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

古代的汉字属于表意性文字，字形结构的标音表义倾向，使得汉字的笔画、结构日益复杂起来，或者是因为一个字从单义变成了多义，因此，出于字形上分化区别意义的需要，往往也在原有的汉字上增添成分。例如“云”，本来就是表示云彩的象形字，后来表示说话的“云”(如人云亦云)也用这个字表示，为了区别字义，于是人们在原字基础上增加偏旁“雨”，构成形声字“雲”表示云彩意义，原字“云”表示说话的意义，如“古人云”。又如“益”，本字就是表示水在器皿上，表示溢出，会意字，后来表示又产生了更加这样的意义，例如“精益求精、老当益壮”，所以本义就另外创造一个“溢”来表示，这样汉字的结构就复杂起来了。有些字结构上叠床架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难。

俗话说物极必反，汉字结构繁化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其不便使用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是人们又在使用过程中开始简写汉字，省改笔画，形成了一大批的简化字。实际上，汉字简化是伴随着汉字发展始终的，从复杂到简单，这也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从金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再从隶书到草书、楷书，汉字每一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伴随着笔画结构的简化。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大部分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例如“云、采、电、面、众、”等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像《说文解字》这样规范小篆的字书，对于一些俗体字，即民间流行的简化字，也照样收录，比如“礼”字，公元1956年经国务院公布才取得正体地位，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但实际上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就已经收录了，它在非正体的位置上可以说苦苦挣扎了差不多两千年，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今天出土的许多文物，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敦煌变文集等都有许多简化字，至于宋元以来，各种写本中的简化字更是满目皆是，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不能登入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非常盛行，与官方文书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汉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两种势力在相互斗争的：从便于区别字义看，汉字需要繁华，结构复杂些，笔画多些，这样多一些区别特征;从有利用人们日常学习使用看，汉字需要简化，笔画结构简单一些为好。在这两种势力的斗争中，简化取得了最后胜利，因为人们创造汉字是为了使用，当然必须顺应民心，适当简化，于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简化字，简化，是文字发展的必然，简化字，是汉字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今天不简，明天一定要简，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今天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汉字历史发展的要求，把民间流行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而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方便人们大众使用汉字。当然，文字是具有社会性的，因此我们使用汉字，必须注意规范，个人不能随意简化，而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有关汉字简化的诸多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简化汉字是对文化的极大之破坏。

1、汉字简化后，不利于对中国五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继承，推广汉字简化之后，很多现代中国人无法再直接阅读古代的典籍。即使把古书以简化字重印，亦往往会出现歧义，使读者误解。

2、不利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日本等外国使用的汉字也进一步脱节，做成人为的“书不同文”。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要是考量到大陆地区在世界的地位日渐重要，故随之采用简体，所谓大势所趋，追究其根源，仍是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力。

3、简化字违反了六书造字原则，但又不是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大大削弱了汉字的科学性与逻辑性。许多汉字失去表义的结构，使学习汉文的过程中失去以表义结构推测字义的学习途径。现行简化字的推类系统混乱，常有例外的或类推不一致情况，而且什么字依从类推、什么字不依从的随机性很高。结果使汉字系统更繁杂，增加学习者的负担。

4、汉字的发展并非只是简化。像“又、有、右、手、佑、佑”等字，甲骨文都只写作“又”，可见繁化的过程亦一直在汉字中进行，并且在汉字发展中占了不少比重。这主要是为了辨义的实际需要，自然而然发展而成的，并非用政治力去强行改造。而自楷书大致定型至今，时间已接近两千年。把“简化”说成是汉字的主要发展途径，是粗疏和太“想当然”的。

5、从书法美观的角度出发，很多简化字的设计不够严谨，同时对于篆书、隶书等书体，简化之后失去原先书体的特殊美感。

6、一字多义，简化后产生的许多类似字形，以及缺乏音义结构等，都造成阅读上辨识的困难。

7、很多媒体如报纸、网站等被迫同时设立繁体和简体两种不同的版本和/或相关的繁简转换工具，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8、在电脑处理汉字中，不论繁体还是简体，输入速度均相若。并不见得简体字较有效率。但简化字一字兼代数字的设计，增加了用电脑转换时的难度，使转换结果不太理想。

9、简化字与扫除文盲没有直接关系，在香港、台湾等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文盲人口比例远远低于中国内地，可见扫盲工作重点在教育的资源投放及教育政策上，而非简化字。

10、以形声方法创制出来的简体字，未必能兼照各种方言或古音，使部分地区的人难以理解这些简化字。如“舰”字以“监”作声旁，兼顾古音系统和各地许多方言，简化字写作“舰”，以“见”作声旁，只照顾了普通话，切断了声旁与方言和古音的关系。研究古音或方言的谐声系统时，简化汉字往往不可信。

听了上述两位市民的经历，省政协委员赵勇表示，这些年媒体上确实也报道了一些办理事务开各种奇葩证明的事件，政府部门严守规章制度是好事，但既然是为民办事，机制就要灵活些。“无论办什么手续，只要当事人能提供真实准确的证明即可，有时秉承以往的规章制度，反而容易造成虚假，更不利于真实信息的查验。”“现在政府服务提倡高效为民，对于这些根本无处可开的证明，能简化就要简化，我们也会将其形成提案建议，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省政协委员李连祥说。

2015年广州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孙晓琴提出了《关于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更大程度惠及民生的建议》，呼吁简化租房者提取公积金手续。

她认为，提取操作管理过严，不但会催生更多通过中介等方式套取公积金的冲动，降低缴存积极性。她还建议，开通网上和银行自助终端等方式提取。

部门回复：职工提取无需提供租房发票备案证明

针对人大代表的建议，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回复，自2015年12月25日起广州实施新规定，缴满3个月以上公积金，夫妻双方在广州行政区域内无房产者每月可以家庭为单位提取不超出600元的公积金用于租房。职工提取时只需要提供房管部门出具的广州市行政区域内个人及家庭名下无自有产权住房的证明，无需再提供租房发票和备案证明。

代表所提的网络和手机终端提取公积金也在进行，目前单位和职工可通过网上办理公积金汇缴、增减员、转移、查询、提取、提取预约和账户合并预约等业务。从2014年3月至今，通过网上提取公积金职工达到381417人次，占总提取数量比例54.2%。

公积金管理中心还透露，预计今年将进一步简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手续，推出住房公积金按月还贷提取业务。按月还贷提取将打破原本“半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的限制，职工符合按月还贷提取条件的，可申请每月自动转账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购房贷款。

我们写了那么多年字，大家对汉字了解多少?今天小编分享给大家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

“献”、“变”、“灯”、“坟”、“驴”，等等。

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

“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

“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汉字简化是通过减省笔画，把简笔字和俗体字作规范文字使用的汉字改革方式。下文是小编整理的汉字简化历史简介，欢迎阅读参考!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着《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着《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x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汉字简化历史简介

导语：我们所使用的汉字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从甲骨文开始，汉字一直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最终成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下面我们来看看近代汉字简化历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着《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着《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着《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着《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330多个。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dang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

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1972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其中有131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53个，差不多相同的有9个。

南朝鲜：1983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90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29个，差不多相同的有4个。

[文学常识：关于汉字的简化历史

古代的汉字属于表意性文字，字形结构的标音表义倾向，使得汉字的笔画、结构日益复杂起来，或者是因为一个字从单义变成了多义。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文学常识之汉字的简化，欢迎大家阅读！

例如“云”，本来就是表示云彩的象形字，后来表示说话的“云”（如人云亦云）也用这个字表示，为了区别字义，于是人们在原字基础上增加偏旁“雨”，构成形声字“雲”表示云彩意义，原字“云”表示说话的意义，如“古人云”。又如“益”，本字就是表示水在器皿上，表示溢出，会意字，后来表示又产生了更加这样的意义，例如“精益求精、老当益壮”，所以本义就另外创造一个“溢”来表示，这样汉字的结构就复杂起来了。有些字结构上叠床架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繁难。

俗话说物极必反，汉字结构繁化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其不便使用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是人们又在使用过程中开始简写汉字，省改笔画，形成了一大批的简化字。实际上，汉字简化是伴随着汉字发展始终的，从复杂到简单，这也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从金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再从隶书到草书、楷书，汉字每一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伴随着笔画结构的简化。我们今天使用的简化字，大部分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例如“云、采、电、面、众、”等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像《说文解字》这样规范小篆的字书，对于一些俗体字，即民间流行的简化字，也照样收录，比如“礼”字，公元1956年经国务院公布才取得正体地位，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但实际上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就已经收录了，它在非正体的位置上可以说苦苦挣扎了差不多两千年，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今天出土的许多文物，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敦煌变文集等都有许多简化字，至于宋元以来，各种写本中的简化字更是满目皆是，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不能登入大雅之堂，但在民间却非常盛行，与官方文书形成鲜明对照。

所以汉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两种势力在相互斗争的：从便于区别字义看，汉字需要繁华，结构复杂些，笔画多些，这样多一些区别特征；从有利用人们日常学习使用看，汉字需要简化，笔画结构简单一些为好。在这两种势力的斗争中，简化取得了最后胜利，因为人们创造汉字是为了使用，当然必须顺应民心，适当简化，于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简化字，简化，是文字发展的必然，简化字，是汉字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今天不简，明天一定要简，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今天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汉字历史发展的要求，把民间流行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而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方便人们大众使用汉字。当然，文字是具有社会性的，因此我们使用汉字，必须注意规范，个人不能随意简化，而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文学常识：汉字的简化

语文教学过程主要是引导学生有条理地掌握教学重点内容的过程。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片面追求教学“艺术”和堆砌滥用教学手段等现象，已造成课堂教学层次的混乱。大量的事实证明：复杂、繁琐的教学过程会破坏学生思维的连续性，学生不仅不能进行持续、深入的思考，而且容易出现走神、开小差等不遵守课堂纪律的现象，长期以往还会形成厌学的情绪和浮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时要大力提倡简约，在搭好课文教学最基本的框架(教学重难点的解决)后再安排其他的教学内容。这样做，有助于教师把握教学的层次性目标，使课堂教学更有条理；有利于突出教学重点，防止对教学流程的构想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有利于学生拥有一定的时间去朗读、去感悟、去思考、去体验。

具体到一篇课文的教学，笔者以为突出以下几个教学环节即可：初读感知→精读理解→熟读迁移。初读感知，即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感知课文，对课文内容获得一个大概的了解；精读理解，是指教师在学生对课文有了全面把握和整体认识后，帮助学生体味、领悟课文的重、难点；熟读迁移，则是指教师主要通过对范文语言的迁移运用，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逐步地形成对语言文字的悟性。

一天，数学家觉得自己已受够了数学，于是他跑到消防队去宣布他想当消防员。消防队长说：“您看上去不错，可是我得先给您一个测试。”消防队长带数学家到消防队后院小巷，巷子里有一个货栈，一只消防栓和一卷软管。消防队长问：“假设货栈起火，您怎么办？”数学家回答：“我把消防栓接到软管上，打开水龙，把火浇灭。”消防队长说：“完全正确！最后一个问题：假设您走进小巷，而货栈没有起火，您怎么办？”数学家疑惑地思索了半天，终于答道：“我就把货栈点着。”消防队长大叫起来：“什么？太可怕了！您为什么要把货栈点着？”数学家回答：“这样我就把问题化简为一个我已经解决过的问题了。”

[有关数学家们的趣事的作文

近日读新闻，一则“最美汉服女孩”的报道令人眼前一亮。女孩接受采访时说，大学四年，她每天都穿着汉服在学校上课，从未间断。

汉服穿着大有讲究，每日一层一层衣服依次穿上，并梳好发髻。费时费力、着实不易，加之汉服毕竟不如平常衣服设计得实用，常会面临“冬凉夏暖”的尴尬处境。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穿衣日常，许多人想必不假思索地摒弃；而这个女孩的坚持自然有她的道理：弘扬汉文化，弘扬中华礼仪，存其繁复、存其精致优美，阻止它随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而被逐渐简化至消失。

众所周知，中华的礼仪向来使我们在世界人面前颇为自豪。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我们是素称“礼仪之邦”的华夏……然而，这种自豪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得底气不足。部分中国游客在境外旅游时毫无顾忌地喧哗，一丝礼仪风度也无；每天清早都市人开了门碰见邻居不问个好，失去了《从前慢》中“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的从容与温情……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和她的子民被时代的洪波裹挟着匆匆向前，紧锣密鼓，无暇喘息。“繁文缛节”？简之简之！

然而，静言思之，我们赶得这样急，就是为了赶上大潮流、现代化，就是为了在当代的舞台上留下一个脚步匆匆、身形疲惫的背影吗？这绝不是我们的初心！

这些看似复杂的礼仪，是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薪火相传的记忆。从来没有人敢说：礼仪与现代生活是不能共存的。纵然生活节奏加快，但心存一份厚重，那么即便脚步飞快也就不会失其本心了。

礼仪传承千年而经久不衰，或许就在于它的笨拙、它的投入。将一个动作重复三遍不难，重复十遍呢？重复千遍呢？重复、记忆是简单的事情，但它背后的心意无法替代。

如今，历史把一份问卷交给当代的我们，这自然是一种考验。怀着一颗简单纯净的心，数年如一日，不厌其“繁”地将中华礼仪文化传承下去，灌注一份真情实意，如一声问好、一封请柬，一种与长者同行孰前孰后的讲究……唯有尽其善、尽其美，才能留得那一份千年古国的优雅姿态、从容气度，向历史、向后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同样，中华文化更不应被随意粗暴地简化、更不应当将这种简化视作一种“删繁就简”的智慧。“中华文化五千年，源远流长，处处有罅隙，这都是可以产生故事的地方”，既已是处处可较真，处处可为故事，又哪里还经得住大手笔的简化呢？想想那些优美的词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团扇扑流萤”，这是颠三倒四的现代网络语言可以媲美的吗？再想想那些有趣的民俗古语，“一更黄昏，二更人定，三更夜半，四更鸡鸣，五更平旦”，不比国际通用的简单计时法浪漫许多！

王开岭曾在《古典之殇》中回忆了那些已逝或将逝的文化意象，并说：纪念那个原配的世界。我想，中华的礼仪文化正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古树，被一点一点砍下枝条、切断树根，失去着“原配”之美。我想，我们也许只有像那个美丽的汉服女孩一样，坚守着这样一种不应被简化的复杂，才能让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万代不再为那些逝去的众多美好而悲叹吧。

动物是有本能的。为了生存，它们会自主地判断，对同伴的生死产生共情，也对未知的后果有恐惧，进而谨慎。人也是如此。但人比动物高级些，我们认为，人具有价值观、同情心和预判结果的能力。

那么，库克又为什么担忧人会失去自己的本能呢？

在我看来，今天或是未来的人们，不会如他所想的那样失去价值观，而是价值观变得高度统一；不会失去同情心，而是同情心泛滥而廉价；至于罔顾后果，倒是很有可能，但又不是因为像计算机那样不能预见后果，而是将承担后果的责任从自己身上转移，或是选择性的遗忘了，进而敢于不计后果地胡作非为。

这大概是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人本身的劣根结合造成的结果。

信息传播变得高效、及时，全球信息交流一体化正在形成，总有人的价值观是相似的。他们会在讨论中逐渐结成一个阵营、会站队、会抱团，会为了与其他阵营对垒而团结一致，从而价值观不断地靠近、再靠近，最终整个集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受到一种“老大哥式”的价值观的支配。除此之外，人也在统一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同伴的鼓励与安慰”。以“利”字当头、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例，它们本该被限制、被批判，但在网络这样一种全匿名的平台上，人们却往往会看到许多人直言不讳自己对名利的追求，于是仿佛逐利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的确是第一要务，其他的价值导向都要靠边站。我们能看到，无论好的、坏的、香的、臭的，你总能找到同伴，从而在集体中底气十足，哪怕是无耻，也能被同伴赞一句，“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与此同时，当代的信息传播让人习惯于上一秒看灾情报告，下一秒就刷朋友圈、美食帖，也习惯于为各路人的煽情湿了眼眶，又转眼将其抛之脑后。而最应该引起关注的悲哀，也最无人问津。修女特蕾莎在回忆帮助印度贫民窟居民时说，“他们从不祈祷，因为上帝听不见；他们从不请求，因为不会有人理睬。”

而对后果的罔顾，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集体的力量。一群小人物，又或者，一帮乌合之众，一旦聚在一起，就有了为所欲为的勇气。无论是出于“法不责众”的信任，还是“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的自我欺骗，后果都被排除在了考虑之外，人们更享受当下的狂欢。

人，是不会像计算机一样思考的，但人会为了自己内心的堕落和物质的追求将思想模式化，将良心简单化，任性地找一些看似“正当”的理由把本会限制他们发挥“个性”的因素一一剔除。

这种自我简化的人无所谓责任、“道德准则”、理性思维或“诗意的栖居”，本质是盲目自私的，却又自以为正确纯善——我想，这或许就是康德所说的“伪善”，也即是恶。

碎片，顾名思义，就是零碎的块状物。在生活中，这种零零星星的东西似乎派不上任何用场。然而，这种“碎片”现在正逐渐成为思维的唯一代名词。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获取知识甚至不需要通过思考。当需要了解什么时，只需动动手指，搜索引擎便会自动向大脑输入有关信息。随后留在脑海中的只有简单概括的只言片语，或许有时候还会留下经常被忽略的出处。

体现“碎片思维”最明显的，应该是在阅读上。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阅读是十分重要的。过去人们都钟爱纸质书，少吃几顿饭也要攒钱买书，买回家后少说也能读个两遍。还有一种阅读叫“精读”，一本书可以反反复复品味好多遍，知道领悟书中的精髓。但那都是“过去”了，现在的阅读大多是在网上，形形色色的软件中随便哪一个人的投稿，感兴趣就能上去瞄一眼，二那些东西大多是内在空虚的。并且现在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只看开头结尾不考虑中间内容的习惯。看到结局后就觉得索然无味，根本无意探究中间的内容。在这样嘈杂纷扰又无法集中精力的阅读环境下，就算是在记忆中读过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而这样，所谓阅读的意义——了解有益的信息，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不知不觉中，“碎片思维”已扩散到了我们的生活中，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从而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俗话说，“君子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看待一个人不能只从一个点切入。就好比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到头来其实只不过是个人错误偏执的见解。现在我们都是以“第一印象”

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就如有些人对猫的理解，他对我好，我也不会亏待他；他对我不好，就是坏人。这样简单的判断有时也许是对的，但那只是巧合。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绝对单纯的善意或恶意，这因人而异。

我曾经听过一首歌，歌中主要就是在说，现在的人，有些看到相似的地方就是抄袭别人，用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换来虚有罪名。而在这样碎片化的判断中，自己对是非是否有判定呢？在这样随波逐流，众说纷纭的时代中，能否坚持自己的立场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这个碎片化时代，我们需要集碎片为整体，而不是让它们散落于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