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

二战前，实证法学已是主导的法学思想。但是随着二战后人们对于纳粹法律的反思，导致了自然法的复兴。实证法学所面临的困境在纳粹法律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在战后对战犯的审理过程中，人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依据当时制定的法律而做出的行为在当时不为犯罪，而实际上这些行为都是有违最基本的正义观念的。对于告密者案，法官感到非常头痛。

在纳粹统治时期，许多人通过向党和政府检举自己的敌人来发泄心头的怨恨。被检举的事情包括：私下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偷听敌台;和臭名昭著的流氓无赖以及特务狼狈为奸;囤集超过许可数量的干酪;没有在五天内报告自己丢失了身份证，如此等等。因为这些事情都挡了当时正义实施的道路，所以如果它们被证实了的话，被告就会被判*死刑。在有的案件中，判决的权威依据是“紧急状态”法，在有的案件中，判决的作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虽然这些判决是由那些被合法任命的法官们作出的。而在纳粹下台以后，人们纷纷要最对这些

告密者进行惩罚。然而惩罚却没了合法性依据。按照实证法的观点，法律就是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以及正义观念是没有联系的。既然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不是犯罪那么它就不是犯罪。问题的吊诡之处正是在于此处——恶人何以逍遥于法律之外?这是实证法学无法回避的事情，实证法学将道德和正义观念完全摒除在法律之外的做法，使法律本身丧失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价值无涉的法律很有可能成为对自由和尊严造成破坏的工具。

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何以在人类进入文明几千年后的20世纪会发生如此对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进行践踏的罪行?我们何能在世俗建立真正的自由的国度，以让人能自由、尊严地过活?如何才能建立起自由的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对恶进行防范?于是，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入了曾经被我们丢弃的自然法思想，以自然法的要求来评判现存法律制度的优劣，以促进法律向善的发展。自然法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复兴。

自然法学关注的首先是善的问题，它的途径是通过人的理性去不断地发现善，以善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成就我们的行为规则，在我们的行动中达到具体的善，于是自然法就成了我们行为的准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法的终极价值就是一个字善。

在此，我们通过对实证法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实证法摒弃道德、正义等观念，它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只要是制定出来的法律哪怕它制定得再差那也是法律，主张“恶法亦法”。虽然实证法学在价值上宣称是价值无涉，但实际上它背后坚持的任然是一种价值观念——秩序。实证法学所有的的理论架设都是为这个价值服务的。秩序才是实证法学的精神内核。

通过对二者的解构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自然法学诉诸对善的追求，而现实之中善却又是不断变迁的，从而使得它必须不断地要求实在法做出改变以适应它的要求。这就使得法的稳定性大大的降低了，法律的秩序性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由于自然法所具有的思辨性和空洞性则容易是法律陷入虚无的境地。而实证法由于诉诸对秩序的要求，从而摒弃道德、正义等观念以求价值无涉，以此来保证法律的秩序性和效率。但是这却是法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遭到质疑，法律更有可能沦为一种制造恶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所具有的这些缺陷，所以二战后，哈特和富勒的论战结果双方都做出妥协。哈特承认实在法必须要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富勒也接受了实证法学的方法。

秩序和善这两位大神的争论仍在继续，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何才能够建构起一套内涵善的秩序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难题没有解决之前，当价值诸神大战的时候，我们人类能做的就只有将悲剧缩小更小的范围之内。

正如克瑞翁在面临一方面是家庭的悲剧而另一方面是更大的城邦的悲剧的时候所做出的抉择一样。当价值诸神面临凯撒之时，诸神得为凯撒让路。我们虽然可怜安提歌尼，认为她的慷慨赴死使她变得崇高，在屈辱的活着和高贵的死去之间她选择的是高贵，她的死使我们记住了她。她跟随了她坚信的神的脚步，我想她的确是“幸福地死去了”。而如果凯撒为诸神让路，安提歌尼的悲剧将不会出现，但是，我们面临的将是整个城邦的悲剧，克瑞翁所描述的景象：“城邦将毁于此，家园成为废墟，军队溃不成军，胜利成为泡影。”便会出现。

所以在我们没能构建出一个内涵善的秩序之时，当价值诸神起纷争之时，我们只有坚信法律，坚信我们所需要一直遵循的秩序。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