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针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 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 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并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就曾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复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们认为，“四种形态”正与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脉相承。

河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陈超英表示，“四种形态”使“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有了带电的缓冲区，通过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这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也符合“祸患常积于忽微”的腐败发展规律。

“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无数的案例表明，如果在刚出现问题苗头的时候及时给予提醒、警示，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问题由小变大，最后演变成违法犯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李松峰说。

李松峰认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是教育挽救党员干部的有力举措。

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玉平表示，“四种形态”从8700多万党员的总体出发，为一般健康、亚健康、得小病、生重病的不同人群，提供了分类诊疗方案。

“纪检监察机关要本着治病救人之心来监督执纪。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函询、诫勉谈话等方式及早处理，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防止党员干部由违纪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李玉平说。

“对‘常态、大多数’强调监督教育管理的平日之功，对‘少数、极极少数’施以重拳、施加重典，正是谋一域不忘谋全局的体现，实乃用心良苦。”高波认为，随着“四种形态”的过程规范和结果公开，纪检监察战线将逐渐摆脱“不用‘两规’，难有作为”的被动困局，告别只重查办能移送司法案件的“职业偏好”，回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初心本意”。

在纪念“七七事变”71周年之际，我们凭吊当年英勇的抗日先驱英烈，回想历史，展望未来，感慨良多。中日两国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交流的历史，五千年文明的中华，在西风东渐以前，一直是东瀛告别洪荒步入人文的师长。然而在近代，东倭却又一次走上对外穷兵黩武的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且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冒用“中国征东将军”的名义跨越对马海峡，而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野心，矛头直指当年的恩师之国——中国，历时半个时世纪的血腥浩劫，给中国和亚洲其它一些国家造成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中日两国政府关系，以及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基础。虽然1972年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由于日本开始对历史问题有了这一基本认识，中日两国才得以实现邦交正常化，民间互通有无。随着30余年来，数届清醒的日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而总体上逐渐有所进步。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话，就过去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历史，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这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从田中教荣到小泉纯一郎，也有数届逆历史潮流的日本元首和政客，公然朝拜“靖国鬼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右翼邪恶势力帮凶;人们不能不看到，日本一直存在一股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逆流，并且这股反动潮流，有增无减，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日本右翼势力顽固地宣扬反动历史观，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日本有一个旨在为所谓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的出版物，洋洋数十万言，所持历史观之反动，翻案气焰之嚣张，令人吃惊。甚至在日本发展到公开修改教科书，否认历史罪行。

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公然把“九一八事变”歪曲成日本的“防卫战争”，把“七七事变”说成是中国的“阴谋所致”，连日本在本世纪初向北洋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也被公然说成是日本在“巩固既得利益”。概言之，它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全盘否定，统统抹杀。并且发展的右翼政府公然以武力，违背国际公法，在东中国海钓鱼台列屿非法拘押我中国公民。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妄图“八泓一宇，称霸世界”，即把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19世纪甲午战争窃取琉球和台海，20世纪30年代，日本先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在1931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犯下的累累暴行，令人发指，其证据在案，铁证如山，罄竹难书。然而今天日本某些丧心病狂者竟然对此辩解说，“因日本土地和资源缺乏，有时需要向其他国家要求生存所需的权益”，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这类胡言乱语同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的舆论蛊惑和煽动何其相似乃尔。这些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当年的军国主义狂热之中。

这些人还对在历史问题上表态比较客观的日本政界人士大加攻击，对日本正直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人士发泄强烈的不满，抱怨日本患有“民族自虐症”和“历史自虐症”。他们对日军暴行的无数人证、物证，对中国、日本和国际上的如山案卷记录目盲心蔽，对中日两国人民希望世代友好的愿望视而不见，一味地为侵略战争制造各种辩词和遁词。他们甚至扬言要改变现状，重树什么“正确的”历史观，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必须指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疯狂肆虐时也曾鼓吹过所谓“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不仅给亚洲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天这些人又在起劲地鼓吹这种“精神”，他们究竟想要把日本引向何方?要给日本在国际上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他们这样做，只能使周边国家对日本更加警惕，也不利于日本今后的发展。日本明智的政治家、各界有识之士对此不可不察，不能听任这些人把日本引入歧途。

本世纪以来，日本走过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两相对照，不难得出正确结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利害昭昭，殷鉴不远。但是，日本有些人却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甚至妄图重温“军国日本”的迷梦。因此有必要正告这些人：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否则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对日本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敢于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错误，改变民族方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赢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成为国际社会中体面的一员。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面对历史的大潮，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政治和精神境界。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陷入精神误区的情况并不少见，关键的问题是要有走出误区的勇气和智慧。正确认识历史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新的进步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希望日本走向和平发展之路，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之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之一，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所犯下了历史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