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谢东屏离开故乡，流亡北平。1932年春，考入北平的东北中学。一名历史教师经常向他讲五四运动以来青年奋起救国的英雄事迹，向他介绍进步书刊，使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1934年，谢东屏考入东北大学。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6年8月谢东屏投笔从戎，参加张学良在西安举办的学兵队，任一连指导员，领导队员学文习武。

西安事变前，谢东屏被调到张学良的第二手枪营任四连指导员，在西安灞桥一带驻防。西安事变后，1937年5月间，谢东屏被调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八师做文秘工作。七七事变后，谢东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持续3个月的上海保卫战，虽然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上海守军于11月12日撤至沪郊。谢东屏等十几个人离队步行到安徽，然后乘船去武汉。在武汉，他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涛的接见。党组织派谢东屏等人到东北军第四十九军补充团，当时团部在湖北宜昌县。谢东屏在营里做文秘工作，并在该营里秘密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谢东屏任支委。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日本侵略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有一次，谢东屏和几个工作人员露宿在易县的小兰村，拂晓前发现有人在说话。他告诉大家别吭气，然后一个一个爬到一户屋里去，钻入了地洞。他进洞以后，子弹上膛，镇定地说：“敌人要是发现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把他吃掉。”结果，敌人空扑一场。反扫荡后，谢东屏被任命为易县敌工部部长、县委委员。1943年春，他被调到晋察冀边区一地委任敌工部副部长，从事敌情侦查工作。

三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谢东屏随同第二批干部从关内挺进到东北。10月初，被任命为辽阳县县长。

当时辽阳的伪警察、土匪、地痞、流氓到处横行，还有以张枢为首的国民党县党部，明目张胆地与我人民政府为敌。谢东屏召集伪辽阳协和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在会上宣布：限3日内将枪支、弹药上缴民主政府，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大批的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很快上交给人民政府，使社会秩序好转，人心稳定下来。当时辽阳除陶瓷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其余工厂都停产了。广大工人无工作，生活无保障，处于饥饿之中。谢东屏提出：“工厂要尽快开工，尽快解决工人就业和吃饭的问题。”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些工厂开工了。工人有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接着商店开业，学校复课，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谢东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忘发展教育事业。1946年春节前，市政府机关干部冯德馨反映铧子山区没有小学，谢东屏听后，马上给铧子区区长郭洪林写信，让他帮助解决建校的房木和砖瓦等问题。不久学校建成了，解决了贫苦孩子就近上学问题。

谢东屏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32年到1945年，整整14年，他只回过一次家。抗战胜利后回辽宁工作，他本来可以从沈阳到新民的家看看，但却没有回去。1945年腊月的一天，谢东屏的胞兄谢庆丰赶着马车路过辽阳时，从布告上看到谢东屏的名字，亲哥俩才在县政府见了面，叙谈14年的离别之情。谢庆丰回家告诉了谢东屏的妻子刘玉秀。翌日凌晨，刘玉秀忙打点行装，凑些路费，领着孩子，昼夜兼程赶到辽阳，终于见到了分别14年的亲人。谢东屏像一座上满发条的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胃痛病不时地向他袭来。有一次，正在开干部会，同志们看他头上直冒虚汗，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老毛病，不算啥，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事何止一次。人们赞叹地说：“谢县长心中装着天下受苦人，唯独没有他自己。”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在三个月时间里，以谢东屏为县长的辽阳县政府就为全县人民办了五件大事：维护社会治安。歼灭了在七岭子盘踞的土匪、特务3000余人，消灭了黄大巴掌、郑国秀、跨海等股土匪;从政府中彻底清洗了旧统治力量，改造政权，建成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了区公所、工作队和保安队;恢复生产，救济失业。恢复了铧子沟煤矿和灵山、唐户屯的兵工厂。救济贫民粮食20余万斤，现款20余万元。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反贪污运动。改善了部分群众生活，经济收入1280万元。大部分是清理敌伪资财，返还了欠安平等地的征款。

1946年3月12日，国民党占领沈阳，进而向辽南进犯。3月21日进攻辽阳火车站。东北民主联军十一旅三十三团进行阻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后来部队撤出市区。谢东屏率领干部在亮甲、隆昌、安平、连河等地建立了区政府，积极发动山区群众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做军鞋，组织民夫送粮草、出担架、赶大车，支前活动轰轰烈烈。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向辽阳东部山区进犯。谢东屏贯彻上级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道坚持山区斗争。10月24日，他率县保安团和部分干部50多人，从八盘岭急行军到连河，正好鸡叫，大家睡一会儿就天亮了。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算盘峪方向发现了敌人。于是紧急集合，谢东屏把队伍拉到水泉沟，在山上观察敌情。部队乘夜间转移。经华家堡子、榆树林子，越过双岭，到达大黑山已是次日10点多钟。26日11时，由于坏人告密，隆昌、连河两股敌人分两路从大西沟向大黑山包围过来。谢东屏立即命令兵分两路向外突围。干部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多钟。因敌我力量悬殊，我方伤亡惨重。谢东屏在战斗中为了营救同志也身负重伤。

1947年1月7日夜间，谢东屏启程去找部队，当行至刚家堡子生铁岭岗梁时，被反革命分子蔡玉生和杨贵喜暗杀，时年36岁。

谢东屏为辽阳县人民的解放而光荣牺牲了。为永远缅怀谢东屏，辽阳县人民委员会于1966年4月建成谢东屏烈士陵园。陵园正门两侧镌刻着“江河大地存忠骨，浩气永存留人间”。

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