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

1、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轲

2、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僻让之心，非人也。——孟轲

3、大孝终身慕父母。唯孝顺父母可以解忧。——孟轲

4、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轲

5、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

6、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在其元。——孟轲

7、博学而详说之，将以仅说约也。——孟轲

8、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轲

9、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轲

10、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轲

1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轲

12、人若无志，与禽兽同类。——孟轲

1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轲

14、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轲

15、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轲

16、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轲

17、夫志，气之帅也。——孟轲

18、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轲

19、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轲

20、孝敬父母经常可以代替最高贵的感情。——孟轲

两千年前，太史公司马迁读《孟子》，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遂废书而叹。老先生所叹者，是以为利乃乱之始也。两千年后，我读《孟子》，也不禁废书而叹。我所叹者，是前贤亚圣孟子身上的那股咄咄逼人的英武之气和沛然淋漓的阳刚之气。人说：大哉孔子!我则想说：英哉孟子!天地间一伟丈夫，真男人也。

读《论语》与读《孟子》，感受迥然有别。前者循循善诱，吉光片羽，如雨露之养，时风之化，是典型的温柔敦厚的儒雅风范;而后者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其势不可当，“其锋不可犯”(苏洵)，雄辩无碍，一泻千里。孔子更多的时候是教育自己的三千弟子，故心平气和，大言炎炎，诲人不倦，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至圣先师”、蔼然仁者。孟子更多的是向不可一世的君王陈说自己的为政之道，故尔常常踔厉风发、意态亢昂，有时甚至带有火气，言辞犀利，显露出十足的刚直不阿、磊落恢弘的大思想家的个性，有一种睥睨王者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度。尽管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争霸天下，莫不纷纷采取功利主义的攻伐之术，以为孟子的“仁政”治国方略“迂远而阔于事情”，也即见效太慢而不肯采纳，但在孟子义正辞严的强大思想攻势下，不能不一时心悦诚服。而孟子并不为了让君王接受自己的政见而屈尊阿附，他无意于取媚讨欢，弄个一官半职干干。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反而常常直刺君王的痛处，陷这些愚不可及的家伙们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每读书至这样的段落，便情不自禁再三嗟叹：孟子孟子，何其智勇!孔老夫子曾批评他的学生子路过于勇，而他的嫡传弟子孟轲，其勇较之于子路则更胜一筹。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不讲勇，但是，勇，实在该是男人的本色啊!

不知怎么回事，一提起文人书生，就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阔的窝囊相，让人“不足观”，不大瞧得起。然而，在文人老祖宗孟子身上能寻出半点窝囊的影子吗?他若知道后世文人把自身形象糟蹋成那种样子，肯定会怒发冲冠，大骂子孙不肖的。孟子实在是为后辈文人树立了刚直英武的楷模。男人的形象不只让剑客游侠武装专美，文人亦男人也。《孟子》中记载，一次，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正好派人对孟子说：“寡人本应去拜访你，但不巧感冒了，怕风吹，如果你能来朝，我可以接见你。”孟子一听这话，反而不想去了，于是回答说：“刚好我也病了，不能上朝见王。”第二天，孟子却到东郭大夫家吊丧。公孙丑说：“你昨天托辞有病，今天却去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理直气壮地说：“昨天病了，可今天好了，为什么不能去吊丧?”以臣子的身份公然与君王较劲，没有一身的正气、骨气、胆气是不行的。孟子曾引一位勇士的话说道：“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是男人，谁怕谁呀!又有一次，孟子离开齐国，在昼邑歇宿。一个人想替齐王挽留孟子，便大模大样端坐着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趴在几上装睡，那人很不高兴，孟子就坦率地教训他：对一个年长的老头子应该懂得礼数!在孟子看来，一些峨冠博带的君王，只不过是贪财、好色的草包蠢货，或者是率兽食人的独夫民贼，哪里值得老百姓仰望尊敬?!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英雄气概，溢于言表。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数，孟子并未昏愚地全盘接受，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他遗世独立，傲岸宏达，凛然不可侵犯，完全不把一些平庸的君王放在眼里。

相对于孔子的“君子”学说，孟子给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增添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者，男子汉也;大者，巍巍乎崇高也，“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怒而天下惧并非真正的大丈夫，蛮勇斗狠、奸诈残忍、蝇营狗苟、见利忘义之徒更难望大丈夫项背。真正的大丈夫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意志坚定的人，是富有仁德的人，是胸怀宽广的人。大丈夫人格的获得，孟子有一秘诀：善养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他说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一种崇高刚强的正气，一种不可势压利诱的骨气，一种超迈雄放的豪气，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一种宏毅坚定的志气。孟子这一特点，是他的精神导师孔子所不及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孟子有些英气。”近人林语堂说：“我们读孟子，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尝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苦心孤诣的教诲，一直使得后代文人们进退有据。不管身在魏阙，还是远处江湖，都不应失去了做人的立身根本，培养浩然正气。孟子身上那种有棱角、有个性的哲人风采、英俊气度、男人本色，成为一条汲之不尽的文化源泉，更行更远还生。

说起儒教，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孔孟之道”。似乎孔、孟两家的思想代表儒学的全部。的确，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孟之道作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一直在历代社会生活和多种学术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教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达2000余年。历代许多学者一直这样认为，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也就是孔孟之道。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孔孟尚未并尊。岂但孔孟没有并尊，而且孔子也没有被独尊。公元前后刘歆为了帮助王莽做皇帝，说周公才是儒教的教主，孔子只是传播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的第一个传教师。一直到唐初，周公仍然是“先圣”，孔子仍然屈居“先师”之位，在国立太学举行祭祀先儒仪式时，座位排在周公侧面，不能正面接受皇太子奉献的“太牢”，至于孟轲，连站在周孔两边陪祭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并尊了。

一直到唐代，唐太宗用杀兄逼父的手段登上皇帝宝座后，下令将周公庙从太学里迁出去，从此孔子才由“先师”升为“先圣”，唐太宗同时下令封孔子大弟子颜回为“先师”，让他顶替孔子原先的位置。“周孔之道”，成了“孔颜之道”。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诏孔子庙以颜回配称“亚圣”。而孟轲，无论官私史籍，都还是将他看作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尚没有跨进孔庙的门槛。清朝着名的考据家赵翼，作过一则考证，题为《尊孟子》，说是孟轲被尊于宋朝，“宋人之尊孔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杨绾是唐代宗的礼部侍郎，在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即“安史之乱”结束的那一年，上疏要求皇帝批准《孟子》与《论语》、《孝经》同列一经作为科法考试的必读教科书。这一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却是孟轲被统治阶级看作可与孔子并列的首次记录。与杨绾同时代的赵匡，是经学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特别表彰孟轲。以后又过数十年，韩愈着《原道》，说是中国有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尧舜开始，经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传给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本意是说唯有他韩愈才能上追孔孟，复兴“道统”。但效果或许出乎他的预料，从此人们对《孟子》以更大注意了。以后又是数十年，皮日休在唐懿宗时曾向朝廷连上二本：《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请(孟子)为学科书》。他宣称，如果《孟子》不列为教科书，则势必“儒道不行”、“圣化无补”。晚唐以后，孟轲其人其书的地位，便在不断上升，割据“天府之国”的后蜀君主孟昶，首先在其石刻儒学教科书中，列《孟子》于十一经之中。北宋统治者翻刻的儒家经典也将后蜀“石经”作标准版。南宋之后，尊孟之风步步升级。

孔子和孟轲都以严分夷夏着称，但是所谓“夷狄”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无不喜欢同他们拉关系，金朝不仅加封孟轲为邵国公，还将孟轲在孔庙中的地位，由后堂移至正殿，建塑像于孔子右侧，与颜回相对侍坐。

“孟子的升格运动”在明清两朝还在继续，明世宗宰相张璁提出孟轲代替颜回成为“亚圣”的主张，理由是孟轲与孔子一样，“少也贱”，而且自幼失父，有人说他是子思的弟子，其实他自己说那是“私淑”，没有正式拜师。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立足甫定，又大力表彰孔孟之道。乾隆九年，清朝皇帝又正式下令封孟轲为“亚圣”，但作为心理补偿，又封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自此，孔孟之道的名实统一，总算完成。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孟子被尊为“亚圣”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东汉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一文中，就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只不过封建统治者还没有公开承认罢了。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以汉儒董仲舒从祀。……孟子，邹国亚圣公”。至今在邹县孟庙仍然存立着元文宗至顺二年御制圣旨碑。碑上用蒙、汉两种文字镌刻：“皇元圣制，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孟子百世师也……可加封邹国亚圣公。‘“这是皇帝首次尊孟轲为”亚圣“。《明史》也记载”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言：“先师祀典，有当更亚者……’帝命礼部与翰林诸臣议……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孟子之所以被尊为“亚圣”，也并非是由于和孔子一样“少而贱”，又无师徒名分拘束，不受父子关系的牵累。而是他继承、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有殊功于圣门。元文宗的圣旨对为什么追封孟子为“亚圣”有段说法：“孟子百世之师也。方战国之纵横、异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观夫七篇之书，倦倦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拨本澄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坡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可加封为邹国亚圣公。”

以孟轲与也曾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亚圣”的颜回相比，他们虽同为儒教大师，但各有特点。颜回亲承孔教，德才过人，倍受孔子赞赏，可惜寿命不长，仅留下了些与孔子的对话，后人对他的尊崇，其主要原因出自对孔子的赞扬。而孟轲后孔子百余年，正是儒家传统衰微时期，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唯独孟子能倡导儒学，宣扬周孔之道。韩愈说：“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孟子的七篇着述，早在汉代就由“子”书地位上升到“传”，五代开始列为经书。宋、元、明、清各代都为科举必考之书。《孟子》与《论语》并称，儒家学说也被通称为孔孟之道。

由此可见，孟子被称为“亚圣”是后人对其评价不断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