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不死

我走着走着，到了一个顶大的院子。哇噻，好多好美的花哎!我这猪天生就喜欢花花草草，尤其是百合之类的，草嘛，我蛮喜欢含羞草的。碰一碰，会把叶合上，嗨!有趣。我毕竟是头猪嘛，不知道这花花草草是不许人摘的，更不许猪摘了，我高兴地摘了一朵戴在头上，旁边的鸟说：

“臭美!等会儿有你好瞧!”“哼!”我朝她扮了个鬼脸!

果然不出小鸟所料，院子里多了一双眼睛。那眼睛看得我蛮不自在的。这家伙看见我在他的院子里，还戴他的花。气得直咬牙!我有些怕了，于是便跑了起来。那个大个子也跑了起来，还一边叫着：“死猪!站住!”哎呦，我的妈呀!我没命地跑，他没命地追。前面好多人，快救我呀!

可没人理我，我没办法，那家伙手里有把扫帚。想象得出，劈头下来有多疼。哇，糟了，前面是条河!后面是个比狼还可怕的家伙。我不会游泳呀!

我该如何是好呢?不管了，英勇点，跳吧!

“哗……”随即是水花溅起。我便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正躺在河岸上的一丛芦萎花中。我怀疑自己到了天堂，却又听见有谁在呼唤：“喂，你醒啦!”我费劲地睁开眼睛，是一只小兔。

我爬起来，问：“我在哪?”

“哦，这是小雨溪的河滩上。我来采菜，看见了你躺在河边，便把你拖上来了……”

“是你救了我呀，谢谢你。”

“不谢不谢!哦，我得回家了，再见……”

小兔子走了，我也该走了，这次，真是我的命大呀。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辛辛苦苦种了树，挖坑浇水，手都磨破了，本想着树大了，繁了，茂了，能够享受一下荫凉，吃上一两个树结下的果子。前人栽树的时候一定有所期待，所以再苦再累还是种下了树。

树长大了，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坐在树下摇着蒲扇吃着果子的不是前人，而是后人。

在“忘却的救主就要降临”之前我怀着哀痛和悲凉写下这些意义微渺的字眼，心里一直感念那些不幸被大灾难夺去了生命的人们。

我曾在一篇作品上读到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一个惊人的不为人知的事实，作者和作品名字都忘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唐山人都不愿意再去提那次触目惊心的伤痛。谁愿意撕开已经愈合的伤口啊!“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可是历史的教训又怎么能够重蹈覆辙，历史的事实又怎么能够人为轻易抹杀——唐山大地震事前确确实实是被预测出来了!因为预测人员人微言轻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所以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因为个别人的疏忽职守，心不在焉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数十亿元的财产损失，也许诸君可以去翻看余华的小说《夏季台风》，小说背景便是唐山大地震。

这就像一个雷，瞬间炸蒙了处于雷区的所有人。对于没有经历大灾难的人来说是无法体味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伤痛的。面对自然，人是多么地渺小无力，生命如此脆弱不堪。天崩地裂的那一刻，哭喊、嚎叫，发自内心的哀痛和祈祷，愿死难者安息，愿劫后余生的同胞坚强!然而灾难过后，我们因为过度地去关注灾难本身带给我们的伤痛，却忽略了对于灾难反思和追责。当我们从沉痛中醒来应当追问：为什么没有人通告说会有大地震呢?为什么没有人做好应急措施呢?为什么那些豆腐渣工程是如此不堪一击呢?为什么同样是大地震，我们死那么多的人，位于地震带上的国家却不用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遑论天灾人祸其实都是能够防患于未然，我们脆弱的生命应该受到保护，应该避免受到伤害。但是谁来赋予人民予安全，谁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散文阅读：www.cnfla.com )

四川“汶川大地震”我们还是死了那么多的人，依然付出了惨烈、惨痛、惨不忍睹的代价。当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看见那些抱着自己亲人：孩子，妻子，丈夫，父亲，母亲无助地嚎叫哭喊的人们，心都要碎了;当我们看见那些英勇地同灾难抗争的人：官兵，医疗人员，志愿者，新闻工作者以及纷纷捐款捐物伸出援手的人们，憋着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儿。

但是关于大地震的全部事实，我们了解多少?媒体公开了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实，但是还有多少事实是不为人知的呢?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必须呼吁政府公开真相，民众必须了解真相。

天灾面前，人力的确如风中落叶，渺小无力。人力不能左右天灾，可是能够提前做好防护，比如说修建不会垮塌的房屋，不会倾倒的校舍;比如说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的一捆钢筋和几袋水泥，就足够一个农民修建一间更为稳固的民房;比如说一有风吹草动，一有灾难征兆就有人提醒民众做好防范措施，就有“相关人员”、“相关机构”做好应急策略以防万一。

天灾难防，天意难测。还是有推诿的理由，可是人祸呢?

在我的笔还未触及到那些血淋淋为之下泪的画面我已经在心底里双手合十，愿去往天国的不幸的人安息。他们是所有尚且活着同胞的恩人。

刘兴雨的杂文《很遗憾，我只能牺牲一回》：“如果牺牲了生命，能够换得丑恶绝迹、坏制度废除，或多数人免遭苦难，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当然很好，如果人能毫发无损，就让不合理的现状或制度改变，岂不更好。怕是如落叶飘转，了无声息。” 寥寥不到百字，可是这段话却是如此深刻地写画出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悲哀。我想到“戊戌六君子”，想到谭嗣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旧事了，那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爱国壮举。难不成刘兴雨先生在一百多年后还是不得不选择效法先烈，“流血而成”乎?

神州大地从来血雨腥风，铺满了不幸的牺牲者无辜的累累的白骨。无论是战争，还是冤狱;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变革图新都要有鲜活的生命变为冰冷的尸骨，都要以生命作为代价换取一些真正利于人民的微风。五千年了，还像原始社会时期为了祭奠山神祈求云雨就生杀一个活人作为贡品，为了幸福“千万人”，牺牲了多少“我一个”。我们从小就接受教育——“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我们一直奉行——“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即使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

小民贱命，死不足惜，请看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河南饥馑，灾民3000万蒋委员长说不救就是不救。现在是新社会了，全国人民奔小康，毕竟进步了，饿死人少。但是保暖之余，还是有危险时时如暗雷就要夺去人民无辜而脆弱的生命。

谁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遭受损失，谁是应该质疑的对象?

一切破坏人民安定团结、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不法分子都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和严厉的制裁，同时难道不应该也质询一下我们的政府是否尽了最大努力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的威胁和损失降到最小?暴徒伏法，正义得到伸张，可是人民的“公仆”们勾心斗角，吹拉弹唱之余，是否殚精竭虑全心全意竭尽所能为人民办事，保障人民安家乐业?某一“特大事故”发生后全国人民聚焦于CCTV，于是总能听到这样的处理结果——某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处理;某矿难已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某动车事故多名相关人员已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此等等。这样的答复让人不由得生出这样的疑虑：难道我们的政府只会收拾残局、安抚妇孺，处理几个“相关人员”吗?难道我们只能在废墟上建好家园，等待下一次天灾人祸?人死不能复生，难道死难者的家属因为处理几个“相关人员”就能得到安慰，感激涕零!政府善后处理工作无疑要做好，做实，做到一丝不苟顺应民心，更应该亡羊补牢，做好防范工作，未雨绸缪。

“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过去五天了，五天以来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跟进后续报道。此案不法分子已经被击毙，逮捕。尽管一开始案情模糊不清，即使是官方报道也是模棱两可——“有匪徒十余人”。几天过去了，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有持刀匪徒八人，当场抓获一人击毙四人事后逮捕三人。接着就是领导人的最高指示，政府的善后处理，抚慰死伤者家属，报告事件经过以及原因，包括某些“专家”的分析指出以及“热心网友”的善意提醒。应急措施呢?安保策略呢?受难人员具体名单呢?如果“东突分子”再次发动袭击，我们依旧只能接受“29人遇难143人受伤”的惨痛代价?

而在“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发生“贵阳公交车自燃事件”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不久之前，即2013年11月22日发生“黄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造成62人死亡或失踪，百余人受伤。近年来频发的“校园袭击事件”也至少造成百余人的无辜伤亡，包括老师和学生。看着这些沉重的数字，每一个数字后面可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臧克家纪念鲁迅生的诗歌《有的人》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那些被不幸夺去了生命的人们，却只能活在他们劫后余生的亲人灰蒙蒙的记忆里。他们活下来了，然而在清明祭扫，烧纸上香的时候却是一把辛酸一把泪，谁能体会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和煎熬?我不知道这些无辜的人除了被他们的亲人深深悼念，是否还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像“南京大屠杀”无辜受难的同胞，可曾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应该被载入历史的，他们血的教训必须被后人铭记，以此为诫，避免后来人受灾受难。

火灾，矿难，动车事故，校园袭击案，输油管爆炸，公交自燃，恐怖袭击。像演戏一般一出接着一出，是的，当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发生一次全国震惊、举国哀痛的人祸，在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片上行下效的春秋大梦里，尚且活着的人都应该感谢上帝，我们只能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一个就连我们自己也不信仰的虚构对象了。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些不幸死难的同胞们，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迎来一个和谐安定的美好家园，并且过上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然而我们的心情却是如此沉痛不已，我们哪里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天灾人祸夺去生命，才能在天灾人祸夺去生命之前时时处在国家以及政府保护之下，不再承受丧失生命的脆弱无力。

鲁迅先生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在不幸的同胞血色依旧鲜红，依旧让人心有余悸之时，我们渴望看见希望，因此也期待奋然前行的猛士。

我们相信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劫后余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35年5月、历时70多天的千佛山战役，是红四方面军西出北川峡谷的重要战役。1932年加入红军的秦华礼，在此役中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

千佛山高约3000米，站立山巅，能远眺到成都中坝平原和都江堰。指挥部就设在山顶大庙内。当时，山上无人无粮，成片森林和小竹林。我随93师279团二营五连行动，对面是四川军阀邓锡侯的一个旅，将士们在山上固守了七天七夜。

第八天，我军向敌人发起反击。我随五连冲锋时，敌人一发迫击炮弹在我身边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了大腿(至今还留有疤痕)无法行动。团政委立即派担架把我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救治，没有药物，护士只能用纱布包扎伤口。此时，部队要急行军北上，动员重伤员留下来，我们却要跟着部队走，就是死了也光荣。便请护士找来民夫(老百姓)抬着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走。

走了约四天，来到一条大河。正当民夫抬着我走在铁索桥中间时，突然飞来三架敌机对桥面轮番轰炸。抬我的民夫把担架往桥上一摔就跑了。说来侥幸，炸弹把桥左边一条竹绳炸断后，桥面歪斜，却没有断。我眼看着敌机来回不停地投弹轰炸。

敌机轰炸结束，两个民夫回来见我还活着躺在担架上，便又抬起我，跟随部队。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难不死。

在参加了营渠、宣达、反“六路围攻”等一系列战役后，1934年任荣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仪陇之后，任荣被任命为第八十八师侦察队队长，实施先遣侦查。

1935年3月28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目的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自此，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4月下旬，在锁江桥的一场战役中，任荣被敌人打伤了膝盖骨，简单休整3天后，他跟随部队继续向西挺进。

1935年7月，任荣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8月下旬，“红大”第一次过草地，任荣生病掉队，举步维艰、危在旦夕之际，班长邵明银派杨明臣带两个人来接应，他们牵着任荣的手一步一步拉着任荣走出草地。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任荣将军大难不死。

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经历了万般磨练。凭着坚定的信念、团结的精神，与大自然斗争、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对抗，终于在10月10日，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大”奉命经武山、通威、华家岭、会宁、干沟驿，进入靖远县打拉池休整。

“一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的时候，我父亲在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没有参加西路军，没有渡过黄河往西边走，他是跟着朱德一起行动的，后来他们红军大学跟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还有一些陕北的红军大学合并，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我父亲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首批教员之一。”任戎征回忆道。

“在1937年8月1号以后，就是国共合作以后，我父亲就离开了抗大，调到警备一旅，主要是保卫党中央的，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甘宁边区的。”

1941年秋，任荣从延安留守兵团军政研究学习班毕业回到团里。恰逢部队整编，警备第一旅在原有的第三、第八团之外，又增加了警备第四团、特务团(该团1942年撤销，关中保安第三团调归旅的建制)。此时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上调动任荣所在的团第二营及第四团1个营，前往鄜县(今富县)黑水寺以西的山区办农场。任荣时任政委。

一天上午，天气凉爽，我搬着凳子坐在奶奶家院子里做手工。狗狗小白也在草地上追小鸟，它一边追，一边跳，玩得开心极了，不一会儿就跑到马路上了。

小白很少跟其他狗伙伴玩过，当它看见马路的另一头有三只小狗，于是它飞快地跑过去，跟它们一起玩了起来。就在这时，一辆小轿车飞一样开了过来，只听“咚”的一声，一只小花狗被撞翻了！只见它肚皮朝天，在地上翻滚着，痛得嗷嗷叫。其他两只小狗见状，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一向胆小如鼠的小白更不用说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它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院子里，跳进屋门，钻到床底下，再也不出来。奶奶看见了，找了一根棍子，往床底下戳，奶奶越戳，小白越是往里面钻，看样子它已吓破了胆。

这次，小白有惊无险，保住了一条小命。不过，它要长点记性了，当玩得开心的时候，不能得意忘形，否则就会大祸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