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

12月25日，电视剧《聂荣臻》在中央一台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剧情从聂荣臻元帅去法国留学开始，囊括了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等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刻画出了一个纯粹、高尚、卓越的党的领导干部的生动形象。

他曾是个热血的青年。“我找到了我的信仰!”这是90多年前，年轻的聂帅在巴黎公社纪念墙边坚定下来的信念，从此以后，这个胸怀天下，一心救国救民的年轻人开始了他对信仰执着的坚守和追求。

他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听从党的指挥，服从组织安排。无论是临危受命到上海特科工作，还是带领红一方面军为长征保驾护航，无论是到敌人眼皮底下白手起家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还是主动承担起领导“两弹一星”研发的重担，他从不挑肥拣瘦，叫苦叫累。党指哪儿打哪儿，勇挑重担，扎实苦干。

他善于处理干群关系。治军严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不允许军队扰民。即使是在部队粮食供应最困难的时候，也不允许士兵与百姓争食，并身体力行的帮扶困难群众。

他是一名卓越的领导者。

“不能脑子一热就决策，胸脯一拍就蛮干。”他深知“将令出，则军破身死”的道理，在战场上，从不轻率决策，珍爱士兵生命;在国防现代化的发展规划中，着眼政治、经济、外交全局，着力长远发展，科学规划，寓意深远。

“出了问题，责任也是在我。”作为领导，他从不规避责任，并勇于担责。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他一贯的作风。即便是在东风二号导弹第一次发射失败的情形下，他也顶住压力，强调“一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二要严查失败原因”，为一线科学家减压，鼓励他们从头再来。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是要当好科学家的勤务兵!”这是聂帅在要求研究院行政管理人员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妥善解决科学家后勤保障问题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尊重知识分子，深知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把人才放到最适合的地方，充分信任;他惜才，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想方设法的保护，尽可能给予科学家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好的生活待遇。正如钱学森所说，他是科学界永远的聂总，是千里马们心中永远的伯乐。

他是个厚道质朴的人。虽为游子却心系故土，一生功勋卓著然朴实无华。剧中，聂帅委婉的拒绝了将自己的物品捐献给军博的要求，将儿时的珍贵物品留给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江津，却执意将杨阿灿留下的记满了在抗日战争和国防建设事业中牺牲的烈士姓名的本子以及白求恩同志在牺牲前赠送他的鸭绒被捐给了军博，留给世人惦念。

“白求恩从不自私自利，是一个纯粹的人，是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是一名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这是电视剧最后聂帅与女儿在讨论该捐些什么给军事博物馆时，对白求恩同志的高度评价。而聂帅自己，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防军事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却一辈子厚道低调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高尚、纯粹的共产党人呢?

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计划。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49师大部被歼。

在漳州，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冲突。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任务。漳州是著名侨乡，红军部队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很大。因此，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还统一颁发了“入城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队入城后，总体纪律是良好的。部队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这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聂荣臻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惩戒是必要的，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多年之后，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路线”之争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企图破坏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于是，他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有自己的立场。他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个敏感的词语，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同志的观点最后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可惜115师的“胃口”太小，要想吃掉4000多日军不太可能，林彪盼着阎军迅速出击。可是眼看战斗快结束了，阎军那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林彪派司令部二科科长苏静以特派员的身份，两次“请”他们配合一下八路军作战。阎军指挥官说上边不让“轻举妄动”。不过还不错，阎军堵着北面的山岭，没脚底板抹油。林彪在东跑池一带用红笔画了三个重重的红圈。阎锡山关于平型关的出击计划多么好啊，五支红箭头除了担任正面防御外，8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平型关西、北方向出击。可是到了下午，平型关的日军都逃走了，对面的阎军却还在坐山观虎斗。

685团团长杨得志回忆：“狡猾的日军发现东跑池没有枪声，就从那里突围了，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掉。”作战科科长王秉璋回忆：“幸好我们115师是侧击，否则日军突围，那我们的伤亡可就大了。”按照林彪的作战计划，平型关战斗本不算结束，第二天还要再打个大仗。可阎军放弃了平型关正面的制高点团城口大山，黄昏降临，115师不得不撤退了。老将军们认为，如果阎军也同时出击，那平型关的战果肯定会更大。

对于被包围的日军板垣第五师团的情况，115师并不清楚，他们也是战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才了解到的。在战事结束后，对战果的统计也不太统一。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是：115师毙伤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我方伤亡500余人。

据当时的115师代参谋长孙毅回忆：“平型关大捷的那天夜里，我和林彪、聂荣臻住在距平型关几里路的小山村。我们睡在一个土炕上，一向寡言的林彪和聂荣臻竟聊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