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1935年，名声鼎盛的大画家徐悲鸿从巴黎刚回来，蒋介石就特意差张道藩来请徐悲鸿给他画一张半身像。张道藩尽管说了许多好话，可是都被徐悲鸿断然拒绝了。徐悲鸿说：“我是画家，对你们季员长丝毫没有兴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张道藩非常吃惊地说：“对委员长你没有兴趣，你对什么有兴趣?”徐悲鸿冷冷地笑了笑说：“我对人民大众感兴趣。”张道藩说：“这么说肯定不愿给蒋委员长画像了?”徐悲鸿说：“是的，是这样。”张道藩急。“徐先生，你是才华横益的艺术家，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做这样愚蠢的事，免得后悔。”徐悲鸿看了张道藩一眼说：“我永远不后悔。”

蒋介石去中山陵悼念孙中山先生，那时的南京中山陵还是比较荒僻的，路是小路，到了快*近的地方车就近不去了，路旁边还是草丛，由于一直没人修整，草都长到半人多高，蒋介石下车后，突然从草丛中站起一个人来，“有刺客。”这可把蒋介石身边的保镖给吓坏了，一个挡在蒋介石身前，一个立刻掏枪，一枪就把那个人给撂倒了，打死那个人之后，蒋介石的保镖们还不放心，小心翼翼的上前观看，一看那个人已然断气，但居然没穿裤子，在一看旁边还有一泡大便，蒋介石的保镖们顿时明白了，原来此人并非刺客，乃是一个随地大小便。唉，枉死城里从此多一个冤魂，蒋匪手中又多一笔血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随地大小便，不然必有杀身之祸!

多年前，蒋介石败走台湾。凭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经济实力……他哪方面不超过中国共产党?可是，他最终成了一个失败者。

几年以后，他有点醒悟了，认识到，是腐败导致了他的失败。他说：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五日，胡宗南攻入延安，蒋介石发布的嘉奖电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奖赏……”

五月，蒋致电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称：“抓住解放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可惜，几天之后，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亦死。六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就此总结说：

“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

“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之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讲话结束之前，蒋又鼓舞下属说：“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因此，“共产党绝对不可能打败我们”。

七月，蒋又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

“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两个月后，蒋宣布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蒋还说：“虽然共匪的组织训练和宣传技巧都比我们高强，”然而“我们的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却绝对比他们正确，而且合于民族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能研究他们的一切，明了他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来消灭他们。”

不过，面对中共由守转攻，蒋介石亦意识到党国事业已到“存亡危机之秋”。

至一九四八年，战场形势更加严峻，是年一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占领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蒋在这年一月的内部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斗争进入生死关头”为宗旨，严厉训斥了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训斥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我们转败为胜”。

蒋怒斥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竟能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军官对属下士兵的不闻不问，蒋也深恶痛绝，“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

蒋感叹说：“共军干部对于这些点，倒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

同年二月，蒋又对党务工作表示了愤慨：“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且毫无进展。”他说，由于党的错误，“一般社会人士抨击本党，往往不遗余力。甚至把本党同志看做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蒋还表达了对共产党的欣赏：“共产党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随后又痛心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戡乱军事检讨会”在国防部举行，大会第一天，蒋介石即指出：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

蒋还警告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九年，蒋说：“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至四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不能不走向失败”。

一九五六年，在败退台湾、痛定思痛、实行土改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战争中，我们未能将民生主义的原则，付诸实施。”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

国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会议一开始，特务们便大吵大嚷地冲上主席台，大打出手，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

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他气愤地说：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你们!他的愤怒指斥，把特务们吓慌了，一个个悄悄溜走了。接着，他又到医院里探望受伤的民主人士。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

显然，敌人准备对周恩来下毒手了。是去找蒋介石还是不去呢?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蒋介石14岁大婚当天，拜堂之后就跑出去跟小孩儿抢鞭炮玩，没入洞房。

◆请看蒋介石为陈洁如发的毒誓：“我发誓，自今后5年起，必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若违反祈求，我佛将我殛毙，将我南京政府打得粉碎。若我不对她履行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政府，将我逐出中国之外，永不回来。”明白蒋介石为什么笃信基督教了吧?他想哼，老子不信佛了你就管不着我!我发誓也就失效了。失效了吗?各位都知道。

◆蒋老大当了总统后，记者问蒋老二有什么感受?蒋二说：“我自然升了，原来是总统儿子，现在是总统弟弟。”

◆英国接受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蒋介石听到消息后气得假牙冲口而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掉地上了，捡起来没洗就塞进嘴里接着骂。

◆“西安事变”蒋介石没啥事情，倒是把他的哥哥吓出了心脏病，半个月后就死了。蒋介石是庶出，被吓死的大哥蒋介卿是嫡出。他能用介石的介是因为蒋介石发迹了，不然还得叫瑞元。

◆抗战之后清算汉奸，褚民谊说不要枪毙他，他马上献出珍宝，原来是一副肝脏，孙中山的。蒋介石大怒道：“你是什么东西，国父的肝脏你也配保管?”拖出去毙了。

◆1948年总统就职典礼前，蒋介石说穿军服，李宗仁傻乎乎就信了，结果当天蒋介石便装出席，一身戎装的李宗仁仿佛成了他的随从。

◆1965年李宗仁回国，记者问他对把兄弟蒋介石的评价，他说：“他也许有很多缺点，但于我个人来说，我喜欢他，我们都是Ioser(失败者)。”

拓展阅读：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抵渝后，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晚宴。翌日，当晨光熹微时，毛泽东便起床散步了。透过繁技密叶，毛泽东依稀看见一人低头背手向他走来。行至跟前，毛泽东叫了声“蒋委员长”，蒋介石一愣，继而笑着说：“哦。润之先生，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毛泽东莞尔一笑：“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此乃毛泽东首次邂逅蒋介石。

9月3日，毛泽东又行出访。本拟造访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但又闻蒋介石在于处，于是决定先行拜访居于左近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从戴宅出来后，毛泽东再到于处，突然见前面有人来，走近一看又是蒋介石，他客气的问毛泽东：“先生何往?”毛泽东坦然告之，蒋介石不乏怔忡，旋即佯笑道：“好，见见好……”此乃毛泽东第二次邂逅蒋介石。

大革命时期，蒋百里劝得意门生、湘军唐生智率军投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介石)，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生智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6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名为“保护”，实为不让他自由活动。

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亡命?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

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陈仪与蒋百里曾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训，且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陈仪为人正直、仗义，1915年曾通过蒋百里、张宗祥通风报信，催促蔡锷逃出天津，避开袁世凯的追杀(当时袁世凯命陈仪带兵追蔡锷)。蒋百里被捕后，不明陈仪的用心，以为来日无多，视死如归，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练书法。

反蒋的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均由蒋百里的前来探监的4个女儿轮流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探监的挚友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

“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

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蒋介石日记9月21日：

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蒋介石日记9月22日：

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蒋介石日记9月23日：

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蒋介石日记9月26日：

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蒋纬国，1916年10月生于日本东京。蒋纬国晚年在自传《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承认，其生父戴季陶，生母日本护士重松金子。蒋纬国出生后，母子曾来中国认父。因戴惧内，蒋介石决定收养，并交如夫人姚冶诚照顾教育。蒋纬国中学毕业后，立志要当一名军人。蒋介石说：“你想当军人，首先要学理科，从理工入手。”于是蒋纬国上了东吴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蒋介石又说：“还不行，你还要学文学，有文学气质才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样，蒋纬国又入文学院进修。

1936年，蒋纬国以军事家蒋百里的侍从官身份随同访问德国。1937年进入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学习，后又在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并三次受到希特勒的接见。1939年夏，蒋纬国柏林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德国山地兵第七军团见习。后拟到波兰边境的德军第8师报到。因欧洲战局一触即发，蒋纬国同年8月中旬奉父命离开德国。9月1日，德军闪电式大举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1939年9月16日，蒋纬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登船，直航纽约。蒋纬国到美后，临时担任考察美国空军训练之蒋孝棠中校的随从。10月进入美国陆军对空战术训练班，接受空军战术及地勤业务训练。后蒋纬国又到美陆军装甲兵训练中心受训10个月。

1941年3月，蒋纬国结束美国军事培训返回重庆，至军政部报到，等候分发。蒋介石原想让蒋纬国去空军，但蒋纬国坚持要从陆军基层干起，蒋介石同意其选择，经过考虑，派其去嫡系胡宗南部锻炼。

1941年5月，蒋纬国随军政部长何应钦乘飞机抵达陕西，任胡部第一师三团二营五连少尉排长。驻地赤水，两个月后，升五连上尉连长。部队由赤水移防东全店，再移潼关附近守河防。在部队，流传蒋纬国英勇杀寇的故事。有一次，一批日军谍报人员，带12个地雷，偷渡过河，准备炸潼关铁路隧道，被蒋纬国放出之眼线查知，则全部活捉。还有一次，潼关北岸的一队日本兵在风陵渡口嗷嗷乱叫，对南岸国军不屑一顾。此时，恰逢蒋纬国巡查前沿阵地，便抱起一挺机枪，瞄准对岸日本兵一阵点射。顷刻间5个鬼子倒在了河滩上，幸存者狼狈逃窜。

在西安，还流传着一位少将和蒋纬国换枪轶事。1942年秋，蒋纬国坐火车从潼关回西安。在下铺休息。这时进来一位国军少将，蒋纬国忙站起来立正敬礼，敬完礼还没坐下，骄横的少将让其去睡上铺。蒋纬国二话不说即去上铺。谁知腰里露出一把漂亮的银色白朗宁手枪。这是蒋介石所赠。那位少将见之爱不释手，不经同意，就把蒋纬国的手枪强行换走了。次日晨，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派副官接站，这位少将也认识胡的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寒暄后少将离去，蒋纬国也跟副官一起出站。中午时分，蒋纬国在宿舍休息，有人来说，外面有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蒋纬国出去，赶紧把那位少将扶起来。少将哭丧着脸，说有眼不识泰山，连连道歉，并要换回手枪。蒋纬国宽宏大量，说你要喜欢就带走吧。少将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

1944年8月，蒋纬国奉调陕西汉中，任青年军第206师616团2营营长。蒋纬国西安辞行时，又接军令部指令暂缓汉中赴任，以新一军上尉参谋身份，随“中国高级将领访问团”前往印度蓝姆迦，协调英美在印缅作战之矛盾，并参加中国驻印军战车训练班第二期训练。蒋纬国在美国装甲兵训练中心，曾接受过10个月的训练，故对此次短训驾轻就熟，还协助教官修好装甲车“自动平衡器”，得到美军教官赞语。

1945年6月，蒋纬国到汉中青年军第206师报到。时正夏季，汉中水草茂密，蚊蝇滋生，军营卫生甚差，蒋纬国患上痢病，因此发起灭蝇运动。由部队做好苍蝇拍，发给每个士兵，规定每天要交10个苍蝇。灭蝇运动由第2营推展到其他营区，还被驻地村民效仿，收效甚好。青年军第206师从西北征收知识青年从军，一批回族青年入伍。为防止他们抱团生事，故分散到每个连安置。各连都有多名回教青年，他们宗教信仰、饮食习惯与汉人不同，生活遇到困难。且每人身上都带刀防身，有时还在外边闹事，师部非常头疼。经蒋纬国与方师长研究，将所有回族军人合编为一个连，为蒋纬国营之重兵器连，连长、连指导员，皆派回教军事骨干担任，生活也按宗教信仰置办。此连后来军纪甚佳，士气高涨。

抗战胜利前，蒋纬国从随身携带之收音机，收到外台广播，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时大众传播甚闭塞，整个汉中尚无人知道。蒋纬国乘发薪之际，叫营行政副官把所有人的薪饷及军人福利社的钱通通拿来，叫部下在汉中街上抢买烟酒、鞭炮及其他食物，作短暂之“囤积”。等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时，再加倍卖出去，不但庆祝吃喝没有花钱，每个士兵还发了双薪。

蒋纬国在陕西与石静宜小姐相识相爱，也成为蒋纬国温馨的回忆。关于石静宜与蒋纬国的相遇，流传着两个版本。一个是列车上一见钟情说。据说蒋纬国在从西安返回部队的列车上，他的身边坐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妙龄姑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英文报纸，这个姑娘就是石静宜。蒋纬国怦然心动。以借看报纸为由进行搭讪。“一个丘八，能看懂英文报纸?”她婉拒道：“对不起，这是英文报纸。”“我知道这是英文报纸，我就喜欢看英文报纸。”石静宜狐疑之下把报纸递给了蒋纬国。他轻声朗读起其中一篇文章来，石静宜被他准确的发音、流利的朗诵震惊了。再仔细一看，蒋纬国浓眉大眼，身上也没有那么一股子“兵油子”气了，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与蒋纬国攀谈起来。此时的石静宜瞬间转变了对蒋纬国的看法，两人的交谈也在一片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着，两颗心也靠得越来越近。

另一个版本是一舞定情说。石凤翔是陕西纺织品大亨，视女儿石静宜为掌上明珠，社交场合都会带其前往，当然，其中也不乏觅得佳婿之意。而石静宜青春可人，又能歌善舞，是各种舞会的明星人物。1943年秋天，石凤翔应邀参加西安知名士绅刘楚才的生日宴会。恰逢蒋纬国到西安公干，也在受邀之列。晚宴后的舞会，石静宜的明媚，蒋纬国的阳刚，成为两颗最闪亮的星。同样的好感使他们不断向对方靠近，两人优美的舞姿，更是博得宾客们的赞誉。

1944年12月25日，蒋纬国与石静宜终成眷属。洞房安置在西安北郊常宁(抗战时，胡宗南为蒋介石修建的行宫，还筑有秘密地道)。并在西安市东大街英华照相馆拍摄新婚照。婚礼由胡宗南主持，由于公务繁忙，蒋介石未能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但是送来一句话：“好好治家，家和万事兴。”

二人新婚不久，蒋纬国就携带妻子来到汉中军营。对于这段军营生活，他曾深情回忆道：“我们结婚后，我奉调到青年军当营长，石静宜和我一起来到汉中军营，我们和张慕飞排长夫妇同住在一个破庙中。这一个富家小姐，能够跟着我跑，随身只有一个炭炉子及两个锅子，一个煮饭，一个烧菜，每天做饭给我吃，她毫无怨言。”

1945年底，蒋介石根据蒋纬国的专长和国军发展需要，把他从青年军副团长任上调到国军装甲兵部，担任第三处处长。从此，蒋纬国离开陕西，他的军人生涯开始一个新的时期。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此打击中国共产党,也打击了国民党左派,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常委会主席汪精卫。

1926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在北伐中,蒋介石进一步扩张了其个人势力,野心也更加膨胀。北伐之初,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迎汪复职”运动,其目的是抑制蒋介石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的企图,维护统一战线的持续。8月,“拥汪反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尚未丰满,既需要取得苏联的援助,也需要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进行北伐。因此,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耍两面派手法,公冕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蒋介石觉得他自己很孤立,他叫蒋先云同我说,要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说他始终要和共产党合作……要我们不要拥汪,党明知他说的是谎话,但仍决定我到上海走一趟,敷衍他一下。”

为什么蒋介石选择胡公冕去见陈独秀呢?除了北伐时期胡公冕是公开的共产党人,还因为在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与胡公冕就有部属关系,而且北伐时胡公冕又受蒋介石的领导。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沪军督邮陈其美急召正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回国。蒋介石被任命为黄郛的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公冕则在革命军当排长。蒋介石任团长后,一天晚上后半夜来查勤,正好公冕当值星官,蒋见他军装整齐,值星室床铺上棉被叠得平平整整,说明他彻夜未眠。蒋介石赞扬公冕“恪尽职守、警惕性高”,并询问他过去的情况。当得知公冕是浙江同乡时,蒋介石很高兴,从此视其为亲信。部队从宁波移师至上海,改编成“模范团”后,蒋介石仍任团长,公冕则被蒋升为队长(相当于连长)。后因看不惯蒋介石的生活方式,不久提出离团,告别了蒋介石。公冕后来提到这―时期的蒋介石时,说他“做事认真,生活荒唐”。

宋子文 20 日上午10 时乘飞机抵达西安，“ 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 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 、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 、废除《塘沽》、《何梅》 、《察北》协定;3 、发动抗日运动;4 、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 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 渐次通情达理” 。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 ;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 张、杨) 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 张学良) 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 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 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 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淞沪抗战期间，由于战局吃紧，日本人的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的情绪也因此非常不好。当时他的总司令部设在庐山，遥控指挥，所有来往文件都由秘书长杨文泰递交。临近春节，蒋的侍卫中有一位连长突然呈请给假一月，准备回老家结婚，蒋看到请假条大怒，随手在上面批了“立即枪毙”4个字。

其手下顿时很为难，国难当头，不让结婚也就罢了，可立即枪毙也太邪乎、太血腥。这位连长哭丧着脸，只恨自己不是太监，老婆没娶到，小命却快丢掉，于是求秘书长去说情。

秘书长等委员长火气消了一点，前去说情。他先装腔作势地批评连长，说战争正在紧张时期，请假结婚确实不应当，不过现在正值用人之际，委员长是否可以从轻发落，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蒋委员长已忘了这事，大大咧咧地说：“请假回家，只要如期归队就行，处分不处分关系不大。”秘书长听了，连忙把写着“立即枪毙”的批示给他看，蒋委员长看了，叹气说：“是看错文件了。”然后重新批示：“照准，并给予一千元。”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蒋的性格：暴躁，刚愎自用，不像国家领袖，更像身家过亿的私企大老板。有学者说蒋的不同凡响，是因为他身上同时具有日本浪人的刁蛮和浙江人的侠气。前者与其留学日本有关，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所谓游荡无赖之徒，能屈能伸;后者远可以追溯到他的老乡越王勾践，近可以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想到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们都坚忍不拔，不怕死。

蒋介石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

另一

蒋介石，孙文爱徒，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国家党、政、军核心领导人，也是四大家族的政治核心。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并建立独裁统治，对内积极镇压，对日退让妥协。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由于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