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为

据悉，防弹衣是周国泰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为此，周国泰攻读了中国纺织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并和鞍钢的老工人进行了许多次测试，最终研制出世界上最刚硬的防弹钢板，此后，他又用陶瓷对防弹衣进行试验。业内人士将他誉为“中国防弹衣之父”。

周国泰长期从事军用、民用功能服装和个体防护研究，在防弹装备、特种防护服装和防寒保暖材料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先后主持研制了防弹背心、防弹头盔，解决了防弹材料及防弹结构体复合成型、树脂基体合成等一系列技术关键，居国际先进水平，已装备军、警及执法部门，出口美国等10余个国家;开展了静电防护理论、特种防护服装研究与技术开发，研制的防静电、抗油拒水、阻燃等系列防护服装，装备到全国各大油田，并广泛用于石化、冶金、林业等部门;主持了被服保暖材料、保暖机理和生产技术研究;合作研制成功了热熔粘结絮片和PTFE防风防水透湿层压织物，广泛用于作训服、防寒服、南极考察服和运动服等;创建了我国服装工效研究中心和单兵防弹装备V50弹击试验室，系统开展了服装工效学研究，实现了我国防弹装备测试评价与国际接轨。

在奥运会中表现出色，杨方旭被誉为郎平的“变奏棋子”，她是中国女排的一枚奇兵。在本届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中国女排一扫前一场输给荷兰队的阴霾，杨方旭替补上场起到了作用，在拿下最后一分以后她崴了一下脚，当时就坐在了地上。

万幸的是，虽然打着封闭上场，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参加对阵巴西的比赛，此役，杨方旭刚一上场就吊球得分，帮助中国队渡过了困难轮次，随后在局末时又进攻打手出界得分。整场比赛她进攻得到4分，起到了打乱对方拦防节奏的作用，可谓“拼命三娘”。

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泽东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1910-1974)，四川达县人，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毛泽东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实干、苦干、拼命干起来的，长征前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他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公秉藩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仆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就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这部日记真实地记载了那个艰难岁月的天时、地理、民风、我情、敌况，从每日行军的里数，到每次难忘的战斗;从身经百战的真实记录，到马背攻读的心得体会;从蒙冤受屈的抑郁心志，到庆祝胜利的欢快时刻，无不行云流水般地舒展于他的笔端，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领导工作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7年6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聂荣臻同志在书的序言中称：“这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艰难险阻的征途中留下的珍贵史料。”徐向前同志为这部书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