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68-78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处境非常困难。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他鞠躬尽瘁，呕心沥血。

他保护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为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3天后，当总理的灵车驶经北京长安街、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百万群众完全自发地伫立在街旁悲痛欲绝，热泪横流，目送总理离去……

泪

——悼念敬爱的周总理

(作者：臧克家)

八亿赤心，哀伤袭击!

千言万语，声声啜泣。

英姿笑貌，已成遗容，

伟词宏声，犹在耳中。

半旗悠悠，悲风漫吹，

人的汪洋，泪的潮水。

泪是丰碑，泪是誓言，

泪是动力，泪是火焰!

昂起头来，揩干眼泪，

红旗指向，无坚不摧!

1976年1月13日

江青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她生性开放、刚烈并富有极强的表现欲望。她是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和支持者，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捍卫文革的全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青从一个普通演员转变为***在文革期间一位轰轰烈烈的关键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但是她的一生充满争议。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组织和实施者，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四人帮开展活动;而文革结束后却被贬低为当代的“吕后”、“武则天”、“白骨精”。西方也有人称她为“中国的伊维塔?庇隆”。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原名李云鹤，1929年15岁的李云鹤进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多话剧，这为她以后成为演员奠定了基础，也是她在以后工作中充满表现欲的根源。和封建时期的中国其他女孩子的命运一样，1931年5月年仅18岁的她嫁给富家子弟裴明伦，而仅仅两个月后与却又与其离婚。1932年，李云鹤与大她三岁的***地下宣传部长俞启威(黄敬)同居，并在俞介绍下，加入中国***，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支部委员。在俞启威被捕后李云鹤逃往上海，从而开始了以蓝苹为艺名的演艺生涯。先后出演了《娜拉》、《自由神》、《都市风光》、《狼山喋血记》、《大雷雨》、《王老五》等影片并受到好评。

蓝苹的感情生活比她的戏剧更丰富的，在此期间她先与与影评人唐纳同居，后与导演章泯同居。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七七事变之后蓝苹离开上海到延安参加革命，并改名为江青。1939年，在***政治局不同意的状况下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开始了江青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涯。

江青在文革前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由于她搞出几部现代题材的戏剧，且思想性与艺术性兼优，已在中国文艺界崭露头角。但直到文革前夕，她都未正式参与中共的政治活动。1965年春天，毛泽东在秘密寻找文革的开路先锋时，看中了江青，让她潜赴沪上，联络姚文元，藉批判《海瑞》之机，行捣毁北京市委之实。1965年11月，受毛泽东指示，在上海组织编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后来得到林彪支持，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面组织力量改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一面“批判”、禁绝各种戏剧、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造成“八亿人民八部戏”的局面。同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至此，可以说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江青手中。

文革开始后，江青逐渐走上政治前台，也开始了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她认为，自己30年代作演员时的经历，不应该再被别人提起来。1966年10月，江青通过林彪的夫人叶群，让空军派人到上海，在电影界人士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赵丹的家中搜查有关自己的材料，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稿纸之类的东西都拿了回来。搜到的材料，很快就送到北京烧毁了。并以“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罪名对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知道江青的底细的人进行迫害。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台下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台下立即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旗手”之冠便由此而来。

这时候的江青，还处于“夺权”的阶段，并与林彪密切合作。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江青和林彪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而江青也有自己的创造，她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这也是江青具有表现欲体现。

1969年江青进入***政治局。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而成为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

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10月6日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用两根鞋带栓在一起在床之间的空挡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江青的自杀也正说明她是一位性格刚烈的女子。

生活中的江青喜欢拍照和看戏，并且喜欢将自己喜爱的文物据为己有，据查，仅被江青拿走的印章、字画、古墨、古砚、金表等，就达743件。她一人霸占了8辆轿车。她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青岛、北戴河等地霸占住房27处。

江青曾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助手，与此同时，文革后期也有意把责任推给她承担，林彪已死，她便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江青有文才、口才，有艺术素养，更有政治欲望。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她成为文革的牺牲品，这是她人生的一大悲剧。

历史当事人评论江青

毛泽东评江青：

文革时期，毛泽东曾表示：江青敢于反潮流,但不注意斗争策略,不能团结大多数人.

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

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

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

毛泽东对江青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爱怜溢于言!)

周恩来评江青：

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

邓小平评江青:

邓小平说：“江青坏透了。”一意大利记者问：“给她多少分?”邓答：“零分以下。(邓选2，352～353)

林彪评江青:

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

纪登奎评江青：

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评论江青：

她实际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观察员，她对路线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非常敏感。

姚文元评江青：

姚文元1996年出牢后说：毛泽东要把***主席的位子传与江青。

华国锋评论江青：

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是很有理智的。据我观察，越是到了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她反而越沉着冷静。

黄永胜评论江青：

江青在每一次关头都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她才逢凶化吉的。

以为毛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

陈伯达评论江青：

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地来说是提醒。

曹轶欧评论江青：

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戚本禹评论江青：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她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都要死命妒忌，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陈永贵评论江青：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

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

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陈永贵晚年评价江青：

“江青不贪”、“对劳动人民还是有感情的”。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黄帅。这位“革命小闯将”当年只有十二岁，江青等人精心删改她的日记，将其塑造为反潮流的象征，批判“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而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黄帅也随之遭到口诛笔伐。现在，步入中年的黄帅已经过着平静的生活，但经历过的那场风波，令她一直惧怕记者，“怕他们编故事，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让世人都花了眼。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了。”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可以说未谙世事，如何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原本荒唐的故事，倒成了平常之事。林彪集团1971年覆灭之后，江清集团展开“批林批孔”运动，其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矛头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这期间，江青等人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为攻击周恩来提供“现实根据”，黄帅事件便是其中的一桩。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信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但是，风光无限的黄帅并不快乐。对于那位因她受批判的语文老师，黄帅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后来曾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和当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十二岁的“反潮流英雄”黄帅不过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造反榜样”，是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四人帮”把他们捧上了天，但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黄帅也从高潮跌入谷底。当时才十六岁黄帅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小爪牙”，甚至有人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她的父亲被逮捕，同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九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黄帅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却未能顺利被录取。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知道后作出了批示，“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这样，黄帅才得以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

正因为在少年时代便经历了大起大落，所以黄帅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道：“她的成绩在班上不算是最好，但大家都敬佩她的精神。我和她同寝室近三年，我很少见她晚自习在十点半以前回来。”

对于黄帅来说，动荡生活已经过够了，她需要的是平静。1984年黄帅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那时有一位外地记者专程来采访她，但黄帅始终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黄帅后来对这个记者说：“一想到你是搞新闻的，有一天你会把你我之间的谈话公开给整个社会，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惶恐。”

“一个女孩子，在经历了一场对于男的来说都难以忍受的痛苦后，如果在她已经平静的今天，再让人们在大街小巷津津乐道地谈论，进而也搅乱别人的平静，这实在不是我所期望的。”黄帅谈到自己的生活时说。

1998年12月，黄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至今。已步人中年的黄帅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累了，黄帅就依畏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黄帅简历

1973年，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1984年9月，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1986年，赴日本留学。

1993年3月，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8年12月，回到中国，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 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 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 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 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 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 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 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着作《管锥篇》，而杨绛 也完成了译着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 绛动笔写 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 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 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 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60年代初，在筹建军事博物馆时，兼任军博党委书记的肖华坚持把一幅突出林彪在主要位置的《井冈山会师》油画剔除，引起林彪不满。肖华曾长期在林彪部下任职，却不肯被他笼络。林彪更为恼火的是，他在军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遭到肖华抵制。“文革”中，江青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别有用心地搞一个《纪要》，企图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庭抗礼。江青要肖华参加座谈会，肖华气愤地说：“江青不是搞京剧改革吗?怎么又管起军队的事来了?管得这么宽呀!”拒绝出席。江青大为恼火，给肖华记上了黑帐，和林彪合伙整肖华。

1966年10月，军事院校学员到国防部“造反”，肖华采取了措施制止。林彪、江青乘机攻击肖华“压制革命，打击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在军委碰头会上，江青跳出来指责“肖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次日凌晨，造反派就揪走肖华，刷出“打倒肖华”的标语。周恩来闻讯大怒：“肖华同志从红小鬼到总政治主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呢?”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也当即指示：“肖华是个好同志。”肖华得以复出，他仍不气馁地同林彪、江青作斗争。1967年7月25日，林彪恶狠狠地对他操纵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肖华终于身陷囹圄，长达7年。林彪沉沙后，有人暗示肖华说：“去给江青倒个歉，就免于坐牢了。”肖华大义凛然：“我没有错，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自古忠奸不相容。同一个肖华，周总理叫他“红小鬼”，毛主席称他“好同志”，而林彪、江青一伙却畏之为“阎王”。而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将军却宠辱不惊，心中只有党和人民。1985年8月12日，他在弥留之际还喃喃地说：“这么多年，是党把我培养大的，可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前来看望他的总书记胡耀邦俯在他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十二岁那年，莫言因拔了生产队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后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爷爷说：“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吗！还用得着这样打？”“中农”出生的家庭让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小心翼翼，苟且偷安。 莫言回忆小时候向老师告密一位同学在参观苦难展览时没有哭，导致那位同学获得警告处分。多年后他忏悔悟到一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关于宽恕的故事---莫言小时候跟随母亲去地里捡麦穗，被守麦田的人捉住，搧了母亲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多年后， 那个看守麦田的人在集市上与莫言相逢， 对方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莫言冲上去想报仇，母亲拉住了他，平静地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一、《邓亚萍》 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二、欧尔·布里

在巴黎举办的一场大型音乐会上，人们正如痴如醉地倾听着名的小提琴家欧尔·布里美妙绝伦的演奏。突然，正全神贯注的布里心一颤——它发现小提琴的一根弦断了。但迟疑没有超过两秒，他便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面带微笑地一曲接一曲地演奏。观众们和布里一起沉浸在那些优美的旋律当中，整场音乐会非常成功。

终场时，欧尔·布里兴奋地高高举起小提琴谢幕，那根断掉的琴弦在半空中很醒目地飘荡着。全场观众惊讶而钦佩地报以更为热烈的掌声，向这位处变不惊、技艺高超的音乐家致以深深的敬意。面对记者的“何以能够保持如此镇定”的提问，欧尔·布里一脸轻松道：“其实那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我还可以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许多遭受不幸的人生，依然可以是美丽无憾的。”

布里睿智的回答与他卓然的表演一样精彩——“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向世人传递的是从容，是乐观，是洒脱，是心头不肯失落的信念，是命运在握的强者充满自信的宣言，是坦然前行的智者面对岁月中那些风雷电雨自豪的回应。

三、何飞鹏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四、林肇泽

林肇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不断创造“神话”：他45岁开始自学绘画，无师自通，短短几年时间，其炭精画作品在国内外“走红”；他到过100多所大专院校，开办讲座；如今虽年逾古稀，但壮志不减，立誓把自己创作的励志歌曲在全国唱响。

林肇泽今年已经72岁。1957年，年仅17岁的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家务农。他曾拉过船、抬过石头，还干过两年灶匠、8年木工、5年机修工……一次偶然的出差机会，林肇泽接触到了绘画。

1985年，林肇泽出差路过自贡，看见街边画摊上有人画炭精像，被深深吸引。回到南充后，他买了大量专业书籍，潜心研究。刚开始学画时，因为市面上买不到专门绘制炭精画的画笔，林肇泽就琢磨着做画笔。把毛笔涂上胶水，等自然风干后，用剪刀剪出大大小小的笔尖。没有大面积涂抹阴影的材料，他就在空笔杆里面塞上棉花，做成涂抹工具，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的绘画工具。

他无师自通，却很快创造出奇迹：1989年，林肇泽带着他的作品《肖像》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个体劳动者“光彩杯”书画摄影展，并获得了省级三等奖，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肖像》的特写。2000年，四川民间艺术协会授予他“一级民间艺术家（炭精画）”证书。随后，他在南充市街头摆起了画摊，专为别人画像，这一画就是8年。（短文学网 ）

林肇泽在巡回讲学和演讲中，从来不收讲义费。他和家人花费的车旅费、资料费、房租费等，将近20万元，全部是自费。他不仅把摆摊画画挣的钱全部用光了，而且连子女给他的生活费也几乎耗尽。如今，他和老伴依然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小青瓦房里，几间小青瓦房又破又潮湿，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形成巨大反差。在他家里，简单的几样家具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古董”，他的书桌也是两口木箱重叠而成，他的当家衣服还是在10多年前别人送给他的。

五、杨佳

她是一位漂亮而又富有才华的女孩。她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教师：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班；24岁在中科院教研究生。接着，她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顺风顺水，处处布满了鲜花和掌声。可是，在她29岁那年，上帝却突然关闭了那条通往幸福的大门，一下子把她推入到黑暗的深渊里。她的视神经发生了病变，双目失明。与光明一同失去的，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

她要学习盲文，她要回到自己的知识领域里去。可是，这一年，她已经30岁。30岁的女人当然不能再上盲人学校啦。因此，她只好自学。她开始“看”盲文。当然，她是用手指“看”的。她只能用手指摸来替代眼睛看。她摸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大白菜，字母为

c-a-b-b-a-g-e，这7个英文字母，她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可是，她到底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单词就是“大白菜”。当父亲告诉她答案的时候，她哭了。她为自己的笨拙而流泪。她是中科院的英语教授，居然不认识“大白菜”这个英文单词。而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目十行啊！ 她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被一棵“大白菜”给绊倒了。她要活下去，她要站起来，她要做一棵能够飞翔的大白菜，重新翱翔在知识的天空里。她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她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练习，一遍遍地摸字，一遍遍地默记。然后，她再把学会的东西背诵给父亲听。一次，父亲在听取她背诵的时候，发现盲文字块儿上满是殷红的血。等她背完，父亲一把拉过她的手，这才发现她的十指都已经磨破。父亲把她的双手攥在自己的手里，禁不住号啕大哭。父亲说：“女儿呀，咱不学了。爸爸有工资，爸爸可以养活你一辈子。”她没有哭。她反而笑着安慰父亲说：“爸爸，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我能行！”

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偷偷地跑出了家。父亲很着急，四处寻找。最后，父亲在她工作过的教室里找到了她。学生已经放学。教室的灯光已经熄灭。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反复地用手丈量着黑板。她终于重返讲台。一切都与生病前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学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已经双目失明了。终于，有同学发现她拄着盲杖在校园里行走，同学们这才知道了她的不幸，这才知道她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同学们感动得哭了，而她却笑了。她笑着讲述一棵大白菜的奋斗历程，鼓励同学们珍惜时光。

她的名字叫杨佳。杨佳学会盲文后，利用电脑盲文软件，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她以盲人的身份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并获得了哈佛mpa学位。现在，杨佳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副主席。

六、克利斯帝·布朗

他生长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刚出生时四肢健全，但严重瘫痪，让他无法移动。他患了非常严重的脑性麻痹，发音不准，全身上下只有左脚能动。7岁那年，他坐着轮椅，和家人到公园玩。几个小朋友正在比赛画画，他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他们，“啊啊”地叫着，不肯离开。一个小朋友似乎看懂了他的意思，大声笑道：“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谅你也画不出好东西来！不要吵着我们啦！”

他伤心地离开了，回到家，为了让姐姐了解自己的意思，他用左脚从她那里抓来一支粉笔，试着画呀画，可就是画不好。姐姐陪在他身边，鼓励他说：“我相信你能画好，上帝只不过暂时解除了你的武装，让你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画画，但只要肯花工夫练习，一定可以画出精彩的画来。只要敢梦想，什么都做得到。”

他渐渐长大了，一直很勤奋地学习用左脚画画、写字。他的家人坚信他的智力没有障碍，只

是无法与人沟通。家人下定决心要让他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于是把他放在推车里，拉着他到处跑，让他多认识外面的世界。他的左脚练得越来越灵活，他竟然学会了游泳。在家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练习画画，也开始学写作。他的脚趾常常被磨破，但他忍着疼痛继续练；他写的稿子退稿很多，但他没有灰心。他从一个失败前进到另一个失败，但他的热情不减。他告诉自己再多撑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再多撑一年吧，慢慢地，他发现他又有了极大的热情。当他的画作在全市获奖，处女作《我的左脚》经历多次修改也得以发表时，他感觉眼界被打开了，原来，人生充满了可能性，他相信，前方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日子。

他品尝到了写作和画画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虽然每画一幅画，每写一篇文章，他都很吃力，脚被磨出了血泡不说，他还常常收到退稿，但他从来不肯放弃，他要拥抱每一个机会。

他的妈妈通过一位医生的协助，将他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他获得了很好的治疗。他特别尊敬这位了不起的医生，这位医生后来不仅为他和其他脑性麻痹人士创办了一家医院，而且把他引入文坛。几位爱尔兰知名作家鼓励他创作，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27岁时，他花了很多心血写了小说《那些低潮的日子》。令人兴奋的是，小说一经发表就荣登畅销小说榜第一名，并被改编成电影，由丹尼尔·戴·路易斯主演，戴·路易斯也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后来又出版了六本书，另外，他也是一位积极创作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克利斯帝·布朗，听说只有左脚能动、只能发出几个声音的他成了知名作家、诗人和画家，很多人非常惊讶。克利斯帝在日记中写道：“正像姐姐曾教我的那样，只要功夫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在风雨中，要勇敢坚定；在黑暗中，要咬紧牙关前行；面对沙漠，心中要充满绿洲。只要像蝉一样，经历苦痛，决不放弃，一定能一飞冲天！轮椅上的孩子都应该去尝试每一件事！”

[中国现代名人故事六篇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造反派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华罗庚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69年，推出《优选学》一书，并将手稿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送给了国务院。

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

1974年，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公开点名，说他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

1975年8月，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来到哈尔滨，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他昏迷了6个星期，一度病危。

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著作成果相继正式出版。

1979年5月，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11月，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

1984年4月，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85年4月，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5年6月3日，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

1985年6月12日下午4时，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主题为《理论数学及其应用》的演讲，由于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当日晚上10时9分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