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一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二“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记得看过什么《清宫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问：“进得好?出得好?歇得好?”“进”、“出”、“歇”在乡间是三道重关。“歇”原指睡眠，在我们就指“居住”;“进”和“出”就指下文的“饮食”和“方便”。

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由我们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我们一伙就有了一个家。但我和女伴儿只是“打游击”。社里怕冻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钱买煤，她家睡的是暖炕。可是没几天，工人回家度假，党支部书记肖桂兰连夜帮我们搬走，在一间空屋里尘上扑鼻的冷炕上暂宿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得登上竹榻，再蹬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我的女伴说：“对不起，我不像你身体轻，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只好睡下铺。”我想，假如她睡上铺，我准为她愁得彻夜不眠。所以，理所当然，我睡了上铺。反正我经常是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从窗里看到下面空场上生产队排队出发，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我和女伴儿以及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这个大炕。她们俩起得早，不及和我们见面就去劳动了。我每晨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铺盖卷上，沿墙安放。娃娃们都上炕游戏。一次，我女伴的铺盖卷儿给一个娃娃骑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亏没透入铺盖内部。四人睡这么一个大炕，够舒服的，尽管被褥有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我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我们可以加入干部食堂，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如加入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我们愿意接近老乡们，也不惯吃两顿干饭，所以加入了农民食堂。老乡们都打了饭回家吃。我们和食堂工作人员在食堂吃。我们七人，正好一桌。早晚是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我很欣赏那又稀又腻的粥。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自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沙锅，放在老先生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阑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这个关也算过了吧?

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

清洁离不开水。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

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

三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四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美确有道理。

五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

人生中有许多的第一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是失败，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许多老师心目中我是个优等生，我的数学也是名列前茅，几乎每次考试都上90分。可是那次考试我计算题也用口算，应用题也没答，也没有检查。就趴在桌子上见周公了。玲，玲……下课铃响了。我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

隔了两天，数学老师一脸怒气地走进教室。我想：“脸那么阴沉，那些差生肯定考砸了!唉!那些差生真可怜!”我用无奈的眼神望了望他们。老师开始说话了：“同学们，这次考试有一半的同学考上了80分，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学考了80分以下。下面我来念一下上90分的同学。黄力90分……这些就是90分以上的同学。”我的心不由得一颤。奇怪?没有我的呢?老师肯定念错了!老师继续他的演讲：“我念一下80分以下的同学，江智慧78分。”这个消息如晴天里的一个霹雳打中了我。我想：“不可能!我不可能考那么差呀!”全班的目光都留在了我身上，想我投来了嘲笑的眼神，对我指手划脚的。连平时和蔼可亲的老师也凶凶地说：“下课到我办公室来!”

下课了，我不顾背后的嘲笑，跑到了办公室，来到了办公室，老师生气地说：你呀你，上课不认真，作业不按时交，成绩也退了这么多!你去干什么去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徘徊着老师所说过的话，我最近不是去和同学们玩就是去玩电脑，考试也不检查。风吹到了我的脸上，像被刀割了一样。

这次错就错在骄傲自满，错就错在不认真，错就错在我自己!我太自作聪明!我失落地回到了家，爸爸妈妈也批评我，我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我从那时后起，就知道了今天的辉煌代替不了明天的成就!第一次有欢乐，也有伤心!

推开深红的木门，贪婪地嗅着四溢的茶香，慢慢的，神圣地踏入这古色的大堂。

沿着一路茶香，走入茶园，这时，采茶的工作早已进行的如火如荼，漫步茶树间，心灵上早已受了悠香的洗涤，择下一束茶叶，细细观赏，生命里早已与茶香结下一段良缘。

茶，是与诗成队的。捧着一盏热茶，读着一本古经，坐在小桥流水旁，和着清风流水，送来一阵微风，任谁瞧了都会说，好一个轻巧可爱的女孩子哟!点点残阳更为这“仕女图”添了几许颜色，哪怕是第一次亲近茶，也会诗意大发。诗呀，是很多的，第一次品你，又何尝不是一首动人的诗呢?

第一次品尝，便被茶的美妙所吸引。

看着茶向上升腾的蒸气，心在氤氲中也会为之一动，涌起一股暖流;看着那滤过的茶色，心也会随着纯净的颜色安定下来;品着那红茶的淳厚，绿茶的轻灵，心就像绽开的茶花，简直要飞上云间去!第一次品你，便被你的香气迷了去。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切的浮浮沉沉，皆在你中沉淀下来，潋滟了静好安然的时光。

第一次品你，难免会被你的微苦而动容，恰如世间浮生万物，第一次的尝试，毫无喜爱可言。直到度过那第一口的苦，方才能尝到你那让人震惊的香酣清甜，奈何多少人多少事，在初次的品尝里望而退缩，在尘世炎凉里受尽煎熬，却仍寻不着可以停下坚持的方向。而那些坚韧淡定的人，执起不懈的心灵，煮茶品茗，超渡重生。在茶香里悟道，第一次品茶，收藏千年的悠香，悟了人生的航向。这亢长的苦甜相伴的人生茶旅，寻你，伴一路茶香。

让我做一剪闲云，静默在天空的一角;让我寻一次茶缘，酝酿在生命的街角;在茶的热气中，融入不断的能量，走过人生的苦旅，成长的惆怅，在时光一隅，我会揩一路茶香，走向远方。

我第一次骑马是在2009年1月30日，这天天气晴朗，我们一家去了广西平乐县城，走着走着，我们看到前面有马场，便走了过去。爸爸和老板谈价钱，我则仔细观察了那儿的几匹马，雪白色的毛发，精神饱满的眼睛，修长有力的蹄子，还有那帅气的尾巴，看起来威严、高大极了。这时爸爸他们已经谈好了价钱，爸爸对我说：“你个人骑一匹吧。”“不行不行。”我马上拒绝，“这怎么行啊!”我想：这马万一发狂，我的手抓不稳，把我摔下来怎么办?爸爸看我确实不敢个人骑，只好同意与我一起共骑一匹马。

爸爸先把我扶上了高高的马背，让我脚蹬好，手紧紧抓住马鞍，马背软软的，真舒服，可我心里还是害怕极了。接着爸爸也跨上了马背，双手环绕过我抓住马鞍，老板牵着缰绳拉了一下，马就慢慢悠悠的走起来，我紧张地只想赶快走完路程，好让我下来。老板安慰我说：“不要紧，其实一个人骑也没什么害怕的，因为我给你牵着缰绳的啊!”确实，骑马的时候，马非常听话，马也认得路，马也听得懂人说话，我放下心来了。一圈走完了，我意犹未尽地看了看马，心里想：下次我还要来，不过我不会与爸爸一起骑了，我要一个人骑!

这就是我第一次骑马，我觉得非常开心。

在我上幼儿园的一天，因为那天有好看的电视节目，我就把幼儿园要做的作业本故意忘在教室放书包的抽屉里，想逃避完成作业。

当我回到家正在享受电视节目的乐趣时，妈妈下班回来了，问我：“你的作业呢?”我想：妈妈不好对付。于是，我就犹豫了一会儿颤抖地说：“今天没有作业。”我以为妈妈会向我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想到妈妈没有再问就回房间去了，哎，总算过了关，我的心也放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难题又来了，老师让我们交作业，我想了想：老师比妈妈更好骗。于是，我就说：“老师，我的作业忘在家里了。”老师说：“那你明天将作业带来吧!”“嗯”我轻轻回答了一声。当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严肃地对我说：“快进房间写作业去。”我心在想：看来这次撒谎是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啊!原来老师已经打电话把我没交作业的情况都告诉了妈妈。我做完作业后，妈妈就将我叫了出来，问我：“你为什么要撒谎?”我当时捏了一把汗，慌张地说：“妈妈，我对你实话实说中吧，我是因为想看昨天非常好看的电视节目，所以对您撒谎了，我知道错了。”妈妈平静地对我说：“孩子，电视节目是很好看，我不是总对你说，该玩的时候玩，该学习时学习，要将时间分配好，作业完成了，看电视才看得安心高兴啊!”我听了妈妈的话流下了眼泪。心里责备自已当初真不应该撒谎。

经过这第一次撒谎的教训之后，让我懂得了做人要诚实，不要欺骗别人，不要因为一时的放纵而影响了学习，这样反而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

今年7月28日，爸爸带我去郑州黄河游览区参观，在那里，我第一次骑上了小白马。

从炎黄二帝广场下来，我们来到了黄河滩。只见黄河滩上长满了树木和青草，旁边有一个跑马场，一条长长的马道上，铺满了沙子。

跑马场旁有许多的马匹，枣红马、小白马、大黑马，毛光亮光亮的，一个个都显得很威风。一位叔叔走过来，对我说：“小朋友，骑马吗?”我看见他身后的两匹白马，个子挺高大，心里有些害怕，就对叔叔说：“不用了，谢谢。”爸爸鼓励我说：“骑一下吧。”我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踩着马蹬上了马，爸爸坐在后面扶着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突然，马晃动了一下，我叫了起来。爸爸说：“抓紧马鞍，身子放松。”慢慢地我才稳定下来。这时又来了一个骑马的叔叔，他在前面牵着我们的马，沿着黄河边上走。一路上，我看见远处黄河水黄黄的、混混的，翻着浪花，一眼望不到边。一艘大船从上游开过来，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一直往下游开去。河边上停着不少船，船上面都写着“黄河鲤鱼”几个大字，叔叔告诉我们说：“黄河鲤鱼是这里的特产，味道很鲜美。”。

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我们到了一个码头，爸爸下来给我照了几张相，我就下马了。

第一次骑马可真有趣!

我好想从小就很怕水，水好像一个大怪物要把我吞掉似的。爸爸为了让我去适应水，就让我跟陈老师学游泳。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魂都没了，马上躲到床下，可是不去也得去啊! 爸爸像压犯人一样把我带到车里，我嘟着嘴，心里想着，死神就要来了!

一眨眼的工夫，就来到了一个宾馆。妈一边帮我换好泳衣，一边问我：“你害不害怕?”我努力想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在妈妈面前表现出害怕，于是，我对妈妈说：“我……还好。”

我和妈妈走进了游泳大厅，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幸好里面的人还不算太多。我呆呆地望着穿着花泳衣的人们，我心中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不敢下水。在妈妈百般说服下，我决定来试一试。

我慢慢地顺着梯子下去，到离水面还有一格的时候，我的心“扑腾，扑腾”地又加快了速度，我双手紧紧地抓住栏杆，不一会儿，栏杆上都冒出了水蒸气。我稳定了一下情绪，把一只脚很慢很慢地伸进了水里，显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恐怖，我“扑腾”一下跳了下去。

太棒了，我已经会接触水了!

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和爸爸决定去军都山滑雪场玩。我们戴好手套，帽子，全副武装地来到滑雪场。

滑雪场建在一处山坡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山坡上像盖了一条长长的白地毯。我在爸爸的帮助下，穿上滑雪鞋，踏上滑雪板，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脚就像被绑住了一样，不知该怎么去滑。这时爸爸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把身子弓起来，腿稍弯曲，重心向前，然后用雪杖撑地，就可以了。你以前滑过旱冰，应该没问题。”我听了爸爸的话，按照他说的要领去做，居然滑了很长的距离，而且还很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爸爸带我来到一个小山坡上。我望着那倾斜的雪道，没有犹豫就滑了下去。我仿佛飞了起来，耳边只听到风声。不一会就到了坡下。我想再一次坐托迁上坡，就向托迁站滑去。由于我用力太大了，到了拐弯处我怎么也收不住脚，来了一个老头钻被窝，一下子就冲进了小树林。爸爸和几位叔叔赶紧跑过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拽出来。有了这次的教训，我可有了经验，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蛮干，要讲究技巧，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摔倒过。

时间在欢乐中总是过得特别快。眼看红日西沉，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可爱的冰雪世界。

作为一名小记者，采访别人是我们的职责。然而，我却与其他小记者是反的，我反倒被别的真正的记者单独采访了……

那天下午两点半，我们在瘦西湖刚参加完了“江苏省千名小记者相聚瘦西湖”的仪式。走了一天，也该好好休息了，这时，迎面来了几位电视台的记者，旁边还跟着一位摄影师，哦，站在我们小记者群中，看来，他们是想来采访我们吧。这几个记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刚想看看他们是哪个电台的，结果我却猛然发现，话筒居然早就竖在了我的面前。呵，不可思议!我陡然一惊，有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但是记者的话筒没有改动位置，妈呀，真要采访呀，我可一点心里准备也没有。而就在我紧张了几秒钟后，记者发话了：

“你好，你来自那里?”奇怪，记者的几个字，使我的悬的心放了下来。

“我来自常州。”我顺着他的话答。

“那你觉得瘦西湖美不美?”

“太美了，比我们常州美!”

“你打不打算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亲戚啊?”

“当然，我会把它介绍给我的朋友、亲戚的，谁叫瘦西湖那麽美呢!”

我面对记者的问话，有一答一。当整个过程结束后，我仍然像在梦境中，过了好一段时间，我才醒来，想到自己就要上电视了，心中得喜悦是说不出来的。

我第一次被采访的滋味不好用语言表达的，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但我却经历了紧张，经历了尴尬，经历了喜悦，有苦也有甜，不过我倒觉得有点成就感。

你们会做饭吗？不会吧，告诉你，在这方面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可是五岁就会做饭。

那天，爸爸妈妈不在家，到了中午了，我的肚子“咕咕”直叫，所以我得想方设法填饱我的肚子。

我先吃了苹果和香蕉，又吃了一块面包，可是只一会儿就又饿了，怎么办呢？看来只有做饭吃了，不过做饭我可是头一回啊。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先把煤气灶打开，然后把锅放上去，又在锅里放些油，等油开了，我往锅里打了四个鸡蛋，然后又往里放盐，因为我年纪小，没有做饭的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放多少盐，所以把一瓶盐全倒进了锅里。 没过多一会儿，一张香喷喷的鸡蛋饼做好了。我闻着鸡蛋饼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把它盛到盘子里，然后用筷子夹了一大口，“啊呀！怎么这么咸！”我气恼地把鸡蛋饼扔到了地上。 从那天开始，我天天咳嗽，最后我挨了一针。

青春其实有很多的未知与第一次，惊险、快乐、美好、悲伤、痛苦、难忘、心酸……第一次做饭、第一次走夜路、第一次滑冰、第一次独自坐公车……这些第一次，都会让我们得到一些更有趣的知识，了解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常识，懂得的道理，了解到家长的不得已与辛苦……曾经最让我难忘的第一次，让我学会了谦让、团结、合作、独立，让我明白曾经的我有多么的不懂事，多么的依赖家人。

“有些人越旅行越孤单，有些人越旅行越丰富。旅行本身并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旅行会磨练你看待世事的心智。”曾经，总觉得自己长大了，懂事了，可以自己独立了，不需要家人了，更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了。可是，直到2010年的7月，我知道了，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自以为是。

2010年7月初，放暑假了，妈妈告诉我说：“我给你报名了一个青少年旅行团，是去上海世博会的，不过你要自己一个人去，你不是说，自己可以生活，不用我们了吗？那就证明给我看！”我高兴极了，自己乐呵呵的收拾了行李，一共去八天，在一些家长的眼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自己提着两个箱子，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八天七夜，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事情。后来我回来才知道，其实那八天七夜，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无时无刻都在担心我。

7月20日晚上八点，我坐上了去上海的动车，因为都是小孩儿，所以我没有害怕，反而可以一起说说话，女生的世界里，总是很奇怪，大家总会一起莫名的排斥某一个人。那个被排斥的女孩儿叫佳佳，可能因为家里面比较宠的缘故，非常有脾气，而且很自私，自己连打开零食的包装袋都不会，也很邋遢。

因为她的种种缺点，大家都很讨厌她，其实我也有一些排斥她，但因为在上车之前，她的妈妈给了我一块糖，对我说：“宝贝，照顾一下我家宝贝好吗？她不太会做事情。谢谢。”

所谓，吃人嘴短嘛……而且，妈妈告诉过我要帮助别人，别人才会帮助我。所以还是会照顾她的。因为我喜欢冒险，虽说家里的人比较宠我，什么都不让我干，可我还是比较独立的，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是会做，只是不做而已。但我真没想到，她居然什么都不会，照顾她真的好累。另外他们两人和我还不错，因为动车的噪音大，我们都睡不着，我们就在一起说了一晚上的话，大家都了解了彼此，早上七点半，我们终于到了，住进了东方绿舟的地球村，那是一栋栋别墅，每一栋别墅代表着一个国家，外观很好，但里面是大通铺，虽然有空调，但还是有好多好多的蚊子，连洗澡都必须要去餐厅旁边的公用澡堂。第一天晚上好多人都哭了，对我们这些九零后们来说，这些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让我们这些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无法面对，可我算是少数人吧，没有哭，只觉得蛮刺激的，我喜欢探险，喜欢刺激，喜欢与众不同，更喜欢挑战，因为这样可以满足我的好胜心。但到了晚上，该睡觉了，大家都没事了，我可倒霉了，从小有个毛病，怕黑！这可真是难为我了，我怕的缩在被子里，不敢出声，怕别人知道嘲笑我，偷偷地落泪，因为我是睡在一个角落里，旁边只有佳佳，她听到了我的抽泣声，知道了我怕黑，便拉住了我的手说：“没事的，我拉着你的手，我们一起睡，闭上眼睛就感觉不到了。”不知不觉，带着泪痕睡着了。

那几天我睡得很香，玩得很好，我们第一天坐船游览了“上海威尼斯”朱家角；第二天我们在地球村和每栋不一样外观的房子合了影，然后在我们那个东方绿舟的公园里玩了一整天，参观了仿真航母，去了求知岛和智慧大道，还摸了真枪，打了靶。哦，对了！我们还跟着教官军训了。

在我看来军训很好玩，很有趣，虽然很累，但却很锻炼人，最重要的是可以满足我的好胜心，我是一个没有集体意识的人，所以，我的好胜心非常强，但这样只会让我自以为是，什么都自己做，不懂的合作，早晚会吃亏，这话，第三天就得到了验证。

第三天，我们就去了世博会，我们是团体的，所以只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伍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们进了许多的馆，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上来了，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世博会中心的那个大道了，因为，我在那里，走丢了。

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己什么都会。当自己傻傻的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内心充斥着前说未有的委屈、无助、失落和绝望。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甚至都不知道家在哪的小屁孩儿。

不过幸好世博会里有好多的警察叔叔，帮我找到了“组织”。回归“组织”后，我自己反省了许多，知道自己太自私，太好胜，没有团队意识，其实大家都特别好，特别互相关爱，我却总是自以为是。那个时候才知道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才知道合作有多么重要。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我就不愿改变自己，总是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想融入大家的世界和社会里面去，只是想简单一点，自由一点。这次的走丢真的很教育我。

第四、五两天，都是去的世博会。第六天我们去了金茂大厦，玩了一天，还吃了上海的一些小吃，还去了一些小景点，由于时间原因已经记不清了。第七天我们去购物了，给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买了好多东西，都是世博会的纪念品，晚上我们坐船夜游黄浦江，很美，上面还有很多好吃的，我到哪里都忘不了吃啊。

第八天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了，我们和去的时候一样，晚上坐上了火车，不过，回来这一路，我们玩的都很累，呼呼大睡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独自旅行，很平凡，但对我来说，却很难忘、美好。

[第一次独自旅行作文

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自己坐车，第一次打扫房间，第一次写作文……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做饭。

大家不是都喜欢听锅、碗、瓢、盆“交响曲”吗？那我今天就来个小不点做饭“永叹调”。星期天，爸爸妈妈都加班，家里只剩我一人。我飞快给好朋友谢嘉慧、李璇、傅林打电话，让她们来我家做客。她们马上就赶来了。我完了好一会，来了一个“大闹天宫”突然，我们四个都饿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的跑向厨房。

咱们做什么呢？白菜炖粉条吧，简单又方便。好！我们先切白菜，等着开锅。咦？锅怎么还不开？傅林急了：“不扭开关，一辈子也开不了！”李璇要炒，我连忙把她推开，真是“高手自有分寸。”白菜到进去了，该放粉条了。我使劲掰，掰不断，可妈妈一下子就能掰断呀！李璇忍不住了，一剪刀就剪断了。令我“不得不屈服”我又做了个汤，不料，把糖当成了盐。一尝，哇，那吃极了！第一次做饭的经历真令我难忘！

夜，悄悄降临了，银白色的月光像朦胧的银纱，倾泻在大地。几缕微风轻轻的吹着，寂静的街道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吠。

“妈妈现在有事，不能陪你到大姨家，你自己去好不好？”“好，没问题。”“你不害怕？”“切，那有什么可怕的，我已经长大了呀。”我忍不住撇撇嘴，心里想着，不就是走夜路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急忙打断妈妈的话，前脚已跨出了家门。

我走在寂静的街上，街灯已被熄灭了几盏，黑暗吞噬着整个街道，冰冷的空气向我袭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心里也不再哪么镇静，而是被一种忐忑不安的思绪打扰着，由于经常看恐怖片，我的心里总浮现出一个个鬼的面貌，而且总感觉有鬼在跟着我，我小心翼翼地朝后面看了几眼，还好，什么都没有，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又平静了许多。

“看来是我多想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我默默说道，可是这份难得的平静又很快被恐惧笼罩着，因为我的耳边传来阵阵响声，如果不是走夜路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面对无尽的黑暗，我只剩下恐惧，风呼呼的吹着还带者树叶的沙沙声，就像是风的咆啸。冷冷的寒意冲上我的心头。我的头上冷汗直冒。毕竟这样的夜路我才第一次走。望着周边的树木，它们仿佛都长着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直勾勾的望着我。风把树上的叶子吹落了，踏在小道上脚下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就在我恐惧时，一种更令我害怕的声音传来，“嘁嘁喳喳”“嘁嘁喳喳”我机警的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声音的来原，可那种声音还在不停得向我耳边袭来，我不禁加快了脚步，可脚就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抬不起，我壮着胆子向一块草地看去，原来是虫子的欢歌声。终于，我到了大姨家，正想埋怨妈妈，可妈妈却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以后你还要走更多的夜路呢。”人生的夜路，许许多多要靠自己去走。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你，你也看不见任何人，然而命运却会在每个人的路上摆上各式各样的障碍物，想让我们屈服，许多人，在困难面前低头，在风暴中迷失，在黑暗中不知所措……但是，黑暗的尽头，依旧是灿烂的阳光，学会自己走夜路，走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我初战告捷，小有成就感。钓鱼，令我乐在其中。——题记

钓鱼，一个考验你耐心的小游戏，是人和鱼直接的较量。而在三亚，一种奇异的钓法也正是这第一次钓鱼，我爱上了它。

说是钓鱼，更应该说是“捞鱼”。因为这个钓具很是奇怪，它连鱼钩都没有，只是一个类似与饮料瓶的一半，钉上一块铅块（注：就是重物），在瓶子上打一个小眼，用细尼龙线穿过去再打结，线很长很长，在用一块小木头把线缠起来。你说起奇怪不奇怪。饵料是面粉，把面粉和水调成浆糊放在瓶子中，再扔远远的，你握着线，等线有动静把它捞上来，一半都会有鱼。

那天，我拿着钓具来到河边。备好了饵料，向河中抛去。水面上当起涟漪。鱼儿先是吓了一跳，游开了。但我并不灰心，在等待鱼儿上钩。不一会鱼儿就禁不住诱惑在我的小瓶中贪婪地吃着饵料。我见此时机，飞快的拉着鱼线，捞上来一看，里面只是白白的面水，“鱼呢？”我不禁就纳起闷来。原来是我拉线太快，没有节奏，也是缺乏经验。但我又重装上阵，又一次向河中抛去。这次线有了动静，我有着节奏地拉着线，一条鱼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高兴极了，只见那小鱼在地上蹦来蹦去，鱼鳃在呼呼的动着。当太阳照在我的头顶时，我意识到我该回家了。于是我恋恋不舍地放了我的战利品，回家了。

虽然我把鱼放了，但那钓上鱼时的喜悦之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学校进行了第一次月考。整个学校里都浸入了高兴又紧张的世界里了。

诶呀，终于考完试啦。同学们似乎吃了药一样高兴，个个甭提多高兴啦。虽说考完试啦，但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也不知道考的怎么样了。身体是放松了，可心却未能放松下来。

就这样到了发试卷的日子，我怀揣着祈祷的心坐在教室里等待着成绩单，当老师发到我的成绩时，我傻了，呆呆的凝望着一瞬间，我望不到窗外，似乎时间已经静止，我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心中却只想着回家怎样面对妈妈，成绩下降如此之快，妈妈会很失望的，这时的我对我自己已经绝望，此时，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该来的总是会来，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我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家门口，我的脚步止住了，踌躇不前我没有勇气踏进家门，想到妈妈日复一日的照顾我，我就更没有勇气了，可时间不等人，快到6点啦，如果再不回家妈妈会着急的，就这样我被迫踏进家门，当妈妈带着笑容向我迎来时，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当我把成绩告诉妈妈时，从妈妈的眼神里看到一丝失望，我竭尽全力的不让自己落泪，可最终还是没控制住自己，扑进妈妈的怀里，善解人意的妈妈鼓励我说：“不要紧的，这次没考好，下次继续努力，哭是没有用的，应该找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争取下次考个好成绩”。就这样在妈妈的鼓励下，我开始找自己的缺点，做一个学习计划，争取下次考个好成绩。

星期六，爸爸开着汽车把我送到了建强量贩，那天上午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爸爸给我了五十八块八元钱让我去购物。

走到建强超市里面的时候一看，超市里人山人海，物品应有尽有，数不清的东西让我看的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我想了一想，于是我大喊一声：“这里有没有本叫《世界上最经典的武器》的书？”喊完之后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想：“万一人家训我了怎么办？”我一看，有位服务员阿姨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于是我不好意思的奔向阿姨：“阿姨，你能帮我找一本《世界上最经典的武器》这本书吗？”阿姨看了看我说：“可以。”于是，我们来到了放军事书的地方，我们在那找了很久，突然阿姨说：“那本书在这。”我一瞧：“啊，果然找到了！”我对阿姨说了声谢谢，转身去别的区了。我总共买了八样东西，真是满载而归。

这就是我的购物经历。

那是我第一次说要放弃。

舞台下，人山人海，大家一个个神采奕奕，而我却要去楼上等待——我只能弹钢琴。说实话，朗诵我声音太小，唱歌会发抖，讲故事就更别说了。一系列紧张在我脑海里出现，一直从九点紧张到下午五点，

我准时来到了学校，看到那些比我大胆十倍的弟弟妹妹成功晋级，心里不禁打颤。我在一旁听到老师和家长的对话：“选演员就是选胆子大的，弹钢琴什么优势不大，弹琴的就几个，评委都知道弹得都挺好，干脆直接不听弹琴，直接问别的才艺。”天啊，初赛就这么难，我还能晋级？！我冰冷的手触摸着琴键，准备着海选。

吃完饭，才知道，我错过了钢琴的海选时间。

老师说：“还可以唱唱歌什么的呀！”我心想：又不专业，还没准备，干脆不要参加了！早早的来了，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也有点生气，看见我哭哭啼啼的样子，说：“要不不参加了。”我不情愿的挤出一个字：“恩”

妈妈真的和老师说了，老师微笑的说：“没关系啊，等让评委再上来一趟，专门给明梓看看吧！”心里总算落了快大石头，早说这样，我还哭干嘛！

等亲眼看见评委时，我却一点也不紧张。陶醉的弹我的“杰作”，这首曲子我练了一个月，就不信不让他们听出童年的回忆来！时间仿佛被冻结了，评委竟然听了整首曲子，并表扬我很投入，心里不禁暗暗自喜，“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吗？”“唱歌”等发挥了自己最不擅长但喜欢的唱歌，我心想：完蛋了。“要是按这个性格来塑造个人物一定可以，但是就是要选大胆的。弹琴很不错，等下次看看你的朗诵。”嘿嘿，一定是过了！老师笑了，我对评委鞠了一躬，表示感谢。

难忘的一次，说放弃的我，最终还是成功了。很感谢老师让我重找信心，很感谢这次体验带来的勇气，等参加复赛，不能再说放弃。

从小我就上过很多次台，但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第一次上台。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举办了盛大的庆“六一”儿童节活动。老师专门拿出时间教我们跳舞，我们练得非常认真。我们跳的是《捉泥鳅》，歌声很美，舞蹈也很美，我们都很喜欢。

老师告诉我们“六一”儿童节那天我们要统一服装，女生穿短裙和白色的凉鞋；男生穿白色T恤和黑色的短裤，还有黑色的凉鞋。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有新衣服穿了。

“六一”儿童节到了，节目都很好看。有的唱歌，歌声洪亮清脆；有的跳舞，跳得像蝴蝶一样美丽。轮到我们上台了，大家有点慌乱。老师赶紧安慰我们，你看你们多美呀：女孩像小公主，男孩像小王子，你们是最棒的。我们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慢慢平静了下来。

老师站在舞台前方为我们加油鼓掌，可是我的心却怦怦直跳，真想找个机会像兔子似的逃跑。我默默地为自己加油：李美玲不要害怕，没关系的，只要正常发挥就行了。渐渐的，我的心平静了下来。音乐响起来了，我们跟着音乐跳了起来，我们越跳越快乐。可是跳着跳着，我的鞋子不小心掉了一只，小观众们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由得脸红了。我听到老师大声喊：“李美玲，加油！”我急忙穿好鞋子继续跳了起来。

表演结束了，我们只得了第二名，我想应该是因为我的缘故吧。可是老师对我说我是最棒的，鞋子丢了还能继续跳下去。听了老师的话，我又笑了。

通过第一次上台，我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了！

我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而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在居委会上演讲的事。

在我读二年级时，我们班法儿达娜的妈妈组织了一次演讲竞赛，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这次竞赛。

我满心欢喜地让爸爸妈妈帮我准备演讲稿，成稿后，爸爸妈妈给了我，我兴奋地拿起演讲稿读了起来。

好不容易熬到演讲的那一天，我心怀激动地来到竞赛地点，一看名单，我是第27个。心想：还早着呢！于是我拿起稿子又看了几遍。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轮到我了。当我站在台上时，心里莫名地多出了几分紧张，就像怀里抱着一只小兔子一样怦怦乱跳。原本读得很熟的稿子。现在却说不出，我鼓起勇气，终于憋出了第一句话，过于紧张，我说话吐字不清楚，句子说不出。下台时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并没有竞选上，失落的感觉，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当时我真的想找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回家的路上，爸爸妈妈一直安慰我说：“重在参与。”可我还是难过了好几天，虽然我没有表现出来。

那件事过后，每每想起，我总是会有些心痛与失落，但我又想，人生总会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我不能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呀！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失败怎么会有明天的成功呢！

端午小长假，妈妈带我去做了一次陶艺。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和善的阿姨，先是向我们亲切问候，接着把我们领进了陶瓷室。

陶瓷室里有一位姐姐，正在教几小孩子做陶瓷。她戴了一个黑框眼镜，很美丽。阿姨让我称她王老师。

王老师看见我，面带笑容地走过来：“小朋友，你是来做陶瓷的吗？”“是的！”我马上回答。王老师便让我坐在一个机器后面。那个机器有一个按钮，上面还有一个旋转盘。我很不解，要用这个干嘛？

王老师从一个红袋子里拿出来一大堆灰色的泥土，递给我，让我放在那个机器的旋转盘上面。那堆泥土湿湿的，摸着很舒服。

王老师站在我身后，手把手地教我。只见她按下了那个按钮，旋转盘便飞速转起来。上面的泥土也有了一点变化。

王老师问我想做一个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花瓶！”于是，王老师就带着我做了起来。她的双手往泥土中间挤，那里就变细了一点，最上面的泥土，王老师让我往外扩大，变成一个花瓶的瓶口。但泥土在王老师手里服服贴贴的，在我手中就没那么听话了。好不容易做了一个瓶口，最上面的地方却凹凸不平。没办法，王老师只得拿一个类似小刀的东西，把多余的泥土去掉。

不知什么时候，瓶口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口子，真的可以插花了。成品做好了，我暗暗欣赏它。真的很美！在旋转的过程中，花瓶慢慢有了花纹。虽然颜色还是灰色的，但已经很美。

王老师说花瓶还要等它变干，染了色才能给我。没办法，我只好怏怏地回了家。

想到下次就可以拥有一个美丽的花瓶了，我可真有点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