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

民政部介绍，摸底排查对象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排查内容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出生日期、性别、民族、就学、户口登记、公民身份证号码、身体状况、居住地址、寄宿情况等基本信息，家庭情况、父母务工地点、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受委托监护人基本情况、村(居)民委员会联系人和本行政区域农村户籍人口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数量。无监护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因重病、重残等原因丧失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农村留守儿童年龄计算时间截止为2016年7月31日。

孩子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所以孩子不能再那么小的时候就失去监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2017高考时事素材：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去监护，欢迎阅读。

广西隆林县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续去世，他独自生活。深圳康桥书院将他接到深圳去照料，准备资助他在该校读书，他目前已收到数额巨大的捐款。尽管他哭喊“我不想回去，我喜欢这里”，仍然被亲戚和镇干部带回广西。(《成都商报》6月25日)

杨六斤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新环境继续生活，康桥书院无权挽留刚看到生活曙光的杨六斤，这一令人郁闷的结局源自当前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的漏洞。

杨六斤的堂哥和镇政府干部声称，他改嫁的母亲已多年没管过他，联系他最多的就是堂哥了，所以，堂哥作为“实际监护人”有权替孩子“做主”。但在我看来，这所谓的监护权不像是对六斤的监管和爱护，更像是成人对孩子的统治和支配，孩子权益优先的原则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体现。

履行监护权，必须把孩子的权益和意志摆在第一位。作为法定监护人，杨六斤改嫁的生母也必须依法履行对孩子的责任，其多年来不管不问，已涉嫌遗弃罪，应依法追究，也可以依法剥夺其监护权。作为最近的亲属，堂哥能够偶尔接济和照顾杨六斤固然令人欣慰，然而，这种偶尔的“接济”不足以担当起监护的职责，也没有法律上的程序来赋予其监护人的身份。可以说，杨六斤被迫离开深圳的痛心一幕，是在向社会和法律界人士哭诉，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的完善和细化时不我待。

这不仅是杨六斤一个孩子面对的痛苦。近年来，诸如“南京饿死女童案”等监护人严重失职的事件陆续曝光，其背后是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体系的粗疏和僵化。虽然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转移做了明确规定，但至今仍无实际操作的先例出现，被舆论称为“僵尸”法条。

杨六斤遭遇的困境直观地展示了这个领域的法制漏洞，法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有资格、有机会进行实际监护的亲属或无心或无力，监护权又无法顺畅地转移给有爱心、有能力的热心人和组织，最终造就了不少孩子落入没人照管的困苦境界。

把杨六斤接回去的镇政府其实可以为孩子做一件好事，那就是协调相关部门(包括司法部门、民政部门和孩子所在的村委会)和个人，抓紧确认他的最佳监护人。法律界人士和媒体也可以共同见证、出谋划策，共同商议形成一个完整的、规范的操作流程，包括讨论杨六斤应该回到深圳读书还是留在家乡，以及巨额捐款该如何管理和分配的问题。

据媒体报导，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近日表示，多个试点未成年人保护的地区，将开展监护失当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个案实践工作。建议有关部门把杨六斤遭遇的问题当做一个“破冰”的案例，探索出监护权有序转移的可行模式。如何监督惩处失职的法定监护人?如何提出撤销转移未成年人监护权诉讼?如何遴选出能确保孩子权益最大化的合格监护人?如何严格监管重新选定的监护人?这些都须有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