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有提及，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所以亚当·斯密变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然而亚当·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国富论》篇章众多，亚当·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交由市场去自主调节即可。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曾一度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备受推崇，甚至认为只有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罗斯福所推行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社会经济逐渐好转，从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再次重新思考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正确性。

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何者更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争论着。在我个人看来，国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仅应该是一个调控作用，是一个裁判的角色，避免社会经济过热或者过度萧条，在经济繁荣时期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则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经济的发展。适度的国家宏观调控不等于行政指挥经济。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自己国家经济的繁荣，倘若每一个国家都如此，世界经济则会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境地，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人们意识到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明白到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的弊端。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应该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毕竟一个经济学说正确与否需要相当长的一个经济周期来验证，而经济学的规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发现，在那么多经济学说中，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来确定到底应该用哪一种经济理论作为借鉴。

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绝对真理一样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时候遭到致命的打击，让人们一度怀疑它的正确性，然而后来其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条经济理论并不是永恒正确的，其是否起积极作用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情来具体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大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在不断地探索中寻找适合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吧。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说)。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 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第7-8页)，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 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 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 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第495-582页)

8. 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第588页)

9. 赋税四原则:1公平 2稳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的经典代表作。这本书的初版为1776年版本，它能够和当时美国的《独立宣言》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可见其历史价值之高。而我读后也受益匪浅。

《国富论》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读过本书之后，我认为此说法有其道理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不断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经济学著作或者说经济学原理不能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与其历史局限性，即它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的经济状况。而《国富论》不同，《国富论》分析揭示的是经济学的本质，是从事经济的社会中的人的本质，而人的活动的本质、心理是不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或是说，没有重大改变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亚当·斯密的观点无论是对于早期还是现期的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借鉴意义。其许多观点也亦被当今人们奉为经济学中的定理。

《国富论》中最具精华的理论，我认为，即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斯密从人的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他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个社会就在不同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效益最大化，即社会福利。因此，他认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自私有利于社会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从人具有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这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也揭示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矛盾的内心世界。人们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观、社会观。经济实际上是利己性与利他性结合起来完整的人的活动，是人们追求自身来自物质与精神整体的效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实现每个人的最大效益，并实现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书中提到了分工。他认为分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个人必然有不是自己专长的方面，如果每个人都自给自足，那么带来的将是低效率的生产。分工使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分工，社会资源能够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过分工，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将变得更好。

正因为如此，斯密反对殖民地政策，主张自由贸易。他认为，殖民地国家大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而这对于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不仅使殖民地财富与资源大量外流，也阻碍了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其分工的专业化进程;统治国亦未在其与殖民国交易的过程中取得分工的好处，从而带来两国整体效益的无谓损失。斯密也主张“自由放任”，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自由竞争促使资源向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动，因而，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因为垄断同样能带来低效率的生产。私密将此理论向更深一步扩展，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即主张自由贸易。此观点，无论是后来的绝对分工理论，还是相对分工理论，都证明了其正确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书中对政府存在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他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总结起来，即：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特别地，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放任”。

此外，《国富论》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

8.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

9.赋税四原则：1公平2稳定3征收便利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有五种情况：

第一，职业的难易和尊卑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

第二，学习的难易、学费的多寡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如果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之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那他必然期望在获取工资外，在适当的时间内收回学费、获取普通利润。这就是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差异的来源。

第三，职业安定与否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一些职业要比其他职业安定得多。制造业的雇工一年都有工作，而水泥匠或砖匠的收入需要足够维持失业时的生计，还要补偿他在不安境遇中的焦虑和沮丧。

第四，劳动者担负的责任大小引起劳动工资的不同。

第五，获得职业资格的可能性大小引起劳动工资差异。

人们在平凡职业里表现突出，那表明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其报酬的多寡来源于人们对其卓越才干的赞赏程度。

人们大多对自己的才能过于自负，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通病。但是，人们对自己幸运的妄加猜测对比才能的自负还要普遍。人们常常高估得利的机会，而低估损失的危险。

城市零售商和批发商的资本利润一般小于小市镇和农村。在城市，人们经常见到以小额资本开始经营而获取巨额财富的人;但小市镇和农村市场狭隘，我们很难见到这种情况。小城镇和农村的经营额未必会随着投资的增多而增加，所以个别商人的利润率虽然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是很大，他们每年的蓄积额也很少。相反，大城市的营业额和资本的增加成正比，而商人信用的增加速度要比其资本快得多。

**(国情不同也是要具体分析吧，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与个人购买力水平，中国的小城镇与农村人口比重还是很大，农村市场有潜力可挖掘的。)

随着目前土地的改良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进，同等的劳动量能够生产出比过去多两倍的粮食，于是整个社会半数人口的劳动量变足以生产出满足全部人口的食物。而剩余的这一半劳动量，就能用来生产其他产品以满足人类其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人类的食量受胃支配因而是有限的，而人们对衣、住及应用物品的需求则受欲望支配。因此是无止境的。所以人们愿意用满足有限欲望以后的剩余物品来换取无限欲望的满足。于是为满足富人的无限欲望，穷人必须竭力劳作，而穷人为使自己有把握得到食物，通常互相竞争没价格日趋低廉。

对于煤矿的所有者来说，一个煤矿的价值既取决于煤矿的产煤量，也取决于煤矿所处位置。但是对于金矿的所有者来说，其价值却很多程度上取决于产金量，而非金矿的位置。另外，金属矿石尤其是贵金属矿石，由于本身所具有的高价值，即使矿山位置偏僻，也能抵消长时间、长距离的运输费用。

距离很远的煤矿之间，几乎不会影响彼此的煤炭价格。但是距离很远的金属价格特别是贵金属价格，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各地的金属价格。例如，日本是产铜量最多的国家，其国内市场上铜的价格如果变化，则欧洲市场上铜矿的价格也随之变化。

(思考：当今世界，煤炭是大宗商品，或许是经济用途的范围更广泛了。比如火力发电，价值得到了提高，主要煤炭产量国家也能影响世界。)

在市场上出售的贵金属的最低价格，即贵金属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最小其他货物量，受经营者投资在贵金属矿上的资本量制约，所以这个最低价格必须能够补偿经营者的投资，并能为这些投资提供普通的利润。但是市场是贵金属的最高价格却不受任何他物制约，而取决于贵金属本身的世界供给量。

在《国富论》第四篇里，斯密对于如何能使人民富裕起来以及长期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即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确切地说，主要是揭露这两种学说如何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对前者，斯密坚决反对并给以无情的批判，对后者斯密有褒有贬。

在第一章里，斯密阐述了商业或重商体系的原理。在普通语言中，财富和货币被看作是同义语。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是通向富裕的捷径，因此所有欧洲国家都试图积累金银，起初是通过禁止出口的方式。后来，商人便发现这种禁止极其不便，他们的理由是出口金银并不总是减少国家金银数量，而且这种禁止并不能完全阻碍金银的出口，因为存在走私;同时他们提出只能通过对贸易差额(顺差)的适当关注才能阻止这种出口。商人的议论取得了成功，“财富由对外贸易取得”变成了公认的信条。两个原则一经确立——财富由金银构成，出口价值大于进口价值时才能进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必然变成了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可能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因此，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在过去就是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

斯密紧接着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分别对过去认为是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利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批判。

限制进口措施的有两类：一是限制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不论这些货物来自何国，一律禁止;二是限制进口与本国有贸易逆差国家的所有货物。

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以限制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这样就多少保证了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毫无疑问，这种垄断会鼓励特定的产业，引导社会劳动和资金流向享有这种垄断的产业。然而，这种引导并不都是有利的，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促使人们利用资本在国内生产能够从国外廉价购得的货物，显然这很愚蠢;极少时候这种引导也是有利的：当某种劳动是国防所必须时，以及对本国同类制造品课税时，这时对外国商品施加某些负担一般来说将是有利的。

至于限制进口的第二个措施，即使按照商业体系的原则，这些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主要有三个原因。以英国限制法国进口的现状为例。首先，即使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贸易差额将有利于法国，也绝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贸易将不利于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全部贸易总差额将因此更加不利于英国。其次，英国从法国进口的货物可以一部分再向其他国家出口，在那里由于可以卖得一个更好的价钱，也许可以带回一个与全部进口的法国货物的原始成本完全相等的回报。最后，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能够判断任何两国间的贸易差额究竟是在哪一边，或者说其中的哪一国出口达到了最大的价值。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便更为不合理了。因为贸易差额论本身就是最为荒诞的东西。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靠退税，有时是靠奖励金，有时靠与外国签订的有利商业条约，有时是靠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斯密认为在所有鼓励出口的措施中，“退税”是最为合理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其可以保持社会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不过，退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利的，退税只在下列情况下是有益的，那就是给予退税的出口货物是真正地向某一外国出口，而不是暗中又进入我国。

在英国，常常有人要求对出口给予奖励金，而且有时对国内产业的某些部门也给予奖励金。因为不能强迫外国人购买本国产品，于是提议付钱给外国人，让他们购买。重商主义正是建议以这种方法来使整个国家富裕，通过贸易平衡的方法把钱放进所有人的口袋里。然而，大家普遍承认奖励金应该只给予那些没有奖励金就不能经营的贸易部门。如果不靠奖励金维持商业，那么商人就会很快改变自身资本劳动用途转向其他领域。在谷物贸易中，斯密说强制的输出必然导致国内市场谷物的减少，提高国内价格，而且人们又必须为奖励金纳税，最终造成人们的负担。谷物价格支配了一切原材料的价格，也就支配了一切制造原粮的价格和劳动的价格，所以谷物价格的升降会带来原料、劳动力价格的升降。谷物在国内价格提高，不利于生产发展，最终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

商业条约对于受惠国必定是有利的，但对施惠国不利。斯密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签订的商业条约为例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斯密在这一章还提到了铸币。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构成国家财富，鼓励货币生产是富国的手段;但实际上，并不能无节制地铸币。

在殖民地这一章，斯密分成了三部分对其进行阐述，分别是建立殖民地的动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美洲的发现以及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殖民活动的目的是欧洲大陆对财富的追求，是宗教扩张的追求，也是扩大市场的需求。新大陆的发现促进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殖民者为殖民地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促使殖民地的开发建设，从而带来殖民地的繁荣。至于欧洲从发现和拓殖美洲得到的利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欧洲的一般利益。一般利益包括欧洲居民享受的增加，即出口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品给欧洲居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使其他国家工业得到扩张，因为可以把货物出口到美洲。第二类，欧洲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也有两种：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那些从向欧洲的美洲这样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一般利益包括各领地对保卫帝国所提供的兵力，以及各领地对帝国政府提供的维持的费用。垄断则是唯一的特殊利益，斯密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地厌恶。

第八章是关于商业体系，即重商主义的结论。在重商主义体系之下，国家采取的政策始终只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贸易顺差使国家富裕。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是体系下的两大引擎，但是对于原材料它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政策：鼓励进口，限制出口。斯密对该体系所作的结论是：“要确定谁是整个商业体系的设计人并不十分困难。我们可以相信决不是其自身利益全然被忽视了的消费者，而是其利益一直受到了如此小心的关注的生产者。”制造业者的利润一直受到了最特殊的关注;而一直为它作牺牲的，其中虽然有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的还是其他某些种类生产者的利益。无疑重商主义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国家积累财富，但是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世界各国交流不断加深，世界范围的分工进步时，其局限性逐渐显露。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的做法不符合资本主义急速扩张的要求，违背了自然，国家控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条例和法规也成为资本主义的绊脚石。

第九章研究的是农业体系，也即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把土地生产物作为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者主要的来源，并且把社会中的人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个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第三个是工匠、制造业和商人。其中第三个阶级是“完全非生产阶级”，他们不像土地所有者那样提供土地改良获得地租，也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生产社会主要产品，而只是“使其自身价值继续存在，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这一看法是片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第三阶级，如今的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重农主义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采用过的体系，所以不值得去做更为详尽的研究。但是这一理论将土地生产物视作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就这一点来讲，重农主义还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就是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体系的介绍和评论。

第三章，分工的精细度受什么影响

第一，市场大小，即需求大小。所以，农村，县城，大城市，发达城市，随着集中程度越大，分工越来越精细。

启发：城镇化发展，群居，分工，提升生产率，提升供给度

第二，分工受交换成本的影响。“分工的目的在于交换，通过交换将别人兜里的钱变为自己兜里的钱，但是交换需要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所以很多发达城市多集中在沿海地区，运输成本低于内陆运输，交换成本相对低”。

第四章，货币的产生

第一：分工，交换，货币。

分工产生后，生存离不开交换。交换需要标准和媒介，所以货币的功能是交换。书中言，在古代曾以牛羊，盐，金银等作为媒介，但是都存在各种问题。直至今天。

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纸币，显然社会的进步是智者的引领。

第二：人的交换属性。

经济学者眼中的社会：分工产生，生存离不开交换。所以，社会的本质是商业社会。在商业社会，每个人都有交换属性。

第三：在交换属性里，你有升值计划吗?

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时间，专业，成果，资本等去交换。而重要的是，我们可交换的资本是什么，同时，在公平的时间河流里，我们是升值中，还是贬值中，不升值，自然贬值。因此在商业社会，每个人，不论愿意与否，具有交换属性的我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升值计划了。

第四：商品的交换价值

商品价值，其一是效用价值，其二是交换价值。衡量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构成商品真实价格的要素，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五章：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

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表面上市货币，本质是劳动。以自己的劳动生产物交换他人的劳动生产物。世间一切财富，原来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钱购买，金钱只是量化的劳动。

商量真实价格A：劳动，其特性是在相对的时间里，是不变的或者变化较小的。

商品名义价格B：货币，其特性是变化的。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B=A

在相隔很远的地方，B≠A(跨国买卖)

在长时间里，B≠A。

关于B的变化，书中长篇大论，尚未细看。

第6章论商品价格构成

1.商品价格构成(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润)

2.商品复杂度精细度越高，地租未必高，但是劳动工资一般变高，因为要求的劳动更复杂，资本利润也变高，因为投资越大了，同样的利润率，资本基数大时，利润自然大。概括，产业链顶端上，劳动工资高，资本利润也搞，地租不一定。手机为例，零部件的价格，包含工资和利润，而成品里，则需要支付零部件价格中的资本利润和工资部分。

3.微观和宏观的不同视角(经济学家眼中的三类人)

单个商品来说，其价格包含地租，利润，工资。从整个国家来看，国家全年年产物的总商品的总价格，以地租，工资，利润三种方式分配给民间的人群。基于此，角色划分，按照收入来源不同，人可以分为以地租获得收入，以工资获得收入，以资本获得收入三类。所有的收入都是间接或者直接来源于其中几个部分。

第7章 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1.何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

自然价格——构成商品价格的工资和利润的普通率，普通率由社会发展情况和商品用途决定，构成商品价格的地租的普通率，地租普通率由地租一般情况和土地独特用途决定。

2.什么决定了市场价格

决定商品市场价格的是，商品的供应量和商品有效需求量的比例，有效需求不是绝对需求，一个乞丐也有购车的需求，但不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愿意购买而且不购买到就罢休。只有存在，有效需求，企业才可能把消费者兜里的钱表为企业账号上的钱。

对于市场价格，有效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影响商品市场价格的浮动大小的因素

当商品的年产量变化大时，商场价格变化较大

当商量的年产量变化小时，商品价格变化较小

3.市场价格何时高于自然价格

当供应量小于有效需求量，那么竞争在需求方展开，市场价格就会高于自然价格

比如垄断，比如控制供应量，都是赢得高利润的方式。

4.市场价何时低于自然价格

当供应量大于有效需求量，那么竞争在供应方展开，市场价格就是低于自然价格

4.市场中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总是向着自然价格靠近。。

商品市场价格变化，主要影响工资和利润，对于地租影响不大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读下来，使我不由得对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学问敬佩不已，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斯密这样的伟人，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主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传承和发扬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