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绝望，通常因周边环境令人没有路可走时，失望达到顶点时，所产生的极端情绪。与希望相反。伴随恐惧而来的是心率改变、血压升高、盗汗、颤抖等生理上的应急反应，有时甚至发生心脏骤停、休克等更强烈的生理反应。一个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导致猝死。

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是个人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感到的持久而非理性的恐惧。特殊恐惧症(specific phobia)是个人于对若干特殊类型的物体或情境感到恐惧。绝望后往往是疯狂，以往压在心底的欲望会不断的放大，以往受到的自认不公的待遇会不断在眼前回放，理智会被灼烧，情绪会持续的暴躁，亢奋和强烈的破坏欲。

阴阳学中绝望：龙有逆鳞触之则死，狼生暗刺窥之则杀。说的就是海中的白珊瑚、贝壳、玳瑁、鸟的羽毛、犀牛鸟制品不宜放在家中要不然会出现家破人亡。凶恶的动物如：狼、熊、蛇、猴、象等。爪牙皮毛等不能放在家里不然会出现血光横祸。需要佩戴紫冰银结印符在上面雕刻结印阵：农历3到5月出生结印阵是“攰攱，翟氒”两阵。农历6到8月出生结印阵是“牂牃，翰道”两阵。农历9到11月出生结印阵是“爜爝，龏鸮”两阵。农历12到2月出生的结印阵是“赉渫，澞塬”两阵。之后在结印册上添加“羽心，云月舞鹤，夕城，藏之介，竹雀，千帆团扇”6个结印，这些结印可以减弱阴恶之气对自身的影响，缓解病症。但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终身彻底消除，因为阴恶之气太重。

“伊斯兰教义讲的是行善的人将进入天堂，永享欢乐;作恶的人将被驱入地狱，永食恶果。我在专题片中看到的是恐怖组织成员竟然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开枪、学习杀人，这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他们歪曲和利用伊斯兰教的概念，为袭击平民的残暴行径作辩护。他们永远不会进入天堂。”6月6日，专题片中揭露的场景，让新疆阿尔曼清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赛丽曼?居马洪十分愤慨，她相信谎言终究是谎言，永远无法欺骗善良正义的人民群众。

与赛丽曼·?居马洪感同身受的还有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片区管委会海宝社区干部覃建功。“非法出境参加所谓的‘圣战’，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谓的‘圣战’就是让无辜的平民当炮灰，不仅毁了自己，也对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覃建功说。

受到蛊惑、欺骗的人们放弃原本幸福的生活，变卖家产，偷渡出境，参加暴恐活动……当看到片中一名维吾尔族青年受宗教极端分子蛊惑，参加所谓的“圣战”，得到的却是贫困潦倒、担惊受怕的生活，米东区芦草沟乡集镇社区工作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张中博说，非法出境参加所谓的“圣战”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宗教极端分子的目的就是破坏我们美好安定的生活，他们编造的‘天堂’谎言一定要拆穿，绝不能相信。”达坂城区西沟乡陈麻子村村民安晓民是“去极端化”宣讲员，他说，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让大家看清宗教极端分子的真面目，坚决不能让这些极端思想进村子。

加拿大和美国的感恩节不在同一天，因其纬度比较高，谷物成熟的季节比较早，其与美国人缅怀清教徒 先辈定居新大陆的传统不同，加拿大人主要感谢上天给予的成功的收获。感恩节主要为以庆丰收，感谢大自然、感谢上苍赐予丰沛的阳光与甘露，让谷物生长为感恩主题，并无任何宗教色彩，因此，加拿大的感恩节早于美国，定于庆祝活动是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加拿大人也会一家人团聚一堂，享用烤火鸡和南瓜派是最经典的感恩节画面。传统的烤火鸡，是在鸡腹中塞满以面包丁、洋葱、芹菜、鼠尾草为主的作料之后，放入烤箱中充足地烘烤即可上桌。一般的主妇喜欢选购个头大的火鸡，因为如果当天吃不完，巧手就可变化成火鸡派、火鸡馅饼。至于南瓜派，加拿大最传统的吃法是淋上盛产的蔓越莓酱汁，而做南瓜派的小心得，是以罐头南瓜制作会比新鲜得来的香醇顺口。

1937年秋，聂荣臻一一五师一部进入五台山，部队就驻扎在五台山寺庙里。

五台山是我国的四大佛教胜地之一。早自东汉永平年间，五台山就开始建筑寺庙，经魏、北齐、隋、唐，及至清末，屡经修建。到抗战爆发时五台山共有庙宇300多座。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前者住和尚，后者住喇嘛。和尚和喇嘛加起来有几千人，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部队刚进入五台山的时候，路过一座大庙前，12个乐师穿着黑色的袈裟，又是短箫，又是长笛，还有皮鼓、小锣，热烈欢迎大军进山。聂荣臻领着指战员合掌躬身，以礼相待。到五台山后，聂荣臻经常告诫下属要尊重宗教信仰，要把和尚、喇嘛当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要与他们结成朋友。为此，他命令各单位都要注意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不得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更不允许破坏寺庙设施。同时，还要讲究方法，向僧侣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聂荣臻还命令部队，要爱护五台山的一草一木，保护五台山庙宇不受敌寇和土匪的破坏、骚扰;要在战斗之余，整修庙宇，为僧人挑水砍柴。聂荣臻的上述措施，使昔日只知念经拜佛的和尚、喇嘛们深受感动。他们说：羊羔还有跪乳之情，乌鸦还有反哺之恩，庙里老佛爷还要给他烧香点灯，我们出家人难道没有一点血性吗?日本鬼子把火烧到佛祖门口，我们岂能坐视不顾!

到达五台山后不久，为了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五台山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带人专程到寺庙集中的台怀镇，去看望出家人。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闻知，特地组织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身披袈裟，分站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其声幽雅动人，使人犹如步入仙境。聂荣臻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然秀双手合十，笑着说："庙堂音乐，源远流长。贫僧命众小僧吹奏佛曲，以表示我们五台山僧人对八路军的热烈欢迎。阿弥陀佛!"

同然秀等僧人寒暄之后，聂荣臻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聂荣臻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佛教、寺庙、僧侣，并不简单化地以“封建迷信”一语斥之，而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干涉僧侣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对寺庙文物古迹予以保护。听了聂荣臻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介绍，五台山僧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疑惧顿消，刮目相看。紧接着，聂荣臻又向然秀等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最后，聂荣臻告诉然秀等五台山僧众：八路军将在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的英雄气概，使在场的佛门弟子深受感动。然秀当即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我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祖、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后来，五台山的佛教救国同盟会成立，对团结出家人一起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战，晋察冀边区决定在1938年1月召开全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会议召开之前审查与会代表资格时，对于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权问题，意见发生了分歧。

筹备处的个别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会的黄敬(晋察冀边区党委负责人)、邓拓(《抗敌报》社社长)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挎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这个问题提交给聂荣臻，要他最后表态。聂荣臻到筹备处专门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聂荣臻说：“我同意黄敬、邓拓等同志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尚、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喇嘛有宗教信仰，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后来，筹备处统一了意见，一致同意和尚、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喊了欢迎的口号。

在军政民代表大会讨论减租问题时，又出现了分歧。一位军人代表认为：五台山和尚、喇嘛拥有大量土地，是大地主，他们每日除烧香念佛外，别无他事，对抗日丝毫没有帮助，所以在颁布减租的时候，应该把各寺庙的租额特别多减一点，好来改善佃农的生活，使得佃农能够踊跃参加抗日战争。

针对这个代表的观点，聂荣臻再次就和尚、喇嘛问题在军政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聂荣臻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上，我们应该紧紧地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和尚、喇嘛也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并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也有抗日的要求。所以，我们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可以存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隔阂，要团结一致，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聂荣臻在军政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和尚和喇嘛很感动，相当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僧侣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们拿起刀枪，在山关隘口，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他们倾其寺庙所存，为过往的抗日队伍提供给养;他们敲起钟磬，穿起袈裟，为抗战牺牲的英烈礼佛念经，超度英灵。还有不少的青年僧人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最前线，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会不经意讨论党员能不能信教的问题。在这里，给出明确答案，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党外群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规范自己，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塑造自己。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才能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也是党的纪律要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事关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且事关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信仰、信念、忠诚是共产党的根本、元气和主心骨。95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由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价值和信念，产生了无比强大的信仰力量、理想力量、纪律力量。一名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共产主义理想，“钙质”就不会流失，骨头就硬，就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就不会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相反，本失则一切尽失。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某些落马的贪官，算命看相，烧香拜佛。他们这种行为，完全忘了党的纪律，丢失了党员身份，又如何能保持党的性质、宗旨、本色，走向迷失和贪腐也就成了必然。其实，这些人，有的是以宗教为幌子，掩盖自己贪腐的内心、肮脏的灵魂，缓解自己惶恐的心理、不安的心灵;有的则是歪曲宗教信仰，搞的是封建迷信，信的是利己主义、“为官哲学”。

身为共产党员，都应是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然而，一些贪官缘何置党的纪律规定于不顾，弃守共产党人应有的底线，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总开关”扳错了位，信仰丧失、理想缺失、精神迷失、宗旨丢失。

党员沉迷于宗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理论上、行动上与党分道扬镳。这样的党员，不应该再留在党内。各级党组织应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既学党章党规，又学系列讲话;既严守底线，又追求高标准，真正做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唯心论者、唯钱唯官论者。

台上大讲马列，台下求神拜佛，这样的贪官屡见不鲜。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曾专门找人在房间里设计了佛龛，供奉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还借外出开会考察之机，跑遍各地名山古刹、佛教圣地。在被“双规”后，她竟经常面壁唠叨：“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有人认为，这是贪官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信仰出现了偏差。仅仅是这样吗?其实不然，这不仅事关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且事关我们党的纪律和规矩。

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两者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法调和与兼容。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信仰宗教，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决定的。

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在党内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丧失，使得理想动摇、信念滑坡，从而导致党的分裂。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就意味着他拥护党的纲领，愿意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选择不信仰任何宗教。那么，当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也就必须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目标，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文规定：共产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一、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这里仅按不同历史时期列举几条。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都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引亿万人民新的实践;才能实现全党在思想、理论、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保持和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至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得到确定。

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

一些西方人士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或者要打很大折扣。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对亚洲北非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用武力强迫被征服地区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其人民，占其土地，掠其财富，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而恰恰在多数人口不信仰宗教的中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我们党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我们应抵制种种无所作为的怪论，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当前治理社会上存在的宗教热、宗教活动乱的现象，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是宗教保持正常秩序，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

如果我们党允许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对党员信教“开禁”，不仅这些人所许诺的种种“好处”虚无缥缈，相反其带来的恶果却显而易见。

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

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在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利用宗教在一些民族地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情况下，允许党员信教将极大削弱党的组织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鲜明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当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把宗教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工作“业绩”，争相滥修大佛和寺庙，热衷大规模宗教活动，人为助长宗教热，而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根本不当回事，导致混乱现象蔓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一些党员干部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就根本谈不上继续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宗教，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中国有着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影响中国人思想观念的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改造能力，这与西方传统哲学的神本主义有很大区别。中国儒学传统精神影响大，中国老百姓大多数不信教或不持某种固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始终不能成为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主流，同时中国宗教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这样的国情背景是我们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而能够如此自然地从人民中孕育生长，得到人民广泛认同、支持的重要原因。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完全违背中国国情，不仅党能否取得信仰不同宗教的教徒的一致支持成为问题，而且能否继续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的支持将成为更大的问题。

四、在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

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帮助广大党员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在实践中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应当鼓励和支持党校、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又易于向社会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教育培训和各级党、团组织的理论学习中，应进一步强化相关的学习内容。

根据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对参加宗教活动和有宗教意识的党员要立足于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是一味迁就。对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的，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相关党内文件的规定给予处分。党的宗教工作干部尤其不能信仰宗教，对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尤其要严格。

改革开放以来党组织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对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年龄不满35周岁的青年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1/4，许多青年人仍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应当鼓励他们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学习。对于离退休党员，党组织除了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防止他们因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减少，受社会宗教环境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逐渐滑向宗教。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往往也是传统宗教影响比较大的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在维护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应当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礼仪采取灵活态度，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共产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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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教育引导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见》对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教育管理提出6点明确要求。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坚决与邪教组织作斗争，并注意把党员参加某些民族风俗活动同信教区别开来。”(2月5日澎湃新闻)

该《意见》是自1982年老干部退休制度建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老干部工作综合性文件。《意见》的最大特色是：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作为价值取向，对坚持不懈在老同志中开展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

也许有人会认为，离退休干部党员已不在位不在职了，何必要求他们“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呢?

首先，这是从严治党的需要。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本身就是党的纪律的要求。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事关共产党的形象的政治问题。党员违犯党的规定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消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助长宗教狂热，导致宗教势力蔓延。某些干部党员虽然离退休了，但并没有脱离党组织，仍是共产员的身份，自然要遵守党的纪律。

其次，这是坚定共产党员世界观的需要。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消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尖锐对立，共产党员市无神论者，信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某些干部党员虽然离退休了，但世界观不能“离退休”，仍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再者，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由此看出，党员干部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率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某些干部党员虽然离退休了，但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仍要当好社会的领头羊。

另外，这也是净化社会风气的需要。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干部党员的言行举止有很大的关系。干部党员是社会的标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很大，离退休干部党员也不例外。

总之，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党的纪律、党员的世界观以及现实所决定的。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消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尖锐对立，共产党员市无神论者，信仰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也是党的纪律的要求。党员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不仅仅是党员个人的信仰问题，而是事关我们党的形象的政治问题。党员违犯党的规定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消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助长宗教狂热，导致宗教势力蔓延。因此，我们党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

新时期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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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都在开展关于“共产党员能否信仰宗教”的讨论，或“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讲座，针对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逐渐增多允许党员信教等问题和言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同志曾撰写了权威文章《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从正反两方面予以论证，进行了坚决有力的驳斥。

坦率的讲，“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党章》总纲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章》中没有专门提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基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中已经涵盖了这一概念而无需赘言。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之所以不容讨论，也无须讨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的科学体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刻地打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烙印，这种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和最本质的特征，原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当然无须讨论。

有人说《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难道共产党员就不是公民吗?持这种观点的人说明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以全面正确理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仅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还包括公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共产党员当然是公民，正是有数以千万、数以亿计的公民也充分享受着宪法赋予的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自由权利，坦然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才志愿加入中共共产党。这就是说，并不是无神论者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可以肯定的说，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应当是一位无神论者。

综上所述，如果在党内长期讨论或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反而会无形中降低党的威性和党员的标准，也使唯心主义有隙可乘。试想，一个本应在入党前应当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怎么能在入党后还要喋喋不休去讨论，去辨明呢，一个在思想上还没有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界限的人怎么能“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呢，又怎么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呢。

因此，有必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作为要求入党和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必修内容，帮助他们及早在思想上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早日成为一名符合党员标准的先进分子。而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则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肩负起积极宣传科学无神论，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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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是根本对立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由此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都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的成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毫无疑问应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彻底的无神论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同任何唯心论、有神论在世界观上是对立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坚定地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坚定的无神论者，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而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要自觉按照党章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信仰任何宗教，这是对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当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真履行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职责。

共产党员不信仰宗教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反，所谓的不允许共产党员信仰宗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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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党员队伍中，出现一些党员搞宗教信仰的不良现象。不仅是普通党员，个别高层党员干部也信教，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丛福奎等都是如此。中组部1991年1月发布的《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已指出：“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此外，中央巡视组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

宗教信仰是什么?宗教信仰可以看作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文化特征，是人类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我国宪法赋予了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则是禁止信仰宗教的。如果你加入了党，则必须放弃信仰宗教的自由。因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与宗教根本对立，所以不允许党员信教是正常的。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对笃信宗教的要严肃处理。现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开展，那些信仰宗教的党员应该自省一下：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其实，求神拜佛，神佛也有难处。清朝湖南沅州知府吴信辰在贵州一寺庙留有一联：只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教我为难——让神佛为难，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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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中央巡视组在向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各省区市、单位反馈意见中，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它表明，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方面重视，并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本来是我们党从建立之初起就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近年这一原则屡屡遭到质疑和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些“学者”在故意搅浑水。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说共产党不能信仰宗教，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是对信仰认识的专制与僵化。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党在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情况十分复杂，并无普遍适用之规。有的政党只对其成员的政治主张有所规定而不要求世界观一致;有的政党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甚至明确打着宗教旗号;也有的政党只着眼一时选票，既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当然更没有党内世界观的认同。

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实现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和祈祷，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通过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灵于神灵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也才能从世界观上为党保持统一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奠定坚固的基础，而不是把党搞成党员各信各的神灵，为眼前一时利益而聚散的松散团体。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实现全党团结的组织优势。没有这一世界观基础，党的全部思想、理论、组织大厦就要坍塌，我们就不叫“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如果有人把这也叫做“专制和僵化”，那么他离开这个党就是了，而不应一边挖党的墙角，一边又声称这是为了党好。

他国政党的政策不能作为改变中共政策的依据

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现在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允许党员信教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学习他们。事实上，以上几个党所处社会的宗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复杂，党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与我们党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差别。经历“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人们早都认识到各国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各项政策，没有哪一个党的政策天然可以成为其他党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

时至今日，还有人企图把他国政党的政策拿来作为改变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依据，使人仿佛看到历史的倒退。我们不否定以上政党依据本国国情制定自己宗教政策的探索，也不排斥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但客观地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发展并不比他们差，中国执政党宗教政策的整体效果也不比他们差，还需要抛弃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去照搬别人那一套吗?更何况别人那里宗教领域混乱、头痛的事并不比我们少。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越共、古共、俄共等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而唯独在“党员可以信教”这一点上，鼓吹、推介不遗余力，这种怪象不应当引起思索吗?

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

还有一种影响较广的认识误区是：宗教信仰缺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有那么多的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就是因为缺少宗教道德约束。其实，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至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属于世俗道德，我们民族历史上仁人志士，大多数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长成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是因为其有益内容同样是从世俗生活中产生并与世俗道德相契合，只不过加上了神灵的光环。因此，说信教人数不够多导致中国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帮助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乃至共产党员变成宗教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分析。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不正常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如梵蒂冈)道德危机频繁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与无神论并无关系。就我们党内产生的腐败分子来说，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诸多宗教狂热分子。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认为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达赖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

有人想向中国共产党“传教”

顺便指出，现在有的极力宣传“党员可以信教”的“学者”，实际上早已皈依基督教，这种宣传已带有向共产党“传教”的性质。笔者希望这样的人有勇气以虔诚基督徒身份同笔者讨论问题，而不要刻意装扮出纯客观、无立场的模样。

今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指出，党员要坚决执行不信仰宗教、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同时尊重和适当随顺民族风俗习惯，以利于更好联系信教群众，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再次表明，“党员不能信教”原则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关论述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党政治上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只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其他选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我国宗教工作形势总体是好的，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贯彻，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宗教工作法治化明显加强，宗教活动总体平稳有序。实践证明，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我国国情和宗教具体实际出发，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出来的。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习近平强调，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

习近平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宗教工作范围广、任务重，既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要结合各宗教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以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全局工作。各级党委要提高处理宗教问题能力，把宗教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推动落实宗教工作决策部署。要加强对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加强对宗教基本知识的学习，把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使各级干部尽可能多地掌握。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做好对宗教工作的引领、规划、指导、督查。统战部门要负起牵头协调责任，宗教工作部门要担负起依法管理责任，各有关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要齐抓共管，共同做好宗教工作。要广泛宣传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宗教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宗教方面宣传舆论引导。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宗教工作任务重的地方基层组织，要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加强对信教群众的工作。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习近平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

李克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分析了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明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宗教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希望大家全面理解、深刻领会，深入研讨，提高思想认识。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特殊重要性，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更好把握宗教自身规律，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做好宗教领域重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团结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增进社会和谐，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俞正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分析了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指导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关键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坚持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关键所在，深入领会讲话中关于宗教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要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善于用群众工作的思路和办法开展工作;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和深度;深刻理解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使宗教关系和谐真正能落到实处;深刻理解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加强学习宣传，切实解决问题，落实工作责任，确保中央精神和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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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意见》要求，教育引导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日前在受访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离休干部占比很小并呈现加速减少的趋势，退休干部数量每年大幅增长，离退休干部队伍在思想观念、活动方式、服务管理等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离退休干部工作中许多问题还需回答与规范。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指出，《意见》以中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引，体现全国离退休干部“双先”表彰大会精神，对离退休干部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根据会议精神，中央组织部研究制定了《意见》，《意见》是自1982年老干部退休制度建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老干部工作综合性文件。

《意见》的最大特色是：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作为价值取向，对坚持不懈在老同志中开展以“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

《意见》强调，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充分凝聚和释放正能量。一、组织引导老同志以积极的心态、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正确看待国家的发展变化，客观分析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正确理解周围的人和事，做心态阳光的模范长辈。二、坚持定期听取离退休干部的意见建议，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把他们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改革举措的看法和建议反映出来，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三、组织离退休干部在各类媒体上传播正能量，用积极声音影响社会舆论，维护党和政府形象。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是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关键所在。

《意见》明确：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党建总体布局，机关、事业单位列入年度预算，国有企业列入企业预算;加大党费对离退休干部党组织活动的支持力度，适当提高离退休干部党组织收缴党费的下拨比例，给予离退休干部党组织书记适当工作补贴等。

《意见》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委(工委)书记一般由同级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党员人数较多的可按同级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副职配备专职副书记，在现有编制内配齐配强专职党务工作者。

《意见》对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员教育管理提出6点明确要求。

一是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中央关于讲座、论坛、刊登、出版、在企业和社会团体兼职(任职)、继续从业、出国(境)审批、重要情况报告等方面的纪律规定。

二是明确要求教育离退休干部党员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身体条件允许的离退休干部党员，应自觉参加集体学习、组织生活。

三是要求离退休干部党员按规定交纳党费，有特殊情况的，经党支部同意，可采取灵活的方式交纳。

四是明确要求加强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流出地党组织要主动了解掌握情况，协助流入地党组织共同做好工作，方便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组织活动。

五是提倡和鼓励离退休干部党员在党组织内部开展互助关爱、传递温暖活动。

六是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坚决与邪教组织作斗争，并注意把党员参加某些民族风俗活动同信教区别开来。

“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始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指出，《意见》要求，切实落实“三个机制”，即离休干部离休费保障机制、医药费保障机制、财政支持机制。健全中央企业资金保障帮扶机制，下级企业对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及生活补贴无法完全保障的，由上级企业给予帮助。地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费、医药费及生活补贴，现渠道无法完全保障的，由上级企业或者单位主管部门给予帮助，上述渠道无法解决的，由同级财政负责保障，同级财政有困难的由上级财政帮助解决。

《意见》还要求，地方国有改制和破产企业离休干部没有明确服务管理机构的，由企业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地党委和政府指定的机构负责，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意见》提出要逐步提高离休干部离休费和公用经费、特需经费标准。

在加强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方面，《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缩短医药费报销周期，推进医药费异地直接结算。逐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退休干部公用经费标准，通过列入同级财政或者单位预算等方式予以保障。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加大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力度，对身患重病、失能、高龄等有特殊困难且符合条件的离退休干部，给予更多关心照顾。

《意见》强调，要确保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机构编制稳定，工作经费、服务用车等与承担的任务相适应。同时，全面实行地方各级党委老干部局局长兼任同级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我们看到，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质疑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和宗教信徒不能入党的规定，要求“重新思考和制定策略”，编造出种种理由论证应该允许宗教信徒入党。对于这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对待。

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宗教信徒不能加入党组织，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允许党员信教，或允许宗教信徒入党，都意味着党内可以有信仰宗教有神论、背离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成员，这都是同党章的规定相违背的。某些论者提出的种种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择其要者加以辨析。

理由之一：列宁讲过“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吸纳信徒入党。

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始终贯穿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坚持从俄国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他指出，对于司祭能不能入党的问题，不能根据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做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因为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在俄国，既不能一成不变地宣布司祭不能入党，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司祭愿意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就可以吸收他入党，用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如果他入党后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那么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共产党做出党员不得信教和信徒不能入党的规定，正是体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中国的国情又不同于俄国。中国历史上有多种宗教，但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宗教成分，但人本主义和无神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198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我国宗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全面分析，指出：“在我国人口中，特别是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信鬼神的人不少，真正信教的人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2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指出了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党中央的规定是从中国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的。从那时以来，虽然情况在不断变化，但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教的宗教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党中央还指出，在那些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当中，共产党员不得信教这项规定的执行，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步骤，不宜简单从事。对于其中一部分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积极为党工作，服从党的纪律，但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教影响的党员，不应简单地加以抛弃，而应当帮助他们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在新发展党员时，必须严格掌握，不要吸收笃信宗教和有浓厚宗教感情的人入党;对极少数不但信奉宗教，而且参与煽动宗教狂热，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员，经批评教育仍然坚持错误立场的，应当坚决清除出党。

这些阐述进一步表明，党中央做出共产党员不得信教的明确规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已经充分考虑到有的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这一类复杂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政策来确保中央规定的执行。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不允许党员信仰宗教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至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否吸纳宗教信徒入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各国政党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事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拿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论述和其他国家政党的政策来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党的思想原则和纪律的。

理由之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以相互区分的，允许宗教界领袖和精英人士入党，可以体现政治上、社会意义上对宗教的关怀和包容，有助于党和政府加强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

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与世界观、宗教观，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因为二者有区别，所以一部分唯心主义者，包括宗教界爱国人士，虽然不赞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世界观，但是可以积极参加代表了他们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建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二者紧密关联，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共产党员只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信仰任何宗教，才能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矢志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因此，党高举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又对在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要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在规定“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加强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同时，又在同一条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团结信教群众，但不得信仰宗教。”以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可以相区分为理由，宣扬允许宗教信徒入党，反对党中央的规定，这是抹杀共产党员和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区别，把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和党对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要求混为一谈。在统一战线和宗教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有坚定地树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宗教观，才能深刻理解和坚定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求党组织以吸收宗教信徒入党来“体现政治上、社会意义上对宗教的关怀和包容”，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党与宗教的关系，不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企图让社会主义社会去适应宗教。其结果，不是加强党和政府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而是让宗教影响和改变党的政策和性质，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宗教的性质与此截然不同。任何宗教及其信徒都不可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允许一部分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精英入党”，并且以这样的身份去“加强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那么，无论他们属于何种宗教，都不能脱离其所属宗教的背景、利益和关系，不可能平等地对待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其结果，绝不是加强而只能是破坏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宗教关系的和谐。至于有的宗教信徒主动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承认党的纲领，要求加入党组织，那要另当别论，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宗教信徒能不能入党不是一回事。

宗教信仰是什么?宗教信仰可以看作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文化特征，是人类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我国宪法赋予了人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则是禁止信仰宗教的。如果你加入了党，则必须放弃信仰宗教的自由。因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可以相互区分的，允许宗教界领袖和精英人士入党，可以体现政治上、社会意义上对宗教的关怀和包容，有助于党和政府加强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

人们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与世界观、宗教观，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因为二者有区别，所以一部分唯心主义者，包括宗教界爱国人士，虽然不赞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世界观，但是可以积极参加代表了他们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建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二者紧密关联，所以共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共产党员只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信仰任何宗教，才能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矢志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因此，党高举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又对在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要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在规定“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加强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同时，又在同一条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团结信教群众，但不得信仰宗教。”以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可以相区分为理由，宣扬允许宗教信徒入党，反对党中央的规定，这是抹杀共产党员和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区别，把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和党对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要求混为一谈。在统一战线和宗教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有坚定地树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宗教观，才能深刻理解和坚定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求党组织以吸收宗教信徒入党来“体现政治上、社会意义上对宗教的关怀和包容”，颠倒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党与宗教的关系，不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企图让社会主义社会去适应宗教。其结果，不是加强党和政府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而是让宗教影响和改变党的政策和性质，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

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服务。宗教的性质与此截然不同。任何宗教及其信徒都不可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允许一部分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精英入党”，并且以这样的身份去“加强对宗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管理”，那么，无论他们属于何种宗教，都不能脱离其所属宗教的背景、利益和关系，不可能平等地对待其他宗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其结果，绝不是加强而只能是破坏党和政府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宗教关系的和谐。至于有的宗教信徒主动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承认党的纲领，要求加入党组织，那要另当别论，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宗教信徒能不能入党不是一回事。

记得有一句维吾尔族谚语是这样说的，如果潜水的人惧怕鳄鱼，他就取不到价值昂贵的珍珠。当前，新疆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天山南北正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新的历史性变化，新疆呈现出经济大跨越、民生大改善、城乡大变样、民族大团结的全新气象。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反分裂斗争任务。

特别是近年来，三股势力为了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大肆篡改宗教教义，编造异端邪说，通过各种方式，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规范、文化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对信教群众进行全方位的腐蚀、煽动和蛊惑，甚至把黑手伸向校园，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毒害、腐蚀青少年，成为宗教和谐的最大威胁。

事实也早已表明，三股势力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方式是暴力恐怖活动。少数青年在极端宗教势力的教唆、蛊惑、欺骗之下，走上了极端主义歧途，坠入了与恐惧、饥饿、孤独、悔恨为伴的罪恶深渊，选择了与人民为敌，极其可悲地成为极端宗教势力的炮灰，成为被各族人民极度愤恨唾弃的犯罪分子。教训极其沉重、警示极其深刻。

要拔除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这颗毒瘤，必须将宗教极端思想从正常宗教中剥离出来，坚决予以遏制和打击。青少年的未来是中国的未来，新疆的未来。社会稳定，青少年是最大的受益者;社会动荡，青少年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是每一位当代青年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正如报道所言，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摇篮，是境内外三股势力进行渗透、破坏、争夺的阵地。故此，围绕去极端化的主题，专家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艺术学，不同角度揭批了宗教极端主义向学校渗透的丑恶行径，提出高校做好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对策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维吾尔族有句谚语说得好，谁玩火，火烧谁的手。当下，暴力恐怖活动已经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直接现实危害，而宗教极端思想是三股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则是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思想发动和成员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严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毒瘤。针对反分裂斗争的形势和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的现实任务，新疆多方入手，综合施策，对症下药，着力加强去极端化的宣传教育工作，用思想利器摧毁三股势力思想根基，使各族干部群众擦亮眼睛，认清危害，与宗教极端思想彻底决裂。这无疑是对玩火者最有力的反击、最致使的打击。

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场所，同时也是抵御敌对势力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重要阵地，11位专家学者集体发声亮剑：坚决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在高校渗透，其导向和引领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全疆上下人人争当践行先进文化的模范，争当文明的传播者，争当去极端化的践行者，那么，豌豆跳得再高，也砸不透铁锅，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就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宗教极端思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傣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且信的都是佛教中的南传上座部教，亦称小乘佛教[5]。据说，南传上座部佛教是由一位叫阿朱打拉西的人传进来的，至今已有千多年的历史。

傣族称宗教为“沙煞纳”，把他们信仰的佛教叫做“沙煞纳帕召达麻”。帕召达麻指的就是佛祖乔答摩·悉达多——释迦牟尼。

在西双版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宗教习俗，那就是傣族男子都要出家为僧，认为这样才算有教化，不野蛮。并且只有当过和尚的男子，才能得到姑娘的青睐。家境好的小男孩七、八岁入佛寺，三、五年后还俗。当他们穿戴一新由亲人护送，吹吹打打，在众人欢笑声中进入佛寺，便自豪地认为已经开始得到了佛的庇护，能长大成材了。然后他们剃去头发，披上袈裟，开始平静地诵读经书，学习文化，自食其力。而在现在,因为9年义务教育,小男孩们便白天上学校学习汉语等科学知识,晚上在佛寺学习傣族文化,很辛苦的.

在丝绸之路上，不为利益只为福音和真理，而且不畏艰险往来各地的是宗教僧侣。他们之中，以佛教僧侣最多，既有来自西域向中国传播佛教的高僧如鸠摩罗什，也有中国高僧如法显、玄奘前往印度学习佛教教义和经籍的。此外，东来的还有摩尼教僧侣、景教僧人。粟特人的商队首领往往就是祆教领袖，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称他们为「萨宝」。西行的也有道教僧侣，如长春真人丘处机。利益通常是人生的驱动力，但这些僧侣所求的只是心中的真理，日夜所思是如何帮助世人摆脱苦海。结果，由於他们的努力，丝路上的不同宗教文化得以交流，各地文化亦因外来的刺激而有所变化和发展。比如，没有佛教的传入中国，中国的道教就很难产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也想必另有一番面貌了。

(四)法显:东晋时著名的僧人。公元399年，他为了弥补中国佛教经典中戒律部分的缺失，决定前往印度求取戒律经典。他与几位同道一起，从长安出发，经河西敦煌，度沙漠，越葱岭，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旅伴甚至在途中死亡，最后终於到达印度。但即使在印度也不是到处都有他要寻求的戒律，於是辗转流徙印度各地，凡遇到所求佛经，就进行抄写。后来於412年从海路返回中国。法显前往印度取经时已年届六十。回国以后，把所得佛经进行翻译，共译得6部63卷。他还把自己的取经历程记录下来，这就是《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或《历游天竺国记传》。这是一部记录丝绸之路和中印之间关系的重要著作。 (4) Fa Xian: The famous monk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n 399 AD,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precepts in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 he decided to go to India for the classics of the precepts.With several colleagues, he set off from Changan, via the river in the west of the river, Dun Desert, Yue onion, and suffered hardships. Some travelers even died on the way, and finally arrived in India.But even in India, there is no precepts he wants to seek everywhere, so he moves around India. When he encounters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he copys it.La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from Sea Road in 412.Fa Xian was sixty years old when he went to India.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translate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ranslated 6 volumes.He also recorded hi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Buddhist State", also known as "Fa Xian Biography" or "The Biography of the Tianzhu Guo Ji".This is an important work that rec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lk Road and China and India.

(五)玄奘(600-664年)，唐朝著名佛教僧人。俗姓陈，名禕。13岁出家，玄奘是他的法名。他为了追求佛教学问，遍访名师，到处游历，对当时中国佛学各个门派的理论都曾接触和理解。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疑问，於是决定到印度求访佛经，参验真理。唐贞观元年(627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兰州，到凉州(今武威)及敦煌，独自一人冒险度过大戈壁，历尽艰险终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在高昌王麴文泰的资助下，他通过丝绸之路的传统北道行进，终於到达印度，访问了慕名已久、当时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他在印度停留多年，足迹遍及整个印度国境，佛教学问更是无人能及;他精通佛学全部经典，即经、律、论三种经藏，获得了「三藏法师」的称号，这是佛教的最高荣誉。最后，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返回长安，唐太宗命令宰相率领朝臣出迎，长安更是万人空巷。归国以后，玄奘专心翻译带回的佛经，前后共译出75部，1,335卷。他创立了法相宗佛教学派，培养了一批著名弟子。玄奘应唐太宗的要求，根据自己的游历，写下了《大唐西域记》，是记录当时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珍贵典籍。他的平生事迹，则记录在他弟子慧立、彦悰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取经历尽艰险，他的毅力和精神深深感动著后人，特别是根据他取经的故事写成的《西游记》更令他成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 (5) Xuanzang (600-664), a famous Buddhist monk in the Tang Dynasty. Surname Chen, Ming. At the age of 13, Xuan Zang was his name. In order to pursue Buddhist science, he visited famous teachers and traveled everywhere. He had been in contac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of various schools of Chinese Buddhism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many questions in his heart, so he decided to visit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India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uth. In the first year of Tang Zhenguan (627), he set off from Changan, via Lanzhou, to Liangzhou (now Wuwei) and Dunhuang. With the funding of Gaochang Wang Yitai, he travele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northern road of the Silk Road and finally arrived in India and visited Nalanda Temple, the largest Buddhist temple at the time. He has stayed in India for many years, and his footprints have spread throughout India, and Buddhist science is even more capable; he is proficient in all the classics of Buddhism, that is, the three sutras of scriptures, the law, and theory. The highest honor. In the end, Xuan Zang returned to Changan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first month of Zhenguan (645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Xuan Zang concentrated on translat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brought back, translated 75, 1,335 volumes. He founded the Buddhist school of Fa Xiangzong and trained a group of famous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ang Taizong, Xuanzang wrote "Datang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his own travel. His life deeds recorded the "Biography of the Three Tibetan Master of the Great Ci En Temple" written by his disciples Hui Li and Yannao. Xuan Zang experienced his hardships. His perseverance and spirit deeply moved his descendants, especially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ritten by the story of his scriptures made him a household name.

(六)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著名佛教学者。他的名字又被翻译成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简称罗什。他的父亲是龟兹国的天竺(今印度)国师(受国王尊奉的最高佛学水准的代表)，母亲是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王的妹妹。受母亲的影响，他七岁出家修练佛学。天资聪慧，悟性高妙，精通多种语言，广学佛教的大乘和小乘，特别精通大乘学说。在西域各国传教，声誉极高。公元382年，前秦名将吕光西征，迎罗什来中国，先在凉州(今武威)，后到长安(今西安)。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更尊罗什为国师。他在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先后翻译佛典35部共294卷。他的工作，改变了以往中国佛经只有零星翻译的历史，使得大乘经典都有中译本，而且一改以往佛经翻译的朴拙风气，使中文佛经达到了意义通达的水准。他还培养了一批极有建树的佛教学家，历史记载，他的门徒有三千，其中著名的有僧肇、道生、道融、慧观等。鸠摩罗什把中国的佛教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6) Kumorosh (344-413 AD), a famous Buddhist scholar. His nam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Kumoroshs mother -in -law, Mother Kumaro, referred to as Rush. His father was the master of the Tuzu Kingdom (now Indi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Buddhism in the king), and his mother was the sister of the king of Guizi (now Xinjiang Kuqan). Affected by his mother, he was seven years old to practice Buddhism. Innocence and intelligence, high -profile, proficient in many languages, Mahayana and Mahayana who learn Buddhism in Guangxi, especially proficient in Mahayana doctrine. Missionary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has a high reputation. In 382 AD, the former Qin famous general Lu Guangxi came to China, Yingro came to China, first in Liangzhou (now Wuwei), and then to Changan (now Xian). In 401 AD, Qin Yaoxing even respected Roche as a national teacher. He presided ov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Changan, and translated 35 volumes of 35 Buddhist scriptures. His work has changed the history of only sporad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the past, making Mahayana classics have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changed the simple atmosphere of the previous Buddhist scriptures, which made the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reach the level of meaning. He also trained a group of Buddhist scholars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his disciples had three thousand, of which the famous monks, Dao Sheng, Dao Rong, and Huiguan. Kumorosh has push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o a new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