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向我们介绍了许多爱国志士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告诉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下面是关于书籍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读《把一切献给党》有感1：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透过书中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吴运铎向我们大步走来。

《把一切献给党》问世以来，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吴运铎在这部书里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到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小时候读这本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吴运铎为代表的兵工战士们不怕苦、不怕死的硬骨头作风，他们那种遇山劈石、遇海斩浪的乐观的工作、生活态度。常常惊叹于他们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从皖南向苏北转移，反扫荡，作为新四军的非战斗人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亦工亦兵，分散、隐蔽、突围，紧紧依靠党组织，依靠庄庄户户乡亲们的掩护，受伤、牺牲，一到目的地，立刻就地取材，重开兵工厂炉灶，修枪、修炮，造子弹……他们不满足于枪炮的修修补补，前线的需要、战士的要求就是“命令”，就是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收集了敌人打过来的各种各样没有爆炸的炮弹，把它拆开，又把每个弹壳、弹尾和信管锯开，通过实地解剖来掌握炮弹的构造原理和制造知识。我对每个零件都提出了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构造?它起什么作用?反复对证，直到断定不会发生错误为止。我把敌人炮弹的优点综合起来，再根据自己工厂的条件，绘出迫击炮弹的图样。”就这样，土法上马，第一颗炮弹造出来了，试验，失败，拆开，查原因，改进，再试，直至成功。就像这样的依葫芦画瓢，吴运铎们又制造了多种多样的地雷，制造了枪榴弹这一新式武器，还制造了专用来打攻坚战的平射炮……

“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怯弱，而且卑鄙。即使是‘死亡’又有什么可怕呢?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不过是一种重大的代价就是了。许多同志因为战斗需要，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难道在这严重考验的时刻，我竟迟疑不前吗?”这是《把一切献给党》“拆定时炸弹”一节中的一段作者的心理剖白，令人屏息静气却还透着些许的轻描淡写，没有在长期的、反复的生死场里磨砺过，就无法做到如此的傲视死神，更不具备这等坚强的神经，坚韧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较量中，吴运铎三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第一次，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他的左脚，后来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左腿感染。医生挖去腐烂的肌肉，在他的踝骨处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吴运铎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 第二次，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他从报废雷管中拆取雷汞做击发药，虽然事先用水浸过，但雷管还是在他手中突然爆炸，他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膝盖骨，左眼几近失明，昏迷不醒15天。第三次，1947年在大连附近的实验场，他和吴屏周厂长一起检查射出去的哑火炮弹。突然，炮弹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左手腕被炸断，右腿膝盖以下被炮弹炸劈一半，脚趾也被炸掉一半。他创造了生的奇迹，终于看到了全国解放的那一天。

今天，重读《把一切献给党》，最让人感动的还是书中的人物，除了“我”——吴运铎，还有在矿山高举革命火把的工人领袖黄静源，“我”的入党介绍人、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红小鬼”罗克绳，炮弹厂厂长吴屏周……我感受到了他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和永不动摇的革命信仰，“中国的保尔”吴运铎是“老兵工”的优秀分子，他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向“危险”低头的大无畏精神，他的刻苦钻研、大胆创新、机智灵活，他在实践中求真知，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均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人生观、价值观。

“党经常教育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集体的利益寻求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包括在集体的胜利中。个人不过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珠，无数的水汇合起来，才能成为壮阔的巨流;一旦离开了集体，立刻就要干涸。”这是他在申请入党时心迹的表露。在崇尚个性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需求越来越膨胀的当今社会，这段话听上去犹如空旷山谷里的回声，不光是山体，连草木都有回应。这字字句句直插心底，让人警醒。是的，一味地追求个人所谓的自由、幸福，最后的结果就是自私、狭隘、空虚，根本体验不到置身集体当中的幸福与满足，体验不到一滴融入大海里的水珠的快乐。

读《把一切献给党》有感2：

200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9月22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的“双百”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正式揭晓，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首任所长吴运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说到这个我党军工事业的见证人，就不能不提他的《把一切献给党》。

《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长篇人物传记，全书12万多字，分17个章节，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指向性颇强的名字，比如，“我们的工厂”“转移”等等，本书书名就来自第六节《把一切献给党》，也可以说是以这一节为分水岭，吴运铎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本书以“我”的口吻记叙，人物、事件、场景、时间，真实且清晰、具体，历历在目。吴运铎既是作者又是主人公。他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走来，讲述着他所经历的，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他是一个传奇，他的故事让任何小说家难以想象难以编撰。第一节“童年”，向我们介绍了他生长的地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江西萍乡煤矿，写了他童年时期的所见所闻，生活虽然艰难，辛苦劳作的父母还是把他们兄弟几个送进学堂，希冀孩子们通过读书，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但在三座大山压迫的缝隙下艰难喘息的旧中国，父亲的愿望只能是美丽的泡沫。小吴运铎调皮、好动，对新事物好奇，肯动脑，爱鼓捣，对机器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热爱“我觉得世界上最奥妙的东西就是机器了。……做一个管机器的工人——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想。”第二节“劳动的开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选编在京津沪浙四省市合编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中，今天，还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课本五年级的一篇重点课文。这一节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勾勒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写了他对“革命”、对“共产党”的初步认识。那时，在十几岁的小吴运铎眼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默、压抑的矿山，麻木、机械般劳作的矿工是他的整个世界。终于有一天，平地响春雷，长夜露曙光，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将这座死矿山点燃，昏沉沉的矿工们终于苏醒了，挺直了腰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职工子弟学校”“安源煤矿总工会”，这些大革命时期涌现出的新生事物让小吴运铎新鲜、兴奋，幼小的心田种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他看到了“世界上有种特别的人，只要是对穷苦人有利的事，他总走在前边，即使自己受苦受罪，流血杀头，也不畏惧。这是世界上最有志气的人，这种人就是共产党员。”然而，风云突变，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标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而告终结，矿工们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年仅12岁的小吴运铎以稚嫩的双肩挑起装满煤的箩筐，披星戴月，翻山越岭，顶风冒雪，赚一点血汗钱贴补家用。“日子长了，手指上烧的泡结成了又厚又硬的茧子。光着脚板走在煤渣堆里，也不怕疼了。……我的肩膀磨得结实了，挑三五十斤也不觉得吃力。”劳动，磨折了他的筋骨，更锤炼了他的意志。

第六节“把一切献给党”称的上是全书的“点睛”之节，是写20岁的吴运铎参加新四军，被派到军司令部修械所后的所观所感。简陋的设备、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但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同仇敌忾的战斗激情，很快就感染了他，他修步枪、造刺刀，谦虚好学，需要干啥就干啥。他像一滴孤独的水汇入大海一样，融入了革命的洪流，他的命运从此与党、与党的军工事业融为一体。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斗争的需要，修修补补的修械所已无法适应前线将士的要求，他们要在山沟里建立一座兵工厂。要造枪造弹造炮。山沟里的兵工厂建成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参观、采访，评价“你们这个兵工厂真是世界上极难得的兵工厂。”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信仰一定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的，战争年代更是如此。那时，惨烈残酷，你死我活，流血牺牲，哪有一丝空隙讲空话、务虚事?吴运铎和战友们就是在白手起家建工厂，土法上马造武器的工作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同样是转个不停的机器，同样是痴迷机器的吴运铎，但他的目标，他的内心，他的干劲，却有着质的变化，因为他所做的已经和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就像车间里贴的大标语那样：“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1939年5月18日，吴运铎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读《把一切献给党》有感3：

我出生于教师之家，父母分别是大学和中学的教师。从五岁识字开始，我便迷上了读书。因为父母工作忙顾不上我，年幼的我只能终日与书为伴。我每天都登着小板凳，爬上书架，搜寻着我喜欢的图书。开始是找图看，有图的看完了，就随便翻开一本，如饥似渴地啃着我似懂非懂的文字。我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可以一整天不开口，只与书本里的人物对话。

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一天，我在书柜的最里层又有了新发现。这是一本50年代出版的图书，书名是《把一切献给党》。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亲笔题字：“把一切献给党!与秀岩同志共勉。——吴运铎”我特别好奇：“父亲怎么认识书的作者呢?”“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她的成员为什么如此高尚?”晚上，我拿着书本去问父亲，他给我讲起了书的来历和书里的故事。当年，父亲作为学生干部参加了团市委的一个联谊会，荣幸地聆听了当时被誉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到天津所作的报告。晚上座谈的时候，他又与吴运铎坐在了一起，便捧着出版不久自己读后做了好多标记的《把一切献给党》，请英雄题了字。父亲说，你还小，现在读这本书可能会费点劲儿，但这是做个好人必读的一本书。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竖排版繁体字的书，读起来确实挺费劲，但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被作者的非凡经历和枪林弹雨中对党的赤胆忠心和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我想，长大了也要入党，也要成为这个伟大组织的一分子。从此，“把一切献给党”成为我幼小心灵中一句圣洁的口号，成为影响我一生的名言。

再读这本书，是在1984年。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女同时取出这本珍藏的书，站在人生的一个新起点，重新认识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共同立下了向吴运铎学习，把一切献给党的誓言。从此，父女二人相互鼓励，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当年，我写了题为“重读《把一切献给党》”的征文，在天津市读书节活动中获奖。

三读这本书，是在建党80周年的2001年，这部书被再次搬上了银幕，我也再次捧读它，对人生的理解，对党的认识再次升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向吴运铎那样，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思想道德和行动上的先进性，用毕生的精力实践“把一切献给党”的誓言。我用《再读〈把一切献给党〉》的文章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献给党的80岁生日的一份礼物。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时间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五年，我也已是具有20多年党龄的中年人了。我不由自主地走向书架，小心翼翼地取出这本两代人精心收藏的图书。我抚摸着它已经泛黄的书页，凝视着扉页上还异常清晰的作者题字，不禁感慨万千。吴运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真正实践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伟大誓言，他的光辉事迹教育着一代代人。至今，《把一切献给党》已经再版44次，而且作为革命理想教育丛书，继续影响着一代新人。吴运铎不止一次地教育年轻人：“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一句名言，而我手上的这本书，确实是使我受益终身的一本书。她像火炬，引领我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梯上向上攀登;她像镜子，让我时时照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她像戒尺，无论是在春风得意时还是在遇到挫折时，都使你不断地鞭策自己、敲打自己，让你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和重任。我自己也在认真地履行着入党时的誓言，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不求索取地默默耕耘，把自己的青春智慧都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如今，比起吴运铎的时代，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党员队伍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新形势新任务下，对党员先进性的要求没有变，党员对党的赤诚、奉献精神更不能变。在新的形势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将“把一切献给党”这句名言响亮地喊出来，并用自己一生去实践。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是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保尔身残志坚、顽强奋斗的精神以及他的名言所阐述的至高无上的生命意义，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强盛而抛头颅、洒热血、献终生。

从历史的深处，有一位“中国的保尔”向我们走来，他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楷模、党的好儿子、军工专家吴运铎。这位老英雄抗战时期投身革命，为研制炮弹多次负伤，九死一生，落下终身残疾。但他无怨无悔，乐观向上，以超乎常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继续战斗在军工事业第一线，用忠诚和坚强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

那些并不遥远的故事，或许正是需要我们共同追寻的闪光足迹。

为了革命，他付出了什么？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湖北大冶源华煤矿做童工、当学徒，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和志同道合的三位同伴奔向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穿上了粗布军装，镜子面前看着自己的模样，年轻的吴运铎充满了自豪感。他暗暗地警示自己：吴运铎，你已经是一名革命军人，从今天起，你肩负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重大使命！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和吴运铎谈话。先是简单介绍了我军的光荣历史，又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的优良传统。最后说：“你是机电工人，会修枪，会造炮，我们部队正缺枪，你还是去兵工厂造枪吧！”还再三嘱咐他：拿枪和修炮、造枪都是革命的需要。你们是技术工人，应该到那里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革命做出贡献。于是他被分配在司令部修械所工作。

吴运铎当时其实根本不会修枪，兵工这一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但他想，我投身革命队伍，就是要跟党走、听党的话。为了革命，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不懂不会的东西是可以学会的。1939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抱定“把一切献给党”的决心，忘我地投入工作。

为了革命，幼时因家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的他，在革命队伍中边实践边学习，自修了机械制造专业基础理论，成为修枪造枪造子弹的行家里手，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军械制造厂和新四军兵工厂担任技术员、副厂长、厂长。没有资料，没有材料，没有厂房，他和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动脑筋，用简陋的设备研制出杀伤力很强的枪榴弹和发射架，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消灭敌人的作用。由于敌人重重封锁，研制子弹没有火药原料，他们想方设法找代用品，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制成火药；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代替酒精使用；制造弹头材料更缺，他们试着把铅融化了注入模型做弹头，铅不耐高温，后改用铜元，放在弹头钢模里压成子弹头，里面灌上铅，才试验成功。为制造军用机床，他组织大家用废铁堆里找到的几节切断了的钢轨，中间钻洞安装上模型，然后把铁轨固定在案上，算是代用的“冲床”了……在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一批批步枪、子弹，运往前线，去消灭侵略者。这就是以吴运铎为代表的革命战士创造的奇迹。无怪乎史沫特莱参观了他们的兵工厂后，大声说：“吴运铎同志，我以一个国际友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敬意！”

为了革命，为了试制各种药，吴运铎三次负伤，炸瞎了左眼，炸断了左手的四根手指，炸坏了右腿，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无数伤疤。第一次负伤是在1939年，启动发动机时没有抓牢手柄，手柄落在左脚上砸出了一个小伤口，谁知得了破伤风，差点丢了命。第二次负伤是在1941年，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兵工厂化整为零，吴运铎率领的小分队主要负责子弹生产。在“茅屋工厂”，他亲自动手，将收集来的旧炮弹引信上的管拆卸下来备用，突然，一只管在他左手里爆炸了，顿时他被炸成了血人……数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我要亲自做这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第三次负伤，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当时我军急需选择有重工业基础的城市，建设一个有炼钢、炮弹、火药等门类的联合兵工企业，党中央将目标锁定在大连。这年春天，由于左眼里的弹片无法取出，吴运铎常常头晕失眠，非常痛苦。组织上安排他和妻子陆平来大连休养。听到要建兵工企业的消息，作为军工专家的他怎能安心静养？他坚决请求恢复工作，获得批准。在一次进行炮弹爆炸试验中，他再次被炸成重伤：左手腕骨头被炸断，右腿膝盖下被炸烂一半，右眼蹦进一块弹片，伤口流血不止……

吴运铎和他的战友们，建成我军第一个军械制造车间并首次制造出步枪，制造出我军第一批平射炮和枪榴弹，制造出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研制了拉雷、电发踏雷、化学踏雷、定时地雷等多种地雷，在只有8个人的条件下，年产60万发子弹……吴运铎九死一生。然而他说：“丰硕的胜利果实，是需要战士的鲜血浇灌的。”

在和平年代，他做了些什么？

新中国诞生一个多月后，党组织送吴运铎去苏联治疗眼疾。

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松林疗养院，风景秀丽，十分宜人。吴运铎在这里休养了20多天，便开始接受治疗。这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右眼也不好，长期红肿流泪，看东西头昏。身上共有几十处伤口，有许多炸弹的小铁片都没有取出来，已经和肌肉长到一起了。腿上的关节因为长期被石膏绷带固定，已经硬化，走起路来都是直的。对于来自中国的英雄，前苏联政府和人民予以热情接待，派出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经过手术，他右眼内残留的弹片取了出来，恢复了视力。随后，又安排他医治腿关节毛病和神经衰弱症。

一段时间后，吴运铎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苏方安排他参加了五一节红场观礼，参观了向往已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还见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达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他1943年就反复读过，那种感动和震撼仿佛还在心间。尤其令他佩服的是，保尔无限忠诚地对待党的事业，在战场上是无畏勇敢的战士，在建设中又是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保尔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吴运铎不断上进，特别是在他负伤的日子里，保尔就是他心中的榜样，千百倍地增强了他斗争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参观博物馆后他在纪念册上留言：“保尔，你给了我们中国人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使我们战胜了一切困难和一切敌人。”

吴运铎和保尔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在苏联友人眼里，在中国人民心里，吴运铎就是“中国的保尔”。

1951年，吴运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的全国劳模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5日，《日报》发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的长篇报道。10月11日，吴运铎应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在总工会作了三个小时的专场报告，讲述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苦孩子当上了煤矿工人，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工人参加了新四军，为革命修枪修炮到造枪造炮，三次光荣负伤，在身上、腿上、头皮上、耳朵上，共有30多处伤痕，体内至今还留有20多块和肉长在一起的弹片，严重地损害了健康，左手炸掉四个指头，左眼球被摘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了神州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历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多项兵器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使吴运铎声誉鹊起、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的原因并不是他在军工领域的成就贡献，而是缘于一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就是吴运铎所写、1953年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把一切献给党》。

在“文革”中，吴运铎也受到了冲击，被扣上“假劳模”等帽子，下放五七干校。可是，真正的战士是不会丧失斗志、虚度年华的。年过半百、一只眼瞎着、一条腿瘸着、患有严重哮喘病的他，不管干活多累，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争分夺秒地读书学习，戴上老花镜，先后读《毛同志选集》四遍，《鲁迅全集》两遍，还读了一些文史书籍，抽空还做数学题，并主动帮助生产队搞科学试验，从煤矸石里提炼农业生产急需的氮肥。

他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直至生命的终点。

英雄无言，历史呼唤什么？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因病逝世，享年74岁。逝世前一天，国家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称号。那一天恰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早在1983年病重期间，吴运铎就立下遗嘱：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存骨灰。

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假若我能返老还童，假若我有来生来世，我还要选择中国共产党，永远跟党走，把一切献给党！”

忠诚可感，天地为之动容！

他去世后，据说由于级别的原因，遗体未能覆盖党旗。但是，历史可以作证，吴运铎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儿子！

唁电、信函，从全国各地雪片一样飞来，表达着对这位老英雄的深切缅怀和由衷景仰。他的妻子陆平默默地翻检着这些函件，悲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

英雄已去，精神长存；浩歌一曲，穿越时空。

或许，20多年前的那个定格的历史场景，从某种意义上就诠释着一种精神的传承。1983年3月3日，身残志坚的“优秀团员”张海迪在北京见到了66岁的吴运铎。那天阳光和煦，春意融融。吴运铎从记者口里得知张海迪特别想见他，便兴致勃勃地赶到她住的万年青宾馆。张海迪坐在轮椅上，激动地握住吴运铎的手，说：“吴伯伯，您好！您身体好吗？”吴运铎害怕海迪站起来吃力，向前紧走两步，说：“好！好！你身体怎么样？吃饭好吗？”海迪忙答：“我好！我好！”然后，她说出埋藏在心底许久的话：“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您，是您的《把一切献给党》那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最初，我也觉得自己不行了，不中用了。后来，看了您写的书，心想，您老受了伤，几经磨难，还继续战斗，又搞创作，使我非常感动。”吴运铎鼓励海迪：“要乐观！”海迪坚定地说：“对！多少年来，我就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精神支柱才生活到今天。”并表示要向吴运铎学习，准备写一本自传体小说。

几天后，吴运铎给张海迪写了一封信，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天，我时常想，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使得不仅仅是健康的人们，就是残疾人，只要他有一颗强烈的振兴中华的心，就都能为国家作出贡献，青年人更是这样。”“我们时代的青年人，都应有远大的理想。而只有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的精神才永远是充实的。这理想，就是为人民的幸福、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而献身。”

张海迪学习继承了吴运铎的革命精神，她的人生之路同样是不平凡的。

历史呼唤什么，答案应该毫无疑问。呼唤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呼唤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呼唤无私奉献的精神，呼唤坚强正直的品格，呼唤对革命历史敬谨的态度，呼唤对人民英雄永恒的景仰。

这些，可都是民族魂魄的元素和基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