常态”就成为人们评论中国经济时引用最多的一个词语，其不仅意味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还蕴含着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那么，“新常态”在2015年会有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体现?特别是“降息”又“降准”后，还会降GDP增速吗?“两会”之中必定有看点。

聚焦“三农”，农村“沉睡的资本”如何活起来?

2015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连续第十二年聚焦“三农”。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

同时，“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三农”。文件专章部署依法治农，指出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

一边是改革，一边是法治，相信这些新部署、新思路，必会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热议的话题。

区域协同，会创造哪些发展机遇?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确定2015年区域经济发展路线图，要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按图索骥，记者梳理发现，各地两会也确实不离上述三大关键词，积极部署对接国家战略。比如，今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核心省份新疆，在部署今年工作重点时，就把“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放在首位强调。

显然，“区域协同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究竟会给国家、各地带来哪些发展机遇?相信在全国两会上，这个问题一定会是热门话题。

制度反腐，“打虎”“拍蝇”还会有哪些动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力反腐有关，特别是对贪腐高官的查处令人瞩目，仅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查处省部级以上贪腐高官80余名，这种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令人震撼。

“全面从严治党”的号角已经吹响。2015年，如何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还会有哪些“大老虎”被揪出，如何真正用制度管住权力，切实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进而将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人们无比期待。

公正司法，冤假错案不再有了吗?

设立巡回法庭、清理执法考核指标、推行司法公开……近日，有关法治的新闻再次屡屡见诸报端。其实，法治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频词。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部署“建设法治中国”之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部署。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呼格吉勒图、于英生等冤假错案不再发生。下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会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对此，“两高”报告自然是必读文件。

立法法修改，“红头文件”能不再“任性”吗?

立法法，一部涉及立法体制、规范立法工作的基本法。根据部署安排，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此之前，立法修正案草案已经经历“两审”，多处修改值得再思考。

地方立法权真的会扩大吗?草案拟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将较大的市(包括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修改为“可以对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同时，“红头文件”会得到遏制吗?根据草案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究竟如何定论，让我们拭目以待。

户籍改革，民生福祉有啥新期待?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发文，将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这些地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户籍制度改革被称为硬骨头，特别对于特大城市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如今，积分落户总算是为外来常住人口融入北京等地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

当然，民生福祉绝不仅仅是一纸户口。上学、看病、买房……这些事关百姓的民生问题年年都是热点，也说明百姓期望政府下更大功夫。正如很多网友所呼吁的，期待全国两会涌现出更多的“中国好声音”，促进社会资源分配更公平，百姓生活更如意。

巩固思想文化阵地，如何荡涤“精神雾霾”?

群众不但需要充裕的物质食粮，也需要丰富的精神食粮。对人们的思想阵地，先进的思想不去占领，腐朽的思想便去占领。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恐怖的网络暴力、害人的网络谣言、低俗的网络色情以及其他种种网络丑态，正在影响百姓视听、玷污群众思想。

显而易见，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对于个人成长、家庭生活、国家安全极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今，如何让“真善美”发扬光大，让“假丑恶”退避三舍，荡涤各种“精神雾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是值得你我共同研究的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如何破解“十面霾伏”?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雾霾”“污水”，我们必须形成共识：只有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交出一张足够分量的“生态答卷”，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才是做活“发展文章”的最根本保障，才是国家和人民最大福利。

有共识，更要有行动。每年全国两会上，生态保护、美丽中国、雾霾治理等总是提及频度最高的热点之一。今年应该还会如此，群众依然翘首以盼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各方责任，破解“十面霾伏”等一系列问题。

设立巡回法庭、清理执法考核指标、推行司法公开……近日，有关法治的新闻再次屡屡见诸报端。其实，法治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频词。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部署“建设法治中国”之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部署。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呼格吉勒图、于英生等冤假错案不再发生。下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会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对此，“两高”报告自然是必读文件。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章部署“建设法治中国”之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做出了全面、系统、科学的部署。设立巡回法庭、清理执法考核指标、推行司法公开……说到底，这些都是为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呼格吉勒图、于英生等冤假错案不再发生。下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会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

【热词出处】2015年两会上，两高报告对司法个案的关注是一大亮点，两份报告均提到了“呼格案”。与“呼格案”一并被最高检提及的，还有“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王本余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案”等几起冤错案件。

【舆论风向】2014年，多起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司法公正问题也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解决冤假错案的政策，百姓给予很大期望。

【精彩声音】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很不容易，但关键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上来保障不出现或者少出现冤假错案。”

收录导语：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这是继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后又一大冤案得以平反，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类似这两起案件的还有不少，佰佰安全网专注公共安全知识的小编选择其中较为著名的“冤假错案”，其一波三折堪比惊险小说，但其中的主人公亦是备受岁月的煎熬，有些则是含冤而死，根本等不到昭雪的那天。小编带你了解。

胥敬祥抢劫案

1991年春节，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了10多起入室抢劫案。当地群众人心惶惶，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胥敬祥招供后，轰动中原的这起连环抢劫案终于告破。1997年正月初一，胥敬祥在狱中给审判长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自诉答辩书，哭诉自己的经历："我是被冤枉的，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2005年3月15日，被关押13年后，胥敬祥终于走出了监狱。

徐计彬强奸案

1991年邯郸市曲周县乡村教师徐计彬，因强奸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15年后被宣判无罪。1990年12月3日，徐计彬的邻居尚某某报案称自己在家中被人强奸，公安部门迅速介入展开调查。案发现场的被褥上留有精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现场精斑化验血型为B型。2006年年初，自感冤枉的徐计彬乘着全省大接访的有利时机，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在律师的建议和帮助下，徐计彬到多家正规医院重新鉴定了血型，均爆出惊人结果：徐计彬的血型为“O”型。2006年7月28日，曲周县人民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

聂树斌强奸杀人案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成为犯罪嫌疑人被抓，后经石家庄和河北省两级法院审判，被判死刑。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佘祥林杀妻案

1994年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失踪，久寻不到，张家开始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数月后，一村民在村头发现一具腐尸，张家人一口咬定死者就是张在玉。这样，佘祥林就成了第一杀人疑犯，2005年3月28日，被佘祥林“杀害”达11年之久的妻子突然现身，一件天大冤案由此浮出水面。4月13日，京山县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

孙万刚强奸杀人案

1996年1月2日晚，22岁的陈兴会(当时是云南财贸学院会计专业二年级学生，巧家籍)在巧家县城郊红卫山一块草地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刀割开颈部死亡。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涉嫌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孙及家人此后不断申诉。2004年1月15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证据不足”，最终认定孙万刚无罪。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奸杀案

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再审不进行公开审理。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

李久明入室杀人案

2002年7月12日，二级警督李久明，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因一些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迫使他屈打成招，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7·12入室杀人案为自己所为，才使这起案件真相大白。

张绍友“奸杀侄女”案

2002年12月24日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河南张绍友“奸杀侄女”凶杀案。法庭上，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绍友始终声称“绝对不会干出禽兽不如的事”。至于他承认强奸、杀人的口供，张绍友则说自己被刑讯逼供，实在受不了拷打才口头承认的。2008年5月22日，河南省高院认定张绍友案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决定进入再审程序，并终止原生效判决的执行;一周后，一直在监狱服刑、身体饱受摧残的张绍友被取保候审。

赵作海杀人案

2003年5月9日，商丘市58岁的赵作海他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当地公安刑拘。在被超期羁押三年半后，商丘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杀害”多年的赵振晌突然出现在村里，和湖北佘祥林案情节几乎完全一致，“死人”复活令赵作海得以昭雪。

念斌投毒案

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家中多人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经过侦查，很快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其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被逮捕，提起公诉。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2014年9月份平潭县公安局已经重新立案，此前的8月22日，对涉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上诉人念斌宣告无罪。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使社会对法治燃起信心，同时对司法系统人员也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作用，让司法人员特别是具体办案人员认识到枉法办案对自身会产生何种后果。有了这种惩罚机制，司法人员才会基于事实和法律，而非根据政治权力和人情关系去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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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1994年8月10日上午，康某某父亲康孟东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同日下午，康孟东和康某某同事余秀琴等人，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边发现被杂草掩埋的康某某连衣裙和内裤。8月11日11时30分许，康某某尸体在孔寨村西玉米地里被发现。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康某某系被聂树斌强奸杀害。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提起公诉，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以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决定执行死刑。聂树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撤销对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改判有期徒期十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7日，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自2007年5月起，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认为聂树斌不是凶手，要求改判无罪。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本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存在重大疑问，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该案。

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于2016年6月6日决定提审该案。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该案由第二巡回法庭审理。7月4日，第二巡回法庭依法组成合议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主审法官夏道虎、虞政平、管应时、罗智勇为合议庭成员。再审期间，合议庭查阅了该案全部卷宗及相关材料，赴石家庄察看案发现场、核实相关证据、询问原办案人员，咨询了刑侦、法学专家，并多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听取其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改判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鉴于原审被告人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判决主要理由是：原判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是，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高校师生、公众以及新闻媒体记者等120余人旁听了该案的公开宣判。

该案宣判后，合议庭向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席公开宣判的检察人员送达了判决书，并就有关问题作了释明。据悉，该案后续的国家赔偿、司法救助、追责等工作将依法启动。

对当年造成这次冤假错案的责任人，你觉得该不该追责，有没有必要追责?

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错案一经发现，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同时，相比较错案的纠正，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防患于未然”，要做“事前诸葛亮”，使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无法形成。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不仅是我们刑事审判部门和法官应尽的职责，而且也是由于司法审判的最终判断性质所决定的。

审判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依法公正审判，防止发生冤假错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周强院长要求各级法院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刑事法官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依法公正审理每一个刑事案件，及时准确查明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依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如果办了冤假错案，公平正义就将荡然无存，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因此，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以完全根除。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很多，故意陷人入罪者有之，认识错误者有之，能力不强者有之，技术落后者有之。在当今中国政治清明、能力增强、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下，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冤假错案概率越来越小。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现实的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应当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对于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充分认识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冤假错案的影响绝不限于个案，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危害不容低估。一是对当事人的伤害。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二是对司法形象与司法权威的伤害。法院的司法公正最终是要靠案件质量来说话的，出了一个冤假错案，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三是对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治信仰的伤害。虽然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冤假错案，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司法应当绝对正确、公正无偏。因此，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就会极大地动摇公众的法治信念。四是对办案法官的伤害。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历史事实表明，一些冤假错案，如赵作海杀人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在西方，法官与公正是同义词，我们也认为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如果一个法官办了违心案、糊涂案，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变成了加害者，其职业耻辱感是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

第二，充分认识冤假错案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排除“文革”期间那种人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技术发展水平的相对性、程序制度的疏漏性以及其他许多可知或不可知的因素，冤假错案的发生仍然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或者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万一，既可能发生在此时，也可能发生在彼时，既可能发生在此地，也可能发生在彼地。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第三，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多少都存在突破制度规定，或者公然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我曾经在多个场合都讲过程序公正优先的问题，为什么要反复讲呢?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不是说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而是说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从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客观上程序公正是先于实体公正而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公正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诉讼的公开、透明、民主以及裁判的终局性和可接受性等方面，都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讲，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比如说，我们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我们必须坚持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原则，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特别是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第四，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我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规定，但公诉机关的追诉性质，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推而广之，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深层原因在哪里?要进行深入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不要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五，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进步日新月异，光学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众所周知，科技的应用，最快的是两个领域：军事行动和打击犯罪。关键是我们敢不敢用、会不会用。无论是传统科技还是现代科技，本身都有一个科学使用的问题，既要敢于使用，又要善于使用，既要作为重要的认识手段，又不能盲信盲从。比如DNA鉴定，上世纪90年代初，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的DNA可能吻合，而现在的吻合度已达到4万亿分之一，说明科技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美国1989年“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件中，一位女银行家在慢跑通过曼哈顿中央公园时被殴打和强奸，警方将嫌疑人锁定为5名14至16岁的少年，在漫长讯问后嫌疑人陆续认罪，经审判认定罪名成立，分别判处5至15年监禁，2002年案件真凶归案，新的DNA鉴定结论也表明当时的有罪认定是错误的。在日本菅家利和强奸杀人案中，菅家利和1992年被判终身监禁，2009年无罪释放，判有罪和判无罪的主要证据之一都是DNA鉴定结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相反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使用好科技的力量。因此，为充分运用科技力量防范冤假错案，必须加快提高政法机关的技术装备水平，特别是要加大对老少边穷、技术装备落后地区基层公安司法机关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科技运用能力。

第六，充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加强群众监督，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有效举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合理借助群众的力量、智慧，可以有效弥补专业法官认识的局限和能力的不足。长期以来，“杀人偿命”的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甚广，一个命案发生了，方方面面都很关注，特别是被害方，要求尽快破案、严惩罪犯的呼声往往很强烈，也很容易得到社会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设身处地地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法院审判和依法制裁的必须是真正的罪犯，而认定犯罪靠的是事实和证据，因此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极为重要。一是不要过于苛求侦查机关“命案必破”。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侦办案件初衷是好的，老百姓期盼获得安宁祥和的愿望也是好的，但侦查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强调“命案必破”必然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增添无形的压力，有的甚至会形成外在的干预因素，进而可能影响到办案质量。在实践中，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绝不可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二是避免冤假错案是要有代价的。从认识规律的角度上看，百分之百杜绝冤假错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以为，西方国家有较为完备的司法制度，可能不会有冤假错案，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主持的研究团队有一个结论：美国死刑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5%。他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教授主持的全美死刑适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詹姆斯教授组织开展，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前面讲到美国和日本的两个错案，还有去年6月12日宣告无罪的澳大利亚琳蒂谋杀案(即著名的“暗夜哭声案”)，琳蒂于1981年被控犯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历经31年才被平反昭雪。这些案件，在当时都认为没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真凶归案，或者是科技进步，冤假错案才得以纠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错案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司法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相，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如何能够有效预防冤假错案，一旦发现能够及时纠正。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三是及时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许多案件是否确为错案姑且不论，但由于长期拖延，真相迟迟不予公布，导致舆论哗然，让法院极为被动，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赢得信任。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刑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要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积极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的理解支持，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一些重大、疑难、争议较大案件的审判，可以考虑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群众代表组成观审团旁听观审，并以适当方式听取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可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论证、提供咨询意见。总之，我们要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

第七，充分依靠党的领导切实做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工作。我们的司法工作，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党的领导是做好司法审判工作重要的政治保障。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包括防范冤假错案，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会同公安、检察等专门机关，贯彻落实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共同履行法律职责，共同守住法律底线，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做好基础工作对防范冤假错案十分重要，这就是侦查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厦决不可建在沙滩之上。对公检法三机关而言，加强配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只讲配合、不讲制约，不符合刑诉立法精神，任何无原则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坚决杜绝。既然当了法官，我们就要有一点这样的铁面无私的思想境界。历史终将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捍卫党的事业，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之，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与其他专门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作用。公安、检察机关在前些年卓有成效工作的基础上，强调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侦查、起诉的质量和水平，进而为真正防住冤假错案提供重要基础。刑事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必须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用依法独立公正的审判把好最后一道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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