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不动笔墨不看书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无所不读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着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他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36年～1976年，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1945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 ～1976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 年～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石三伢子”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上屋场。

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外婆家。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毛泽东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执着他的手作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

石三伢子4岁时，有一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老头逗孩子们玩，就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说：“不许你们在这儿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都吓得跑掉了，只有石三伢子站在那儿不动。白胡子老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不怕我割耳朵?”石三伢子一点都不害怕，反而问道：“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

老头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就说：“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石三伢子听了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做事要讲道理，老阿公，你如果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要是没道理，我就扯掉你的胡子。”

石三伢子说着，解开帽子的扣子，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头吃了一惊，心想：一个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胆量，真是少见。

2.“要准备活鱼”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访问莫斯科。5天后，是斯大林70大寿，这也是毛泽东此行的重要议程之一。

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一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送蜜橘很好理解，但送大葱是什么意思呢?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多年之后找到了答案。

原来毛泽东访苏送大葱源于一个笑话。说是山东人打架的时候，给他们一根大葱，他们就歇手。

“共产国际时代苏联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我们，但在斯大林时代也做了很多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事情。双方之间，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总有一肚子气。毛泽东是想用送大葱这个方式来消气。”阎明复说。

毛泽东送大葱“消气”的同时，却难以掩饰自己的“气”。

在苏联访问期间，警卫员李家骥有一天向毛泽东请示饮食问题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你给我记住，要准备活鱼。如果拿来的是死鱼，你就把它端回去。”李家骥非常困惑：为什么主席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他在国内从不挑食，有时候还会吃剩饭，今天怎么了?

直到1999年春，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夫人韩桂馨揭开了这个谜团。

1949年1月31日，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访问，当时，解放区物资匮乏，即使中央机关也没有更多的美酒美食，只能用自己养的猪、鸡，还有滹沱河里的鱼来招待苏联客人。正在用餐的时候，米高扬却质问：“这个鱼是活的吗?”毛泽东后来在莫斯科“要求吃活鱼”，无疑是对米高扬的回敬。

3.不去官园住

1966年以后，毛泽东的住处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在中南海外面为他建造一处住所吧。这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另外，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如果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就总想动员主席搬过去。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以为主席要到官园去住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4.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

“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的群众立刻围住了主席，高喊“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名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

这件事情之后，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主席的安全，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吧。”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了。”

叶剑英说：“不，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防弹服做好以后，由你送到毛主席那里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

主席把书放下，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无所不读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他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石三伢子在10岁的时候，为了反抗父亲和老师，曾经离家逃学。32年以后，1936年的秋天，毛泽东在陕北一个窑洞里接见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经有趣地把那次离家逃学称作“胜利罢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

石三伢子家门口有两口池塘，有一位叫邹春培的老先生在池塘的南岸开了一个私塾，私塾建的像一个祠堂，青砖灰瓦，四个屋角上都有一个高高的风火垛子，蛮气派。私塾办在了厢房的楼上，只有七、八张桌子。

这一年是1900年，石三伢子满17岁。毛顺生把儿子从唐家坨接回家，准备送石三伢子去私塾念书。

石三伢子到了私塾见过邹先生，就对着孔夫子的牌位磕了3个头，就算拜了师。

邹春培老先生对孩子有名的严厉，经常打手板、打屁股、揪耳朵、罚站、罚跪。那时候的老师都信奉“不打不骂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好人”。可是，石三伢子因为聪明好学，从来没有挨过板子。

邹老先生挺喜欢石三伢子，可是，不喜欢他的倔劲。你看别的孩子，总是大声的朗读，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可是，石三伢子念书，总是不出声，邹老先生以为他不好好学。可是，让他背书的时候，他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一天上课的时候，邹先生让石三伢子背书，按规矩，背书要站起来。可石三伢子说什么也不站起来，就要坐着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邹老先生拿他没办法。

1904年夏天，石三伢子1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这一天，邹老先生要去吃生日酒，让学生们自己念书。

七八个学生坐在屋里，念着念着不耐烦了。正是三伏天，热得不行，坐在木楼上就像在蒸笼里。有人提议到树林里捉斑鸠，还有人提议到稻田里捉泥鳅，而石三伢子提议到池塘里去洗澡，又凉快，又可以学游泳。大家听了都赞成。几个孩子脱光衣服跳进了池塘。有会水的，不一会儿就游到了池塘中间，不会水的，就在池塘边洗澡。天气很热，孩子们在水里越玩越高兴。

就在几个孩子在池塘里玩得高兴的时候，邹老先生吃酒回来了。他看到学生们在池塘里玩水，非常生气。

几个学生被叫到了屋里在孔夫子像前罚跪，混身水淋淋的吓得战战兢兢。石三伢子偏偏不跪，说：“洗澡是我带的头，要打就打我吧!”

邹老先生气得火冒三丈，举起二指宽的竹篾片就要打，石三伢子一转身跑下了楼。邹老生气得混身发抖，追下了楼，学生们也跟着跑下了楼。

邹老先生一口气跑到了毛家。毛顺生正在和雇工们一起舂米，见邹老生气呼呼地跑来，不知怎么回事。邹老先生喘着气，大声地对毛顺生嚷道：“你们家石三伢子不得了啦，我教不了了!”毛顺生历来家教很严，一听儿子在私塾不好好学，带头闹事，气得大声说道：“这还了得!”他抓起一根楠竹丫子，和邹老先生一块跑到私塾，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楠竹丫子向石三伢子抽去。石三伢子一躲，回头就跑，毛顺生哪里追得上他，急得直跺脚，骂道：“畜生!你往哪跑!看我不打死你这没王法的东西!”

石三伢子知道，父亲的脾气比邹老先生还暴躁，他不敢回家。这时候，回到家里，肯定要挨一顿打，连母亲也劝不住。石三伢子拼命地跑，决定不回家了。石三伢子跑了出来，可是，到哪儿去呢?他想去外婆家，一想不行，父亲肯定会找到他。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想如今皇帝废除科举，省城长沙、湘潭都有洋学堂，洋学堂里不读四书五经，不打板子，何不去看看。想着想着，就决定去湘潭，看一看洋学堂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石三伢子不停地走着，当空日头照着热得直流汗，也没有戴草帽，也没穿草鞋，光着脚板在发烫的碎石路上奔跑。两只脚烫得又疼又痒，一瘸一拐的，真不好受。

石三伢子不声不响地走着，也不敢问路，怕人家知道他是逃学出来的。他走了三天，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看见崇山峻岭，青翠的松树和竹林，稀稀落落的房屋。和上屋场的一样，哪里是湘潭呢?

三天了，幸好一些好心的阿婆和大婶们给他饭吃，留他过夜。可是，什么时候能到湘潭呢?

这一天，石三伢子又奔跑了一天，眼看天就要黑了。太阳落山了，晚霞散尽，天空出现了几颗星星，很快天边也挂上了一轮峨嵋月，远处，一只猫头鹰咕咕地叫着，他有点着急了。上哪儿去过夜呢?

正在石三伢子着急的时候，他在拐弯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他壮了壮胆子走上前去，一看是位老爷爷，推着一辆装满木柴的木轮车，车轮子陷在一个坑里。老爷爷怎么用力车子也上不来，累得直喘粗气。

石三伢子跑过去，说：“老爷爷，我帮你推车吧!”老爷爷一看，是个孩子，说：“看你像个念书的，你有力气推车吗?”“老爷爷，你喊号子吧，试试看!”

石三伢子双手抓住木轮车前面的横梁，用劲拉着车。老爷爷喊起韶山冲的号子，终于把车拉了出来。

老爷爷十分感谢石三伢子，笑咪咪地向他，为什么天这么晚了还赶路。石三伢子一五一十说了原由。老爷爷听了哈哈大笑，告诉他，你走了三天三夜也没走出韶山冲。这儿离你们家只有8里路，老爷爷说着一指：“你看，那不是韶峰吗?”

石三伢子借着月光一看，前面果然是一道藏青色的波浪形山谷，那最高的山峰像一把钝刀直指天空。那不就是韶峰吗?

石三伢子帮助老爷爷把木柴推回了家，在老爷爷家里美美睡了一宿。

天亮了，太阳升起。老爷爷慈祥地说：“你快回家吧，你们家里到处在找你。”石三伢子说：“我不能回去，回到家里父亲会打我的!”老爷爷说：“不会的，你父亲已经托人带了话，只要你回家就不再打你，邹老先生也说，只要你发奋读书，以前的事就不再提了。”

老爷爷还耐心地劝石三伢子：“快回家吧!你才10岁年纪，翅膀还没长硬，是飞不出韶山的!”

石三伢子回到了家里，父亲真的没再打他。父亲和邹老先生对他的态度都温和了许多。

这就是毛泽东10岁的时候逃学的故事，他自己后来称为“一次胜利的罢工”。

不爱经书爱“杂书”

石三伢子跟邹春培老先生读了两年半私塾，为以后学习古文打了基础，毛泽东还是非常感激邹老先生的。湖南解放后，毛泽东曾打听邹老先生的下落，可惜邹老先生已经离开人世。1952年，毛泽东曾接邹老先生的儿子邹普勋在中南海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与邹普勋还记起一块洗澡的故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上屋场。

毛泽东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外婆家。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算命先生说，毛泽东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毛泽东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执着他的手作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

石三伢子4岁时，有一天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老头逗孩子们玩，就故意板着脸，翘起白胡子说：“不许你们在这儿玩，我要割掉你们的耳朵!”

小朋友们一听，都吓得跑掉了，只有石三伢子站在那儿不动。白胡子老头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跑?不怕我割耳朵?”石三伢子一点都不害怕，反而问道：“老阿公，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

老头觉得这个孩子挺有意思，就说：“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

石三伢子听了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做事要讲道理，老阿公，你如果有道理，我的耳朵就给你吃;你要是没道理，我就扯掉你的胡子。”

石三伢子说着，解开帽子的扣子，把耳朵露在外面。

白胡子老头吃了一惊，心想：一个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胆量，真是少见。

毛泽东对母亲文七妹感情很深。1918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10月5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他这么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狂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毛顺生接到长沙住了一阵。父亲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继续供他上学。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顺生于1920年1月23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五十岁。

上部主要内容主要以1893年毛泽东同志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历史背景，展现了毛泽东求学立志、辗转全国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峥嵘岁月，以及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

看了毛泽东我知道了毛泽东是怎么建立国家的。还知道毛泽东做出的贡献。一是毛泽东推广农民运动解决了农民问题、土地所有权。二是坚持革命。三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四是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些细节，让我记忆深刻。有一次，蒋介石去西安，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这个事情说明了抗日的重要性。就是让蒋介石抗日不能打中国人，要打日本人。后来把蒋介石放了。蒋介石要回南京，张学良送他，在途中张学良告诉他为什么抗日。还有一次，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给毛泽东说想和刘思齐结婚。以前结婚是有条件的，男的要满26岁，女的要满18岁。毛泽东问毛岸英年龄够不够，毛岸英说够。当问到刘思齐时，刘思齐说还差两个月。毛泽东一听，就让他们等两个月。但毛岸英说就差两个月，就让我们结了吧。毛泽东不同意。后来他们还吵了起来，毛泽东说：“你和老百姓一样，老百姓不违法，你怎么就做不到呢?再说，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更不能违法。”后来经过老孙的教导。后来，毛岸英给毛泽东到了谦。从这个事情看出不管是谁都要遵法，不能说是主席的儿子就违法。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很深。有一次，毛泽东当主席时，有很多以前帮助过毛泽东的人给他来信，有家庭贫困的，想给点钱维持生活。还有让保送上大学的、找工作的。还有一封是他表哥来得，让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官。毛泽东看了，除了维持生活的，其他的毛泽东都拒绝了。毛泽东给他们回信时，写到：“虽然你们帮助了我，但是你们和老百姓一样，不能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我就帮你们找工作，你们和老百姓是平等的，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作词：任桂举 作曲：时乐蒙 彦克

演唱：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湘江岸你燃起火炬冲天亮

号召工农闹革命

井岗山你率领我们打天下

红旗一展满地红

抬头望见指路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瑞金城你首创革命根据地

工农掌权好威风

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

杀败蒋匪百万兵

啊...

红军是你亲手创

战略是你亲手定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革命战士怀念你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根据集团公司党委下发的《关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通知》请各单位结合我局和本单位“两学一做”实际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学习中,要重点注意把握以下3点:

一、充分提高认识,分层组织学习。各级党组织要以党委、总支(支部)会议等方式分不同层次组织学习讨论,要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刻理解领导人的思想内通,牢记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老实,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我局各项工作中当尖兵、做先锋。

二、找准问题症结,解决突出问题。专题学习会要紧密结合 “两学一做”教育方案中提出的教育主题和教育主线。抓住员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制约我局改革发展的深刻思想问题,用改革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破解问题,调动员工改革的积极性,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争当改革先锋,做合格党员。

三、采取多种形式,力戒形式主义。各级党组织要引导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真学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要通过多种灵活措施,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开展学习教育,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不深入、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不能简单的传统的记多少笔记、开多少次会议、写多少体会来衡量学习教育效果,坚决防止形式主义,搞“花架子”。各基层党组织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的整体情况以书面的形式于7月4日下班前报党委组织部邮箱(llzzrsb@126.com)。局党委拟于7月上旬开始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进行一次督导检查。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我心目中的毛泽东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一个关心中华人民的人。

懂事以来，我就知道中国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像。上学之后也学到了不少关于他的事;也让我更了解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就他这一句话就让中国人从此都站了起来。

他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任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在我们的心中他固然很伟大，但我把他看成一个平凡人，毛主席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不如做一个平凡的人，把自己和别人放在同一个台阶上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做那个最突出的呢?最伟大的真理就是最平凡的真理。

他也常常这么告诫子女：“做一个平凡人，不要把我挂在嘴边去唬人。”他自己是平凡人，也让子女做平凡人。他的长子——毛岸英，因为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光荣牺牲。毛主席把他的长子和别人一样都安葬在了朝鲜，没有运回国。在这里，他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他具有凡人的情怀和不同于凡人的胸怀。他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像所有慈爱的父亲那样，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孩子。他的伟大，源于他那阔达的心胸和无私的情怀。

我也要做一个平凡人，不要高高在上也不要低低在下。就算是世界上的领袖也应该关心百姓。

我心目中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伟大的平凡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他的意志是坚不可屈的，他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的读书精神，使我万分佩服，他对蒋介石万分仇恨，恨不得马上把他杀死。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个多姿多彩和复杂多变的个性注定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目标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在战争中，他不断地啄磨、探究、思考、实践，终于建立强大的新中国。在生活中，他非常勤俭节约，没有铺张浪费。毛泽东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词大气磅礴。《七律·长征》笔力雄健，《浪淘沙·北戴河》意境幽远，《沁园春·雪》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毛泽东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他写得一手好字。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毛泽东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1936年-1976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1945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1976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95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简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1913年-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期间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率部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率部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期间的革命实践中，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造成的危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6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为了迎接抗日战争，提高干部水平，克服教条主义，1937年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哲学着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着作，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途径。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

1942年号召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的统一，为战胜困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3年3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都连续当选为主席直到逝世。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着作，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抗日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提出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和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与军事原则，在粉碎蒋介石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后立即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9月-1949年1月，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接着，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动渡江战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大西北，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规定了党在全中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同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及其内外政策。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当选为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面在国内完成了繁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一面迫于美国军队攻入北朝鲜、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举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同年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从50年代末开始，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主要着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他已公开发行的着作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毛泽东诗词选》等。

毛泽东有三子二女。长子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泽东爱战友，帮助战友，让战友的到了温暖，让战友感动。

他是诗人，又是革命家;他是战士，又是统帅。他指挥千军万马，与战士情同手足;他缔造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我心中的毛泽东是一个特别知道感恩的人，有一次，毛泽东去看戏，看的是《白蛇传》，当白蛇传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特别投入，等许仙和白娘子分离时，毛主席哭了，好好的一对年轻人为什么要生死离别?在这一点当中，我就觉得毛主席懂得感恩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时，毛泽东带领着战士一同去打仗，在同一个屋檐下，有的同志脚受了伤，腿摔坏了，再加上晚上天气冷，毛主席看见同志们痛苦的样子，很不忍心，就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两个红辣椒，分给那些同志，说：“红辣椒驱寒，可以让你们身体暖和起来。

在我的心里，毛泽东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爱战友，还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俗话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少年毛泽东离开韶山时的励志诗，虽然说毛泽东已离开人世，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不知不觉间，已是一代伟人毛泽东诞辰123周年了。

123 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对于历经坎坷的中国人来说，又显得过于漫长。

123年中，发生了多少血泪故事，产生了多少风云人物。然而跨过新世纪的门槛，蓦然回首，真正的传奇，仍非毛泽东莫属。

从一个教书匠到革命家，从农民领袖到军事天才，从“占山为王”到席卷神州、执掌国柄直至步上“神坛”、又“堕入凡尘”……毛泽东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负荷，对他的评价，自然也伴随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顶礼膜拜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主张遗忘者有之、极力毁损者有之……

实际上，要消除争论，有一个比较省事的办法。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作为同时代人，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又会怎样?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不会有“官”民亲如一家的红色苏维埃，更不会有“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豪迈气概;作文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不会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惊世之举，更不会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盖世绝唱;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来自土窑洞的战胜强敌的持久战略，不会有为民族大义、孤身犯难的“挥手之间”，更不会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果敢论断;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天安门城楼上的醒世宣言，不会有北抗南援、标志着近代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敢于说“不”的壮举，更不会有“世上无难事，只要敢登攀”的雄浑气魄。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人心离散、被列强用经济直至军事手段肆意蹂躏的中国。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中国有原子弹、氢弹守卫国门，有卫星傲视着世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凝聚力，屹立在世界舞台。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持续了近百年的混乱，至少还要继续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当然，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或许就不会有“文革”、“右派”这些令中国人心悸的名词儿，或许也不会有文物的大破坏、知识分子的大乱离。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也就是被一些人给予很低评价的20年，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算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仍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了63%! 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假如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或许这些成就也迟早会取得。然而，我们或许却没有机会欣赏到他深邃锐利的哲学思想、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欣赏不到他过人的凝聚力和伟大品格的感染力，欣赏不到他作为“世界级”伟人的超人魅力。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这样称颂毛泽东，“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则如是感叹：“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历史之流如黄河、长江，注定要东流入海。然而，没有了三峡的长江、不见了壶口瀑布的黄河，又会失去多少壮丽，减少多少奔放?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智慧也是集体的结晶，然而，许多思想火花、精神火炬却是毛泽东独有的，正如三峡之于长江、飞瀑之于黄河!

因此，历史要感谢毛泽东，他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气概，推动了历史的激流。

毛泽东也要感谢历史。因为后来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飞溅的思想波浪才被导入流动不息而又平静的河段，更有效率地浇灌着两岸的沃土，也使静流中的人们，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回忆、欣赏那激流勇进、浪花飞溅的激情岁月，洞察那里蕴藏着的不安、躁动甚至残酷，同时也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中国的历史成就了毛泽东，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不管后来者怎样评价毛泽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巨人，他是一个不朽的传奇!

冬天寒冷的风，呼呼地吹着，天气已从零上降到零下了，有一些脆弱的大地已经被寒风打倒结成薄薄的冰皮了!但是我们学生，绝对是不会向寒冷低头的!不信的话，你就来到我们的校园看呀!

今天我们全校师生举行完升起仪式之后，我们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进入教室上课，而是在教室门口排成了龙头蛇尾、秩序井然的队伍。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吗?不知道吧!就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排着秩序井然的队伍，来到了学校附近的“霍邱县文化长廊”。

呵呵，我们在去的路上还有一些小插曲呢!你看：当我们过马路时，正好有一辆汽车要过马路，可是我们还是抢先了，“呵呵，这下子，可又你等了哦!”我开玩笑地对那辆可怜兮兮的小汽车说。

来到“文化长廊”的第一块版面，我清晰地看见上面有几个大字：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书画图片。上面还配有毛主席的一幅图像呢!

来到第二块版面，我看见上面写着：近代中国、和贫积弱;百年沧桑，社会巨变。时势造就伟人，伟人引导变革。毛泽东，就是20世纪在中国大地崛起的一位伟人。他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在时代和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具有崇高的地位。哇!这快版面地话语是多么地有诗意呀!是的，这上面写的完全不错，毛主席就是这么崇高!

看到第三块版面，上面这样写着(半块的文字)：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时代。曾孕育出王夫之、魏源、黄兴、蔡锷等人物的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早年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六岁就帮助家里干活儿，八岁入私塾读书。十七岁时，他怀着对“新学”渴望，离家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我真佩服毛主席，他不仅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帮助家里干活儿。那像我们现在那么幸福良好的环境，可我们却不珍惜时间好好读书，我真为自己而感到惭愧不已!

看了这一次的“文化长廊”之后，我深有感触!毛主席是那么地爱读书、爱学习!尽管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我真是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电影叫《走进毛泽东》。

周末，我观看了一部描写毛主席的影片——《走进毛泽东》。该片讲述了毛主席一生中的战斗经历，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传奇经历，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中国人民的新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充满荆棘的革命路上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毛主席同他的随从人员们一起去爬山，他们还未爬上山顶，太阳已经快西沉了，他的随从人员对他说：“毛主席，天色已经暗了，再继续往前走也是没有路可走的，还是回去吧!”毛主席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转过头来幽默地对随从的官员们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天再晚，也得继续往前走。”说完，便拄着他那根心爱的拐杖，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在革命道路上，他凭着这种坚韧精神，勇往直前;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危险，有多艰难，他总是用自己的脚，为人民开辟出一条条通向幸福生活的大道。

《走进毛泽东》这部影片里处处都在散发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先人后己的高尚情操。有一次，当会议结束时，主持人请毛主席离席，毛主席因脚下有毛病而无法站起来，这时，大家都不愿离开了。毛主席说了一句使人心沸腾的话：“你们如果不走，我也不走。”一句平凡而有力的话，使在座的委员们的心里都在流泪……

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工作人员看到他的衣服破了，劝他换件新衣服，他说：“我们国家穷，发的布票少，你不也穿着补丁的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因为我是主席?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其中有件睡衣已是“面目全非”，领子全换过了，衣袖、前页，下摆等处补丁连补丁，看不出衣服的原布，仔细一数，整件睡衣竟有73个补丁。

毛主席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至死方休。毛主席幼年时期就在先生的引导下，开始读《三字经》，继而读《孟子》、《论语》……成年之后，在辛勤工作之余，毛主席还喜欢写毛笔字，作诗赋词等。他在生病的时候，还坚持看书学习，真正地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可见毛主席是多么有毅力啊!

希望大家能观看这部影片，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你对毛主席一定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老师带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走近毛泽东》看完这部电影，我心中真是又敬佩又感叹。

毛泽东的故乡是湖南，他曾经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毛主席和其他红军在井冈山上闹大革命。但是谁又能知道，这个即当战士，又当红军的领导，却从来没有开过一次枪唯一摸过一次枪时还是参观别人的枪厂，只做了个瞄准的动作就放下了代表罪恶的枪，谁又能知道这个人的整个家庭里，有八位亲人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而他却把那深深的伤痛藏在心底，掩埋着，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心中的伤痛，因为，如果红军知道了，就会动了革命的心，就会打不好仗，如果打不好仗就会被蒋介石打败，就会被蒋介石占领中国，就不会有2011年的中国，所以，所以，毛主席必须压制住心中的伤痛，白天他把脸上装饰的笑呵呵的，但是，夜晚的时候，他又会把自己的脸装饰城什么样子呢?也许是大雨倾盆，或许是愁眉苦脸，也许……。

这个只用笔杆子来闹革命的人，我们怎能不敬佩，这个从来没有拿过枪的领导，我们怎能不敬佩，这个解放人民的领导，我们怎能忘记他。不，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解封人民的人。永远都不会!

星期四下午，老师宣布给我们一个好消息：星期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去金马影城去看《少年毛泽东》，我一听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到了那里，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神奇的眼镜，如果带上这眼镜，眼前的景物会变得栩栩如生。电影开始播放了：1998年，一位妈妈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把菩萨当成了干娘，那孩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诚实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去看马戏，小诸葛偷偷的把神的贡品给吃了，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发现了，想好好教训教训小诸葛，于是毛泽东扮成了神灵，可是被小诸葛发现了，毛泽东的爸爸说：“如果再惹祸，就不让他去学堂了”。

毛泽东不仅诚实，还很善良。有一次，他们的村子干旱，而且有许多蝗虫啃吃庄稼，于是，毛泽东和他们的伙伴们做了许多消灭蝗虫的机器，蝗虫被驱走了，可是好景不长，比上次更多的蝗虫来了，这次，连野菜都被蝗虫吃了，百姓们失声痛哭，一天，一位村民建议到：“我们可以向富人家借呀!”可是，富人家不借，毛泽东求爸爸把他们家一年的粮食借给了大家，大家为了表示感谢，毛泽东终于能去外面上学了。

毛泽东太伟大了，我要学习毛泽东善良的精神。今天真开心!

这是一个众人追求政治正确却不免陷入认知迷茫的时代，重读《实践论》，我虽无意于表现政治正确，却亦不免陷入同样的认知迷茫。

《实践论》的副标题为：“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而文中写道：“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通观全文，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从主观与客观的历史的统一如何转变为和为何必须发展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知和行的统一了。如果说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还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论的话，那么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则确实远远已经超出此一意义上的认识论，进而探讨某种社会实践及其与此种认识论获致的结论之间的关系了。因此，编注中特意写道：“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言下之意，本文就其核心内容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的阐释，并进而以这种认识论来揭露某些问题。但是，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只是本文前半部分的内容，而此文后半部分的内容却不如编注中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用这种认识论对某种主观主义进行揭露，而是提出了认识论之后和之上的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的出现并不是对某种不看重实践的错误做法的纠正和强调，而毋宁是一种应需的和具有自身特质的实践逻辑，因此，文章题作《实践论》，恰契其旨。

文章不长，但可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总论，这总论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概括文章的逻辑与走向：“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里的所说的政治生活中十分突出的阶级斗争对于认识发展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产生”，当然，亦可以理解为“决定”，而这双重的理解，即决定了文章后两部分的内容，从而主导和推动着全文的逻辑展开。

第二部分是广为人知的，对于我们这些从小被期望为政治正确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其中某些词句，甚至可以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但是，正如文章所述：“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才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的外部联系。…… 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颇令人费解的是，这里的感觉和印象到底是由“事物”及其现象决定的，是其反应，还是由“实践过程”所决定的。当然，文章后面给出了答案：“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也就是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接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因此，这里的认识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事物的现象乃至事物的本质当然是认识产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认识的对象便谈不上认识。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乃至事物的本质如果不经由社会的实践，为人所“接触”乃至“改造”的话，认识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认识的对象和某种性质的社会实践共同造就了认识，所谓“接触”乃至“改造”认识对象的过程也便自然地成为了认识的过程，此外，文后的引注中提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不免让人想起其中广为传颂的最后一句：“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各种观点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怎样改造世界。”这不得不让人产生又一次的困惑：如果你否认文章这部分所谈论的是一种认识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文章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乃至编注所认为的整篇文章都显示出认识论的探讨目的，文章自己更明确地提出了其所谓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但如果你不否认这里所谈论的是一种认识论，那也是很难说通的，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本身还是本文作者所常提到的“接触”，特别是“改造”，抑或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和文章作者提到的“接触”和“改造”所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最终影响都昭示着实践对于认识的主导作用，都彰显出一种特有的实践逻辑。所谓的认识论不仅饱含着实践论的因子，更不可遏止地走向实践论——但我更愿意称其为“为实践而论”，当然这里的实践更为现实和具体了，具体到作者的身临处境。

文章在总论和第一部分中对于所谓“实践”已有涉及和强调，因而最后一部分中对于“实践论”(当然，第二重意义上的“为实践而论”)讨论便是顺理成章了，作者用了一句好似总结的话作了开头：“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这一部分，作者对于实践甚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句话似曾相识，虽然到此方才提出这句话，但是它早已跃然纸上了，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作为“能动地改造”的“实践”本身就必然成为第二重意义上的“为实践而论”了。但无论是第几重意义上的“为实践而论”，也不用计较“为实践而论”还是“为认识而论”，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或者说“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因为惟其如此，“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活动算是完成了。”或许更明确地说，这不应该只是所谓“认识活动”的完成，或者说这里所谓的“认识活动”本身只是被毫无意义地重提了一次而已，因为正如作者所说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句话才让文章副标题破折号后面的六个字——“知和行的关系”以及文章最后一句话后半句的最后五个字“知行统一观”找到了某种解释和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