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时，当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看着灯光闪烁的灯盏，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忙碌的人们挑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当我们在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美不胜收的风景，当我们安居乐业的时候。可曾去关注历史，去了解历史，可曾想过一个世纪前的祖国母亲遭受过什么痛苦与灾难。

回忆过去，我们观看历史的天空，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所历经的灾难、历经的沧桑。

在那一个充满灾难、充满沧桑的年代，是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用他们的宝贵的性命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而又美好的生活，才换来了现在的和平，换来了祖国的发达、荣华昌盛。

历史让一个世纪后的我们了解到鸦片战争的罪恶，让我们了解到九一八事变，了解到曾经在这片美丽温和的大地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圆明园，那是清朝几代帝王才修建而成的，里面装满了珍宝首饰，十分的美丽、富有、堂皇。

雨过曾经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中称赞过圆明园是一件独一无二的瑰宝。

可惜，却被罪恶、贪婪的侵越者给毁了，把它变成一座废墟，使它往日的繁华不再。

还让我们了解到有一场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让我们不能不痛惜、不心痛、不憎恨、不反抗。

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一想。归根到底，那时的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跟不上世界的先进的科技水平。

想一想，自古以来只有与外国进行贸易交换，进行交流，开放国策，把自己国家的成果与外国相互学习，才能更好地发展，才会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有所成就。

可是，到了清朝年间的帝王不向先辈学习，不采纳先辈开放的国策，反而实行闭国封锁的国策。

以为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的一切都是天然产物，无需跟外国进行交易。更害怕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土会被外国占领。

却没有意识到这样更容易会被外国占领。却没想到，实行闭国封锁的国策会给未来的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会因此埋下祸根。

落后是要挨打的，因此我们憎恨不了侵越者，我们没有权利去追究责任。

但我们要铭记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作为青少年，作为祖国的花朵，不应该贪图享乐，不应该让祖国母亲再受到痛苦与灾难，而是应该要好好学习，学习知识，学习文化，长大后才能好好地报效祖国，使将来的祖国在我们的贡献下更加繁华昌盛。

我来到这里

来到这历史的静寂中

沉思

像一株生长的树

把清晰的剪影呈现给太阳

——题记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潮起潮落，中华民族这叶扁舟在风雨中摇曳，却始终顺流而下，未曾因风雨的阻挡停歇了前进的脚步。太多的伤，让人难忘;太多的恨，徒留悲怆。站在历史的门口，沉思五千年来的血与泪，我激昂地呐喊我们的民族必将越磨砺越光芒。

1840年外国入侵者用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粉碎了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自尊，摧毁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威逼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至此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风雨飘摇的旅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二十一条》这些远不止是割地赔款，它们字字是血，句句是泪，它们目击了一个巨人的轰然倒下。站在历史的门口，我们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嗟叹、悔恨、痛心。

是苍鹰就必然会翱翔于天际，是雄狮就必定会驰骋于大地。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后，终于站起来了，用八年的艰苦抗战击败日本法西斯，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之路就此展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进行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我们成功举办奥运会让世界为之鼓掌。

站在历史的门口，回望过去，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屈辱、有振兴，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用鲜血乃至生命铸就民族的崛起，而我们身上肩负的理应是民族腾飞的重任。苦难的过去，辛酸的历史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前辈们的勇往直前，抛头颅，洒热血是我们不竭的精神源泉。我们要用丰富的知识，强健的体魄迎接历史赐予的使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每个人都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当若干年后我们站在历史的门口再次回望，发现自己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的画卷如此绚烂，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报告祖国，使命圆满完成!”

站在历史的门口，“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桂花的民间栽培始于宋代，昌盛于明初。中国历史上的五大桂花产区均在此间形成。中国桂花于1771年经广州、印度传入英国，此后在英国迅速发展。现今欧美许多国家以及东南亚各国均有栽培，以地中海沿岸国家生长为最好。

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桂花成为名贵的花卉与贡品，并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皆献名果异树奇花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接着在上林苑中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当时栽种的植物，如甘蕉、密香、指甲花、龙眼、荔枝、橄榄、柑橘等，大多枯死，而桂花有幸活了下来，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提到桂花，当时桂花引种宫苑初获成功，并具一定规模。

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南京为天朝古都，南朝齐武帝(公元483—493年)时，湖南湘州送桂树植芳林苑中。《南部烟花记》记载，陈后主(公元583—589年)为爱妃张丽华造“桂宫”于庭院中，植桂一株，树下置药杵臼，并使张妃驯养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可想而知，当时把月亮认作有嫦娥、桂树、玉兔存在的月宫这一传说已相当普及，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把桂树用于园林栽培了。现陕西汉中市城东南圣水内还有汉桂一株，相传为汉高祖刘邦臣下萧何手植，其主干直径达232厘米，树冠覆地面积400多平方米，枝叶繁茂，苍劲雄伟。

唐代文人引种桂花十分普遍，吟桂蔚然成风。柳宗元自湖南衡阳移桂花十余株栽植零陵。白居易曾为杭州、苏州刺史，他将杭州天竺寺的桂子带到苏州城中种植。唐相李德裕在二十年间收集了大量花木，其中剡溪之红桂，钟山之月桂，曲阿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真红桂，先后引种到洛阳郊外他的别墅所在地，此时园苑寺院种植桂花，已较普遍。

桂花的神话传说不断出现，尤其是唐代小说中的吴刚伐桂的故事，更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传说中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汉朝河西人吴刚，因学仙时，不遵道规，被罚至月中伐桂，但此树随砍随合，总不能伐倒。千万年过去了，吴刚总是每日辛勤伐树不止，而那棵神奇的桂树却依然如故，生机勃勃，每临中秋，馨香四溢。只有中秋这一天，吴刚才在树下稍事休息，与人间共度团圆佳节。毛泽东的诗词“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就源出于这一典故。

唐宋以后，桂花已被广泛用于庭园中栽培观赏。宋之问的《灵隐寺》诗中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著名诗句，故后人亦称桂花为“天香”。李白在《咏桂》诗中则有“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植君园”。表明诗人要植桂园中，既可时时观赏，又可时时自勉。这种需要，导致园中栽培桂花日渐普遍。如宋朝梅尧臣《临轩桂》：“山楹无恶木，但有绿桂丛”。欧阳修《谢人寄双桂树子》中“晓露秋晖浮，清阴药栏曲”暗示桂花已移植到诗人庭院中的芍药栏杆旁。宋代毛滂《桂花歌》中“玉阶桂影秋绰约”说明在玉色的台阶前植桂。元代倪瓒《桂花》诗中“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指出窗前植桂。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最早的国都在亳(音bó，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当中，都城一共搬迁了五次。这是因为王族内部经常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再加上黄河下游常常闹水灾。有一次发大水，把都城全淹了，就不得不搬家。

从商汤开始传了二十个王，王位传到盘庚手里。盘庚是个能干的君主。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

可是，大多数贵族贪图安逸，都不愿意搬迁。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

盘庚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并没有动摇迁都的决心。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找来，耐心地劝说他们：“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想安定我们的国家。你们不但不谅解我的苦心，反而发生无谓的惊慌。你们想要改变我的主意，这是办不到的。”

由于盘庚坚持迁都的主张，挫败了反对势力，终于带着平民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以后二百多年，一直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

从那时候起，经过三千多年的漫长日子，商朝的国都早就变为废墟了。到了近代，人们在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遗物，证明那里曾经是商朝国都的遗址，就叫它是“殷墟”。

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就是龟壳)和兽骨十多万片，在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都刻着很难认的文字。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才把这些文字弄清楚。原来商朝的统治阶级是十分迷信鬼神的。他们在祭祀、打猎、出征的时候，都要用龟甲和兽骨来占卜一下，是吉利或是不吉利。占卜之后，就把当时发生的情况和占卜的结果用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这种文字和现在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把它叫做“甲骨文”。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演变过来的。

在殷墟发掘的遗物中，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皿、兵器，种类很多，制作很精巧。有一个叫做“司母戊”的大方鼎，重量有八百七十五公斤，高一百三十多厘米，大鼎上还刻着富丽堂皇的花纹。这样大的青铜器，说明在殷商时期，冶铜的技术和艺术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也可以想象得出，像这样巨大的精美的大鼎，不知道渗透着多少奴隶的血汗哩!

考古工作者还在殷墟发掘了殷商奴隶主的墓穴。在安阳武官村一座商王大墓中，除了大量的珍珠宝玉等奢侈的陪葬品之外，还有许多奴隶被活活杀死殉葬。在大墓旁边的墓道里，一面堆着许多无头尸骨，一面排列着许多头颅。据甲骨片上的文字记载，他们祭祀祖先，也大批屠杀奴隶做供品，最多的竟达到二千六百多个。这是当年奴隶主残酷迫害奴隶的罪证。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我们对殷商时期的社会情况有了比较确凿的考证。所以说，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

西晋时期，除了像王恺、石崇一类穷奢极侈的豪门官员外，还有一批士族官员，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说些脱离实际的荒诞无稽的怪话。这种谈话叫作“清谈”。这种人，往往名气很大，地位很高。这也可见当时风气的腐败了。

但是在官员中，也有比较正直肯干实事的人。像西晋初年的周处就是这样的人。他担任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三十年没有处理的。周处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了。后来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揭发。

周处原是东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年青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比一般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自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面游荡，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动刀使枪义兴地方的百姓都害怕他。

义兴邻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制服不了它。

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义兴人把周处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痛的还是周处。

有一次，周处在外面走，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他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今年年成挺不错，为什么大伙那样愁眉苦脸呢?”

老人没好气地回答：“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

周处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三害。”

老人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加上你，不就是三害吗?”

周处吃了一惊。他想，原来乡间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他沉吟了一会，说：“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把它们除掉。”

过了一天，周处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虎去了。到了密林深处，只听见一阵虎啸，从远处窜出了一只白额猛虎。周处闪在一边，躲在大树背面，拈弓搭箭，“嗖”的一下，射中猛虎前额，结果了它的性命。

周处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扛下山来。大家都挺高兴地向周处祝贺，周处说：“别忙，还有长桥的蛟呢。”

又过了一天，周处换了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去了。那条蛟隐藏在水深处，发现有人下水，想跳上来咬。周处早就准备好了，在蛟身上猛刺一刀。那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

周处一见蛟没有死，紧紧在后面钉住，蛟往上浮，他就往水面游;蛟往下沉，他就往水底钻。这样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直追踪到几十里以外。

三天三夜过去了，周处还没有回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处和蛟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在河底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处能杀死猛虎、大蛟，已经不错了;这回“三害”都死，大家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都是喜气洋洋，互相庆贺。

没想到到了第四天，周处竟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大蛟受伤以后，被周处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处杀死。

周处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死去，都挺高兴。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被人们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机，一个叫陆云。周处去找他们，陆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

周处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向陆云谈了。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现在想干一番事业，只怕太晚了。”

陆云勉励他说：“别灰心，您有这样决心，前途还大有希望呢。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志气，不怕没有出息。”

打那以后，周处一面跟陆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州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晋朝的大臣。

当曹操和袁绍在北方激烈争夺的时候，南方有一支割据势力逐渐壮大起来，这就是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

的孙策、孙权兄弟。

孙策的父亲是长沙太守孙坚，原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死后，孙策带兵投靠袁术。袁术看他少年英俊，很喜欢他，对别人说：“要是我能有像孙郎那样的儿子，我死了也安心。”

话虽这样说，袁术可并不重用孙策。孙策曾经想当一个郡太守，袁术没让他做。孙策的舅父吴景在江东丹阳(今安徽宣城)当太守，被扬州刺史刘繇(音yóu)逼走。孙策向袁术要求让他到江东去帮舅父打刘繇。袁术跟刘繇也有矛盾，才拨了一千人马给孙策。

孙策向南进兵。一路上，有许多人投奔他。到了历阳(今安徽和县)兵力扩充到五六千人。孙策有个从小就很亲密的朋友周瑜，也带了人马来会合，孙策的力量就壮大了。

孙策作战骁勇，再加上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得到百姓的支持。因此，很快就渡过了江，不但打败了刘繇的人马，夺回丹阳，还攻下了吴郡和会稽郡。这样，江东六个郡的大片土地，都被孙策占领了。

孙策占据了江东，还雄心勃勃地想向北发展。他趁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的时候，准备偷袭许都，把汉献帝抓在自己手里。正在调兵遣将，准备粮草的时候，想不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原来，孙策攻下吴郡的时候，杀了那里的太守许贡。许贡手下的门客跟孙策结下了仇。有一次，趁孙策上山打猎的时候，他们埋伏在树林里，放了一支暗箭，射中了孙策的面颊。

孙策受了重伤，请医生治疗也没有用，病势越来越重。孙策自己知道不行了，就把部下张昭等找来嘱咐，说：“现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人马地盘，可以跟人家较量一番，希望你们好好辅助我弟弟。”

孙权那时才十九岁。他年纪虽然轻，但是平时喜欢结交朋友，注重人才，在江东官员中，已经很有声誉。孙策把印绶交给孙权，叫他佩带起来，说：“咱们兄弟俩，要论上阵打仗的本领，你不如我;至于选拔人才，任用贤人，我比不上你。希望以后你好好保住江东这份基业。”说着，就咽了气。

孙权倒在床前哭个没完，张昭劝住了他，叫他立刻换上官服，骑着马到军营里去巡视一遍，一面赶快派人通知当时驻扎在巴丘(在今湖南岳阳)的周瑜。周瑜连夜带兵回到吴中，跟张昭两人一起辅助孙权。

那时候，江东六郡虽说都归孙策占了，但是还有不少偏僻的地方，不服他们指挥。有一些人还要看看风向再说。亏得张昭、周瑜两人一心一意帮助孙权，才把局面稳定下来。

孙权记住他哥哥的话，用心搜罗人才。周瑜对孙权说：“我有个好友鲁肃，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请他来帮助将军，准没有错。”

孙权派人把鲁肃请了来，两个人一见面，就谈得挺对劲儿。有一次，孙权会见宾客，等别人走完了，把鲁肃单独留下来谈心。

孙权说：“现在汉室衰落，天下扰乱。我想继承父兄的事业，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来扶助天子，建立霸业，您看怎么样?”

鲁肃说：“我仔细研究过天下大势。汉室已经不能再兴盛起来了。曹操势力已经强大，也除不了他。我替将军打算，还是保住江东这块地方，等待时机。曹操现在正忙着对付北方，顾不到我们这一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讨伐刘表，占领荆州，然后再来平定天下。这倒是汉高祖的事业呢!”

孙权听了这番话，心里豁然开朗，但是嘴里还是谦虚地说：“我哪能做到这些呢。”

范仲淹被排挤离开朝廷以后，他的同事富弼，因为支持新政，被诬陷是范仲淹的同党，丢了官职;韩琦替范仲淹、富弼辩护，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些人虽然同情范仲淹，但是不敢出头说话。只有谏官欧阳修大胆上书给宋仁宗说：“自古以来，坏人陷害好人，总是说好人是朋党，诬蔑他们专权。范仲淹是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把他罢免?如果听信坏人的话，把他们罢官，只会让坏人得意，敌人称快!”

欧阳修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四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荻草秆儿在泥地上划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十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诬陷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音xún)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通过观看《历史的抉择》这部专题教育影片，诠释了德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敢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先锋模范精神，我们要以切实的行动认真学习，认真工作，提高工作技能，为基层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在这些民生改革的大“罗盘”中，对农村这块提的高度比过去要更高一些。在笔者看来，《决定》对农村改革主要体现在“加法”和“减法”上，这必将为“三农”发展提供新的起点和重要机遇。

“加法”力度更大——《决定》强调健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幅幅愿景展现在人们面前，鼓舞斗志、热情和干劲。比如，以前农民规模经营想要贷款，他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子这些最值钱的财产都不能作为抵押物，而得不到贷款。今后这种情况也将改变。《决定》中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减法”也是亮点频现——《决定》中提出，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比如，农民想要进城，户口是最大的门槛，农村户口要想转成城镇户口，中间存在着层层障碍。今后，这种状况将随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改革会出现很大的改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决定》为我们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要实现，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一股劲，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畏艰险、埋头实干、勇往直前，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而不懈奋斗!

导语：在宋朝，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特别舍得花钱，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要说奢侈消费，在宋朝首屈一指的得数宋徽宗。

为了让日子过得舒服，宋徽宗特别舍得花钱，甚至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一个叫苏杭造作局，另一个叫苏杭应奉局，造作局归太监童贯管理，应奉局归“六贼”之一朱勔统率，这俩局是徽宗奢侈消费的主要代办机构。

苏杭应奉局负责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就是人所共知的花石纲，凑足一拨便通过大船往京城运输，那场面相当浩大，号称“舳舻相衔于淮、汴”，比春秋齐国大街上摩肩接踵的场面强上好几万倍。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诸位王公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起初在家里奢侈一把，还偷偷摸摸，玩些雾里看花的把戏，后来在皇帝的模范效应下，一个个干脆堂而皇之，坦然面对，将本来令人咋舌的奢侈消费变成了顺理成章。拿担任过宰相的王黼来说，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大人家里“堂阁张设，宝玩山石，侔似宫禁”，无论是房屋还是园林，都堪比皇宫内院。宋徽宗听说之后都赶来参观，转了一圈之后连连感叹：“此不快活耶!”

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恶名远扬，但追求豪宅并非他所在时代的专利，勇于推行改革的神宗在位时，大臣们也热衷盖大房。比如宰相陈升之，家里“极为宏壮，池馆绵亘数百步”，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景致美到大科学家沈括不得不在专著《梦溪笔谈》里予以专门记述。

早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享用奢侈品的端倪。作为宋朝早期的皇帝，仁宗本人在生活上颇为简朴，吃美食、住豪宅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有一次仁宗举办宴会，发现“有新蟹一品”，每枚“直一千”，一只螃蟹价值1000钱，惊得仁宗连连感慨，舍不得下筷子。

浪潮之下，除了帝王将相将奢侈消费搞得有声有色，普通百姓之家也纷纷效仿，比如“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老百姓出门“必衣重锦”，你要穿一身麻布衣服，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北宋时期，有个人叫陈康肃，号尧咨，他从小就喜欢射箭，整日练习，所以他的箭术十分精湛。他因此非常骄傲，常常夸耀自己的本领。

有一天，陈尧咨练习射箭，只见他举起了弓，搭上箭，一连发出十支箭，每支箭都正中红心。旁观人见他有如此高超的射箭本领，无不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很得意，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卖油的老头只是略微地点了点头，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陈尧咨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地问他：“喂，你这个老头也会射箭吗?你看我射得怎样?”老人很干脆地回答：“我不会射箭。你射得还可以，但并没有什么，只是手法熟练而已。”

陈尧咨听了有些恼火地说：“老头儿，你敢小看我射箭的本领，难道你有什么更高超的本事吗?”老人笑着说：“这射箭的本领我可没有，不过我可以倒油给你看看。根据我卖油的经验，知道你的射箭本领也是熟能生巧而已。”说完老人拿了一个盛油的葫芦放在地上，又在葫芦口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舀了一勺油，眼睛看准了，油勺轻轻一歪，那些油就像一条细细的黄线，笔直地从钱孔流入葫芦里。倒完之后，油一点儿也没沾到铜钱。

老人谦虚地说：“这也是一种平常的技术，只不过是手法熟练罢了!”陈尧咨听了十分惭愧，从此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箭术了。

做什么事情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同时，人的大脑记忆功能有一个遗忘的过程与规律，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如果不及时复习的话，很快便会忘记。所以，学习中不断地重复是必不可少的。读书学习还有一个把书变薄再变厚的过程，抓住重点，加以联想、引申、升华，掌握其中的精髓，逐渐转化为自己的知识与理论。在多次重复之后，我们便可以熟练地运用这个知识点或者是这项技能了。

[历史典故：熟能生巧

【拼音】mǎ shēng jiǎo

【成语故事】战国后期，秦国与燕国表面修好，互派王室的公子到对方国家去作人质。燕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秦王嬴政对他十分无礼与蔑视。太子丹向秦王请求允许他回燕国，秦王说除非马生角乌鸦白头才成。太子丹逃回燕国，派荆轲去刺杀秦王。

【出处】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 《燕丹子》上卷

【释义】乌鸦变白，马头生角。比喻不能实现之事。

【用法】作宾语、定语;比喻不能实现之事

【结构】主谓式

【近义词】马角乌白

【同韵词】熟能生巧、无利不起早、舒头探脑、傲头傲脑、虚无缥缈、百岁之好、鹰头雀脑、私谐欢好、希世奇宝、丁真永草、......

【年代】古代

【成语示列】

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 西汉·司马迁《史记·荆轲列传》

《东周列国志》第一百六回:"燕王依其计，遣使至秦。秦王政曰:燕王不死，太子未可归也。欲归太子，除是乌头白，马生角，方可!"

[历史典故：马生角

“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浓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这就是来自《水浒》的他——武松。

武松自小行武，武艺高强，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刚猛不屈是他刚烈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他的英雄本色；满腔热血构成了一个传奇英雄人物。如果用三个字概括武松的性格，那就是力、勇、智。这三个字既是武松行侠仗义的特点，又是武松打抱不平的写照，力、勇、智使武松的形象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深入人心。

武松力大无穷。在景阳冈，他独自一人赤手空拳对战一只老虎。只见武松先是一闪，再是一躲，摸清老虎“一掀，一扑，一剪”的套路。等那老虎复翻身回来，武松一棒，二跳，三拎，把那老虎按将下来。见那老虎挣扎，他便往老虎脸上乱踢。又见那老虎咆哮，一边用左手揪住顶花皮，一边用铁锤般的右拳击向老虎，打得老虎眼鼻口中鲜血四溅。

武松勇敢无畏。为了亲情不顾三七二十一闯入酒楼，左手拎着人头，右手拔出尖刀，往那西门庆脸上一扔，吓得西门庆魂飞魄散。杀兄之仇，不共戴天，武松怎会饶过西门庆，他一钻，一带，一提，一抓，便把西门庆扔下楼去，又纵身一跃，跳下楼，手起刀落，剁下西门庆的头。

别看武松只是一介武夫，他的智却不容小觑，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他从馒头中便看出异样，当其他两人因为饥渴喝了放入的酒时，武松却临危不乱，偷偷把酒往角落一倒，假装晕倒，等孙二娘一过来，就立即翻身而起，将孙二娘绊倒在地。

从景阳冈打虎，我们见识了一个力大如牛的武松；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到血溅鸳鸯楼，我们见识了一个嫉恶如仇、秉性刚烈、勇敢无畏的武松；从大闹飞云浦到智打孙二娘黑店，我们更见识了一个有勇有谋的武松。

这就是武松，一个武艺高强的好汉；

这就是武松，一个智勇双全的好汉；

这就是武松，一个嫉恶如仇的好汉；

这就是武松，一个敢作敢当的好汉；

这就是武松，我心中的英雄好汉。

战国时，苏代（著名纵横家苏秦之弟）听说赵国将要攻打燕国，他替燕国当说客到赵国去劝阻。苏代见赵惠文王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燕国来赵国途中，经过易水（今河北省中部的一条河，流经易县）时，看到一只蚌露出水面在晒太阳，正巧飞来一只鹜鸟去啄蚌肉。蚌马上合拢其壳，将鹜鸟的长嘴紧紧 地挟住，鹜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会被晒死。”蚌回答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会被憋死。”双方都互不相让，来了一个打鱼人，一下子把它们都捉了起来。 在苏代的劝说下，赵王放弃了攻打燕国的打算。 苏代讲的这个故事，叫做“鹜蚌相争，渔人得利”。至今还被人们常常引用，以说明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弄得两败俱伤，使第三者从中得到好处。

肝胆相照，谓肝与胆关系密切，互相照应。比喻互相坦诚交往共事。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肝胆相照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陰侯列传》和(宋代)赵令畸《侯鲭录》。

【释义】肝胆：借指真心诚意。比喻待人忠诚真挚，不耍心机，不玩权术。

肝胆相照的【历史典故】

西汉初年，有一个叫蒯通的人，他足智多谋，很善于分析形势，为人出谋划策。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楚汉相争之际，楚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处于相持阶段，一时之间难分胜负。刘邦的部下中，韩信势力非常强大，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想说服韩信建立第三种势力，与项羽、刘邦鼎足而立。

于是，他化装成看相的去见韩信，他对韩信说：“小人不才，对于占卜之事略知一二。给人看相，我一看他的骨相，就知道他的贵贱;二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喜忧;三看他的性格是否果断，就知道他能否成就大业。用这三方面来推断一个人的前途几乎可以说万无一失。”

韩信听了，说：“好啊!那你给我看看，怎么样?”

蒯通说：“看您的面部，做官再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很危险。看您的背部，富贵自不用说。”

蒯通看韩信已经动了心，便接着说：“如今楚汉相争，百姓死伤无数。两方相持不下，他们的胜败，便决定于您。您帮助项羽，项羽就胜;您帮助刘邦，刘邦就胜。我愿意剖开自己的心腹，拿出自己的肝胆，为您出主意，只是怕您不肯采用。我建议您，依靠自己的势力建立第三种力量，和他们三足鼎立。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您必须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您去帮助项羽，刘邦一定饶不了您;您去帮助刘邦，刘邦怕您夺他的天下，也很危险。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上天给你的福分你不要，反而要犯错误;机会到来你不动手，反而会有灾祸降临。’请您认真地想想。”

蒯通已经将整个形势分析得很透彻了，但韩信认为刘邦对他很好，一方面不忍心背叛刘邦，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刘邦会对他下毒手。他最终没有采纳蒯通的建议。后来，他被刘邦猜疑，还被吕后杀死了。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有次吴王领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的大将灵姑浮砍中了右脚，最后伤重而亡。吴王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三年以后，夫差带兵前去攻打越国，以报杀父之仇。

公元前497年，两国在夫椒交战，吴国大获全胜，越王勾践被迫退居到会稽。吴王派兵追击，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勾践听从了大夫文种的计策，准备了一些金银财宝和几个美女，派人偷偷地送给吴国太宰，并通过太宰向吴王求情，吴王最后答应了越王勾践的求和。

但是吴国的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

越王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他们夫妻俩住在夫差父亲墓旁的石屋里，做看守坟墓和养马的事情。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吴王夫差有病，勾践为了表明他对夫差的忠心，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夫差病好的日期恰好与勾践预测的相合，夫差认为勾践对他敬爱忠诚，于是就把勾践夫妇放回越国。越王勾践他回国以后，立志要报仇雪恨。为了不忘国耻，他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表示不忘国耻，不忘艰苦。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由弱国变成强国，最后打败了吴国，吴王羞愧自杀。

轻轻一阵风，唤醒沉睡了千年的躯体；轻轻一阵风，拂去历史神秘的面纱。站在时间的肩膀上，我与历史对话。

与历史对话，想写诗，一纸铺开春秋战国的千军万马，一笔浸染秦皇汉武的乌发浓眉。想继续屈原“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好理想；想实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伟大抱负；体会“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与无奈，感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与凄凉；刻画大元帝国的铮铮铁骑、成吉思汗手中那把拉满弦的如月弯弓。

我还要用诗句来形容拿破仑的威武、大卫的彪悍，赞美为解放黑奴献身的林肯……

与历史对话，想唱歌。应和着余伯牙和钟子期那曲《高山流水》的袅袅余音，歌颂孟母夜半穿针以缝游子身上衣的母爱，咏唱管鲍之交的深情厚谊，轻吟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缠绵思语……亲情至善，怀念那阳光般的温暖；友情至真，珍藏那千金难买的忠诚；爱情至美，用心品味那分甘甜，细心呵护那分温存。

为科学殷勤奉献一生的爱因斯坦，淡薄名利的居里夫人，爱无国界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以及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他们也是我歌唱的对象，也让我深感骄傲。

与历史对话，想喝酒。与陶渊明同醉于一处篱落，赏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致，或悄然入梦去寻找没有世俗纷扰的桃花源，继续一段缥缈又美妙的经历；与范仲淹同醉于岳阳楼，把酒临风，领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伟岸傲然，尔后敞襟大笑；与李白同醉于太湖之上，杯中酒太白，舷外水也清，却又怕“借酒销愁愁更愁”……东坡有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唯愿那千回百转的愁绪化为一缕清风，飘去瑶台；化为滔滔江水，奔流入海。

而与顾城同醉，学会的是另一种信念，“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

与历史对话，想奔跑。沿着长城从嘉峪关向山海关狂奔，跑过“秦时明月汉时关”，跑尽“八千里路云和月”，怀揣我国劳动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踏一路星辰，洒一路汗水，从上古跑到今天；沿着京杭运河从古时余杭向今朝北京狂奔，带着历史的沧桑，踩着历史的脚印，一路向北；沿着奥林匹斯山斗折的山路从宙斯的神宇向希腊体育广场狂奔，高举希望的圣火；沿着底格里斯河绵延的流径从巴比伦文化向世界文化殿堂的大门狂奔，追逐文明的脚步。

……

与历史对话，方知人类文明史的源远流长；

与历史对话，方悟生命的长度有限，而宽度无限；

与历史对话，放感我们中华儿女任重道远。须以史为镜，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二月的春风，抚摸岁月的额头；二月的春风，谱写历史的篇章。

站在时代的脚尖上，我与历史对话，我与未来牵手。

五千年有多久？五千年有多长？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滴水，可就是这短短的五千年，在中华大地上，江山曾多少次替换？战争的烽烟曾多少次炊起？河流曾多少次染红？只为换来君临天下的皇图霸业，刀光剑影碰撞出一曲又一曲的千古绝唱，泱泱长江，渊渊黄河，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进步。倾听历史长河，倾听这绝美的乐章。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乌江江水滚滚向东流去，带着霸王的血液，让李清照深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项羽生来就是天命之子，剑指江山，只因一时仁慈，放虎归山，令你成就了四百年的大汉败于你手，无颜归去，只得血染乌江，看你坐拥江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太宗一生辉煌，却只惜玄武之变，手足相残，父子情断，为我今生憾事。我太宗一生勤政，终换来“贞观盛世”，万生来朝，千古流芳。百年之后，人们依旧吟诵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人贤言。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李煜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怎会甘于被政治所束缚？后宫中，尽享奢华，岂不快哉？可我曾想过这个社会见不得歌舞升平，于是最终只能落个“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的结局。与酒为伴，与梦相依，我曾无数次梦回南唐，回想南唐的一草一木，却只能空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竹枪一杆，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天”。我道光一生无为，空有这“皇帝”虚名，国土被割，我却只能拱手相让，因我懦弱，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无颜去见先帝，只得降皇陵已谢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这洪亮的声音使万山肃立，千川静流，掌声雷动，欢声撼天，我毛泽东唤醒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在东方，一声洪响，站起来的是一个民族。

霸王的悔恨，太宗的盛世，李煜的愁苦，道光的懦弱，中国的崛起，这历史的长河中，多少人杰在谱写华夏的乐谱，纵使时光轮回的消磨，斗转星移的转变都是印在中华大地上的璀璨文明！

《中国历史故事》是一本讲在战争时期中一些有名而且还杀敌效国的大人物。

里面有大禹治水，卧薪尝胆，“强县令”董宣，“书圣”王羲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文豪苏东坡，留取丹心照汗青，武昌起义等等，这几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受，尤其是大禹治水，禹走过三次走过家门却没有一次进去看看儿子和妻子，由此可见，禹是多么希望早日治理好洪水，好让人们过上幸福的日子，最后禹治理了洪水，当上了皇帝。我也要向禹学习，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隋炀是凶狠残暴的皇帝，为了开凿大运河，一点也不管老板姓的死活，仅开挖通济渠的民夫就有近七十万人死在工地上，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最后被判军给杀死了。 在最后的武昌起义中，成立了中华民国。

“ 书圣 ”王羲之中只是 给一位卖竹扇的老婆婆添上了五个字，路人就把竹扇买光了可想而知，王羲之书法是有多好。

这本《中国历史故事》让我知道了战争时期的事，非常好看。

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西方历史，其视角和编纂方式的演进经历了大概四个阶段：古代，即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

在这个历程中，历史学家从发现时间开始和组织多重分散时间开始，逐渐发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重要，于是将历史事件先放入到一个静态的，后来又放入动态的因果关系网中。

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演进的历程，就能更好的把握整个西方几千年的史学传统。

最早人们描述的神话是时间之外，到编纂历史的时候就有了时间。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在这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希罗多德第一次区别了希腊神话，把认为是人间存在的东西描述出来的，被称为历史之父的话，比他小几十岁的修昔底德，第一次宣称是以考古学的形式，真正时间发生先后的东西来梳理这些实际发生的事件。

希罗多德提出了情节时间，即一个事件本身就是时间，所有事件放在一起他认为就构成了全部的时间。修昔底德修正了希罗多德，他认为这种方式不对，认为我们必须追问事件的先后，所以修昔底德提出了线性时间，以真正时间的先后来梳理实际发生的事件。

这两种时间结合在一起，既有了事件本身构成的可描述的时间的节点，又有了线性时间的框架，这就是古希腊这位个历史学家对后来历史编撰的重大贡献。

到了中世纪，历史的编纂面临着一个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让历史能综合神性和人性，因为神性是永恒的、无时间性的。奥古斯丁发明了一个词，拉丁文、“今世”)。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里，“今世”意味着现时代(the present

age)。这个时代是不动的、永恒的，这个时代非常大的，包含了神性，所以奥古斯丁是带着神性的视角来看历史的。

奥古斯汀通过“今世”这个词将时间的空间化了，而且是一个神性和人性联合存在，世俗和非世俗联合存在的空间。中世纪的历史就变成了一个静态的历史。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上帝之城》和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这三本书，是我们了解中世纪的非常重要的著作。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历史事件能否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楷模成为了历史编纂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人文主义的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模仿，而历史必须和这样的出发点相符。整个文艺复兴其实就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的发掘，从中选择那些能够体现人性和仁慈的事件，能够成为有效的博雅教育课程的楷模，并编纂入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