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亨利

生活是由呜咽、抽泣和笑容组成的，而抽泣占据了其中的大部分，下面是欧·亨利《汽车等待的时候》，欢迎阅读。

文丨欧·亨利

黄昏刚降临，穿灰色衣服的姑娘又来到那个安静的小公园的安静的角落里。她坐在长椅上看书，白天还有半小时的余辉，可以看清书本上的字。

再说一遍：她的衣服是灰色的，并且朴素得足以掩盖式样和剪裁的完美。一张大网眼的面纱罩住了她的头巾帽和散发着安详恬静的美的脸蛋。昨天同一个时候，她也来到这里，前天也是如此；有一个人了解这个情况。

了解这个情况的年轻人逡巡走近，把希望寄托在幸运之神身上。他的虔诚得到了报酬，因为她翻书页的时候，书本从她手里滑下来，在椅子上一磕，落到足足有一码远的地方。

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扑到书上，带着在公园和公共场所里司空见惯的神情把它还给它的主人，那种神情既殷勤又充满希望，还搀杂一些对附近那个值班警察的忌惮。他用悦耳的声调冒险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关于天气的话——那种造成世间多少不幸的开场白——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等待着他的运气。

姑娘从容不迫地把他打量了一下；瞅着他那整洁而平凡的衣服和他那没有什么特殊表情的容貌。

“你高兴的话不妨坐下。”她不慌不忙地说，声调低沉爽朗。“说真的，我倒希望你坐下来。光线太坏了，看书不合适。我宁愿聊聊天。”

幸运的侍臣受宠若惊地在她身边坐下。

“你可知道，”他把公园里的主席们宣布开会时的公式搬出来说，“我很久没有看到象你这样了不起的姑娘啦。昨天我就注意到了你。你可知道，有人被你那双美丽的眼睛迷住啦，小妞儿？”

“不论你是谁，”姑娘冷冰冰地说，“你必须记住我是个上等女人。我可以原谅你刚才说的话，因为这类误会在你的圈子里，毫无疑问，是并不希罕的。我请你坐下来；如果这一请却招来了你的‘小妞儿’，那就算我没请过。”

“我衷心请你原谅。”年轻人央求说。他的得意神色马上让位于悔罪和卑屈。“是我不对，你明白——我是说，公园里有些姑娘，你明白——那是说，当然啦，你不明白，不过——”

“别谈这种事啦，对不起。我当然明白。现在谈谈在这条小路上来来往往，推推搡搡的人吧。他们去向何方？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忙？他们幸福吗？”

年轻人立刻抛开他刚才的调情的神情。现在他只有干等的份儿；他琢磨不透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看看他们确实很有意思。”他顺着她的心情说。“这是生活的美妙的戏剧。有的去吃晚饭，有的——呃——到别的地方去。真猜不透他们的身世是怎么样的。”

“我不去猜，”姑娘说，“我没有那样好奇。我坐在这儿，是因为只有在这儿我才能接近人类伟大的、共同的、搏动的心脏。我在生活中的地位使我永远感不到这种搏动。你猜得出我为什么跟你聊天吗——贵姓？”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回答说。接着，他急切而期待地盼望她自报姓氏。

“我不能告诉你。”姑娘举起一只纤细的手指，微微一笑说。“一说出来你就知道我的身份了。不让自己的姓名在报刊上出现简直不可能。连照片也是这样。这张面纱和我女仆的帽子掩盖了我的真面目。你应该注意到，我的司机总是在他以为我不留神的时候朝我看。老实说，有五、六个显赫的名门望族，我由于出生的关系就属于其中之一。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话，斯塔肯帕特先生——”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谦虚地更正说。

“——帕肯斯塔格先生，是因为我想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谈话，即使一次也好，跟一个没有被可鄙的财富和虚伪的社会地位所玷污的人谈话。哦！你不会知道我是多么厌倦——金钱、金钱、金钱！我还厌倦那些在我周围装模作样的男人，他们活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傀儡。欢乐、珠宝、旅行、交际、各式各样的奢华都叫我腻味透顶。”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年轻人吞吞吐吐地试探说，“金钱准是一样很好的东西。”

“金钱只要够你过充裕的生活就行啦。可是当你有了几百万、几百万的时候——”她做了个表示无奈的手势，结束了这句话。“叫人生厌的是那种单调，”她接下去说，“乘车兜风、午宴、看戏、舞会、晚宴、以及这一切象镀金似地蒙在外面的过剩的财富。有时候，我的香槟酒杯里冰块的叮当声几乎要使我发疯。”

帕肯斯塔格先生坦率地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有这么一种脾气，”他说，“就是喜欢看书报上写的，或者听人家讲的关于富有的时髦人物的生活方式。我想我有点儿虚荣。不过我喜欢了解得彻底一些。我一向有一个概念，认为香槟酒是连瓶冰镇，而不是把冰搁在酒杯里的。”

姑娘发出一连串银铃般的，觉得好玩的笑声。

“你应当知道，”她带着原谅的口吻说，“我们这种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就靠标新立异来找消遣。目前流行的花样是把冰块搁在香槟酒里。这个办法是一位鞑靼王子在沃尔多夫大饭店吃饭时发明的。不用多久它就会让位给别的怪念头。正如本星期麦迪逊大街的一次宴会上，每位客人的盘子旁边放了一只绿羊皮手套，以便吃橄榄的时候戴用。”

“我明白啦。”年轻人谦虚地承认说。“小圈子里的这些特别花样，普通人是不熟悉的。”

“有时候，”姑娘略微欠身，接受了他的认错，“我这样想，假如我有一天爱上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地位很低的。一个劳动的人，而不是不干活的懒汉。不过，毫无疑问，对于阶级和财富的考虑可能压倒我原来的意图。目前就有两个人在追求我。一个是某个日耳曼公国的大公爵。我猜想他现在有，或者有过一个妻子，被他的放纵和残忍逼得发了疯。另一个是英国侯爵，他是那样地冷酷和唯利是图，以至相比之下，我倒宁愿选择那个魔鬼似的公爵了。我怎么会把这些都告诉你的啊，派肯斯塔格先生？”

“帕肯斯塔格。”年轻人倒抽了一口气说。“说真的，你想象不出你这般推心置腹使我感到有多么荣幸。”

姑娘无动于衷地看看他，那种漠然的眼色正适合他们之间地位悬殊的状况。

“你是干哪一行的，帕肯斯塔格先生？”她问道。

“很低微，但是我希望在社会上混出一个模样来。你刚才说你可能爱上一个地位卑贱的人，这话可当真？”

“自然当真。不过我刚才说的是‘有可能’。还有大公爵和侯爵在呢，你明白。是啊，假如一个男人合我的心意，职业低微也不是太大的障碍。”

“我是，”帕肯斯塔格宣布说，“在饭馆里干活的。”

姑娘稍稍一震。

“不是侍者吧？”姑娘略微带着央求的口气说。“劳动是高尚的，不过——服侍别人，你明白——仆从和——”

“我不是侍者。我是出纳员，就在”——他们面前正对着公园的街上有一块耀眼的“饭店”灯光招牌——“你看到那家饭馆吗，我就在里面当出纳员。”

姑娘看看左腕上一只镶在式样华丽的手镯上的小表，急忙站了起来。她把书塞进一个吊在腰际的闪闪发亮的手提袋里，可是书比手提袋大多了。

“你怎么不上班呢？”她问道。

“我值夜班，”年轻人说，“再过一小时我才上班。我可不可以跟你再会面？”

“很难说。也许——不过我可能不再发这种奇想了。现在我得赶快走啦。还有一个宴会，之后上剧院——再之后，哦！总是老一套。你来的时候也许注意到公园前头的拐角上有一辆汽车吧。一辆白车身的。”

“红轮子的那辆吗？”年轻人皱着眉头沉思地说。

“是的。我总是乘那辆车子。皮埃尔在那里等我。他以为我在广场对面的百货公司里买东西。想想看，这种生活该有多么狭窄，甚至对自己的司机都要隐瞒。再见。”

“现在天黑啦，”帕肯斯塔格先生说，“公园里都是一些粗鲁的人。我可不可以陪你——”

“假如你尊重我的愿望，”姑娘坚决地说，“我希望你等我离开之后，在椅子上坐十分钟再走。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企图，不过你也许知道汽车上一般都有主人姓氏的字母装饰。再见吧。”

她在薄暮中迅疾而端庄地走开了。年轻人看着她那优美的身形走到公园边上的人行道上，然后在人行道上朝汽车停着的拐角走去。接着，他不怀好意，毫不犹豫地借着公园里树木的掩护，沿着同她平行的路线，一直牢牢地盯着她。

她走到拐角处，扭过头来朝汽车瞥了一眼，然后经过汽车旁边，继续向对街走去。年轻人躲在一辆停着的马车背后，密切注意她的行动。她走上公园对面马路的人行道，进了那家有耀眼的灯光招牌的饭馆。那家饭馆全是由白漆和玻璃装修的，一览无遗，人们可以没遮没拦地在那里吃价钱便宜的饭菜。姑娘走进饭馆后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再出来时，帽子和面纱已经取下来了。

出纳员的柜台在前面。凳子上一个红头发的姑娘爬了下来，一面爬，一面露骨地瞅瞅挂钟。穿灰色衣服的姑娘登上了她的座位。

年轻人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在人行道上慢慢地往回走。在拐角上，他脚下碰到一本小小的、纸面的书，把它踢到了草皮边上。那张花花绿绿的封面使他认出这就是那姑娘刚才看的书。他漫不经心地捡起来，看到书名是《新天方夜谭》，作者是斯蒂文森。他仍旧把它扔在草地上，迟疑地逗留了片刻。然后，他跨进那辆等着的汽车，舒舒服服地往座垫上一靠，简单地对司机说：

“俱乐部，昂利。”

邪和正，人的心，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下面是欧·亨利的《改邪归正》，欢迎阅读。

欧·亨利

吉米·瓦伦丁正在监狱里的制鞋车间一丝不苟地上鞋帮，一名看守来到他的身边，将他领到前楼的办公室。典狱长将州长当天早晨签署的赦免状交给吉米，吉米闷闷不乐地接过了赦免装。他本来被判四年监禁，已经服刑近十个月之久。他原先打算在监狱里至多呆三个多月光景。一个像吉米。瓦伦丁那样在外界有那么多朋友的人，一旦坐牢连头发都不必剃光的。

“嗯，瓦伦丁，”典狱长说，“你明天上午可以出去了。振作起来，活得像个样子。你这人心地不坏。以后别再撬保险柜了，本本分分过日子。”

“我怎么啦？”吉米诧异地说，“我平生从没撬过保险柜。”

“哦，没有撬过，”典狱长笑笑，“当然没有。现在，让我想想看，你是怎么搞的，在斯普林菲尔德一案中给送了进来？是不是怕连累哪一位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士，因而不肯提出你不在现场的证据？或者不过是因为不讲道理的陪审团故意亏待你？你们这些自称无辜的犯人总是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借口的。”

“我怎么啦？”吉米依然带着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我平生从没到过斯普菲尔德。”

“把他带回去吧，克罗宁，给他准备好出去穿的衣服。明天早晨七点钟把他放出去，这会儿让他先到候审室去。瓦伦丁，你好好想想我的劝告。”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刻，吉米站在典狱长的大办公室里。他穿着一身很不合身的现成衣服，一双硬梆梆的皮鞋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响，这都是在释放被强迫在这儿做客的人时由州政府免费提供的。

一个办事员递给他一张火车票同一张5元的钞票，法律指望他用这笔钱安身立业，重心做人。典狱长还递给他一支雪茄烟，并且同他握手告别。瓦伦丁，9762号，从此登记在“州长赦免”的档案里，而詹姆士。瓦伦丁先生则一步跨进光天化日之中。

吉米无心领略外面的鸟语花香、绿阴婆娑的美景，却一头扎进一家餐馆。他吃了一只烤鸡，喝了一瓶白酒，随后又要了一支比典狱长递给他的档次略高一等的雪茄烟，从而初步品尝到自由的喜悦。从餐馆出来，他不慌不忙地来到火车站。车站门口席地坐着一个盲人，吉米朝盲人身边翻过来的帽子里丢了一枚二毛五的银币，然后来到迈克。多兰开的一家咖啡馆，同迈克握握手。正好只有迈克一人守着咖啡馆。

“真对不起，吉米，我的孩子，我们没有能够让你早一点出来。”迈克说，“我们要对付斯普林菲尔德提出的抗议，连州长都几乎拿不定主意。你还好吗？”

“还好，”吉米说，“我的钥匙呢？”

他拿到钥匙上楼，打开了后楼的房间，一切都如他离开时那样原封未动。地板上还留着本。普赖斯衬衫上的一枚纽扣，那是那位著名的侦探带人来逮捕他时动了武给扯下来的。

吉米从墙上拉下来折叠床，又拉开墙上的一块板，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他打开箱子，满心欢喜地瞧着那一套东部最出色的作案工具。那是一整套工具，是用特种钢材制成的，包括各种最新样式的钻头、凿孔器、手摇钻、螺丝钻、钢撬、夹钳和两三件吉米自行设计的新工具，那是他引以为荣的。这套工具是他花了九百多元，在一个专门为干这种行当的人制造工具的地方定做的。

过了半小时，吉米下了楼，穿过咖啡馆。他这时穿着雅致而合身的衣服，提着擦得干干静静的手提箱。

“又要干么了吗？”迈克。多兰亲切地问。

“我吗？”吉米带着犹豫不决的调子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纽约饼干麦片联合公司的推销员。”

迈克听了这回答十分高兴，立即请吉米喝了一杯牛奶汽水。吉米向来不碰酒精饮料。

在瓦伦丁（9762号）被释放后的一个星期，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发生一起保险柜被撬案，案子作得干净利索，不留一丝痕迹。损失不大，不过八百元。又过了两个星期，洛根斯伯特城一只新式的防盗保险柜就像奶酪一样地撬开了，损失现钞一千五百元，柜里的证券和银器分毫未动。警方开始注意了，接着，杰菲逊城的一只老式的银行保险柜被盗，就像从开始活动的火山口喷出了五千元钞票。此案损失相当大，不得不提交本。普赖斯之流出手侦查。他们交流情况，注意到这几宗盗窃案作案手段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本。普赖斯调查了作案现场，然后宣布道：

“这是‘花花公子’吉米。瓦伦丁亲手所为。他已经恢复了营业。你们瞧瞧那暗钮旋钮，像是潮湿天气拔萝卜那样给轻而易举地拔了出来。只有他才有那种钳子。再瞧瞧那些锁栓钻得那么利落！吉米向来只要钻一个孔就行。对啦，我想我得找到瓦伦丁先生。下一回可得让他在地牢里一直蹲下去，不能再有什么缩短刑期的蠢事了。

本。普赖斯了解吉米的习惯。他处理斯普林菲尔德案子的时候就熟悉了这些：跑得远，脱身快，只身作案，喜欢同上流社会来往，这些手法使瓦伦丁总能成功地逃避惩罚，并以此闻名。本。普赖斯已经着手追踪这个神出鬼没的撬锁能手的消息传开后，有防盗保险柜的人家觉得安心了些。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丁带着手提箱在艾莫尔跨下邮车，那是阿肯色州黑蟜地区的一个小镇，离铁路线五英里。吉米看上去像一个刚从大学回来家的精力饱满的高年级学生，沿着宽阔的人行道朝着一家旅馆走去。

一个年轻的姑娘穿过街道，在街角处同他擦身而过，走进一道挂着“艾尔莫银行”招牌大门。吉米。瓦伦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忘记了自己是谁，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女郎低下头，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像吉米这样相貌和风度的青年在艾尔莫是很难见到的。

银行的台阶上有一个男孩像一个股东似地在闲逛，吉米抓住他问长问短，打听镇里的情况，不时塞给他几枚小角子，不一会儿那姑娘出来了，装着没有看见这拎着手提箱的青年，气派十足地走了开去。

“这姑娘不是波利。辛普森小姐吗？”吉米狡狤地问。

“不是，”男孩说，“她是安娜贝尔。亚当斯，她的父亲就是这家银行的老板。你到艾尔莫来干什么？这不是一条金表链吗？我就要有一条叭儿狗了。你还有小角子么？”

吉米来到农场主旅馆，用拉尔夫。德。斯潘塞的名字登记租了一间房。他靠着柜台向旅馆雇员讲了自己的打算。他说他到艾尔莫来想找个地方做生意，他想做鞋类生意，不知道镇上这种生意是否吃得开。

旅馆雇员对吉米的服装和风度颇为欣赏。他自己也算是当地讲究打扮的时髦青年，可是现在从吉米的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差距。他一面琢磨着吉米的活结领带是怎么打法，一面向他诚恳地提供信息。

可不！在鞋业方面这里应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地方没有专门卖鞋的店铺。绸缎店和百货店都卖鞋类，生意都不错，他希望斯潘塞先生打定主意在艾尔莫安顿下来，他发现住在这镇上会很愉快，而且这里的居民是很好客的。

斯潘塞先生认为他应该在镇上盘亘几天以了解情况。别，不必喊服务员了，手提箱他会自己拎；箱子相当沉。

一阵突如其来的爱情之火将吉米。瓦伦丁烧成灰烬，又起死回生，从灰烬中诞生出了金凤凰拉尔夫。德。斯潘塞先生。斯潘塞在艾尔莫住定下来，开了一家鞋店，生意兴隆，不久就发了。

他在社交上很成功，交了许多朋友。他的内心的愿望也实现了，结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越来越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到一年终了时，拉尔夫。斯潘塞先生的情况如下：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鞋店也越来越发达。他同安娜贝尔订了婚，定于两星期后结婚。亚当斯先生家里以及安娜贝尔出嫁了的姐姐家里都非欢迎他，好像他已经成为他们家的成员了。

有一天，吉米在房间里坐下来写了一封信，寄到他在圣路易斯一个老朋友的安全可靠的地址。

亲爱的老朋友：

我希望你在下星期三晚上九点钟在小石城的沙利文那里等我。我要请你替我料理一些小事。同时，我要把我那套工具送给你。我想你会乐意接受--你花一千元也复制不出这套工具。

比利，我告诉你，一年前我已不干那行当了。我开了一家很不错的店铺，现在是老老实实地营生，而且两星期后我将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结婚。比利，只有正直的生活才叫生活。现在，你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去碰别人的一块钱了。等我结婚以后我打算把店铺盘出去，然后到西部去，在那边就不会有多少跟我翻旧帐的危险了。我告诉你，比利，她是一个天使，她信任我，我无论如何再也不会做不规矩的事了。你一定要到沙利文那里去，因为我必须见到你。我会把工具带过去。

在吉米发出此信的下一个星期晚上，本。普莱斯乘一辆出租车悄悄地来到艾尔莫。他不声不响地在镇里四处晃荡，终于打听到他想要知道的一切。在斯潘塞鞋铺对面的一家药房里他仔细观察着拉尔夫。德。斯潘塞。

“你要同银行家的姑娘结婚了，是不是，吉米？”本轻轻地自言自语，“嗯，这一层我还不知道哩！”

第二天早晨吉米在亚当斯家里吃了早餐。当天他要到小石头城去订做结婚礼服，并且给安娜贝尔买一些漂亮礼物。这是他来到艾尔莫镇之后第一次离开，离他最后一次干哪老行当已经一年多，因而他以为冒险外出一次也无妨。

早餐以后，这一大家子都到商业区去，那是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的姐姐带着两个小女孩，一个五岁，一个九岁。

他们一路经过吉米住着的旅馆，他奔上楼去取手提箱带走。然后一行人来到银行，银行前停着吉米的马车，车夫多尔夫。吉布森等他一起出来就送他到火车站。

大家一起走进银行营业间高高的雕花橡木栅栏里，吉米也在其中，因为亚当斯未来的女婿到处受欢迎。银行职员们都乐于结识即将同安娜贝尔结婚的这位仪表堂堂、和蔼可亲的青年。吉米将手提箱放了下来。安娜贝尔的内心充满幸福和青春活泼的精神，他戴上吉米的帽子，拎起手提箱。“我像不像一个呱呱叫的旅行推销员？”安娜贝尔说，“哦，天啊！拉尔夫，这箱子多沉！好像里面装满金砖。”

“里面有许多包着镍皮的鞋楦，”吉米不动声色的说，“我带去退还给人家，我亲自带去，可以省下快递运费。我现在越来越节俭了。”

艾尔莫银行新建了一个新式保险库。亚当斯先生甚为得意，一定要每一个人都来见识一番。保险库不大，但有一扇与众不同的门。门上用的是定时锁，一转把手，三道杠拴同时锁住。亚当斯先生春风满面地将它的操作机制解释给斯潘塞先生听，斯潘塞彬彬有礼地听着，但似乎不很在意。两个女孩梅和阿加莎对亮晶晶的金属、古怪的定时锁和把手却很感兴趣。

当他们参观保险库的时候，本。普赖斯踱了进来，在柜台上支着肘子，偶或透过栅栏朝里面瞧瞧。他对出纳说他不要什么，不过是在这儿等候一个熟人。

突然间女人们发出一两声惊呼，引起一阵混乱。在长辈们布在意的情况下，九岁的梅闹着玩儿，将阿加莎关在保险库里了。她学着亚当斯先生的样子关上了刚拴并且转动了暗码盘的把手。

老银行家跳上前去，将把手扭来扭去。“们扭不开。”他呻吟道，“定时锁没有上发条，暗码盘也没对准。”

阿加莎的母亲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嘘！”亚当斯先生举起发抖的手说，“大家静一下。阿加莎！”他憋足嗓门高喊，“你听我跟你说。”这时大伙儿鸦雀无声，孩子在黑洞洞的保险库里吓得大哭大叫，他们在外面只听到微弱的声音。

“我的宝贝儿！”她的母亲痛哭到，“她会吓死的！开开门！把们砸开！你们这些男人什么都做不成吗？”

“最近要到小石头城才能找到打开这扇门的人。”亚当斯先生颤声颤气地说，“上帝啊，斯潘塞，我们怎么办呢？那孩子--她在里面呆不了多久，空气不够。而且，她会吓得发抽风的。”

阿加莎的母亲这时候发疯地用手捶打库门。有人胡乱提议用炸药把门炸开。安娜贝尔转身瞧着吉米，她的一双大眼睛充满焦急，但并不是绝望。对每一个女人来说，她所崇拜的男人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你不能想点办法吗，拉尔夫--试试看，好吗？”

他的唇上和明亮的眼睛带着一种奇特的、柔情的微笑瞧着她：“安娜贝尔，”他说，“将你戴着的那朵玫瑰花送给我，好吗？”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还是将别在胸前的花苞摘了下来，放在他的手里。吉米将花插进背心口袋，脱掉上衣，挽起袖口。

这下子拉尔夫。德。斯潘塞不见了，代替他的是吉米。瓦伦丁。

“你们大家都离开那道门，”他简短地命令道。

他将手提箱放在桌上，将箱盖大打开。从这刻起，他仿佛旁若无人。他有条不紊地迅即摆开那套亮闪闪的、奇异的工具，一面轻声吹着口哨，就像他平时干这活时那模样。别人却鸦雀无声，一动不动地瞧着他，好像都爪了魔。

不到一分钟，吉米的宝贝钻头已经顺利地钻进钢门。十分钟后，他拉开了钢拴，打开了门--在时间上打破了他本人的盗窃记录。

阿加莎几乎精疲力尽，终于平安地回到她妈妈的怀抱。

吉米。瓦伦丁穿上外套，走出栅栏，朝着门前走去。当他走着的时候，好像听到远处一个耳熟的口音叫道“拉尔夫！”可是他没有回头。

在银行大门口，有一个高大的汉子几乎挡住了他的路。

“喂，本！”吉米说，脸上还是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终于来了，是吗？好吧，我们走吧。现在我觉得无所谓了。”

可是本。普赖斯的举动却有点古怪。

“你认错人了吧，斯潘塞先生，”他说，“我可不认得你。你的马车还在等着你哩，可不是？”

本。普赖斯一转身，沿街踱了步开去。

理发的时候指着电视告诉理发师，俺要理个亨得利的头型。

在一条分岔的道路，你是否做了选择？向左还是右？下面是欧·亨利《我们选择的道路》，欢迎阅读。

“落日快车”在塔克森以西二十英里的一座水塔旁边停了下来加水。那列著名快车的车头除了水之外，还加了一些对它不利的东西。

火夫放下输水管的时候，三个人爬上了车头：鲍勃·蒂德博尔、“鲨鱼”多德森和有四分之一克里克印第安血统的约翰·大狗。他们把带在身边的三件家伙的圆口子对准了司机。司机被这些口子所暗示的可能性吓得举起双手，仿佛要说：“不至于吧！”

进攻队伍的头儿，鲨鱼多德森，利索地发了一个命令，司机下了车，把机车和煤水车同列车卸开。接着，约翰·大狗蹲在煤堆上，开玩笑似地用两支手*分别对着司机和火夫，吩咐他们把车头开出五十码，在那里听候命令。

鲨鱼多德森和鲍勃·蒂德博尔认为旅客是品们不高的矿石，没有筛选的价值，便直奔特别快车的富矿。他们发现押运员正自得其乐地认为“落日快车”除了清水之外，没有添加危险刺激的东西。鲍勃用六响手*的枪柄把这个念头从他脑袋里敲了出去，与此同时，鲨鱼多德森已经动手用炸开了邮车的保险柜。

保险柜炸开后，发现有三万元之多，全是金币和现钞。旅客们漫不经心地从窗口探出头去看看哪里有雷雨云。列车员急忙拉铃索，可是先被割断的绳索一拉就软棉棉地脱落下来。鲨鱼多德森和鲺勃·蒂德博尔把他们的战利品装进一只结实的帆布袋，跳出邮车朝车头跑去，高跟的马靴使他们奔跑时有些蹒跚。

司机正生着闷气，人却不傻，他遵照命令把车头迅速驶离不能动弹的列车。然而在车头开出之前，押运员已经从鲍勃·蒂德博尔使他退居中立的一击下苏醒过来，他抓起一杆温一切斯特来复枪，参加了这场游戏。坐在煤水车上的约翰·大狗先生无心中走错一着，成了打靶的目标，被押运员钻了空子。子弹恰恰打进他两片肩胛骨中间，这个克里克的骗子一个跟头栽到地上，让他的伙伴每人多分到六分之一的赃款。

车头开到离水塔两英里时，司机被命令停车。

两个强盗大模大样地挥手告别，然后冲下陡坡，在路轨旁边的密林中消失了。他们在矮（木解）树林里横冲直闯了五分钟之后，到了稀疏的树林里，那儿有三匹马给拴在低垂的树枝上。其中一匹是等候约翰·大狗的，但是无论白天黑夜，他再也骑不成马了。两个强盗卸掉这头牲口的鞍辔（pei），放了它。他们跨上另外两匹马，把帆布袋搁在一匹马的鞍头上，审慎而迅速地穿过树林，驰进一个原始的荒凉的峡谷。在这里，鲍勃·蒂德博尔的坐骑在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打了滑，摔折了前腿。他们立刻朝它脑袋开了一枪，坐下来讨论怎样远走高飞。由于他们所走的路径盘旋曲折，暂时可保安全，时间的问题不象先前那么严重了。追踪而来的搜索队，即使矫健非凡，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他们还隔着一大段距离。鲨鱼多德森的马已经松开笼头，拖着缰绳，喘着气在峡谷的溪流边大吃青草。鲍勃·蒂德博尔打开帆布袋，双手抓起扎得整整齐齐的现钞和一小袋金币，嘻着嘴象小孩一般高兴。

“嗯，你这个双料强盗，”他快活地招呼多德森，“你说我们准能行——在金融事业上，你的头脑可真行，整个阿利桑那州找不到你的对手。”

“你没有坐骑怎么办呢，鲍勃？我们不能在这里多耗时间。明早天没亮，他们就会来追缉的。”

“哦，我想你那匹小野马暂时驮得动我们两个人。”乐天派的鲍勃回答说，“路上一见到马，我们就征用一匹。天哪，我们发了一笔财，可不是吗？看钱上的标签，一共三万，每人一万五！”

“比我预料的少。”鲨鱼多德森说，用靴尖轻轻踢着钞票捆。接着，他沉思地瞅着他那匹跑累的马的汗水淋漓的胁腹。

“老博利瓦差不多要累垮啦。”他慢吞吞地说，“我真希望你的栗毛马没有摔伤。”

“我也这样希望，”鲍勃无忧无虑地说，“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博利瓦的脚力很健——它能把我们驮到可以换新坐骑的地方。妈的，鲨鱼，我想起来就纳闷，象你这样的一个东部人来到这里，在这些横行不法的勾当中居然胜过我们西部人。你究竟是东部哪里的人？”

“纽约州。”鲨鱼多德森说着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嘴里嚼着一根小树枝，“我出生在厄斯特县的一个农庄里，十七岁的时候，从家里逃了出来。我来到西部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我挎着一小包衣服，沿路走去，想到纽约市。我打算到那里去挣大钱。我觉得我能行。一天傍晚，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我琢磨了半个小时，终于选择了左面的一条。就在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在乡镇旅行演出的西部戏班子，我跟着他们来到了西部。我常想，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成为另一种人。”

“哦，我想你结果还是一样。”鲍勃·蒂德博尔愉快而不定期有哲理地说，“我们选择的道路关系不大；我们成为哪一种人，完全由本质决定。”

鲨鱼多德森站起来，靠在一株树上。

“我真不愿意你那匹栗毛马摔伤，鲍勃。”他又说了一遍，几乎有点伤感。

“我何尝愿意，”鲍勃附和说，“它确实是匹头挑的快马。但是博利瓦准能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我们还是赶紧上路为好，对不对，鲨鱼？我把钱装好，我们上路找一个妥当的地方吧。”

鲍勃·蒂德博尔把抢来的钱重新装进帆布袋，用绳索扎紧袋口。他抬起头时看到的最扎眼的东西，是鲨鱼多德森手里握得四平八稳的、对准他的四五口径的枪口。

“别开玩笑。”鲍勃咧着嘴说，“我们还得赶路呢。”

“别动。”鲨鱼说，“你不必赶路了，鲍勃。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有机会逃脱。博利瓦已经够累的了，驮不动两个人。”

“鲨鱼多德森，你我搭档已有三年，”鲍勃平静地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也不止一次。我一向同你公平交易，满以为你是条汉子。我也曾听到一些古怪的传说，说你不光明地杀过一两个人，但是我从不相信。如果你同我开开小玩笑，鲨鱼，那就收起你的枪，让我们骑上博利瓦赶路。如果你存心要枪杀我——那就杀吧，你这个毒蜘蛛养的黑心小子！”

鲨鱼多德森的神色显得十分悲哀。

“你不了解，鲍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那匹栗毛马摔折了腿，叫我多么难过。”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象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一点不假，鲍勃·蒂德博尔不必再赶路了。那个不仗义的朋友的致命的四五口径手*砰的一声，在山谷间布满了吼声，石壁响起了愤愤不平的回音。博利瓦，那个不自知的同谋者，驮着抢劫“落日快车”的强盗中最后的一个飞快地驰走，没有被强迫“驮两个人”。

鲨鱼多德森疾驰而去时，他眼前的树林似乎逐渐消失；他右手里的枪变成了桃花心木椅子的弯扶手；他的马鞍奇怪地装上了弹簧，他睁眼一看，发现自己的脚并没有踩在马镫上，而是安详地搁在那张直纹橡木办公桌的边上。

我告诉各位的是这么一回事：华尔街经纪人，多德森—德克尔公司的多德森睁开了眼睛。机要秘书皮博迪站在他的椅子旁边，嗫嗫嚅嚅地正想说话。楼下传来杂乱的车轮声，屋里是电风扇催人欲眠的营营声。

“嘿！皮博迪，”多德森眨着眼睛说，“我准是睡着了。我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有什么事吗，皮博迪？”

“特雷西—威廉斯公司的威廉斯先生等在外面。他是来结算那笔艾克斯·淮·齐股票帐目的。他抛空失了风，你大概还记得吧，先生。”

“对，我记得。今天艾克斯·淮·齐是什么行情，皮博迪？”

“一元八毛五，先生。”

“那就按这个行情结帐好啦。”

“对不起，我想说一句，”皮博迪局促不安地说，“我刚才同威廉斯谈过。多德森先生，他是你的老朋友，事实上你垄断了艾克斯·淮·齐股票。我想你也许——呃，你也许不记得他卖给你的价钱是九毛八。如果要他按市场行情结帐，那他就得倾家荡产，变卖掉一切才能交割。”

刹那间，多德森换了一副凛冽的凶相，还夹杂着一种冷酷的贪婪。那个人的灵魂透露了一会儿，象一幢外观正派的房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邪恶的脸庞。

“他得按一元八毛五的行情结帐。”多德森说，“博利瓦驮不动两个人。”

[塔克森：美国阿利桑那州南部城市。]

恋人之间的早饭、拥抱、赞美、接吻，极尽美好，那么牺牲呢？下面是欧·亨利《爱的牺牲》，欢迎阅读。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他还只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给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那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的作品、绘画、瓦尔特杜弗、糊墙纸、萧邦、奥朗。

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我对有钱的年轻人的劝告是——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

公寓生活是唯一真正的快乐，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让梳妆台坍下来作为弹子桌；让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让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如果可能的话，让四堵墙壁挤拢来，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随它怎么宽敞——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把披肩挂在合恩角，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到头还是枉然。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取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谁都是这样——算了吧，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明确。乔很快就能有画问世，那些鬓须稀朗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就要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然后对它满不在乎，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她可以推托喉痛，拒绝登台，在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

但是依我说，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志向的交谈——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也关心对方的志向，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灵感；还有——恕我直率——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有时它自己也会动摇的。俗语说得好，坐吃山空，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多么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我想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廷式。还有屋子里面！喔，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

"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一面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⑧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艺术是个迷人的情妇。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血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八呎阔十呎长的公寓客厅里的八吋阔十吋长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翻四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不过品克奈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和克蕾门蒂娜练钢琴的时候，他偶尔走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老是这样问道。

"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门帘。克蕾门蒂娜老是有点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喔，我实在越来越喜欢她了，她多么温柔，多么有教养。品克奈将军的弟弟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

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衔着一根翮管牙签。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

"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乔说，"肉叉在哪儿？"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古怪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你该看看他奔去拿烘锅的样子，乔，好像家里没有佣人似的，我知道克蕾门蒂娜身体不好；神经多么过敏。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的炉子房烧火。"

"那你并没有——"

"我的庇奥利亚来的主顾，"乔说，"和品克奈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做绘画或音乐罢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

"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

假如给你一本婚姻手册，你会记录什么？下面是欧·亨利《婚姻手册》，欢迎阅读。

本篇作者桑德森·普拉特认为合众国的教育系统应该划归气象局管理。我这种提法有充分根据；你却没有理由不主张把我们的院校教授调到气象部门去。他们都读书识字，可以毫不费劲地看看晨报，然后打电报把气象预报通知总局。不过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了。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气象如何向我和艾达荷·格林提供了良好的教育。

我们在蒙塔纳一带勘探金矿，来到苦根山脉。沃拉沃拉城有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人，已经把发现矿苗的希望当作超重行李，准备放弃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配备转让给了我们；我们便在山脚下慢慢勘探，手头的粮食足够维持在和平谈判会议期间的一支军队。

一天，卡洛斯城来了一个骑马的邮递员。路过山地时他歇歇脚，吃了三个青梅罐头，给我们留下一份近期的报纸。报上有一栏气象预报，它替苦根山脉地区翻出来的底牌是：“晴朗转暖，有轻微西风。”

那晚上开始下雪，刮起了强烈的东风。我和艾达荷转移到山上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去，住在一幢空着的旧木屋里，认为这场十一月的风雪只是暂时的。但是雪下了三英尺深还不见有停的迹象，我们才知道这下要被雪困住了。雪还不太深的时候，我们已经弄来了大量的柴火，我们的粮食又足以维持两个月，因此并不担心，让经刮风下雪，爱怎么封山就怎么封吧。

假如你想教唆杀人，只消把两个人在一间十八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的小屋子里关上一个月就行了。人类的天性忍受不了这种情况。

初下雪时，我同艾达荷·格林两人说说笑话，互相逗趣，并且赞美我们从锅子里倒出来，管它叫面包皮的东西。到了第三个星期的末尾，艾达荷向我发表了如下公告。他说：

“我从没听到酸牛奶从玻璃瓶里滴到铁皮锅底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但是同你谈话器官里发出来的这种越来越没劲的滞涩的思想相比，滴酸奶的声音肯定可以算是仙乐了。你每天发出的这种叽哩咕噜的声音，叫我想起了牛的反刍。不同的只是牛比你知趣，不打扰别人，你却不然。”

“格林先生，”我说道，“你一度是我的朋友，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向你声明，如果我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在你和一条普通的三条腿的小黄狗之间选择一个伙伴，那么这间小屋子里眼下就有一个居民在摇尾巴了。”

我们这样过了两三天，然后根本不交谈了。我们分了烹饪用具，艾达荷在火炉一边做饭，我在另一边做。外面的雪已经积到窗口，我们整天生着火。

你明白，我和艾达荷除了识字和在石板上做过“约翰有三只苹果，詹姆斯有五只苹果”之类的玩意儿以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我们浪迹江湖的时候，逐渐获得了一种可以应急的真实本领，因此对大学学位也就不感到特别需要。可是在被大雪封在苦根山脉的那幢小屋里的时候，我们初次感到，如果我们以前研究过茶马的作品，希腊文，教学中的分数以及比较高深的学问，那我们在沉思默想方面也许就能应付自如了。我在西部各地看到东部大学里出来的小伙子在牧场营地干活，我注意到教育对于他们却成了意想不到的累赘。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在蛇河边，安德鲁·麦克威廉斯的坐骑得出马蝇幼虫寄生病，他派辆四轮马车把十英里外一个据说是植物学家的陌生人请来。但那匹马仍旧死了。

[马蝇幼虫病(botts)和植物学家(botanist)原文字首相同，安德鲁以为二者有关。]

一天早晨，艾达荷用木棍在一个小木架的顶上拨什么东西，那个架子高了些，手够不着。有两本书落到地上。我跳起来想去拿，但是看到了艾达荷的眼色。这一星期来，他还是第一次开口。

“不准碰。”他说，“尽管你只配做休眠的泥乌龟的伙伴，我还是跟你公平交易。你爹妈养了你这样一个响尾蛇脾气，冻萝卜睡相的东西，他们给你的恩惠都比不上我给你的大。我同你打一副七分纸牌，赢的人先挑一本，输的人拿剩下的一本。”

我们打了牌；赢的是艾达荷。他先挑了他要的书；我拿了我的。我们两人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始看书。

我看到那本书时比看到一块十盎司重的天然金矿石还要快活。艾达荷看他那本书的时候，也象小孩看到棒棒糖那样高兴。

我那本书有五英寸宽、六英寸长，书名是《赫基默氏必要知识手册》。我的看法也许不正确，不过我认为那本书伟大得空前绝后。今天这本书还在我手头。我把书里的东西搬一点儿出来，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或者随便什么人难倒五十次。别提所罗门或《纽约论坛报》了！赫基默比他们两个都强。那个人准是花了五十年时间，走了一百万里路，才收集到这许多材料。里面有各个城市的人口数，判断女人年龄的方法，和骆驼的牙齿数目。他告诉你世界上哪一条隧道最长，天上有多少星星，水痘要潜伏几天之后才发出来，上流女人的脖子该有多么粗细，州长怎样行使否决权，罗马人的引水渠是什么时候铺设的，每天喝三杯啤酒可以顶几磅大米的营养，缅因州奥古斯塔城的年平均温度是多少，用条播机一英亩胡萝卜需要多少种子，各种中毒的解救法，一个金发女人有多少根头发，如何储存鲜蛋，全世界所有大山的高度，所有战争战役的年代，如何抢救溺毙的人，如何抢救中暑病人，一磅平头钉有几只，如何制造炸药，如何种花，如何铺床，医生尚未来到之前应如何救护病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赫基默也许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我在那本书里却没有发现。

我坐着，把那本书一连看了四个小时。教育的全部奇迹全压缩在那本书里了。我忘了雪，忘了我同老艾达荷之间的别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看得出了神，他那黄褐色的胡子里透出一种半是温柔半是神秘的模样。

“艾达荷，”我说，“你那本是什么书啊？”

艾达荷一定也忘了我们的芥蒂，因为他回答的口气很客气，既不顶撞人，也没有恶意。

“唔，”他说，“这本书大概是一个叫荷马·伽·谟的人写的。”

“荷马·伽·谟后面的姓是什么？”我问道。

[荷马·伽·谟：指波斯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生前不以诗闻名。一八五九年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尔德把他的四行诗集译成英文出版，在欧美开始流传。一九二八年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该集，中译名为《鲁拜集》。这里艾达荷将“欧玛尔”误作“荷马”。]

“唔，就只有荷马·伽·谟。”他说。

“你胡扯。”我说。我认为艾达荷在蒙人，不禁有点冒火。“写书的人哪有用缩写署名的。总得有个姓呀，不是荷马·伽·谟·斯庞彭戴克，就是荷马·伽·谟·麦克斯温尼，或者是荷马·伽·谟·琼斯。你干吗不学人样，偏要像小牛啃晾衣绳上挂着的衬衫下摆那样，把他姓名的下半截啃掉？”

“我说的是实话，桑行。”艾达荷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一本诗集，”他说，“荷马·伽·谟写的。起初我还看不出什么苗头，但是看下去却像找到了矿脉。即使拿两条红毯子来和我换这本书，我都不愿意。”

“那你请便吧。”我说。“我需要的是可以让我动动脑筋的开门见山的事实。我抽到的这本书里好象就有这种玩意儿。”

“你得到的只是统计数字，”艾达荷说，“世界上最起码的东西。它们会使你脑筋中草药毒。我喜欢老伽·谟的推测方式。他似乎是个酒类代理商。他干杯时的祝辞总是‘万般皆空’，他并且好象牢騷满腹，只不过他用酒把牢騷浇得那么滋润，即使他们抱怨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像是在请人一起喝上一夸脱。总之，太有诗意了。”艾达荷说。“你看的那本胡说八道的书，想用尺寸衡量智慧，真叫我讨厌。凡是在用自然的艺术来解释哲理的时候，老伽·谟在任何一方面都打垮了你那个人——不论是条播机，一栏栏的数字，一段段的事实，胸围尺寸，或是年平均降雨量。”

我和艾达荷就这么混日子。不论白天黑夜，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书。那次雪封无疑使我们两人都长进了不少学问。到了融雪的时候，假如你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说：“桑德森·普拉特，用九块五毛钱一箱的铁皮来铺屋顶，铁皮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八，每平方英尺要派到多少钱？”我便会飞快地回答你，正如闪电每秒钟能在铁铲把上走十九万两千英里那么快。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这样？如果你在半夜里叫醒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让他马上回答，人的骨骼除了牙齿之外一共有几块，或者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的投票要达到什么百分比才能推翻一顶否决，他能回答你吗？试试吧。

至于艾达荷从他那本诗集里得到了什么好处，那我可不清楚了。艾达荷一开口就替那个酒类代理商吹嘘；不过我认为他获益不多。

从艾达荷嘴里透露出来的那个荷马·伽·谟的诗歌看来，我觉得那家伙像是一条狗，把生活当作缚在尾巴上的铁皮罐子。它跑得半死之后，坐了下来，拖出舌头，看看酒罐说：

“唔，好吧，我们既然甩不掉这只酒罐，不如到街角的酒店里去沽满它，大家为我干一杯吧。”

此外，他仿佛还是波斯人；我从没听说波斯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产，除了土耳其毡毯和马耳他猫。

那年春天，我和艾达荷找到了有利可图的矿苗。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出手快，周转快。我们出让了矿权，每人分到八千元；然后漫无目的地来到萨蒙河畔的罗萨小城，打算休息一个时期，吃些人吃的东西，刮掉胡子。

罗萨不是矿镇。它座落在山谷里，正如乡间小城一样，没有喧嚣和疫病。近郊且条三英里长的电车线；我和艾达荷坐在咔哒咔哒直响的车厢里面兜了一个星期，每天到晚上才回夕照旅馆休息。如今我们见识多广，又读过书，自然就参加了罗萨城里最上流的社交活动，经常被邀请出席最隆重、最时髦的招待会。有一次，市政厅举行为消防队募捐的钢琴独奏会和吃鹌鹑比赛，我和艾达荷初次认识了罗萨社交界的皇后，德·奥蒙德·桑普森夫人。桑普森夫人是个寡妇，城里唯一的一幢二层楼房就是她的。房子漆成黄色，不管从哪一个方向望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如星期五斋戒日爱尔兰人胡子上沾的蛋黄那样引人注目。除了我和艾达荷之外，罗萨城还有二十二个男人想把那幢黄房子归为己有。

乐谱和鹌鹑骨头扫出市政厅后，举行了舞会。二十三个人都拥上去请桑普森夫人跳舞。我避开了两步舞，请她允许我伴送她回家。在那一点上，我获得了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她说：

“今晚的星星是不是又亮又美，普拉特先生？”

“就拿你看到的这些亮光来说，”我说道，“它们已经卖足了力气。你看到的那颗大星离这儿有六百六十亿英里远。它的光线传到我们这儿要花三十六年。你用十八英尺长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四千三百万颗星，包皮括十三等星。假如有一颗十三等星现在殒灭了，在今后二千七百年内，你仍旧可以看到它的亮光。”

“哎呀！”桑普森夫人说。“我以前从不知道这种事情，天气多热呀！我跳舞跳得太多了，浑身都湿透了。”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我说，“要知道，你身上有两百万根汗腺在同时分泌汗液。每根汗腺有四分之一英寸长。假如把身上所有的汗腺首尾相接，全长就有七英里。”

“天哪！”桑普森夫人说。“听你说的，人身上的汗腺简直像是灌溉水渠啦，普拉特先生。你怎么会懂得这许多事情？”

“观察来的，桑普森夫人。”我对她说。“我周游世界的时候总是注意观察。”

“普拉特先生，”她说，“我一向敬重有学问的人。在这个城里的傻瓜恶棍中有学问的人实在太缺啦。同一位有修养的先生谈话真是愉快。你高兴的话，随时请到我家来坐坐，我非常欢迎。”

这么一来，我就赢得了黄房子主人的好感。每星期二、五的晚上，我去她家，把赫基默发现、编制和引用的宇宙间的神秘讲给她听。艾达荷和城里其余主张寡妇再醮的人在尽量争取其余几天的每一分钟。

我从没想到艾达荷竟会把老伽·谟追求女人的方式应用到桑普森夫人身上；这是在一天下午，我提了一篮野李子给她送去时才发现的。我碰见那位太太走在一条通向她家的小径上。她眼睛直冒火，帽子斜遮在一只眼睛上，像是要打人吵架似的。

“普拉特先生，”她开口说，“我想那位格林先生大概是你的朋友吧。”

“有九年交情啦。”我说。

“同他绝交。”她说。“他不是正派人！”

“怎么啦，夫人，”我说，“他是个普通的山地人，具有浪子和骗子的粗暴和一般缺点，然而即使在最严重的关头，我也不忍心说他是不正派的人。拿服饰、傲慢和卖弄来说，艾达荷也许叫人看不顺眼，可是夫人，我知道他不会存心干出下流或出格的事情。我同艾达荷交了九年朋友，桑普森夫人，”我在结尾时说，“我不愿意说他的坏话，也不愿意听到人家说他的坏话。”

“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你这样维护朋友固然是好事；但是他对我打了非常可恨的主意，任何一位有身份的女人都会觉得这是受了侮辱，这个事实你抹煞不了。”

“哎呀呀！”我说，“老艾达荷竟会干出这种事来！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知道有一件事在他心里捣鬼；那是由于一场风雪的缘故。有一次，我们被雪封在山里，他被一种胡说八道的歪诗给迷住了，那也许就败坏了他的道德。”

“准是那样。”桑普森夫人说。“我一认识他，他就老是念一些亵渎神明的诗句给我听。他说那是一个叫鲁碧·奥特的人写的，你从她的诗来判断，那个女人肯定不是好东西。”

“那么说，艾达荷又弄到一本新书了，”我说，“据我所知，他那本是一个笔名叫伽·谟的男人写的。”

“不管什么书，”桑普森夫人说，“他还是守住一本为好。今天他简直无法无天了。他送给我一束花，上面附着一张纸条。普拉特先生，你总能分辨出上流女人的；并且你也了解我在我在罗萨城的名声。请你想想看，我会不会带着一大壶酒，一个面包皮，跟着一个男人溜到外面树林子里，同他在树荫底下唱歌，跳来跳去的？我吃饭的时候固然也喝一点葡萄酒，但是我决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带上一大壶到树林里支胡闹一通的。当然啦，他还要带上他那卷诗章。他这么说来着。让他一个人去吃那种丢人现眼的野餐吧！不然的话，让他带了他的鲁碧·奥特一起去。我想她是不会反对的。除非带的面包皮太多而酒太少。你现在对你的规矩朋友有什么看法呢，普拉特先生？”

“唔，夫人，”我说，“艾达荷的邀请也许只是诗情，并没有恶意。也许属于他们称之为比喻的诗。它们固然触犯法律和秩序，但还是允许邮递的，因为写的和想的不是一回事。如果你不见怪，我就代艾达荷表示感谢了，”我说，“现在让我们的心灵从低级的诗歌里解脱出来，到高级的事实和想象中去吧。像这样一个美丽的下午，桑普森夫人，”我接下去说，“我们的思想也应该与之相适应。这里虽然暖和，可我们应该知道，赤道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地方还是终年积雪的。纬度四十到四十九度之间的地区，雪红就只有四千至九千英尺高了。”

“哦，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听了鲁碧·奥特那个疯丫头的叫人不痛快的诗以后，再听你讲这种美妙的事实可真开心！”

“我们在路边这段木头上坐坐吧，”我说，“别去想诗人不近人情的撒野的话。只有在铁一般的事实和全法的度量衡的辉煌数字里，才能找到美妙的东西。在我们所坐的这段木头里，桑普森夫人，”我说，“就有比诗更神奇的统计数字。木头的年轮说明这棵树有六十岁。在两千英尺深的地底，经过三千年，它就会变成煤。世界上最深的煤矿在纽卡斯尔附近的基林沃斯。一只四英尺长、三英尺宽、二英尺八高的箱子可以装一吨煤。假如动脉割破了，要按住伤口的上方。人的腿有三十根骨头。伦敦塔一八四一年曾遭火灾。”

[伦敦塔：伦敦东部俯临泰晤士河的堡垒，原是皇宫，曾改做监狱，办、囚禁过好几个国王、王后等著名人物，现是文物保存处。]

“说下去，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这种话真有创造性，听了真舒服。我想再没有什么比统计数字更可爱了。”

可是两星期后，我才得到了赫基默给我的全部好处。

有一夜，我被人们到处叫嚷“失火啦！”的声音惊醒。我跳下床，穿好衣服，跑出旅馆去看热闹。赶上我发现失火的正是桑普森夫人的房屋，我大叫一声，两分钟这内就赶到了现场。

那幢黄房子的底层全部着火了，罗萨城的每一个男性、女性和狗都在那里号叫，碍消防队员的事。我见到艾达荷想从拽住他的六名消防队员手里挣脱出来。他们对他说，楼下一片火海，谁冲进去休想活着出来。

“桑普森夫人呢？”我问道。

“没见到她。”一个消防队员说。“她睡在楼上。我们想进去，可是不成，我们队里还没有云梯。”

我跑近大火旁边光亮的地方，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手册》。我拿着这本书的时候差点没笑出来——我想大概是紧张过度，昏了头。

“赫基，老朋友，”我一面拼命翻，一面对书本说，“你还没有骗过我，你还没有使我失望过。告诉我该怎么办，老朋友，告诉我该怎么办！”我说。

我翻到一百一十七页，“遇到意外事件该怎么办。”我用手指顺着找下去，果然找到了。老赫基默真了不起，他从没有疏漏！书上说：

吸入烟气或煤气而而引起的窒息——用亚麻籽最佳。取数粒置外眼角内。

我把《手册》塞回口袋，抓住一个正跑过去的小孩。

“喂，”我给了他一些钱，说道，“赶快到药房里去买一块钱的亚麻籽。要快，另一块钱给你。喂，”我对人群嚷道，“我们救桑普森夫人呀！”接着，我脱掉了上衣和帽子。

消防队和老百姓中有四个人拖住了我。他们说，进去准会送命，因为楼板就要烧坍了。

“该死！”我嚷起来，有点像是在笑，可是笑不出来，“没有眼睛叫我把亚麻籽放到哪儿去呀？”

我用胳臂肘撞在两个消防队员的脸上，用脚踢破了一个老百姓的脚胫皮，又使一个绊子，把另一个摔倒在地。紧接着，我冲进屋里。假如我比你们先死，我一准写信告诉你们，地狱里是不是比那幢黄房子里更不受用；现在你们可别相信我的话。总之，我比饭馆里特别加快的烤鸡烤得更糊。烟和火把我熏倒了两次，几乎丢了赫基默的脸；幸好消防队员用他们的细水龙杀了一点火气，帮了我的忙，总算到了桑普森夫人的房间里。她已经被烟熏得失去了羞耻心，于是我用被单把她一裹，往肩上一扛。楼板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糟，不然我也干不了——想都不用想。

我扛着她，一口气跑到离房子五十码远的地方，然后把她放在草地上。接着，另外二十二个追求这位夫人的原告当然也拿着铁皮水勺挤拢来，准备救她了。这时候，去买亚麻籽的小孩也跑来了。

我揭开包皮在桑普森夫人头上的被单。她睁开眼睛说：

“是你吗，普拉特先生？”

“嘘——嘘，”我说，“别出声，我先给你上药。”

我用胳臂轻轻托住她的脖子，扶起她的头，用另一只手扯破亚麻籽口袋，慢慢弯下身子，在她外眼角里放了三四粒亚麻籽。

这时，城里的医生也赶来了，他喷着鼻子，抓住桑普森太太的腕子试脉搏，并且问我这样胡搞是什么意思。

“嗯，老球根药喇叭和耶路撒冷橡树籽，”我说，“我不是正式医师，不过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根据。”

他们拿来了我的上衣，我掏了了《手册》。

“请看一百一十七页，”我说，“那上面就讲到如何解救因烟或煤气而引起的窒息。书上说，把亚麻籽的作用是解烟毒呢，还是促进复合胃神经的机能，不过赫基默是这样说的，并且先给请来诊治的是他。假如你要会诊，我也不反对。”

老医生拿起《手册》，戴上眼镜，凑着消防队员的灯笼看看。

“哎，普拉特先生，”他说，“你诊断的时候显然看串了行。解救窒息的办法是：‘尽快将病人移至新鲜空气中，置于卧位。’用亚麻籽的地方在上面一行，‘尘灰入眼’。不过，说到头——”

“听我说，”桑普森太太插嘴说，“在这次会诊中，我想我也有话要说。那些亚麻籽给我的益处比我试过的任何东西都大。”她抬起头，又枕在我的手臂上，说道：“在另一个眼睛里也放一点，亲爱的桑德。”

因此，假如你明天或者随便哪一天在罗萨城歇歇脚的话，你会看到一幢新盖的精致的黄房子，有普拉特夫人——也就是以前的桑普森夫人——在收拾它，装点它。假如你走进屋子，你还会看到客厅当中大理石面的桌子上有一本《赫基默氏必要知识手册》，重新用红色摩洛哥皮装订过了，准备让人随时查考有关人类幸福和智慧的任何事物。

关于作者

欧·亨利

欧·亨利（O Henry，1862——1910），又译奥·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美国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其主要作品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二十年后》等。

1862年9月11日，欧·亨利生于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伯勒，曾当过银行职员、药剂师等。1896年2月，欧·亨利因受到盗用公款的指控入狱，后逃亡洪都拉斯。1898年再次入狱，期间开始发表作品。1902年，欧·亨利移居纽约，成为职业作家。1910年6月5日，欧·亨利因肝硬化在美国纽约去世。欧·亨利与契诃夫和莫泊桑并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有“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誉。

在两道菜名之间，有这么一行字：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这是菜单上的春天，下面是欧·亨利《菜单上的春天》，欢迎阅读。

这是三月里的一天。

如果你要写一个故事，可千万别这么开头。没有比这种开头更糟糕的了。这里面缺乏想象，又平淡乏味。不过用在这里还是可以的。因为下面这一段本来应该用在故事的开头，只是太不着边际，就这样放在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面前，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莎拉对着菜单哭泣。

到底为什么呢？也许你会猜测，菜单上没有牡蛎，也许她答应过，现在不吃冰淇淋了。然而你猜的都不对，还是请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吧。

有位先生说，世界是个大牡蛎，他要用刀把它剖开，因此出了名。用刀剖开一个牡蛎并不难，可是你看见过什么人要用打字机打开它吗？

莎拉用打字机把世界打开了一点儿。她的工作就是打字。她打字的速度不很快，所以她不能在一个大办事处里工作，只好一个人干。莎拉同这个世界最成功的一场战斗就是她和舒伦伯格家庭餐馆达成一项协议。她在一幢旧红砖房子的一间屋子里住，这家餐馆就在隔壁，有一天晚上；她在舒伦伯格餐馆吃完饭把菜单带走了。菜单上的字是手写的，既不像英文，也不像德文，简直没法儿辨认，一不小心把菜单看倒了，就会先看见甜食，最后才看见汤，和星期几。

第二天，莎拉给舒伦伯格看一张卡片，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得整整齐齐的菜单，菜名诱人地排列在恰当的位置上，从第一行直排到“衣帽物件，各自小心”为止。

舒伦伯格大为高兴，莎拉离开以前，他愿意达成一项协议。莎拉为餐馆里的二十一张餐桌打菜单，每天要为晚餐打一份新菜单。如果早餐和午餐换了花样，就打一份新菜单，或者菜单脏了，另打一份干净的菜单。

舒伦伯格每天派人把三顿饭送到莎拉房间作为报酬，每天下午还送去一张用铅笔写好的菜单，这就是命运女神为第二天舒伦伯格家顾客准备好的饭菜。

双方都对协议很满意。那些在舒伦伯格餐馆进餐的顾客现在知道他们吃的菜叫什么名称了，即使这些菜的性质有时候使他们感到困惑。而莎拉可以在寒冷而沉闷的冬天有饭吃了，对于她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春天的月份来到了，那还不是春天。春天总是在该来的时候才来。街上一月份的积雪还冻得硬梆梆的。一些手拿乐器的人在街上演奏《在往昔美好的夏天》这支曲子，他们的动作和表情还像在12月份似的。各家各户的暖气都关了。每逢发生这此情况，人们就会知道，这座城市仍然处于冬天的控制之下。

一天下午，莎拉在她的卧室里冻得直打哆嗦。除了打舒伦伯格的菜单外，她没有事情可做。莎拉坐在摇椅上望着窗子外面，那个月是春天的月份了，它不停地对她呼唤：“春天来了，莎拉，肯定地说，春天来了。你身材匀称、美好，莎拉，你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你为什么这样伤感地望着窗外呢？”

莎拉的房间在这幢房子的背面，从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邻街的一家制盒厂的没有窗子的砖墙。但是她却想起了长满青草的牧场、树林、灌木丛和玫瑰花。

去年夏天，莎拉到乡下去，她爱上了一个农民。

（写故事可别这样倒叙，这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使人失去兴趣，还是往下写吧。）

莎拉在森尼鲁克农场住了两个星期，在那里她爱上了农民富兰克林的儿子沃尔特。农民们谈恋爱到结婚往往用不了多久。不过年轻的沃尔特是个新型的农艺师。他的牛圈里装着电话，他还能准确地计算出加拿大来年的小麦产量，对他种植的农作物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在这偏僻的地方，沃尔特赢得了她的心。他们坐在一起，用蒲公英编了一个花冠戴在莎拉头上。他赞美蒲公英的黄花配她那棕色头发所产生的效果，于是她就没有把花冠摘下来，手里挥动着草帽回到寓所。

沃尔特说，他们要在来年春天结婚，一开春就结婚。后来莎拉就回到城里来打字。

一阵敲门声把莎拉从回想那一个幸福的日子的梦中惊醒，一个侍者拿来一张用铅笔写的潦草的家庭餐馆第二天的菜单，是老舒伦伯格的难看的笔迹。

莎拉在打字机旁坐下来，把一张卡片卷在滚轴上。她是个灵巧的工作者，通常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21张卡片全部打好。

今天菜单上更动的项目比往常要多。各种汤都比较清淡，肉食花样也有所改变，整个菜单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油炸食品似乎都不见了。

莎拉的手指在打字机上跳动，就像夏天的小溪上飞舞的小虫。她从上到下仔细地看着，按照各种菜名的长短把它们打在恰当的位置上。刚要打水果名称的当儿，莎拉对着那张菜单哭了起来。泪水从她失望的心灵深处涌上来积聚在她的眼睛里。她的头一直抵在打字机的小桌子上。

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收到沃尔特的信了，而菜单的下一个菜名正好是蒲公英和一种什么鸡蛋——别管它是什么鸡蛋！——蒲公英，沃尔特正是用蒲公英的金黄色的花朵做成的花冠，为他爱情的王后和未来的妻于加冕——蒲公英啊，春天的使者，——她那最幸福的日子的纪念品。

然而春天是多么奇妙啊！一定会有信息送到这个用石头和钢铁筑成的寒冷的大城市里来的。除了穿着毛茸茸的绿衣服的田野的信使蒲公英——法国人把它叫作狮子的牙齿——还有谁来传递春天的信息呢！蒲公英开花的时候，它就盘在姑娘的深棕色头发上成全好事；而鲜嫩未开花的时候，它就跑到开水壶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莎拉忍住了泪。菜单一定得打出来。她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地按着打字机的键，而她的思绪、她的心灵已飞往乡村和她的青年农民在一起了。不久她回到曼哈顿的石砌建筑中来，打字机又开始跳动。

6点钟，侍者送晚饭来，把打好的菜单取走。莎拉闷闷地吃了晚饭，到7点半，隔壁房里的两个人吵起架来；在楼上那个房间住的男人好像在弄什么乐器；煤气灯的光稍微暗了一点，有人着手撤煤火；还可以听到后院篱笆那儿猫叫的声音。根据这种迹象，莎拉知道她现在该看书了。她拿出书来，把脚搁在箱子上看起来。

前门的铃响了，房东太太去开门，莎拉放下书来听。噢，是你，要是你，也会跟她一样的。

楼下门厅里传来宏亮的声音，莎拉跳起来去开门，书掉在地板上。你已经猜出来了。她跑到楼梯口时，她的农民正一跨三级地跑上楼来，把她搂在怀里。

“你为什么不写信？哦，为什么？”莎拉大声说。

“纽约可真是个大城市，”沃尔特·富兰克林说，“一星期以前我就照老地址去找你了。我打听到你星期四离开那里的。从那以后，我通过警察局和别的办法到处找你！”

“我给你写信了呀。”莎拉说。

“从来没收到过！”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年轻农民满面春风地一笑。

“今天晚上，我到隔壁的那家家庭餐馆去，”他说，“我不在乎它有没有名气，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吃些蔬菜。我的眼睛在那份用打字机打得漂漂亮亮的菜单上看了一遍，想找一样蔬菜吃，我看着看着，就把椅子弄翻了，把老板喊来。他告诉我你住在哪儿。”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打字机上的大写字母W，不论打在哪里，总是往上一些，不在－条线上。”富兰克林说。年轻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莱单，指着其中的一行。

她认出这是她那天下午打的第一张卡片，在它的右上角还有一滴眼泪的痕迹。但在本来应该是一种蔬菜名称的位置上，对那金色花朵的回忆使她的手指按在另一些键上。

在两道菜名之间，有这么一行字：

最亲爱的沃尔特和白煮鸡蛋

一个四十岁未婚女性竭尽可能，深深地爱恋着他。下面是欧·亨利《鸽》，欢迎阅读。

陶柏蒙锁上公文包的时候，感到口干舌燥；他颤巍巍地伸手入袋，掏取香烟，觉得手在发抖。他站到窗口，俯视窗外中央公园的一片新绿；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内心的紧张，稍微缓和了一些。他那疲惫的蓝眼睛，惶惑不决地注视着那个公文包，公文包里正装着他的命运。虽然他心里仍然矛盾，但是他到底还是那样决定了。

片刻之后，他就将提着那个公文包，悄然离开这间办公室，一去不再复回。但是，他真不能相信，个人五十四年来的信誉，即将就此毁于一旦。因此他取出飞机票来，困惑地省视着。这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办公室里静寂无声；陶柏蒙的视线，迟缓的从大写字台移向红皮沙发，然后经过甬道、外室，停驻在魏尔德小姐插瓶放在桌上的一束玫瑰花上。

魏尔德小姐将和许多其他的人们一样遭受破产；这束玫瑰花，亦将被弃置于垃圾堆中。这似乎太霸道，太残酷；但是，有什么比自保更重要呢？即使是玫瑰，也长出刺来保护自己！

他知道魏尔德小姐在爱恋着他，而且竭尽一个四十岁未婚女性的可能，在深深地爱恋着他，她供职于陶柏蒙信托公司已经十二年了；虽然他和她之间不会热络交谈、缱绻蜜语，但从她的眼波中，从她羞涩的神情里，从她的行动举止上，她的心思已经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她的相貌并非不动人，所以在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对陶柏蒙是一个诱惑。但是，他却不想放弃自己宁静的独身生活……他陷于沉思之中，不经意地把桌上的日历翻到了下礼拜；忽然间他从沉思中觉醒过来，发觉到刚才这些无意识的举动。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提起公文包，整整衣冠，悄悄走过玫瑰花旁，出门去了。飞机要六点钟才起飞。正是醉人的春天，公园里的景致，灿丽锦簇；陶柏蒙决定在回家准备行李之前，先散散步，浏览一下悦人的美景；春阳透过丛林，疏落的影子交相辉映。

明天抵达里约热内卢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往后的享乐多着呢！虽然到南美去颐养天年，是他的毕生大愿；但却不曾想到这个愿望竟会实现得这么快！这完全是医生为他决定的，他回想起医生对他说：“一切取决于你自己如同调养，享乐优裕，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他顺着公园漫步，手指被沉重的公文包勒得有些疼痛，但是心情却并不紧张；他和蔼地对一个巡逻警察古怪地笑笑，甚至想要拦住他，而且告诉他：“警察先生，我实在不如我的外表一般值得别人尊敬；我是个拐骗六百家客户的经纪人；我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对于我自己的行径感到惊奇，因为我一向诚实；但是，我在世之日已经无多，公文包里的钱财，足够我作最后的享用。”

路过一处玫瑰花丛，他又想起了魏尔德小姐。记得是在两个月以前，她怯怯地交给他一张三千元的支票，“陶柏蒙先生，请你把这笔款子替我投资好吗？”她忸怩地说，“我觉得我早就应该托付给你了。储蓄存款比较起来是最可靠的，而且自一九二九年以来，我一向对股票证券不大信任。”

“魏尔德小姐，我很愿为你效劳，”他内心暗暗得意，“但是，你既然不信任证券，为什么又变了主意呢？”她低下头，羞答答地不作声，停了半晌才说：“是的，我在这里服务已经很多年了，亲见你为别人赚了许多钱……。”

“你总该知道，这种事情多少有些冒险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真准备承受吗？”

“我相信托付给你是不会有什么不妥的，”她看看他，爽直地说：“万一不幸，我也不会有二话的。”

他提提精神，继续向前走去，远处，哥伦布广场已经隐隐在望了。忽然，他看见路边蹲着一个人，那人的年纪，和他自己不相上下，也许比他还稍稍大一点；头上蓬着苍苍白发，衣衫褴褛，补绽斑斑。

陶柏蒙放缓脚步，许多野鸽子正围绕着那个人飞舞，争着啄食他手上的花生；在他怀里，还露出花生袋子。从侧面看去，那个人很和蔼，很慈祥：但是满面皱纹斑驳，想是历经风霜使然。

他看见陶柏蒙正在看他，就说：“可怜的鸽子哟！它们经过了漫长的严冬，自从飘雪以来，它们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我只要能买得起花生，不论气候多么恶劣，我都必定会来的，因为我不愿意让它们失望。”

陶柏蒙茫然地点点头，他盯着那个孤零零的人出神；“那个人这么穷苦，还肯把仅有的钱用来喂鸽子，那些鸽子信赖它们的穷施主……。”

这个念头激起他五十四年来清白无疵的自尊心，使他瞿然以惊。他忽然看见那些鸽子变成六百家嗷嗷待哺的客户，其中有几家是孤苦无依的老寡妇，靠亡夫留下的一点薄产，节衣缩食地活着：其中有一只鸽子是魏尔德小姐。而他，就是那蹲在路边喂鸽子的人；至少在今天以前的那些日子里，他就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他不但从来不曾衣衫褴褛，而且一向丰衣足食！羞恶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回过头来，跑回公司；虽然他的心里还有一个声音在讥嘲他重投樊笼，为人役使，太不聪明；但是他的意念趋于坚定，不再为邪恶的企图心所撼动，心志固如金汤磐石一般。他面对着桌上的日历，衷心喜悦；也许这是一个好预兆。

他不应该毁灭自己一生的名誉；他为那个喂鸽子的人祝福，因为那个人把他从噩梦中拯救出来，使他及时省悟，悬崖勒马。到南美去，并不就是惟一可行的休养办法；如果能得爱人的悉心服侍，也可以延年益寿的。他要从头拾起那位爱玫瑰的人给予他的爱，他得到一个新生的机会。

这时，那个喂鸽子的人还在公园里；他茫然地环视四周，回过头来，看见一只肥美的鸽子正在他掌中吃得高兴；他熟练地把它的脖子一扭，揣进怀里，然后站了起来。

“朋友们，很抱歉！”他对四散飞舞的鸽子们温和地说：“你们知道，我也需要果腹呀！”

读欧·亨利是一种享受，关于鞋，欧·亨利又说了什么呢？下面是欧·亨利《鞋》，欢迎阅读。

约翰·德·格拉芬里德·阿特伍德吃荷，连荷茎、莲藕跟荷花统统吞下肚。热带的气候把他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饕。他埋头干活，拼命工作，为的是忘掉罗西娜。

如今，他们食荷很少单单吃荷一样，一般配一种只有魔鬼才喝的烈酒；酒是厨师自酿的，它在约翰尼的菜单上写作“白兰地”。夕阳西沉，他便和比利·基奥坐在小小领事馆的门廊上，中间搁一瓶酒，扯着脖子吼上几曲带劲的却有失身份的歌，直吼得当地人一边慌不择路地溜过去，一边耸耸肩，嘴里咕哝着“这些个魔鬼美国佬”。

[约翰尼：约翰的昵称。]

一日，约翰尼的听差送来邮件，把信一古脑儿倾在桌上。

约翰尼从吊床上探过身子，懊丧地抚弄着五、六封信。基奥屁股挂在桌沿儿上，一只蜈蚣在文具中蠕蠕爬行，他懒懒地用一把切纸刀切蜈蚣的腿。约翰尼眼下是百无聊赖，万事乏味，正处于贪图安逸的时期。

“老一套！”他哼哼抱怨着。“一帮傻瓜写信来咨询这个国家的这个那个。他们什么都想知道，种果树啦，怎么样不干活儿就发财啦。写信的人有一半居然回信的邮票都不寄。他们以为领事馆除了写信就无事可干呐。替我把信拆了，伙计，瞧瞧他们想干什么。我现在头晕得不想动弹。”

已经适应本地气候，不受情绪影响的基奥把椅子拖到桌旁，淡粉红色的脸膛漾开顺从的微笑，开始拆信。有四封信是合众国各地公民写来的，他们视科拉里奥城的领事馆为资讯百科全书。他们提出一长串的问题，问题一个个编了号，问气候了，物产了，各种可能性了，法律了，生意机会了，以及领事馆所在国的统计数字等等。

[科拉里奥城：无此地名。同下语文“戴尔斯堡”一样，疑系作者虚构。]

“请给他们回信，比利，”毫无生气的领事说，“就写一句，叫他们去查阅本领事馆那份最新报告。告诉他们，国务院很乐意提供宝贵的文字资料。签上我的名。可别让你的笔把纸给划破喽，比利；你那种沙沙钩破纸的声音搞得我睡不着。”

“可别打呼噜，”基奥语气和顺，“我来替你处理吧。无论如何，你需要一个军团的助手才行哩。没瞧见你是怎么发表报告的么。且慢，醒一醒！——这儿还有一封信哪——也是从你家乡寄来的——戴尔斯堡？”

[戴尔斯堡：经查，美国无此地名。]

“是吗？”约翰尼咕哝着，露出不大不小的尽义务性质的兴趣。“信上说些什么？”

“邮局局长写来的。”基奥解释说。“说本镇一公民想请你提供一点事实和意见。说该公民打算来你处开一家鞋店。想知道你是否认为做这个生意能够赚钱。说他听说这一带沿海地区的一派繁荣兴旺，并且想捷足先登，抢占有利地盘。”

尽管天气炎热，肝火上升，约翰尼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吊床晃晃悠悠。基奥也扬声大笑；书橱顶层的那只猴子兴奋得吱吱乱叫，对那封戴城来信受此嘲笑深表同情。

“什么毛病？”领事哇哇大叫。“鞋店！真不知道他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想，大概是裘衣厂吧。好吧，比利，咱们这儿3000个居民里头，有几个曾经穿过鞋呀？”

基奥一本正经地思量着。

“咱瞧瞧——有你和我，还有——”

“我不算。”约翰尼立刻但却不正确地说，抬起一只脚，脚上套着又脏又破的鹿皮鞋。“我可是好几个月不受穿鞋之苦罗。”

“可你总算有鞋呀。”基奥继续。“还有古德文、布良沙尔、格迪、老卢兹和多克·格雷格，还有那个替香蕉公司做代理的意大利人，还有老德尔加多——不对；他穿凉鞋来着。还有，哦，对啦，有沃里滋女士，‘靠什么来关理饭店哪’，前几天晚上在舞会上，她穿一双红拖鞋哩。还有帕萨小姐，她女儿在美国念书，她在鞋袜方面带回来一些文明观念。再有就是少校的妹妹，每逢过节就把脚丫子妆扮包裹一番，还有，格迪太太，她穿一双卡斯蒂利亚式样的鞋——女士们穿鞋的大概就这些啦。咱瞧瞧——驻扎在兵营里的士兵中有些人不也——不对，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在行军时才准穿鞋。在兵营里，他们把小小的脚趾头全放出来吃草。”

[靠什么来关理饭店哪：比利戏拟沃里兹女士不标准的发音，原文是“What kapes The hotel”，应为“What keeps the hotel”。]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一地区，位于中部高原。]

“差不多吧。”领事表示同意。“三千人里头脚上穿过皮制东西的人不到二十个。哦，没错儿；在科拉里奥城开一家有魄力的鞋店正合适——一家不想把货卖出去的鞋店。真不知道老帕特森是不是想拿我逗乐儿！他总是一肚子他称之为玩笑的玩艺儿。给他回封信，比利。我口授。咱俩也逗逗他。”

基奥饱蘸墨水，按约翰尼的口授展纸写信。经过多少次烟雾沉沉的停顿和酒瓶酒杯五花八门地大旅行之后，给戴尔斯堡的恶作剧炮制出笼，回信内容如下：

奥巴代亚·帕特森先生

阿拉巴马，戴尔斯堡

亲爱的先生：

七月二日大札率悉，不胜荣幸之至。谨此作复。

依愚之见，世上凡有人居住之地，再无一处比科拉里奥城更为突出地显示开设一家鞋店之需要。本地居民三千，却无鞋店一间？求鞋若渴，不言而喻。这一带沿海地区正急速成为有魄力的商人所看好的热土宝地，但鞋类生意迄今被忽视、遗漏之，可叹，可惜。本地目下无鞋可穿之居民，数量委实可观。

[无鞋可穿：意即他们在兵营里赤脚。]

此外，本地尚亟需酿酒厂一个，高等数学学院一所，煤场一间及干净、高品位滑稽木偶剧演出场一个。

您谦卑的朴人

美国驻科拉里奥领事

约翰·德·格拉夫里德·阿特伍德顿首

附言：

哈罗！奥巴代亚大叔。咱宾乡的老城咋样哪？戴城政府缺了你我咋办呢？当心，你很快会收到一只绿头鹦鹉和一串香蕉，它们来自你的老伙计——

约翰尼

“我随手添上那段附言。”领事解释道，“这样奥巴代亚大叔就不会为这封信一本正经的语气生气了。好啦，比利，把信封好，让潘乔把信送邮局。如果他们今天把水果装船的话，阿里亚德号明天就把邮件带走。”

科拉里奥城的夜生活一成不变，单调乏味。当地人的消遣是或者酣睡不起，或者无所事事，他们赤着脚，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慢慢吞吞地讲话，抽抽雪茄或者香烟。俯视镇上灯火幽暗的道路。你仿佛看见一串浅黑型女人的鬼魂组成的迷魂阵，与一队狂飞乱舞的荧火虫纠缠一团。一些房子里传出随意弹奏的吉它故作悲哀的琴声，平添了这悲哀夜晚的沉闷。硕大的树蛙在一簇簇叶子中发出格格的响声。音量宏大，俨如黑人剧团里站在一排演员两端大声巧辨的演员。晚九点，各条街一片死寂，几乎是阒无一人。

领事馆在晚上并不经常变换节目。基奥每天晚上来，因为科城的一个清凉世界便是那座官邸面海的小小门廊。

白兰地总是不停地流淌着；不到半夜，领事自我放逐的心中便翻腾起阵阵感伤。于是，他就会向基奥讲述他那段已经结束的罗曼史。每天晚上，基奥必然耐心地聆听那段故事，准备好捧出一颗永不疲倦的同情之心。

“可是难道你压根儿没想过”——约翰尼总是这样结束他那悲伤的叙述——“我是为那姑娘而伤心么，比利？我已经把她忘了。她再也不会进入我的大脑。即使她此时此刻走进那扇门，我的脉博也决不会跳一下。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个？”基奥会回答。“当然喽，你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这就对了。她可真不该听信那些无端指摘，那个——嗯——丁克·波森不停地挑你的碴儿。”

“平克·道森！”——约翰尼的声气里会灌满鄙夷不屑——“白人中的可怜虫！他就是这么个穷光蛋。当然罗，他有五百顷地；这个当然算数。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我有机会回去收拾他。道森家不过是些无名鼠辈。阿特伍德家的人在阿拉巴马州可是谁都认识。喂，比利——你过去知不知道我母亲娘家是德·格拉芬里德家族？”

“哎哟，不知道哇，”基奥回答；“是吗？”这句话他已经听过大约三百遍。

“本来嘛。汉考克县的德·格拉芬里德家族。不过我现在再也不去想那姑娘啦，对不，比利？”

“一点也不，伙计。”丘比特的征服者最后听到的总是这句话。

话到此时，约翰尼会轻轻滑入微睡之中，基奥便悠闲地踱入广场边葫芦树下他自己的小棚屋。

一、两天后，戴尔斯堡来信和回信这件事已经被客居戴城的两个流放者忘到九霄云外。可到了七月二十六日这天，种下的多事之树挂果了，是那封回信结出的果实。

这送瓜果的班轮安达多尔号缓缓驶入离岸不远的水域，停船抛锚。海滩上一溜儿立着看客，望着检疫医生和海关官员划船出去执行公务。

一小时后，比利·基奥穿一件亚麻布衬衫，拖着懒步走进领事馆，一副干净、凉爽的样子，活像一头开心的鲨鱼一样龇牙咧嘴地笑着。

“猜猜有什么”他朝无精打采躺在吊床上的约翰尼发问。

“太热，不想猜。”约翰尼懒腔懒调。

“你那位开鞋店的人驾到，”基奥说着，舌尖滚动着一块糖，“带来一大批货，足够供应本大陆直到火地岛的。他们正用车把一箱箱的货运往海关。搬上岸的货足足有满满六驳船呐，他们又划着小船去运剩下的货。哦，赞美圣哲吧！当他识破玩笑，和领事先生面谈的时候，保不定会看到一场好戏呢。只要能亲眼瞧瞧那个可乐的场面，在这热带鬼地方熬上九年也算值了。”

[本大陆：指南美洲大陆。火地岛位于南美训大陆最南端。]

基奥最爱大大咧咧地享受快乐。他在铺着凉席的地方捡了个干净地方躺下来。墙壁因为他的快乐战战兢兢。约翰尼半转过脸，眨眨眼。

“可别告诉我，”他说，“有人傻到居然会煞有介事地拿着鸡毛当令箭呢。”

“四千元货哟！”基奥乐得气喘吁吁。“还谈论着要运煤去纽卡斯尔哩！他何不趁热打铁，索性运他一船棕榈树叶大扇子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呢？在海边瞧见那个怪老头儿来着。

你可真该在场吔，瞧瞧他怎么展示他带来的样品，怎么眯着眼瞧着站在他周围的五百来个赤脚大仙哩。”

[纽卡斯尔（Newcastle），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东部城市，有大型煤矿，是澳钢铁制造中心。]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Spitsbergen），北冰洋内挪威群岛名，气候寒冷。]

“你说的可是真的，比利？”领事有气无力地问。

“可是真的？你真该瞧瞧那位受骗先生的千金小姐，他把她带来了。真美呵！她使那些肤色像砖粉的本地小姐们黯然失色，一个个活像涂了焦油的小妞儿。”

“说下去呀，”约翰尼说，“如果你能打住你那愚蠢的傻笑。我讨厌一个成年人这样笑个没完没了。”

“名叫赫姆斯特特尔。”基奥嘴没停住。“他是个——喂！怎么回事儿？”

约翰尼扭动着滚下吊床，一双套着软拖鞋的脚呼地一声戳在地板上。

“起来，好你个白痴，”他声色俱历地命令道，“不然我就用这个墨水瓶架砸碎你的脑袋瓜儿。那就是罗西娜和她爹呀。

天哪！老帕特森可真是个胡说八道的白痴！起来，过来，比利·基奥，帮帮我。咱们究竟咋办呢？难道全世界都疯了不成？”

基奥起身，掸掸身上的尘埃。他使出浑身解数，使自己重新显得不嬉皮笑脸。

“既来之，则安之，约翰尼。”他说着，竭力要正经起来，他的努力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你要是不说，我简直没想过会是你那位姑娘哩。首先要做的，是替他们找个舒适的住处。

你去海边听听海浪吧，我马上跑到古德文家去，瞧瞧古太太能不能接待他们。他们可是有全城最象样的房子。”

“上帝保佑你，比利！”领事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这个世界肯定会完蛋的，不过也许咱们可以拖延它一、两天呢。”

基奥打着伞，出门直奔古德文家。约翰尼穿上外套，戴上礼帽。他拾起白兰地酒瓶，一口没喝又放下，勇敢地大踏步向海滩走去。

海关楼墙壁的背阴处，他找到了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罗西娜，他们被一群目瞪口呆的本地居民包围。海关官员闪躲着人群，拖着脚往后退，安达多尔号船长在解释新来的人是做什么买卖的。罗西娜看上去身体健康，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她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周围的陌生人。她和自己昔日的爱慕者问候时，圆圆的脸蛋儿上泛起淡淡的红晕。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十分友好地和约翰尼握手。他有点上了年纪，是个不切实际的人——属于那种飘忽不定、行为乖僻的生意人，这类人人数众多，永不满足，永远在寻求变化。

“见到你可真高兴，约翰——我可以叫你约翰吗？”他说。

“我谢谢你很快答复了邮政局长的询函。是他自告奋勇替我给你写信的。我当时正在到处寻找机会，转行做点别的赚钱更多的买卖。我从报纸上注意到这一带沿海地区正是投资者的热点。你建议我来这里，我真是十二万分感激。我把全部家当都卖光了，把换来的钱再换成鞋，北美能买到的各种各样漂亮的鞋。你们这座城市真是风景如画呀，约翰。你的信让我急急盼望的心吃了颗定心丸，但愿买卖会像信中说的那么好。”

基奥的到来使痛苦难熬的约翰尼缓过一口气。基奥急匆匆捎来一个消息，古德文太太非常高兴提供房间，听凭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他女儿使用。于是，赫姆斯特特尔先生和罗西娜被引领着离开那里去休息，以消除旅途的疲劳，西约翰尼则去察看那些装满鞋的货箱是否安全地存放在海关的仓库里，因为这期间海关官员得验货。基奥呢，像鲨鱼一样龀牙咧嘴地笑着，四下寻找古德文，要告诉他先别向赫姆斯特特尔先生透露科城鞋类市场的真相，以便让约翰尼有机会补救，挽回败局，如果可能的话。

当晚，领事馆微风拂拂的门廊上，领事和基奥孤注一掷，商讨对策。

“打发他们回家罗。”基奥一边揣测约翰尼的心思，一边开了口。

“我会的，”一阵沉默之后，约翰尼回答；“可我一直在对你撒谎，比利。”

“这个没什么。”基奥满嘴温良。

“我曾经给你说过几百遍，”约翰尼缓缓地说，“我已经忘掉那姑娘了，对不？”

“大约三百七十五遍吧。”耐心纪念碑回答。

“我是在撒谎，”领事重复道，“次次如此。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她。就因为她有一次拒绝了我，我就像一头固执的蠢驴逃离了家乡。我是个高傲的傻瓜，是我身上的傲气不让我回去。今天晚上，我在古德文家同罗西娜谈了几分钟。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记得那个一直对她穷追不舍的乡巴佬不？”

“丁克·波森？”基奥问。

“平克·道森。啊哈，他在她心目中算不上什么。她说他说的那些贬低我的坏话，她连一个字儿也不信。可我现在完了，比利。咱俩发的那封大冒傻气的信把我的机会全毁了。一旦她发现她老爸被一个玩笑给坑了，她一定会瞧不起我的，因为一个体面、有教养的男孩是不会弄出这种恶作剧的。鞋呀！

假如他在科拉里奥这里开店二十年，怎么就不能够卖掉二十双鞋呢。你把那些加勒比海人或黑不溜秋的西班牙孩子找一个来，替他穿上鞋，他会作何反应？头朝下，两脚朝天，尖叫一通，直到把鞋踢掉。他们谁也没穿过鞋，他们永远也不会穿。假如我把他俩送回国，我就必须实话实说，那她会怎么看我呢？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得到那姑娘，比利，如今她近在咫尺，我却永远失去了她，因为当温度计升到102度时我却想逗乐儿。”

[102度：指华氏，约相当于摄氏39度。]

“别不高兴。”生性乐观的基奥说。“让他们开店好啦。今儿个下午我一直在忙活。不管怎么说，咱们暂时可以掀起一阵鞋具热。等店一开张，我买它六双。我到处跑了跑，找了

那些熟人，解释了咱俩闯下的这场大祸。他们可都要买鞋哩，好像他们是多脚蜈蚣。弗兰克·古德文要买几箱。格迪夫幻想买大约十一双。克兰西打算把几个星期的积蓄都投进去，连老多克·格雷格也表示如果他们备有十美元一张的钞票的话，他要三双鳄鱼皮拖鞋哩。布朗沙尔瞧了赫姆斯特特尔小姐一眼；他是个法国佬，他得要不少于一打才行呐。”

“一打买主，”约翰尼说，“倒要消费价值四千元的货！不行呀！这里有个大难题要解决。你回吧，比利，让我一人儿呆会儿。我得自己琢磨个办法，解决难题。把那瓶三星酒拿走吧——不，先生，合众国领事将滴酒不沾。今晚我要坐在这儿，打开思路，想出一个对策。假如能找到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傻瓜之乡，无论它在天涯海角，我都要踏上那块土地。要是找不着这种地方，美丽壮观的热带将增加一艘沉船。”

基奥走了，觉得他帮不上什么忙。约翰尼将一把雪茄放在桌上，然后舒展身子，靠在一张船用椅子上。当突如其来的曙光初露，给港口水面镀上一层银色的波纹之时，他依然坐在那里。接着，他站起身，吹着一支小调，洗澡去了。

九点，他走向肮脏窄小的电报室，在一份空白电文纸上磨蹭了半个钟头。末了，是支付三十三元钱，签名，然后发出的以下这份电报：

致平克尼·道森

阿拉巴马戴尔斯堡

另函寄你100元汇票。请即发运500磅结实的干欧龙牙草。此地有新用，制作工艺品。市价每磅20先令，可考虑续订单，快。

当玛莎小姐坐在餐桌前，面对着肉排、松软的面包卷、果酱和茶，她时常叹息，希望那位举止文雅的画家能和她共享这些佳肴，不要在那四处透风的阁楼上啃干硬的面包皮。18世纪末的美国纽约街头

——欧·亨利

01

玛莎·米奇姆小姐在街道拐角处经营一爿小小的面包店。

玛莎小姐四十岁。她有一个二千美元的银行存折和一爿面包店，还有一颗同情的心。许多人都结了婚，而他们结婚的家当却大不如玛莎小姐。

有一位顾客每星期来两三次，她开始对他发生兴趣。他是个中年人，戴着眼镜，留着仔细修剪过的红胡子。

他说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的英语。衣服破旧，有几处补丁，而且宽松皱褶。但是，他外表整洁、很有礼貌。

他总是买两块陈面包。新鲜面包五分钱一块，陈面包五分钱两块。他从来不要别的，只买陈面包。

有一回玛莎小姐看见他头上有一点红棕色的油渍，她断定他是个画家，而且非常贫穷。不用说，他一定是住阁楼，在那儿绘画，一边啃陈面包，一边想着玛莎小姐面包店里好吃的东西。

当玛莎小姐坐在餐桌前，面对着肉排、松软的面包卷、果酱和茶，她时常叹息，希望那位举止文雅的画家能和她共享这些佳肴，不要在那四处透风的阁楼上啃干硬的面包皮。

02

正如上面说过的，玛莎小姐富有同情心。

一天，为了证实对他职业的猜测，她从屋里搬出一幅廉价买来的油画摆在柜台的货架上。

这是一幅威尼斯风景画。一座辉煌的大理石宫殿（画上是这么说的）占了主要画面，也可说是屹立在图画前面的水中。画中还有几条平底小船（船上有一位女子把手放在水中拖曳）、浮云和蓝天以及大量的光暗对比。画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幅画的。

两天后，那位顾客来了。

“请给两块陈面包。”

当她装面包的时候，他说：“你这里有幅很好的画，太太。”

“是吗？”玛莎小姐说，对自己的狡黠大为得意。“我特别喜欢美术（不，还不能过早说‘美术家’）和油画，”她改了口，“你说这幅画不错吗？”

“宫殿”顾客说，“画得不好，图画各部分的比例也不对。再见，太太。”

他拿起面包，鞠一个躬，然后匆忙地走了。

03

是的，他一定是个画家。玛莎小姐又把油画搬回屋里。

他眼镜后面闪烁着那双多么温和而又友好的眼睛呵！多么宽广的前额啊！一眼就能判断比例失调——吃的却是陈面包！但是，天才在被发现之前常常有一个奋斗的过程。

要是天才有两千美元的银行存款、一爿面包店和一颗同情的心作后盾，对于美术和前景该是多么大的帮助——然后，好梦难圆呵，玛莎小姐。

现在他时常来隔着柜台聊天。他似乎渴望听到玛莎小姐愉快的言谈。

他继续来买陈面包，从来不买蛋糕和馅饼，从来不买她那美味的热茶点。

她觉得他日渐消瘦和沮丧。她很想在他购买的微小食物里加上点好吃的东西，但是没有勇气这样做。她怕惹他生气。她了解画家的自尊心。

玛莎小姐开始穿上她的蓝点绸背心站在柜台后面。在密室中，她煮制一种榅桲籽和硼砂的神秘复方剂。许多人一直用它润肤滑肌。

04

一天，那位顾客像往常一样来到面包店，把五分硬币放在柜台上，买陈面包。在当玛莎小姐拿面包时，街上传来一陈急促的喇叭声和叮当声，一辆救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去。这位顾客急忙跑到门口观看，任何人都会这样。玛莎小姐灵机一动，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柜台后的货架底层有一磅新鲜的黄油，是送奶工人十分钟前放在那儿的。玛莎小姐拿起面包刀，将每块陈面包切一条深缝，塞进大量黄油，然后把面包压紧。

顾客转身回来时，她正用纸把面包包起来。

他们特别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他走了，她暗自笑起来，但是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不安。

她是否太唐突？他会不会生气？当然不会。吃了人家的嘴软。黄油可不是痴情女人的信。

那天她心里老是惦念着这件事，想象着他发现那小骗术时出现的情景。

他会放下画笔和画板。画架上会有一幅他正在画的油画。其中各部分比例匀称，无可非议。

他会准备午餐——陈面包和水。他会切开面包——啊！

玛莎小姐脸红了。当他吃的时候，他会想到往面包里放黄油的那只手吗？他会……

05

门铃一阵乱响。有人正走进来，吵吵嚷嚷的。

玛莎小姐匆忙跑到前面去。那里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年轻人，含着烟斗——她从没见过他。另一个是她的画家。

他满脸通红，帽子滑到脑后，头发蓬乱，他握紧两个拳头，恶狠狠地向玛莎小姐挥动着，问玛莎小姐。

“傻瓜！”他破口大骂；又用德语说“上千美元啊！”或类似的话。

年轻人想把他拖走。

“我不走，”他愤愤地说，“我非告诉她不可。”

他重重地敲着玛莎小姐的柜台。

“你毁了我，”他叫道，蓝眼睛在眼镜后面冒着火。“我告诉你，你是个爱管闲事的老猫！”

玛莎小姐有气无力地靠在货架上，一只手摸着她的蓝点绸背心。年轻人抓住他同伴的衣服。

“好了，”他说，“你说得够多了。”他把怒气冲冲的同伴拽到门外的人行道上，然后转身回来。

“我想应该告诉你，太太。”他说，“这场吵闹是怎么回事儿。那位是布拉姆伯格。他是建筑制图员，我和他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他苦苦干了三个月，画出一份新市政厅的设计图，准备拿它参加有奖比赛。他昨天上好色。你知道，制图员总是先用铅笔画图，画好后再用一撮陈面包碎屑擦去铅笔画线。它比橡皮还好。

“布拉姆伯格一直在这儿买面包。可是今天——嗯，你知道，太太，黄油不是——嗯，布拉姆伯格的图纸现在没用场了，只能切成块，做狭长的夹心面包。”

玛莎小姐回到里屋，脱去蓝点绸背心，换上她过去常穿的那件深咖啡的旧哔叽，然后把榅桲籽和硼砂的复方制剂倒在窗外的垃圾桶里。

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女巫的面包》

作者：欧·亨利，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欧 · 亨利《黄油可不是痴情女人的信》

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老绅士都是这样说的。说什么，你知道吗？下面是欧·亨利《感恩节的俩绅士》，一起来看看。

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有一天，当我们所有这些来历清楚的美国人，都回到老家吃苏打粉发酵的面包，并惊异于那只旧水泵何以一反常态跟门廊靠得那么近时，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了。为这一天祝福吧，罗斯福总统把这一天给了我们。我们听到一些关于清教徒的议论，可是却记不住他们是谁了。不过不管如何，要是他们试图再度登陆的话，我敢打赌我们能战胜他们。普利茅斯洛克鸡吗？啊，这名字听起来更熟悉些。由于火鸡托拉斯的垄断，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只好吃母鸡了。不过在华盛顿有人正向他们泄漏有关感恩节的消息。

位于越桔种植区东面的这座大城市，已经有了过感恩节的习俗了。每年十一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这一天，人们才会承认位于渡口对面的这个地区是美国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纯粹的美国节日。是的，是唯一一个值得庆祝的美国节日。

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向你证明：在大洋这边的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比之英国本土发展更为快速——这要感谢我们的活力和进取心。

当你从东边走进联合广场的时候，斯达菲.彼得就坐在正对喷泉的人行道右边的第三条长椅上。九年来的每个感恩节，他都在一点钟时很快坐到这个座位上。每次他都会碰到与查尔斯.狄更斯碰到的同样的怪事——身上的背心鼓了起来，前心后背都一样胀了起来。

可是今天，在这个一年一度相会的地方，斯达菲.彼得的表情似乎显得有些不同，与其说是为了来此一饱饥肠，不如说是为了过节的习惯更重要，因为慈善家们似乎总想拉长折磨穷人的间隔的时间。

当然，彼得并不饿，他刚刚参加了一场盛宴，肚子装得满满的只剩下呼吸和走动的力气了。他的眼睛像两只灰白的醋栗，紧紧地嵌在浮肿的油渍尚未擦掉的脸庞上。他的呼吸急促，像参议员一样肥胖的脖子，迫得他外套时髦的衣领直往上翘。一星期前刚由慈善机构帮着缝上衣服的纽扣，已经像爆米花一样，飞得不知去向了。他衣衫褴褛，琵琶骨从开裂的衬衫中露了出来；但是十一月的微风，挟着漂亮的雪花，给他带来的却是感恩的凉意。因为斯达菲.彼得吃得太多，一顿超级丰盛的午宴——以牡蛎开始和葡萄干结束，在他看来似乎还包括了世上所有的烤火鸡、焙土豆、鸡沙拉、南瓜馅饼和冰淇淋——产生了太多的卡路里，因此他坐在那里，饱嗝连连，用一种酒足饭饱之后的态度睥睨着眼前的世界。

这是一餐意想不到的美食。当时他正从第五大道的起点处附近一座红砖房大厦经过，这座大厦里住着两位古老家族的太太，她们遵循着一种令人尊敬的传统。她们甚至否认纽约的存在，相信感恩节是单纯为华盛顿广场设置的。她们的一个传统习惯，便是叫一个仆人站在后门口，在中午敲过十二点的时候，把第一个从后门口经过的饥饿的旅人请进屋里，设宴款待。斯达菲.彼得在前往公园的路上恰巧路过这里，于是管家们便把他请进屋里，按本家的习惯让他大快朵赜。

斯达菲.彼得对着前方注视了十分钟之后，才意识到心里渴望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色。他费了好大的劲让他的头向左转，于是他的两只眼睛可怕地突了出来，呼吸也停止了，他穿着粗皮鞋的粗短的双脚动了起来，在足下的砂石路上抖动着。

因为他看到，那位老绅士正越过第四大道向他坐的长椅走来。

九年来的每个感恩节，这位老绅士到公园来时，都会发现斯达菲.彼得坐在他的长椅上。这也是这位老绅士想要使之成为一种传统的一件事情。九年来的每个感恩节，他都发现斯达菲坐在那里，并领着他到一家饭店去，让他当着着自己的面吃一顿大餐。在英国，人们都是无意识地这么做的。不过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九年来情况也还不错。老绅士是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认为是美国传统的开路先锋。为了保持独特的传统，我们必须长时间坚持做一件不偏离正道的事，比如每周要缴交几角钱的劳动保险费，否则就得打扫大街就是一例。

老绅士庄严地笔直朝他建立起来的制度走去。说实话，斯达菲.彼得每年的感觉都与国家的概念无关，正如大宪*跟早餐的果酱在英国也并不是一回事一样。不过这是一个步骤，它几乎是世袭的。至少，它表示一种习俗对纽约——哼——对美国来说也是可能建立的。

老绅士身材高瘦，年交花甲。他穿着全套的黑色衣服，戴着你无法架上鼻梁的老式眼镜。他的头发比去年更加灰白更加稀薄，走路时似乎更倚仗那支把手弯曲、布满节疤的木手杖了。

当这位多年的施主走过来的时候，斯达菲就像某些女人养的超肥的哈巴狗遇到对它呲牙裂嘴的流浪狗时一样，竟然呼吸急促浑身颤抖起来。他本来想急忙溜走的，可是用上桑托斯.杜蒙特的浑身解数也无法使他与长椅分开——那两位老夫人的忠实仆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了。

“早安，”老绅士说，“我很高兴看到，一年的变化已经使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显得更加健康，因为感恩节的祝福对我们俩是一视同仁的。要是您跟我一起走的话，兄台，我将给您提供一顿有利于您的身心健康的晚餐。”

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老绅士都是这样说的。这句话本身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除了《独立宣言》之外，恐怕没有什么文字的重要性能与之相比了。在斯达菲的耳朵听来，它就像一曲好听的音乐。可是现在他却泪痕满面、烦恼地抬头望着老绅士的脸。几乎可以听到，漂亮的雪花落在他冒汗的额头上时发出的嘶嘶声。不过老绅士只抖了一下，便转过身去用背对着风雪。

斯达菲一直弄不明白，老绅士讲话时语调为什么总是那么悲伤。他并不知道，那是因为每次他都在希望着有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事业。一个在他死后能到公园里来的儿子——这个儿子会骄傲而坚定地站在随后而来的某个斯达菲面前说：“记住家父的好处吧。”于是说这句话也会成为一种习俗。

可是老绅士没有亲人。他租住在公园东面一条冷静的街道上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物的一套破败的房间里。在冬天，他在一个像轮船舱房大小的小温室里栽培倒挂金钟；春天里他参加复活节游行；在夏天，他住在新泽西州山区里的一户农家，坐在一张柳条椅子里，谈论着一种叫“鸟翼凤”的蝴蝶，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它们；到了秋天，他就请斯达菲吃一顿晚餐。这些就是老绅士的例行公事。

斯达菲.彼得看了他一眼，陷于绝望的自怨自怜的烦恼中。老绅士的眼睛发出施恩的闪闪亮光。他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增多，不过他的黑色的小领带还是像往年一样打着快活的蝴蝶结，身上穿的亚麻布衬衫还是同样美丽洁白，而他的灰色胡子也还是小心地往上翘着。斯达菲发出一阵听起来就像锅子里的碗豆煮滚了的声音。在此之前，老绅士已经听过这个声音九次了，因此他直接把这个含糊不清的声音解释为斯达菲接受邀请的老套式。

“谢谢您，先生，我会跟尼去的，万分感谢。我很饿了，先生。”

饱食后的昏睡状态，还没有完全占据斯达菲的心，使他拒绝接受善人的救济。他的感恩节的胃口并不是他自己的，它属于约定俗成的神圣权利，或者说，在有限时效内，是属于这位预先约定的老绅士的。说实话，美国是自由的；但是为了建立传统秩序的缘故，有些个人必须充当小数点——循环小数点。英雄们并不都是钢筋铁骨和金石铸成的。看一看这里一位挥舞着拙劣的镀银的铁锡刀叉的人就明白了。

老绅士领着他的年度施舍者向南走去，来到一家餐馆，桌子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宴席。他们都是熟人了。

“这个老家伙又来了，”一个侍者说，“每个感恩节这位老绅士都会把这个流浪汉带来。”

老绅士在桌子的一头坐下，他容光焕发，就像是一粒摆在一座未来的古老传统大厦基石上的烟熏的珍珠一样。侍者们把节日的食品堆满了桌子——而斯达菲则露出被误认为是饥饿的表情举起刀叉，为自己不朽的港湾雕刻一顶王冠。

世上再没有更勇敢的向敌人冲锋陷阵的英雄了。火鸡，排骨，肉汤，蔬菜和馅饼，一上桌便迅速在他面前消失了。他一踏进饭店，食物的香味便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绅士的风度，而变成一位真正的骑士，狼吞虎咽地大举向食物进攻。他在老绅士的脸上，看到了慈善家快乐的笑容—— 一种比看到倒挂金钟开花和抓到鸟翼凤蝴蝶更快乐的笑容——他已经不忍心看到这种快乐的衰退了。

一个钟头后，斯达菲以战斗胜利者的姿态往椅背一靠。“谢谢您的慈悲，先生，”他像漏气的气管似的吱吱说道，“谢谢尼的慈悲请我吃了一顿美餐。”说罢他艰难地站起来，露出无神的眼光向厨房走去。一位侍者像转陀螺似的把他的身子一转，给他指着出门的方向。老绅士仔细地数了数一元三角的银币零钱，又留下三只五分的硬币给侍者作小费。

像每年的感恩节一样，他们在饭店门口分道扬镳，老绅士往南，斯达菲往北。

斯达菲走到第一个街角，站了一会儿。接着他就像猫头鹰竖起羽毛一样，全身肿胀起来，像一匹中暑的马似地倒在了人行道上。

当救护车到来时，年轻的外科医生和司机不禁轻声咒骂起他的体重来。没有酒味足以证明此不该转送上囚车，于是斯达菲连同他的两顿美食一起被送往医院。在医院里，他们把他摊放在一张病床上，开始检查他得的这个怪病，希望光亮的手术钢刀能有机会弄清一些医学上的难题。

瞧！一个钟头后，另一辆救护车拉来了那位老绅士。他们把他安放在另一张病床上，谈论着阑尾炎的问题，因为他看起来付得起医疗费。

可是不久，一位年轻的医生遇到了一位眼神很讨他喜欢的护士小姐，便停下来跟她聊起这两个病人的病情来。

“那位和气的老绅士还躺在病床上，呶，”他说，“您不会想到，他几乎是被饿死的吧。我想，他出身于骄傲的古老家族。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天没吃一点东西了。”

那三位麦琪，他们既然有智慧，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下面是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欢迎阅读。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躁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得法的时候，一时高兴，回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好的。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段的映像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地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别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妮”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地飞掠过去。诸位不必与日俱增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璜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经的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如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吗？”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象从恍惚中突然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我们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星期八块钱的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元房租 ——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俏皮的人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说明。

[麦琪：指基督出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一说是东方的三王：梅尔基奥尔（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帕（洁白者）赠送－乳－香象征神圣；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我姑娘的爱情是决不会减低的。但是只消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你刚才为什么使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在百老汇路上的一个橱窗里，为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来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心向神往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现在这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那佩带这些渴望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但她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里不放，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泪眼，含笑对吉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

接着，德拉象一只给火烫着的小猫似地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见到他的美丽的礼物呢。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那无知觉的贵金属仿佛闪闪反映着她那快活和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吉姆？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百来遍了。把你的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并没有照着她的话去做，却倒在榻上，双手枕着头，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我们把圣诞节礼物搁在一边，暂且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好啦，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掉了金表，换了钱去买你的发梳的。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告诉了诸位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授受衣物的人当中，象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我会爱上一个有着和善的深蓝色眼睛的人，他体贴和尊重穷苦的姑娘，人又漂亮，又和气，又不卖弄风情。欢迎阅读欧·亨利——《华而不实》。

托尔斯·钱德勒先生在他那间在过道上隔成的卧室里熨晚礼服。一只熨斗烧在小煤气炉上，另一只熨斗拿在手里，使劲地来回推动，以便压出一道合意的褶子，待会儿从钱德勒先生的漆皮鞋到低领坎肩的下摆就可以看到两条笔挺的裤线了。关于这位主角的修饰，我们所能了解的只以此为限。其余的事情让那些既落魄又讲究气派，不得不想些寒酸的变通办法的人去猜测吧。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安详，大方，潇洒地走下寄宿舍的台阶——正如典型的纽约公子哥儿那样，略带厌烦的神情，出去寻求晚间的消遣。

钱德勒的酬劳是每周十八块钱。他在一位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他只有二十二岁；他认为建筑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并且确实相信——虽然不敢在纽约说这句话——钢筋水泥的弗拉特艾荣大厦的设计要比米兰大教堂的差劲。

钱德勒从每星期的收入中留出一块钱。凑满十星期以后，他用这笔累积起来的额外资金在吝啬的时间老人的廉价物品部购买一个绅士排场的夜晚。他把自己打扮成百万富翁或总经理的样子，到生活十分绚丽辉煌的场所去一次，在那儿吃一顿精致豪华的晚饭。一个人有了十块钱，就可以周周全全地充当几小时富裕的有闲阶级。这笔钱足够应付一顿经过仔细斟酌的饭菜，一瓶象样的酒，适当的小帐，一支雪茄，车费，以及一般杂费。

从每七十个沉闷的夜晚撷取一个愉快的晚上，对钱德勒来说，是终古常新的幸福的源泉。名门闺秀首次进入社交界，一辈子中只有刚成年时的那一次；即使到了白发苍苍的年岁，她们仍旧把第一次的旖旎风光当作唯一值得回忆的往事。可是对于钱德勒来说，每十星期带来的欢乐仍旧同第一次那样强烈、激动和新鲜。同讲究饮食的人一起，坐在棕榈掩映、乐声悠扬的环境里，望着这样一个人间天堂的老主顾们，同时让自己成为他们观看的对象，相比之下，一个少女的初次跳舞和短袖的薄纱衣服又算得上什么呢？

钱德勒走在百老汇路上，仿佛加入了晚间穿正式礼服的阅兵式。今晚，他不仅是旁观者，还是供人观看的人物。在以后的六十九个晚上，他将穿着粗呢裤和毛线衫，在蹩脚饭馆里吃吃客饭，或是在小饭摊上来一客快餐，或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啃三明治，喝啤酒。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这个夜夜元宵的大城市的真正的儿子。对于他，出一夜风头就足以弥补许多暗淡的日子。

钱德勒放慢了脚步，一直走到第四十几号街开始同那条灯光辉耀的欢乐大街相衔接的地方。时间还早呢，每七十天只在时髦社会里待上一天的人，总爱延长他的欢乐。各种眼光，明亮的，阴险的，好奇的，欣羡的，挑逗的和迷人的，纷纷向他投来，因为他的衣著和气派说明他是拥护及时行乐的信徒。

他在一个拐角上站住，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要折回到他在特别挥霍的夜晚往往要照顾的豪华时髦的饭馆去。那当儿，一个姑娘轻快地跑过拐角，在一块冻硬的雪上滑了一下，咕咚一声摔倒在人行道上。

钱德勒连忙关切而彬彬有礼地扶她起来。姑娘一瘸一拐地向一幢房屋走去，靠在墙上，端庄地向他道了谢。

“我的脚踝大概扭伤了。”她说。“摔倒时蹩了一下。”

“疼得厉害吗？”钱德勒问道。

“只在着力的时候才疼。我想过一小会儿就能走路的。”

“假如还有什么地方要我帮忙，”年轻人建议道，“比如说，雇一辆车子，或者——”

“谢谢你。”姑娘恳切地轻声说。“你千万别再费心啦。只怪我自己不小心。我的鞋子再实用也没有了，不能怪我的鞋跟。”

钱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象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她很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中最优秀的典型。

年轻的建筑师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他要请这个姑娘同他一起去吃饭。他的周期性的壮举固然痛快，但缺少一个因素，总令人感到枯寂；如今这个因素就在眼前。倘若能有一位有教养的小姐做伴，他那短暂的豪兴就加倍有劲了。他敢肯定这个姑娘是有教养的——她的态度和谈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她打扮得十分朴素，钱德勒觉得能跟她一起吃饭还是愉快的。

这些想法飞快地掠过脑际，他决定邀请她。不错，这种做法不很礼貌，但是职业妇女在这类事情上往往不拘泥于形式。在判断男人方面，她们一般都很精明；并且把自己的判断能力看得比那些无聊的习俗更重。他的十块钱，如果用得恰当，也够他们两人美美地吃一顿。毫无疑问，在这个姑娘沉闷刻板的生活中，这顿饭准能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经历；她因这顿饭而产生的深切感激也准能增加他的得意和快乐。

“我认为，”他坦率而庄重地对她说，“你的脚需要休息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些。现在我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既可以让它休息一下，又可以赏我一个脸。你刚才跑过拐角摔跤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正要去吃饭。你同我一起去吧，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吃顿饭，愉快地聊聊。吃完饭后，我想你那扭伤的脚踝就能胜任愉快地带你回家了。”

姑娘飞快地抬起头，对钱德勒清秀和蔼的面孔瞅了一眼。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地闪了一下，天真地笑了起来。

“可是我们互相并不认识呀——这样不太好吧，是吗？”她迟疑地说。

“没有什么不好。”年轻人直率地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托尔斯·钱德勒。我一定尽可能使我们这顿饭吃得满意，之后我就跟你分手告别，或者伴送你回家，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哎呀！”姑娘朝钱德勒那一丝不苟的衣服瞟了一眼，说道，“我穿着这套旧衣服，戴着这顶旧帽子去吃饭吗！”

“那有什么关系。”钱德勒爽快地说。“我敢说，你就这样打扮，要比我们将看到的任何一个穿最讲究的宴会服的人更有风度。”

“我的脚踝确实还疼。”姑娘试了一步，承认说。“我想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钱德勒先生。你不妨称呼我——玛丽安小姐。”

“那么来吧，玛丽安小姐，”年轻的建筑师兴致勃勃然而非常有礼貌地说，“你不用走很多路。再过一个街口就有一家很不错的饭馆。你恐怕要扶着我的胳臂——对啦——慢慢地走。独自一个人吃饭实在太无聊了。你在冰上滑了一跤，倒有点成全我呢。”

他们两人在一张摆设齐全的桌子旁就座，一个能干的侍者在附近殷勤伺候。这时，钱德勒开始感到了他的定期外出一向会带给他的真正的快乐。

这家饭馆的华丽阔气不及他一向喜欢的，在百老汇路上再过去一点的那一家，但是也相差无几。饭馆里满是衣冠楚楚的顾客，还有一个很好的乐队，演奏着轻柔的音乐，足以使谈话成为乐事；此外，烹调和招待也都是无可指摘的。他的同伴，尽管穿戴得并不讲究，但自有一种风韵，把她容貌和身段的天然妩媚衬托得格外出色。可以肯定地说，在她望着钱德勒那生气勃勃而又沉着的态度，灼热而又坦率的蓝眼睛时，她自己秀丽的脸上也流露出一种近似爱慕的神情。

接着，曼哈顿的疯狂，庸人自扰和沾沾自喜的骚乱，吹牛夸口的杆菌，装模作样的疫病感染了托尔斯·钱德勒。此时此刻，他在百老汇路上，周围一派繁华，何况还有许多眼睛在注视着他。在那个喜剧舞台上，他假想自己当晚的角色是一个时髦的纨袴子弟和家拥巨资，趣味高雅的有闲阶级。他已经穿上这个角色的服装，非演出不可了；所有守护天使都拦不住他了。

于是，他开始向玛丽安小姐夸说俱乐部，茶会，高尔夫球，骑马，狩猎，交谊舞，国外旅游等等，同时还隐隐约约地提起停泊在拉奇蒙特港口的私人游艇。他发现这种没边没际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她，所以又信口诌了一些暗示巨富的话，亲昵地提出几个无产阶级听了就头痛的姓名，来加强演出效果。这是钱德勒的短暂而难得的机会，他抓紧时机，尽量榨取最大限度的乐趣。他的自我陶醉在他与一切事物之间撒下了一张雾网，然而有一两次，他还是看到了这位姑娘的纯真从雾网中透射出来。

“你讲的这种生活方式，”她说，“听来是多么空虚，多么没有意义啊。难道你在世上就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使你更感到兴趣吗？”

“我亲爱的玛丽安小姐，”他嚷了起来，“工作！你想想看，每天吃饭都要换礼服，一个下午走五、六家串门——每个街角上都有警察注意着你，只要你的汽车开得比驴车快一点儿，他就跳上车来，把你带到警察局去。我们这种闲人是世界上工作得最辛苦的人了。”

晚饭结束，慷慨地打发了侍者，他们两人来到刚才见面的拐角上。这会儿，玛丽安小姐已经走得很好了，简直看不出步履有什么不便。

“谢谢你的款待，”她真诚地说，“现在我得赶快回家了。我非常欣赏这顿饭，钱德勒先生。”

他亲切地微笑着，跟她握手道别，提到他在俱乐部里还有一场桥牌戏。他朝她的背影望了一会儿，飞快地向东走去，然后雇了一辆马车，慢慢回家。

在他那寒冷的卧室里，钱德勒收藏好晚礼服，让它休息六十九天。他沉思地做着这件事。

“一位了不起的姑娘。”他自言自语地说。“即使她为了生活非干活不可，我敢赌咒说，她远是够格的。假如我不那样胡吹乱扯，把真话告诉她，我们也许——可是，去它的！我讲的话总得跟我的衣服相称呀。”

这是在曼哈顿部落的小屋里成长起来的勇士所说的一番话。

那位姑娘同请她吃饭的人分手后，迅疾地穿过市区，来到一座漂亮而宁静的邸宅前面。那座邸宅离东区有两个广场，面临那条财神和其余副神时常出没的马路。她急急忙忙地进去，跑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有一个穿着雅致的便服的年轻妍丽的女人正焦急地望着窗外。

“唷，你这个疯丫头，”她进去时，那个年纪比她稍大的女人嚷道。“你老是这样叫我们担惊受吓，什么时候才能改呀？你穿了那身又破又旧的衣服，戴了玛丽的帽子，到处乱跑，已经有两个小时啦。妈妈吓坏了。她吩咐路易斯坐了汽车去找你。你真是个没有头脑的坏姑娘。”

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姑娘按按电钮，立刻来了一个使女。

“玛丽，告诉太太，玛丽安小姐已经回来了。”

“别派我的不是了，姊姊。我只不过到西奥夫人的店里去了一次，通知她不要粉红色的嵌饰，要用紫红色的。我那套旧衣服和玛丽的帽子很合式。我相信谁都以为我是个女店员呢。”

“亲爱的，晚饭已经开过了，你在外面待得太久啦。”

“我知道，我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扭伤了脚踝。我不能走了，便到一家饭馆坐坐，等到好一些才回来，所以耽搁了那么久。”

两个姑娘坐在窗口前，望着外面灯火辉煌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年轻的那个把头偎在她姊姊的膝上。

“我们两人总有一天都得结婚，”她浮想联翩地说，“我们这样有钱，社会上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可不能让大家失望。要我告诉你，我会爱上哪一种人吗，姊姊？”

“说吧，你这傻丫头。”另一个微笑着说。

“我会爱上一个有着和善的深蓝色眼睛的人，他体贴和尊重穷苦的姑娘，人又漂亮，又和气，又不卖弄风情。但他活在世上总得有志向，有目标，有工作可做，我才能爱他。只要我能帮助他建立一个事业，我不在乎他多么穷。可是，亲爱的姊姊，我们老是碰到那种人——那种在交际界和俱乐部里庸庸碌碌地混日子的人——我可不能爱上那种人，即使他的眼睛是蓝的，即使他对在街上碰到的穷姑娘是那么和气。”

不断的阅读，不断的美好，下面是欧·亨利《带家具出租的房间》，经典短篇阅读时间，一起享受。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他们用爵士乐曲调唱着流行曲“家，甜美的家”；全部家当用硬纸盒一拎就走；缠缘于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拐杖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这一带有成百上千这种住客，这一带的房子可以述说的故事自然也是成百上千。当然，它们大多干瘪乏味；不过，要说在这么多漂泊过客掀起的余波中找不出一两个鬼魂，那才是怪事哩。

一天傍晚擦黑以后，有个青年男子在这些崩塌失修的红砖大房中间转悠寻觅，挨门挨户按铃。在第十二家门前，他把空当当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然后揩去帽沿和额头上的灰尘。门铃声很弱，好像传至遥远、空旷的房屋深处。

这是他按响的第十二家门铃。铃声响过，女房东应声出来开门。她的模样使他想起一只讨厌的、吃得过多的蛆虫。它已经把果仁吃得只剩空壳，现在正想寻找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充空间。

年轻人问有没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她的声音从喉头挤出，嘎声嘎气，好像喉咙上绷了层毛皮。“三楼还有个后间，空了一个星期。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线微光缓和了过道上的阴影。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脚下的地毯破烂不堪，可能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它好像已经植物化了，已经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茂盛滋润的地衣或满地蔓延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一直长到楼梯上，踩在脚下像有机物一样粘糊糊的。楼梯转角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它们里面也许曾放过花花草草。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壁龛里面也许曾放过圣像，但是不难想象，黑暗之中大大小小的魔鬼早就把圣人拖出来，一直拖到下面某间客房那邪恶的深渊之中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说，还是那副毛皮嗓子。“房间很不错，难得有空的时候。今年夏天这儿还住过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哩——从不找麻烦，按时提前付房租。自来水在过道尽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她们演过轻松喜剧。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也许你听说过她吧——喔，那只是艺名儿——就在那张梳妆台上边，原来还挂着她的结婚证书哩，镶了框的。煤气开关在这儿，瞧这壁橱也很宽敞。这房间人人见了都喜欢，从来没长时间空过。”

“你这儿住过很多演戏的？”年轻人问。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我的房客中有很多人在演出界干事。对了，先生，这一带剧院集中，演戏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住。到这儿来住过的也不少。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他说他很累，想马上住下来。他点清了租金。她说房间早就准备规矩，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房东走开时，——他又——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有个姑娘——瓦西纳小姐——埃卢瓦丝·瓦西纳小姐——你记得房客中有过这人吗？她多半是在台上唱歌的。她皮肤白嫩，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金红色头发，左眼眉毛边长了颗黑痣。”

“不，我记不得这个名字。那些搞演出的，换名字跟换房间一样快，来来去去，谁也说不准。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不。总是不。五个月不间断地打听询问，千篇一律地否定回答。已经花了好多时间，白天去找剧院经理、代理人、剧校和合唱团打听；晚上则夹在观众之中去寻找，名角儿会演的剧院去找过，下流污秽的音乐厅也去找过，甚至还害怕在那类地方找到他最想找的人。他对她独怀真情，一心要找到她。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环绕的大城市一定把她蒙在了某个角落。但这座城市就像一大团流沙，沙粒的位置变化不定，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层的细粒到了明天就被淤泥和粘土覆盖在下面。

客房以假惺惺的热情迎接新至的客人，像个暗娼脸上堆起的假笑，红中透病、形容枯槁、马马虎虎。破旧的家具、破烂绸套的沙发、两把椅子、窗户间一码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烫金像框、角落里的铜床架——所有这一切折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之感。

房客懒洋洋地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客房则如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套间，尽管稀里糊涂扯不清楚，仍然竭力把曾在这里留宿过的房客分门别类，向他细细讲来。

地上铺了一张杂色地毯，像一个艳花盛开的长方形热带小岛，四周是肮脏的垫子形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用灰白纸裱过的墙上，贴着紧随无家可归者四处漂流的图片——“胡格诺情人”，“第一次争吵”，“婚礼早餐”，“泉边美女”。壁炉炉额的样式典雅而庄重，外面却歪歪斜斜扯起条花哨的布帘，像舞剧里亚马逊女人用的腰带。炉额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物品，都是些困居客房的人在幸运的风帆把他们载到新码头时抛弃不要的东西——一两个廉价花瓶，女演员的画片，药瓶儿，残缺不全的扑克纸牌。

渐渐地，密码的笔形变得清晰可辨，前前后后居住过这间客房的人留下的细小痕迹所具有的意义也变得完整有形。

梳妆台前那片地毯已经磨得只剩麻纱，意味着成群的漂亮女人曾在上面迈步。墙上的小指纹表明小囚犯曾在此努力摸索通向阳光和空气之路。一团溅开的污迹，形如炸弹爆炸后的影子，是杯子或瓶子连同所盛之物一起被砸在墙上的见证。穿衣镜镜面上用玻璃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名字“玛丽”。看来，客房留宿人——也许是受到客房那俗艳的冷漠之驱使吧——

曾先先后后在狂怒中辗转反侧，并把一腔愤懑倾泄在这个房间上。家具有凿痕和磨损；长沙发因凸起的弹簧而变形，看上去像一头在痛苦中扭曲的痉挛中被宰杀的恐怖怪物。另外某次威力更大的动荡砍去了大理石壁炉额的一大块。地板的每一块拼木各自构成一个斜面，并且好像由于互不干连、各自独有的哀怨而发出尖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把所有这一切恶意和伤害施加于这个房间的人居然就是曾一度把它称之为他们的家的人；然而，也许正是这屡遭欺骗、仍然盲目保持的恋家本性以及对虚假的护家神的愤恨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冲天怒火。一间茅草房——只要属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会打扫、装点和珍惜。

椅子上的年轻人任这些思绪缭绕心间，与此同时，楼中飘来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声音和气味。他听见一个房间传来吃吃的窃笑和淫*放纵的大笑；别的房间传来独自咒骂声，骰子的格格声，催眠曲和呜呜抽泣；楼上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弹班卓琴。不知什么地方的门砰砰嘭嘭地关上；架空电车不时隆隆驶过；后面篱墙上有只猫在哀叫。他呼吸到这座房子的气息。这不是什么气味儿，而是一种潮味儿，如同从地窖里的油布和朽木混在一起蒸发出的霉臭。

他就这样歇在那儿，突然，房间里充满木犀草浓烈的芬芳。它乘风而至，鲜明无误，香馥沁人，栩栩如生，活脱脱几乎如来访的佳宾。年轻人忍不住大叫：“什么？亲爱的？”好像有人在喊他似地。他然后一跃而起，四下张望。浓香扑鼻而来，把他包裹其中。他伸出手臂拥抱香气。刹那间，他的全部感觉都给搅混在一起。人怎么可能被香味断然唤起呢？唤起他的肯定是声音。难道这就是曾抚摸、安慰过他的声音？

“她在这个房间住过，”他大声说，扭身寻找起来，硬想搜出什么征迹，因为他确信能辨认出属于她的或是她触摸过的任何微小的东西。这沁人肺腑的木犀花香，她所喜爱、唯她独有的芬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房间只马马虎虎收拾过。薄薄的梳妆台桌布上有稀稀拉拉五六个发夹——都是些女性朋友用的那类东西，悄声无息，具有女性特征，但不标明任何心境或时间。他没去仔细琢磨，因为这些东西显然缺乏个性。他把梳妆台抽屉搜了个底朝天，发现一条丢弃的破旧小手绢。他把它蒙在脸上，天芥菜花的怪味刺鼻而来。他顺手把手绢甩在地上。在另一个抽屉，他发现几颗零星纽扣，一张剧目表，一张当铺老板的名片，两颗吃剩的果汁软糖，一本梦释书。最后一个抽屉里有一个女人用的黑缎蝴蝶发结。他猛然一楞，悬在冰与火之间，处于兴奋与失望之间。但是黑缎蝴蝶发结也只是女性庄重端雅但不具个性特征的普通装饰，不能提供任何线索。

随后他在房间里四处搜寻，像一条猎狗东嗅西闻，扫视四壁，趴在地上仔细查看拱起的地毡角落，翻遍壁炉炉额和桌子、窗帘和门帘、角落里摇摇欲坠的酒柜，试图找到一个可见的、但他还未发现的迹象，以证明她就在房间里面，就在他旁边、周围、对面、心中、上面，紧紧地牵着他、追求他，并通过精微超常的感觉向他发出如此哀婉的呼唤，以至于连他愚钝的感觉都能领悟出这呼唤之声。他再次大声回答“我在这儿，亲爱的！”然后转过身子，目瞪口呆，一片漠然，因为他在木犀花香中还察觉不出形式、色彩、爱情和张开的双臂。唔，上帝啊，那芳香是从哪儿来的？从什么时候起香味开始具有呼唤之力？就这样他不停地四下摸索。

他把墙缝和墙角掏了一遍，找到一些瓶塞和烟蒂。对这些东西他不屑一顾。但有一次他在一折地毡里发现一支抽了半截的纸雪茄，铁青着脸使劲咒了一声，用脚后跟把它踩得稀烂。他把整个房间从一端到另一端筛了一遍，发现许许多多流客留下的无聊、可耻的记载。但是，有关可能曾住过这儿的、其幽灵好像仍然徘徊在这里的、他正在寻求的她，他却丝毫痕迹也未发现。

这时他记起了女房东。

他从幽灵萦绕的房间跑下楼，来到透出一缝光线的门前。

她应声开门出来。他竭尽全力，克制住激动之情。

“请告诉我，夫人，”他哀求道，“我来之前谁住过那个房间？”

“好的，先生。我可以再说一遍。以前住的是斯普罗尔斯和穆尼夫妇，我已经说过。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演戏的，后来成了穆尼夫人。我的房子从来声誉就好。他们的结婚证都是挂起的，还镶了框，挂在钉子上——”

“斯普罗尔斯小姐是哪种女人——我是说，她长相如何？”

“喔，先生，黑头发，矮小，肥胖，脸蛋儿笑嘻嘻的。他们一个星期前搬走，上星期二。”

“在他们以前谁住过？”

“嗨，有个单身男人，搞运输的。他还欠我一个星期的房租没付就走了。在他以前是克劳德夫人和她两个孩子，住了四个月；再以前是多伊尔老先生，房租是他儿子付的。他住了六个月。都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再往以前我就记不得了。”

他谢了她，慢腾腾地爬回房间。房间死气沉沉。曾为它注入生机的香气已经消失，木犀花香已经离去，代之而来的是发霉家具老朽、陈腐、凝滞的臭气。

希望破灭，他顿觉信心殆尽。他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咝咝作响的煤气灯的黄光。稍许，他走到床边，把床单撕成长条，然后用刀刃把布条塞进门窗周围的每一条缝隙。一切收拾得严实紧扎以后，他关掉煤气灯，却又把煤气开足，最后感激不尽地躺在床上。

按照惯例，今晚轮到麦克库尔夫人拿罐子去打啤酒。她取酒回来，和珀迪夫人在一个地下幽会场所坐了下来。这是房东们聚会、蛆虫猖獗的地方。

“今晚我把三楼后间租了出去，”珀迪夫人说，杯中的酒泡圆圆的。“房客是个年轻人。两个钟头以前他就上床了。”

“嗬，真有你的，珀迪夫人，”麦克库尔夫人说，羡慕不已。“那种房子你都租得出去，可真是奇迹。那你给他说那件事没有呢？”她说这话时悄声细语，嘎声哑气，充满神秘。

“房间里安起家具嘛，”珀迪夫人用她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就是为了租出去。我没给他说那事儿，麦克库尔夫人。”

“可不是嘛，我们就是靠出租房子过活。你的生意经没错，夫人。如果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自杀，死在床上，谁还来租这个房间呢。”

“当然嘛，我们总得活下去啊，”珀迪夫人说。

“对，夫人，这话不假。一个星期前我才帮你把三楼后间收拾规矩。那姑娘用煤气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她那小脸蛋儿多甜啊，珀迪夫人。”

“可不是嘛，都说她长得俏，”珀迪夫人说，既表示同意又显得很挑剔。“只是她左眼眉毛边的痣长得不好看。再来一杯，麦克库尔夫人。”

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以笔调幽默、构思巧妙而著称，故事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最后一片叶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虽然有些悲怆，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欢迎阅读。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呆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罗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冻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在阅读之后，那片枯藤叶仍然在那里，你看懂了么？下面是欧·亨利《最后的常春藤叶》，欢迎阅读。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一条街有时就和自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次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的一个可贵之处。要是有个收账的，来这条街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他准会在转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毛钱也没收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了。他们逛来逛去，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镴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茜在一座矮墩墩的的三层楼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琼茜”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德尔蒙戈饭馆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茜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艾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这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

“绘画？——别瞎扯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1]  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 ...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艾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茜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艾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艾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茜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艾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亲爱的？”苏艾问道。

“六，”琼茜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艾。”

“叶子。常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苏艾满不在乎地说，“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得啦，你这个淘气的姑娘。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好的几率有十比一！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艾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买些猪排给自己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茜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茜，亲爱的，”苏艾俯着身子对她说，“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一定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茜冷冷地问道。

“我要在这儿陪你，和你在一起，”苏艾说，“再说，我不喜欢你老是盯着那些叶子看。”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茜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曼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曼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

贝尔曼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

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犬。

苏艾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贝尔曼，满嘴酒气扑鼻。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都还没等着。苏艾把琼茜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珊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曼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没功夫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怎么可以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贝尔曼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算了，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 ...老啰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曼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像琼珊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时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茜正睡着觉。苏艾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曼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曼穿着他的旧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茜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艾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茜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了。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艾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珊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极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来临带来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茜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枯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茜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儿，苏艾，”琼茜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曾经有多么坏。想死是有罪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艾，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艾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曼... ...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艾跑到琼茜的床前，琼茜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艾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它就是贝尔曼的杰作——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的那天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一个故事，找出你的心，作者的手，不易，下面是欧·亨利《心与手》，欢迎阅读。

在丹佛车站，一帮旅客拥进开往东部方向的BM公司的快车车厢。在一节车厢里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身边摆满了有经验的旅行者才会携带的豪华物品。在新上车的旅客中走来了两个人。一位年轻英俊，神态举止显得果敢而又坦率；另一位则脸色阴沉，行动拖沓。他们被手铐铐在一起。

两个人穿过车厢过道，一张背向的位子是唯一空着的，而且正对着那位迷人的女人。

他们就在这张空位子上坐了下来。年轻的女子看到他们，脸上即刻浮现出妩媚的笑容，圆润的双颊也有些发红。接着只见她伸出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与来客握手。她开口说话的声音听上去甜美而又舒缓，让人感到她是一位爱好交谈的人。

她说道：“噢，埃斯顿先生，怎么，他乡异地，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

年轻英俊的那位听到她的声音，立刻强烈地一怔，显得局促不安起来，然后他用左手握住了她的手。

“费尔吉德小姐，”他笑着说，“我请求您原谅我不能用另一只手来握手，因为它现在正派用场呢。”

他微微地提起右手，只见一副闪亮的“手镯”正把他的右手腕和同伴的左手腕扣在一起。年轻姑娘眼中的兴奋神情渐渐地变成一种惶惑的恐惧。脸颊上的红色也消退了。

她不解地张开双唇，力图缓解难过的心情。埃斯顿微微一笑，好像是这位小姐的样子使他发笑一样。他刚要开口解释，他的同伴抢先说话了。这位脸色阴沉的人一直用他那锐利机敏的眼睛偷偷地察看着姑娘的表情。

“请允许我说话，小姐。我看得出您和这位警长一定很熟悉，如果您让他在判罪的时候替我说几句好话，那我的处境一定会好多了。他正送我去内森维茨监狱，我将因伪造罪在那儿被判处7年徒刑。”

“噢，”姑娘舒了口气，脸色恢复了自然，“那么这就是你现在做的差事，当个警长。”

“亲爱的费尔吉德小姐，”埃斯顿平静地说道，“我不得不找个差事来做。钱总是生翅而飞的。你也清楚在华盛顿是要有钱才能和别人一样地生活。我发现西部是赚钱的好去处，所以——”

姑娘的眼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那副亮闪闪的手铐上，她睁大了眼睛。

“请别在意，小姐，”另外那位来客又说道，“为了不让犯人逃跑，所有的警长都把自己和犯人铐在一起，埃斯顿先生是懂得这一点的。”

饰地告诉他说：“妈妈和我在西部度过了整个夏天，因为父亲生病，她一星期前回去了。我在西部过得很愉快。金钱可代表不了一切，但人们常在这点上出差错，并执迷不悟地——”

“我说警长先生，”脸色阴沉的那位粗声地说道，“这太不公平了，我需要喝点酒，我一天没抽烟了。你们谈够了吗?现在带我去抽烟室好吗?我真想过过瘾。”

这两位系在一起的旅行者站起身来，埃斯顿脸上依旧挂着迟钝的微笑。

“我可不能拒绝一个抽烟的请求，”他轻声说，“这是一位不走运的朋友。再见，费尔吉德小姐，工作需要，你能理解。”他伸手来握别。

两位来客小心翼翼地穿过车厢过道进入吸烟室。

另外两个坐在一旁的旅客几乎听到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其中一个说道：“那个警长真是条好汉，很多西部人都这样棒。”

“如此年轻的小伙子就担任一个这么大的职务，是吗?”另一个问道。

“年轻!”第一个人大叫道，“为什么——噢!你真的看准了吗?我是说——你见过把犯人铐在自己右手上的警官吗?”

欧·亨利——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这篇没有完的故事，是他的杰作，一起来看看。

达尔西进公司后的第一年，每星期只有五块钱工资。要研究她怎样靠那个数目来维持生活，倒是一件给人以启发的事。

你不感兴趣吗？好吧，也许你对大一些的数目才感兴趣。六块钱是个较大数目。我来告诉你，她怎样用六块钱来维持一星期的生活吧。

一天下午六点钟，达尔西在距离延髓八分之一英寸的地方插帽针时，对她的好友——老是侧着左身接待主顾的姑娘——萨迪说：

“喂，萨迪，今晚我跟皮吉约好了去吃饭。”

“真的吗！”萨迪羡慕地嚷道。

“唷，你真运气。皮吉是个大阔佬；他总是带着姑娘上阔气的地方去。有一晚，他带了布兰奇上霍夫曼大饭店，那儿的音乐真棒，还可以看到许多阔佬。你准会玩得痛快的，达尔西。”

达尔西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脸颊泛出了生命的娇红——真正的生命的曙光。那天是星期五；她上星期的工资还剩下五毛钱。

街道上挤满了潮水般下班回家的人们。百老汇路的电灯光亮夺目，招致几英里、几里格、甚至几百里格以外的飞蛾从黑暗中扑来，参加焦头烂额的锻炼。衣冠楚楚，面目模糊不清，像是海员养老院里的老水手在樱桃核上刻出来的男人们，扭过头来凝视着一意奔跑，打他们身边经过的达尔西。曼哈顿，这朵晚上开放的仙人掌花，开始舒展它那颜色死白，气味浓烈的花瓣了。

达尔西在一家卖便宜货的商店里停了一下，用她的五毛钱买了一条仿花边的纸衣领。那笔款子本来另有用途——晚饭一毛五，早饭一毛，中饭一毛。另外一毛是准备加进她那寒酸的储蓄里的；五分钱准备浪费在甘草糖上——那种糖能使你的脸颊鼓得像牙痛似的，含化的时间也像牙痛那么长。吃甘草糖是一种奢侈——几乎是狂欢——可是没有乐趣的生活又算是什么呢？

达尔西住的是一间连家具出租的房间。这种房间同包伙食的寄宿舍是有区别的。住在这种屋子里，挨饿的时候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达尔西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西区一座褐石房屋的三楼后房。她点上煤气灯。科学家告诉我们，金刚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他们错了。房东太太掌握了一种化合物，同它一比，连金刚石都软得像油灰了。她们把这种东西塞在煤气灯灯头上，任你站在椅子上挖得手指发红起泡，仍旧白搭。发针不能动它分毫，所以我们姑且管它叫做“牢不可移的”吧。

达尔西点燃了煤气灯。在那相当于四分之一烛光的灯光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

榻床，梳妆台，桌子，洗脸架，椅子——造孽的房东太太所提供的全在这儿了。其余是达尔西自己的。她的宝贝摆在梳妆台上：萨迪送给她的一个描金磁瓶，腌菜作坊送的一组日历，一本详梦的书，一引起盛在玻璃碟子里的扑粉，以及一束扎着粉红色缎带的假樱桃。

那面起皱的镜子前靠着基钦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和本范努托·切利尼的相片。一面墙上挂着一个戴罗马式头盔的爱尔兰人的石膏像饰板，旁边有一幅色彩强烈的石印油画，画的是一个淡黄色的孩子在捉弄一只火红色的蝴蝶。达尔西认为那是登峰造极的艺术作品；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从没有人私下底座这幅画的真赝而使她心中不安，也从没有批评家来奚落也的幼年昆虫学家。

皮吉说好七点钟来邀她。她正在迅速地打扮准备，我们不要冒昧，且掉过脸去，随便聊聊。

达尔西这个房间的租金是每星期两块钱。平日，她早饭花一毛钱。她一面穿衣服，一面在煤气灯上煮咖啡，煎一只蛋。星期日早晨，她花上两毛五分钱在比利饭馆阔气地大吃小牛肉排和菠萝油煎饼——还给女侍者一毛钱的小帐。纽约市有这么多的诱惑，很容易使人趋于奢华。

她在百货公司的餐室里包了饭；每星期中饭是六毛钱，晚饭是一块零五分。那些晚报——你说有哪个纽约人不看报纸的！——要花六分钱；两份星期日的报纸——一份是买来看招聘广告栏的，另一份是预备细读的——要一毛钱。总数是四块七分门毛。然而，你总得添置些衣服，还是……

我没法算下去了。我常听说有便宜得惊人的衣料和针线做出来的奇迹；但是我始终表示怀疑。我很想在达尔西的生活里加上一些根据那神圣，自然，既无明文规定，又不生效的天理的法令而应该是属于女人的乐趣，可是我搁笔长叹，没法写了。她去过两次康奈岛，骑过轮转木马。一个人盼望乐趣要以年份而浊以钟点为期，也未免太乏味了。

形容皮吉只要一个词儿。姑娘们提到他时，高贵的猪族就蒙上了不就有的污名。在那本蓝封皮的老拼音读本中，用三个字母拼成生字的一课就是皮吉的外传。他长得肥胖，有着耗子的心灵，蝙蝠的习性和狸猫那爱戏弄捕捉物的脾气——他衣着华贵，是鉴别饥饿的专家。他只要朝一个女店员瞅上一眼，就能告诉你，她多久没有吃到比茶和棉花糖更有营养的东西了，并且误差不会超出一小时。

他老是在商业区徘徊，在百货公司里打转，相机邀请女店员们下馆子。连街上牵着绳子遛狗的人都瞧不起他。他是个典型；我不能再写他了；我的笔不是为他服务的；我不是木匠。

七点差十分的时候，达尔西准备停当了。她在那面起皱的镜子里照了一下。照出来的形象很称心。那套深蓝色的衣服非常合身，带着飘拂的黑羽毛的帽子，稍微有点脏的手套——这一切都代表苦苦地省吃俭用——都非常漂亮。

达尔西暂时忘了一切，只觉得自己是美丽的，生活就要把它神秘的帷幕揭开一角，让她欣赏它的神奇。以前从没有男人邀请她出去过。现在她居然就要投入那种绚烂夺目的高贵生活中去，在里面逗留片刻了。

姑娘们说，皮吉是舍得花钱的。一定会有一顿丰盛的大餐，音乐，还有服饰华丽的女人可以看，有姑娘们讲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好东西可以吃。无疑的，她下次还会被邀请出去。

在她所熟悉的一个橱窗里，有一件蓝色的柞蚕丝绸衣服——如果每星期的储蓄从一毛钱增加到两毛，在——让我们算算看——喔，得积上好几年呢！但是七马路有一家旧货商店，那儿……

有人敲门。达尔西把门打开。房东太太站在那儿，脸上堆着假笑，嗅嗅有没有偷用煤气烧食物的气味。

“楼下有一位先生要见你”，她说，“姓威金斯。”

对于那些把皮吉当作一回事的倒霉女人，皮吉总是用那个姓出面。

达尔西转向梳妆台去拿手帕；她突然停住了，使劲咬着下唇。先前她照镜子的时候，只看到仙境里的自己，仿佛刚从大梦中醒过来的公主。她忘了有一个人带着忧郁、美妙而严肃的眼神在瞅她——只有这个人关心她的行为，或是赞成，或是反对。

他的身材颀长笔挺，他那英俊而忧郁的脸上带伤心和谴责的神情，那是基钦纳将军从梳妆台上的描金镜框里用他奇妙的眼睛在瞪着她。

九点钟,达尔西从箱子里取出一盒饼干和一小罐木莓果酱,大吃了一顿。她敬了基钦纳将军一块涂好果酱的饼干；但是基钦纳却像斯芬克斯望蝴蝶飞舞似地望着她——如果沙漠里也有蝴蝶的话。

“你不爱吃就别吃好啦。”达尔西说，“何必这样神气活现地瞪着眼责备我。如果你每星期也靠六块钱来维持生活，我倒想知道，你是不是仍旧这样优越，这样神气。”

达尔西对基钦纳将军不敬并不是个好现象。接着，她用严厉的姿态把本范努托·切利尼的脸翻了过去。那倒不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她总把他当作亨利八世，对他很不满意。

九点半钟，达尔西对梳妆台上的相片看了最后一眼，便熄了灯，跳上床去。临睡前还向基钦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和本范努托·切利尼行了一个晚安注目礼，真是不痛快的事情。

到这里为止，这个故事并不说明问题。其余的情节是后来发生的——有一次，皮吉再请达尔西一起下馆子，她比平时更感到寂寞，而基钦纳将军的眼光碰巧又望着别处；于是……

我在前面说过，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群境况很好的鬼灵旁边，一个警察挟着我的胳臂，问我是不是同那群人一起的。

“他们是谁呀？”我问。

“唷，”他说，“他们是那种雇用女工，每星期给她们五、六块钱维持生活的老板。你是那群人里面的吗？”

“对天起誓，我绝对不是。”

我说，“我的罪孽没有那么重，我只不过放火烧了一所孤儿院，为了少许钱财谋害了一个瞎子的性命。

重新做人也是一种勇气，但机会不是谁都有。下面是欧·亨利《重新做人》，欢迎阅读。

看守来到监狱制鞋工场，吉米·瓦伦汀正在那里勤勤恳恳地缝着鞋帮。看守把他领到前楼办公室。典狱长把当天早晨州长签署的赦免状给了吉米。吉米接过来时有几分厌烦的神气。他被判四年徒刑，蹲了将近十个月。他原以为最多三个月就能恢复自由。象吉米·瓦伦汀这样在外面有许多朋友的人，进了监狱连头发都不必剃光。

“喂，瓦伦汀，”典狱长说，“你明天早晨可以出去啦。振作起来，重新做人。你心眼并不坏。以后别砸保险箱了，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

“我吗？”吉米诧异地说。“哎，我生平没有砸过一只保险箱。”

“哦，没有吗，”典狱长笑了，“当然没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怎么会由于斯普林菲尔德的那件案子给送进来的？是不是因为你怕牵连某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故意不提出当时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据？还是仅仅因为不仗义的陪审团亏待了你？你们这些自称清白的罪犯总是要找借口的。”

“我吗？”吉米还是露出无辜的样子斩钉截铁地说。“哎，典狱长，我生平没有到过斯普林菲尔德！”

“带他回去吧，克罗宁，”典狱长微笑着说，“替他准备好出去的衣服。明天早晨七点钟放他出去，让他先到大房间里来。你最好多考虑考虑我的劝告，瓦伦汀。”

第二天早晨七点一刻，吉米已经站在典狱长的大办公室里。他穿着一套极不称身的现成衣服和一双不舒服的吱吱发响的皮鞋，那身打扮是政府释放强行挽留的客人时免费供给的。

办事员给他一张火车票和一张五元的钞票，法律指望他靠这笔钱来重新做人，成为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典狱长请他抽了一支雪茄，同他握手告别。瓦伦汀，九七六二号，档案上注明“州长赦免”。詹姆斯·瓦伦汀先生走进了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吉米不去理会鸟儿的歌唱，绿树的婆娑和花草的芬芳，径直朝一家饭馆走去。在那里，他尝到了睽违已久的自由的欢乐，吃了一只烤鸡，喝了一瓶白酒——最后再来一支比典狱长给他的要高出一档的雪茄。他从饭馆出来，悠闲地走向车站。他扔了一枚两毛五分的银币给一个坐在门口，捧着帽子行乞的盲人，然后上了火车。三小时后，火车把他带到州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到了迈克·多兰的咖啡馆，同迈克握了手。当时只有迈克一个人在酒吧后面。

“真对不起，吉米老弟，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早些办妥。”迈克说。“我们要对付斯普林菲尔德提出的反对，州长几乎撒手不干了。你好吗？”

“很好。”吉米说。“我的钥匙在吗？”

他拿了钥匙，上楼打开后房的房门。一切都同他离开时一样。当他们用武力逮捕他时，那位著名的侦探本·普赖斯的衬衫上给扯下了一颗钮扣，如今钮扣还在地板上。

吉米把贴墙的折床放下来，推开墙壁上一块暗板，取出一只蒙着灰尘的手提箱。他打开箱子，喜爱地望着那套东部最好的盗窃工具。那是一套样式俱全，用特种硬钢制造的，最新式的工具，有钻头、冲孔器、摇钻、螺丝钻、钢撬、钳子和两三件吉米自己设计，并引以自豪的新玩意儿。这是他花了九百多元在一个专门打制这类东西的地方定做的。

过了半小时，吉米下楼来，穿过咖啡馆。他已经换了一套雅致称身的衣服，手里提着那只抹拭干净的箱子。

“有苗头吗？”迈克·多兰亲切地问道。

“我吗？”吉米用困惑的声调说。“我不明白。我现在是纽约饼干麦片联合公司的推销员。”

这句话叫迈克听了非常高兴，以至吉米不得不留下来喝一杯牛奶苏打。他从不碰烈性饮料。

在瓦伦汀——九七六二号释放了一星期之后，印第安纳州里士满发生了一件保险箱盗窃案，案子做得干净利落，毫无线索可循。一共失窃了为数不多的八百元。两星期后，洛根斯波特有一只新式防盗保险箱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失窃一千五百元现款；证券和银器没有损失。警局开始注意了。接着，杰斐逊城一只老式银行保险箱出了毛病，损失了五千元现款。如今失窃的数字相当高了，本·普赖斯不得不插手干预。经过比较，他发现盗窃的方法惊人地相似。本·普赖斯调查了失窃现场，宣布说：

“那是‘花花公子’吉米·瓦伦汀的手法。他又恢复营业了。瞧那个暗码盘——象潮湿天气拔萝卜那般轻易地拔了出来。只有他的钳子才干得了。再瞧这些发条给钻得多么利落！吉米一向只消钻一个洞就行了。哎，我想我得逮住瓦伦汀先生。下次可不能有什么减刑或者赦免的蠢事，他得蹲满刑期才行。”

本·普赖斯了解吉米的习惯。他经手处理斯普林菲尔德那件案子时就摸熟了吉米的脾气。跑得远，脱身快，不找搭档，喜欢交上流社会的朋友——这些情况替瓦伦汀赢得了难得失风的名声。本·普赖斯已在追踪这个难抓到的开保险箱好手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有防盗保险箱的人比较安心一些了。

一天下午，吉米·瓦伦汀带着他的手提箱搭了邮车来到艾尔摩尔。艾尔摩尔是阿肯色州黑檞地带的一个小镇，离铁路线有五英里。吉米活象是一个从学校回家来的结实年轻的大学四年级学生，他在宽阔的人行道上向旅馆走去。

一位年轻姑娘穿过街道，在拐角那里打他身边经过，走进一扇挂着“艾尔摩尔银行”招牌的门。吉米·瓦伦汀直勾勾地瞅着她，忘了自己是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她垂下眼睛，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有吉米这种气宇和外表的年轻人在艾尔摩尔是不多见的。

银行门口台阶上有个男孩，仿佛是股东老板似地在闲荡，吉米便缠住他，开始打听这个小镇的情况，不时给他几枚银币。没多久，那位姑娘出来了，装着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提箱子的年轻人，大模大样地自顾自走路。

“那位年轻姑娘是不是波利·辛普森小姐？”吉米装得老实，其实很狡黠地问道。

“不。”小孩说。“她是安娜贝尔·亚当斯。这家银行就是她爸爸开的。你到艾尔摩尔来干吗？那表链是不是金的？我就要有一条叭喇狗了。还有银角子吗？”

吉米到了农场主旅馆，用拉尔夫·迪·斯潘塞的姓名登了记，租了一个房间。他靠在柜台上，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那个旅馆职员。他说他来艾尔摩尔是想找个地方做些买卖。这个小镇的鞋子行业怎么样？他想到了鞋子行业。有没有机会？

旅馆职员被吉米的衣著和风度打动了。他本人也可以算是艾尔摩尔那些还不够格的时髦青年之一，但是现在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他一面揣摩吉米的领结是怎么打的，一面恳切地提供了情况。

是啊，鞋子行业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当地没有专门的鞋店。绸缎和百货商店兼做鞋子生意。各行各业的买卖都相当好。希望斯潘塞先生能打定主意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他将发现住在这个小镇上是很愉快的，居民都很好客。

斯潘塞先生认为不妨在镇上逗留几天，看看情形再说。不，不必叫小厮了。他自己把手提箱带上去；箱子相当沉。

一阵突如其来，脱胎换骨的爱情之火把吉米·瓦伦汀烧成了灰烬，从灰烬中重生的凤凰拉尔夫·斯潘塞先生在艾尔摩尔安顿下来，一帆风顺。他开了一家鞋店，买卖很兴隆。

在社交上，他也获得了成功，交了许多朋友。他的愿望也达到了。他结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越来越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一年后，拉尔夫·斯潘塞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赢得了当地人士的尊敬，他的鞋店很发达，他和安娜贝尔已经决定在两星期后结婚。亚当斯先生是个典型的，勤恳的乡间银行家，他很器重斯潘塞。安娜贝尔非但爱他，并且为他骄傲。他在亚当斯家和安娜贝尔的已经出嫁的姊姊家里都很受欢迎，仿佛他已是他们家的成员了。

一天，吉米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了如下的一封信，寄往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老朋友的可靠的地址：

亲爱的老朋友：

我希望你在下星期三晚上九点钟到小石城沙利文那里去。我想请你帮我料理一些小事。同时我想把我那套工具送给你。我知道你一定乐于接受的——复制一套的话，化一千元都不够。喂。比利，我已经不干那一行啦——一年前歇手的。我开了一家很好的店铺。如今我老老实实地过活，两星期后，我将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结婚。这才是生活，比利——正直的生活。现在即使给我一百万，我也不会去碰人家的一块钱了。结婚后，我打算把铺子盘掉，到西部去，那里被翻旧帐的危险比较少。我告诉你，比利，她简直是个天使。她相信我；我怎么也不会再干不光明的事了。千万到沙利文那里去，我非见你不可。工具我随身带去。

你的老朋友，

吉米

吉米发出这封信之后的星期一晚上，本·普赖斯乘了一辆租来的马车悄悄到了艾尔摩尔。他不声不响地在镇上闲逛，终于打听到他要知道的事情。他在斯潘塞鞋店对面的药房里看清了拉尔夫·迪·斯潘塞。

“你快同银行老板的女儿结婚了吗，吉米？”本轻轻地自言自语说。“嘿，我还不知道呢！”

第二天早晨，吉米在亚当斯家里吃早饭。他那天要到小石城去订购结婚礼服，再替安娜贝尔买些好东西。那是他到艾尔摩尔后的第一次出门。自从他干了那些专业“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他认为出门一次不会有什么问题。

早饭后，家里的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到商业区去——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姊姊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他们路过吉米仍旧寄住的旅馆，吉米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拿手提箱。之后他们便去银行。吉米的马车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由多尔夫·吉布森赶车送他去火车站。

大伙走进银行营业室的雕花橡木的高栅栏里——吉米也进去了，因为亚当斯未来的女婿是到处都受欢迎的。职员们都乐于接近那位将同安娜贝尔小姐结婚的，漂亮可亲的年轻人。吉米放下手提箱。安娜贝尔充满了幸福感和青春活泼，她戴上吉米的帽子，拎起手提箱。“我象不象一个旅行推销员？”安娜贝尔说。“哎呀！拉尔夫，多么沉呀！里面好象装满了金砖。”

“装着许多包镍的鞋楦，”吉米淡淡地说，“我准备还给别人。我自己带着，可以省掉行李费。我近来太节俭了。”

艾尔摩尔银行最近安装了一个保险库。亚当斯先生非常得意，坚持要大家见识见识。保险库不大，但是有一扇新式的门。门上装有一个定时锁和三道用一个把手同时开关的钢闩。亚当斯先生得意扬扬地把它的构造解释给斯潘塞先生听，斯潘塞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好象不很感兴趣。那两个小女孩，梅和阿加莎，见了闪闪发亮的金属以及古怪的时钟装置和把手，非常高兴。

这时候，本·普赖斯逛了进来，胳臂肘支在柜台上，有意无意地向栅栏里望去。他对出纳员说他不要什么；只是等一个熟人。

突然间，女人当中发出了一两声尖叫，乱成一团。在大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九岁的梅好奇地把阿加莎关进保险库，学着亚当斯先生的样子，关上了钢门，扭动了暗码盘。

老银行家跳上前去，扳动着把手。“门打不开了。”他呻唤着说。“定时锁没有上，暗码也没有对准。”

阿加莎的母亲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嘘！”亚当斯先生举起发抖的手说，“大伙都静一会儿。阿加莎！”他尽量大声地嚷道。“听我说。”静下来的时候，他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那孩子关在漆黑的保险库里吓得狂叫的声音。

“我的小宝贝！”她母亲哀叫道。“她会吓死的！开门！哦，把它打开！你们这些男人不能想些办法吗？”

“小石城才有人能打开这扇门。”亚当斯先生声音颤抖地说。“老天！斯潘塞，我们该怎么办？那孩子——她在里面待不了多久。里面空气不够，何况她要吓坏的。”

阿加莎的母亲发疯似地用手捶打着保险库的门。有人甚至提议用炸药。安娜贝尔转向吉米，她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并没有绝望的神色。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所崇拜的男人仿佛是无所不能的。

“你能想些办法吗，拉尔夫——试试看，好吗？”

他瞅着她，嘴唇上和急切的眼睛里露出一抹古怪的柔和的笑容。

“安娜贝尔，”他说，“把你戴的那朵玫瑰给我，好不好？”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他的话，但还是从胸襟上取下那朵玫瑰，交到他手里。吉米把它塞进坎肩口袋，脱去上衣，卷起衬衫袖子。这一来，拉尔夫·迪·斯潘塞消失了，代替他的是吉米·瓦伦汀。

“大家从门口闪开。”他简单地命令说。

他把手提箱往桌子上一放，打了开来。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仿佛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人了。他敏捷而井井有条地把那些闪亮古怪的工具摆出来，一面照他平时干活的脾气轻轻地吹着口哨。周围的人屏声静息，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似乎都着了魔。

不出一分钟，吉米的小钢钻已经顺利地钻进了钢门。十分钟后——这打破了他自己的盗窃纪录——他打开钢闩，拉开了门。

阿加莎几乎吓瘫了，但没有任何损伤，给搂在她妈妈怀里。

吉米·瓦伦汀穿好上衣，到栅栏外面，向前门走去。半路上他模模糊糊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喊了一声“拉尔夫！”但他没有停下脚步。

门口有一个高大的人几乎挡住了他的去路。

“喂，本！”吉米说道，脸上还带着那种古怪的笑容。“你终于来了，是吗？好吧，我们走。我想现在也无所谓了。”

本·普赖斯的举动有些古怪。

“你认错了人吧，斯潘塞先生。”他说。“别以为我认识你。你的马车在等着你呢，不是吗？”

本·普赖斯转过身，朝街上走去。

才明轩

因为我们学了课文《最后的常春藤叶》，我们对欧·亨利有了一些了解。老师就为我们推荐了一本书---《欧·亨利短篇小说》

欧·亨利，美国作家，和莫泊桑、契诃夫并称“世界三大短篇之王”。代表作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白菜与皇帝》等。

欧·亨利的写作非常有特点。他的结局常常出人意外，但是又特别合情合理。被人们叫做“欧·亨利式结尾”。

这本书里的短篇小说，个个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我最喜欢的两个故事是《爱的牺牲》和《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爱的牺牲》，讲的是一对情侣，一个叫乔，一个叫德丽雅。他们互相瞒着对方打工挣钱，作出牺牲。其实，做出牺牲的原因，都是他们之间的爱。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讲的是一个证券经纪人和他的速记员结婚了。结果证券经纪人因为太忙，把这事儿忘了，结果向速记员再次求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证券经纪人工作认真。

在这本书里的人物，个个性格不一样。有的善良，有的暴躁……

从此以后我一定要读更多更好的书，长更多的知识！

刘思迪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一个知识的殿堂，是人类最好的精神食粮，也是人生的方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本中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更多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帮助自己创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读书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一本好书能使一个人思想精密，见解精辟，道德高尚。那些内容粗糙，杂乱的“劣制品”完全就可以不读。最近我们读了一本名叫《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的书，让我记忆深刻。

欧·亨利出生于1862年9月11日又名奥·亨利。欧·亨利的“欧·亨利结尾”既在意料之外，又会在情理之中。

欧·亨利的小说中我很喜欢《最后的常春藤叶》。本篇小说写了一名很穷的年轻画家得了重病，天天什么也不干，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她坚信自己会死，每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数着院里一棵老常春藤的叶子落完了，自己也就该死了，可一位老画家贝尔曼听到后就很想救她，于是在一个晚上，她在院里的墙上画了一片叶子的故事。读完后让我特别感动的是画家贝尔曼，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位年轻画家琼珊的命，令我十分佩服。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叫《麦琪的礼物》意义也十分美好。

在圣诞节的前一天，贫穷的德克拉想给大夫一个惊喜，于是把自己的头发卖掉了，换来了20元钱，给丈夫买了一条白金表链，可丈夫因为也想给德克拉买礼物卖掉了自己的手表，买了德克拉想要的那一套梳子。可没想到他们卖了自己最贵重的东西可没换来什么。这可能就是爱情吧，为了自己心爱的不惜卖掉自己最贵的东西。

在往后的日子里还要读更多有趣的读，让我们一起迎接它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