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捷生

长征，是世界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大行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为建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做了最伟大的奠基。在这个意义上，长征成为了一部伟大的史诗。长征的神奇令世界注目。真正领略这神奇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长征路也造就了贺捷生的传奇人生。

认识贺捷生的人都知道，她虽然年纪不轻了，白净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不高不胖，说话声音甜美，温柔，面带笑容，哪像这般年龄的人哪。

欲想访问贺龙之女贺捷生部长，是两年前的愿望，那时贺部长的爱人身体欠佳，在301住院，妈妈蹇先任在北京医院住院。贺部长要两个医院跑。实在忙不过来接受采访。几次电话后，病人缓和一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贺部长在家中接待了我们。

不算太大的客厅里，墙上挂着贺龙元帅的照片，有十几盆鲜花，君子兰，杜鹃，剑兰等。当贺部长让公务员把我们带来鲜花插到花瓶里时，自己为我们沏茶。

这时一只小狗蹦蹦跳跳过来在我们面前闻来吻去，贺部长忙跟小狗说：阿姨来了，不认识吧，欢迎啊。我特喜欢小动物，也养了一只便问“她叫什么名字呀,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贺部长说是男孩。说完我们都乐了。

正说着，又有一只小狗惶惶悠悠的过来了，噢，还是只“玛尔基丝”名犬呢。这时贺部长把它抱起来，抚摸着它说：我已经养了14年了，可谓是人到老年了，它的眼睛几年前就看不见了，只是靠一点亮光和声音走动。贺部长怜悯地抱着它继续说：真怕有一天它不行了。我可伤心死了，它像我们家的一成员。我们被贺部长善良而美丽的心感动了。

贺捷生，是贺龙与蹇先任的女儿，1935年出生，1949年参军入西南军区医科大学预习班学习，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赴青海支边人青海民族学院助教，1962年起先后在天津财经学院、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1980年任总政治部干部部编研室副师职干事，1988年任该室正师职干事，1989年任该室主任，1990年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1993年任该部部长，199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吃草长大的女将军

贺捷生：我先来说一下，因为我是今天来的兄弟姊妹当中最大的。大家看我又矮又小，不太像个女将军，这是有原因的。我今年76岁，我是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19天出生的。当时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带着我，拉着马尾巴，忍饥挨饿，走过了长征，好几次我都差一点夭折了。长征中的叔叔伯伯们都开玩笑叫我"长征老干部"，实际上我是长征的包袱，我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还要二方面军的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关心我。

在长征60周年的时候，我说我是卸不下的包袱，你想枪都可以放下，但是唯独我是要抱着的，是要吃要喝的。长征途中大人都没有吃的，怎么把我带过来的呢，一直他们都不告诉我。一直到了我过60岁生日的那天，有位老同志就跟我说，"贺捷生，你这条命不容易，你也到了这么大年龄了，我们要告诉你一件很对不起你的事情。当时二方面军长征是最后出发的，走到草地的时候，能吃的草被前边走过的部队吃得差不多了，新草还没有长起来。没有粮食，主要靠吃草。所以二方面军的同志面临的危险不是被打死，而是被饿死。为了胜利走出草地，当时成立了一个叫做试吃组，这个试吃组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领导干部组成，他们就去把那个草先吃，完了以后就传下去，这种草没有毒，要吃这种草。

我当时吃的是试吃组的叔叔阿姨们吃的那个草，他们拿着那个草给我母亲，说这个你碾碎了喂你的孩子吧，不能让她死了，因为她是我们的接班人，革命要代代传下去。我当然不愿意吃，因为草毕竟是苦的，于是他们就捏着我的嘴巴，捏着我的鼻子灌进去，哭一声就吞进去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我在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关怀下，被抱着走出草地到了延安，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故事。

两把菜刀闹革命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春节进入倒计时，窗台上的那两盆绿色植物，也像约好追赶那个日子似的，在噌噌地长。它们青葱，鲜嫩，静若处子，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修长而又紧密簇拥的叶片，翡翠般晶莹，就像一束束绿色的光，从清水卵石间洁白的根茎中射出来。早晨醒来，看见它们比昨天又长高了，长茂盛了，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你好，水仙花。

其实，我是在问候一个人，一个藏在远方的人。

这个人知道我喜欢水仙花，每年都给我寄这些状如洋葱头的花种来，整整寄一麻袋。渐渐的，我的朋友们，比如每天伏案写作的张抗抗，就像生物钟似的，每到春节前差不多的日子，就会准备好精美而雅致的花盆，等着我打电话过去，告诉她花种到了。但那个藏在远方每年给我寄花种的人，却从来不留地址，都是先捎给他在北京的某个客户，再通知我派人派车去取回来。我至今不知道这一麻袋的水仙花种，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火车或近几年才有的高铁来的。

和他偶尔见过的一面，过去34年了。记得是1981年初冬，当时我老伴李振军同志还精力旺盛，活得丰富多彩，他除去担任部队政治部领导外，还酷爱书法和花草，算个书法家吧，上上下下结识许多具有同样情趣的朋友。一天，他接到彭冲同志的夫人骆平大姐打来的电话，说彭冲同志和她共同的故乡福建漳州在中山公园举办水仙花展览，邀我们一块去看水仙花。骆平大姐老资格了，比我出生还早一年参加革命，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在风雨中奔走一生的妇联老同志，还是个老到的水仙雕刻师。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从香山坐上车直奔中山公园，按约定在水仙展厅与彭冲同志和骆大姐会面。

骆大姐把故乡来北京举办水仙花展览的一个行家介绍给我们，说他是某某花木公司的经理，姓朱，叫朱江兴，水仙培植和雕刻远近闻名。站在面前的朱师傅，不到30岁，典型的南方中等个，唇上一溜忙得没来得及刮去的小胡须，说话闽地口音很重。我和他握手，他先在衣服上擦了擦，再慌忙伸出来，满是老茧的手又大又有力。“不敢当，不敢当。”骆大姐话未说完，朱师傅局促地说，他是个农民，地地道道的放牛娃出身，没有文化，小学都没有毕业。这是改革开放农民刚刚进城的年代，许多人羞于说自己是农民，朱师傅却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种地的，这种与土地相称的憨厚与诚实，让我感到亲切。说话间，他把我们领到一张台子前，边说边雕起水仙花来。他说，养水仙看似简单，但要把它们侍弄好，养成漂亮的盆景，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仙花生长的关键在雕工，在雕刻的力度和部位，比如你想让它往左边长，在葱头的左边雕一刀;你想让它往右边长，在葱头的右边雕一刀。不然，它们会一直往上长，最终养成一盆蒜苗，开不出几朵花不说，而且绝不会在你想让它开花的时候开。但是，雕刻又必须把握好深浅，雕深了会伤了主干，雕浅了不起作用。如此讲解和演示一番，他把刚雕过的水仙送给我们。我收下水仙，要给他钱，他像被火烫了似地慌忙推辞。说能把首长们请来观赏，是彭书记和骆大姐给他的天大的面子。我觉得不给钱不妥，怎么能占农民兄弟的便宜呢?正在推让中，骆大姐说，水仙花是朱师傅诚心要送的，钱他肯定不收。李主任不是写书法吗?笔墨都备好了，给他题幅字吧。我老伴说那好，当场为他写了副对联。他看着对联上的字，不敢评论，一个劲地说好好好。临别的时候，当着彭冲同志和骆大姐的面，他说：贺大姐喜欢水仙，我以后年年给你寄。当然，当时他就这么一说，我也就这么一听，谁会把这种即兴说的客套话当真呢?

那年春节，我家是在满屋子飘浮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中度过的。我们住部队制式房子，装修非常简单，也没有像样的家具，朱师傅送的水仙花摆在会客室最显眼的地方，长得特别鲜亮，欣欣向荣的叶片，如同炉火纯青的水墨画家画出来的，浓淡相宜，每一片绿叶都伸展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冰清玉洁的花，一团团，一簇簇，繁盛而不拥挤，像谦谦君子，与碧绿的叶子相得益彰。家里有了这盆花，平静的生活便有了主题，有了亮色。走在路上，都感到身上飘着一股香味。

我就是从那年开始养水仙花的。我喜欢它们的淡雅，它们的矜持，它们的不事喧哗，甘于寂寞。爱屋及乌，我当然也希望自己具有它们那样的品格，那样的高雅。之后30多年，每当春节到来前，我都要养几盆，放在窗台上、茶几上。这几乎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一种虔诚的念想。这30多年，我们的国家和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许多事情。我们当年同去中山公园看水仙花展览的4个人，如今只剩下我还活在世上，也到了80岁了。

今年再次收到朱师傅捎来的花种，我感慰莫名，唏嘘不迭，心里想，30多年过去，当年从漳州带着清纯的水仙花走进北京的朱师傅，也该岁满花甲，步入老人的行列了吧?难得他一诺千金，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年年如期给我寄水仙花种，而且每次都寄一麻袋来，而且从来不留通讯地址。你想，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30多年前随口说一句话，竟如此郑重地记在心里，如此信守自己的名誉，这是一件多么温馨动人的事!

就因为年年给我寄水仙花，我同朱师傅有了时断时续的电话和短信联系。内容无非是：“贺大姐，花种捎来了，请去某某地方找某某领。”“朱师傅，花种收到了，请告诉我你的通讯地址。”蹊跷的是，电话或短信每每到此，他都有意无意绕开了，有时推说客户来了，下次再说，有时干脆像一条鱼，刚一冒头便沉进深海，等来年再冒出来。我明白，他还像当年那样害怕我给他付钱，或回赠他什么礼物。在他看来，自家苗圃培植的水仙花，每年给看望过他的人捎几蔸过去，表达的是他的心意，就像城里的人每年给朋友寄贺卡，只说明他依然记得对方，想着对方;如果用它们换取礼尚往来，就不厚道了。

有时候，我们也在电话里说点别的。比如，我会问他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不好?经营花木压力大不大?需要不需要我为他做点什么?他总是说家里好，公司也好，什么都不需要。虽然他开的是家族公司，但兄弟妹妹都听他的，没有别人家常遇到的那些糟心事。

后来，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我寻章摘句，基本复原了他的人生履历：朱师傅的家乡漳州市龙海县九湖镇长福村，素有种花卖花的传统，但经过我们都知道的几十年折腾，这门传统产业完全荒芜了。政府允许种花卖花后，在老父亲的带领下，他家重操旧业，五兄妹在自家的五分自留地里种起了四季橘、扶桑、三角梅、茉莉和榕树等花木。排行老三的朱师傅因性情温和，苦累无怨，又能诚实待人，便由他挑着去漳州城里卖。漳州的街街巷巷走遍了，他便壮着胆子，坐上火车，把花弄到厦门去卖，福州去卖。渐渐的，他家的花，进了上海，进了北京。进的还不只是寻常百姓家，而是亚运村和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国家圣殿。1981年来中山公园参加花展的时候，他已经像模像样地办起了名为“万兴园艺”的家庭公司。尊逐渐年老的父亲为经理，他当副经理和法人代表。他看准的事，承揽的业务，无论赚钱还是倒贴，兄妹们从无怨言。几年过去，村子里家家经营花木，原本的长福村改为由陆定一同志题名的“百花村”。在竖起巨大牌匾的同时，开满鲜花的村庄也成了漳州花木交易的集散地。但村庄兴旺了，竞争也激烈了。这时，又是他让这个面临挑战的家转危为安：那一年，他随团去东南亚考察，发现一种叫海枣的树种，很适合国内老百姓家的门前屋后栽种，还可以当美化城市的绿化树，当即买了种子回来繁殖。此举让他的家族公司异军突起，直到今天，他培植的海枣树仍然畅销不衰。朱师傅对花木的热爱，还体现在他特别能开拓花的种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市场的鲜切花配叶品种异常单调，只有满天星一枝独秀，他试着把铁树、针葵、肾蕨引入配叶种类，结果大受欢迎。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村子野地里生长的一种排骨草，有用来做鲜切花配叶的前景，便一蔸蔸挖回来，在公司的苗圃里进行驯化，最终得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商家的认可。1990年，他家独自出产的这个排骨草鲜切花配叶，被亚运会列为指定产品。

许多年后，朱师傅的家族公司兴旺发达，拥有员工100多人，承租了800多亩土地辟为花木生产基地，构建塑料大棚4万平方米，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的上百家花木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产品外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作为固定资产，在他们的花木基地，还存有400亩4万多棵海枣大苗。朱师傅自己，更是获得了无数的荣誉。最风光的，是被推举为百花村的党支部书记、漳州市花卉协会会长。

最让我惊讶和佩服的是，由朱师傅作为主心骨支撑的家族公司，30多年不离不散，堪称奇迹。我们知道，产业搞大了，账上有了大把的钱，别说朋友合伙开的公司，即使父母创下的家业，最后闹得兄弟分家、反目成仇的，也屡见不鲜。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好像是我们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陋习。在漳州花木界名声响亮的朱师傅家却不这样。我推算过，农村人日晒雨淋，夜以继日，排行老三的朱师傅都60多岁了，他劳累了大半生的大哥和二哥，早该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比他小几岁的四弟和33岁才结婚但从未离家的妹妹，也都年过半百了。问题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自己已经成家或正要成家的孩子，就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吗?但五兄妹情深义长，没有任何人提分家。拥有20多口人的这个大家族，依然在一栋房子里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公司，老大老二和四弟各管一摊，都对当家的朱师傅负责。在家里，由妹妹朱红枣任总管，不管哥嫂还是弟媳，都得听她的。饭由谁做呢?四个媳妇轮流做，一人一个星期。她们不光要负责家人的一日三餐，还要给工人们准备饭菜。四个女人谁病了，谁临时进城办点个人的事，另外三人自动补缺。客户随时上门来拉货，遇上吃饭的时候，有劳动能力的都会放下碗筷去忙碌。因此，家里长年开流水席。听说，有人依据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建议他们也追赶潮流，在家人中设立股份制。五兄妹没有一个赞同，说兄弟如手指，一搞那个股份制，就分你我他了，一个家也就散了。

听到这些消息，我为朱师傅和他们的家族公司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说到农民，说到农民的家族企业，就说他们观念落后，没有现代意识;都希望他们做大，做强，做到城里去，做到世界上去。为什么不能遵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在本乡本土，全家人和和睦睦地经营下去，传承下去呢?要知道，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一种最高境界。就像朱师傅说的，家和了，事兴了，还有什么可求的?

春节前，我托朋友给朱师傅打电话，告诉他今年捎来的水仙花种又收到了，并再次提醒他，我现在还没有他的联系地址。这次，他爽快地给了地址。原来，他在报纸上看到我出版了一本新书，还得了好几个文学奖。他对我的朋友说，可不可以请贺大姐也给他寄一本书?而且希望我在送给他的书里，签上名字。

哦，这个再也不在远方藏着的人，这个几十年就像他培育的水仙花那样谦卑，那样保持着清水洗尘本色的人，他对我的要求，是这样的朴素，这样的轻微!正因为这样，在寄给他的那本书上，我不仅签了我的名字，还写下了我每天看到水仙花时的那句问候：

“你好，水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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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