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物质援助。但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对外战略上发生了根本分歧，造成中苏的严重对立。赫鲁晓夫为迫使中国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极端措施，迈出了破坏国家关系的第一步。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新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应。尽管当时中苏关系已趋恶化，齐米亚宁还是客观地未将“右派言论”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

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无理指责。周恩来反驳：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六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并于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是年12月，赫鲁晓夫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

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七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声明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

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要求苏联肯定沙皇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问题还多呢。两个月后，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崔庸健和巴卢库时又进一步提出了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界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苏联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继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再度进驻蒙古之后，1966年1月，苏蒙又进一步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苏联开始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

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牢记“法不可逾越、权不可滥用”的道理。不论一个人的权力有多大、职务有多高，只要滥用权力，迟早都要摔大跟头，迟早都要付出沉重代价，迟早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要始终坚持严以用权，把依法用权、依法办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自觉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行权。坚持依法用权，首先要做到依法决策。凡事都要认真想一想决策的法律依据、法定程序、法律责任，确保作出的决策不偏离法治轨道。坚持依法用权，其次要密织制度之网。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乱用权力或游走在纪律法律禁区的边缘，除自身定力不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缺失。管住权力，最根本的是靠制度约束。强调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这个要求不仅要落实在执纪环节，而且更要落实在制度建设环节。制度越严密，违法用权的机会就越少，领导干部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小。

残疾人的世界里，障碍似乎无处不在。

马拉卡纳体育场的一端，搭起一条高台跳雪似的跑道。当全场观众倒数开幕时，跑道的上方出现了一位轮椅运动员。

他从6层楼高的跑道上飞驰而下，穿越巨大的火焰圆圈，在满场惊呼声中翻滚着落在气垫上。

“如果有轮子，为什么不玩转它?”这是轮椅极限运动员阿伦的心声。轮椅不仅是他代步的工具，更是他点亮自我的道具。

有绚烂的烟火，也有出人意表的黑暗。

看台一片漆黑，场地中演员们手里的“盲杖”发出白光，忽而组成一个巨大的眼镜，忽而又带动出强劲的节拍。黑与白，光与暗，这样的交错提醒着人们，如果失去那些习以为常的感受会是怎样。生活中那些随时会出现的障碍，其实不仅存在于残疾人的世界里，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中。

那些打破障碍的力量，来自不设边界的心灵。

开幕式的最后一幅场景，曾获6枚残奥会游泳金牌的巴西运动员席尔瓦坐着轮椅，来到火炬台前。他的面前是层层叠叠的台阶。席尔瓦思忖片刻，台阶突然变换成“之”字形的坡道，他转动轮椅，奋力向上，圣火台上方，依然是奥运会开幕时的巨型太阳雕塑。当席尔瓦举起火炬引燃圣火盆，这一雕塑再度开始缓缓转动……生命律动，生生不息。

尽管本雅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预言经验已经“贫乏”和“贬值”,并对故事表现出了强烈的不信任,但随着消费主义的迅猛崛起,经验和故事在小说写作中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只是,在这些盛行的挂着个人标签的经验丛林中,许多的“个人经验”,都带着公共价值的烙印,它并没有脱离某些思想总体性的支配。正因为如此,今天的长篇小说才会呈现出那么多相类似的经验类型——无非是身体的或肉欲的,官场的或商场的,野史或者传奇;不仅经验投合了市场的趣味,就连经验推进的方式都大同小异。相反,二十世纪中国那些沉痛的现实却少有人正面触及。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

今天的小说材料,又何尝不是翻来覆去地用这三种?

“除此之外,别无材料”之困境,在当下的长篇小说界,反而有越发严重的趋势。当作家那点有限的个人记忆、个人秘史被腾空之后,写作将何以为继?当“作小说的人的报酬也丰富起来了”、作家的生活日益优越之后,他和自己身外那更广阔的现实如何再建立起亲密、内在的关系?或许因为看到了这一危机,我才特别推崇像莫言的《檀香刑》和贾平凹的《秦腔》这样的长篇:莫言处理的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贾平凹所写的是他已经远离多年的乡土生活,但都写得逼真而惊心动魄——他们对自己的叙事对象,显然是下了苦功去研究的。这样的写作确实大大扩展了当代小说经验的边界。所以,我认同格非所说的话:“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也同样考验作家面对世界发言的能力。世界不能沉默,人必须站出来说话,这是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迫切期待。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都向往自由，但自由并不完美。

自由没有边界，没有定义，它永远都是那么遥不可及。我想那些在荧屏上被人们所知晓的公众人物更渴望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人们时刻关注着。即便是这样，还有少部分的人没有放弃那颗渴望自由的心。比如，蔡康永，他大方的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没错，他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由了，可是他又真的自由吗？他成为了观众和媒体的另类，同时，他还面临着家人，朋友的不理解，他卸掉了伪装他自由了吗，我想，他内心所承受的，是我们这些旁观者远远无法体会的。

脱离那个不太现实的圈子，来说说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不耀眼也没有媒体的关注，可是我们自由吗？我的一位老师和我说过，他说：其实老师这个职业并不是我喜欢的，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我不解的问：那您怎么成为了老师了。他意味深长的说：生活所迫。是啊，我们都要生活，我们只有解决了温饱，才有心情去做想做的事。

在温饱面前我们是不自由的。可是当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时，我们还不自由，大众的眼光和评价捆住了我们向往自由的心。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面前，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不仅不自由，而且内心也是煎熬着的。我们口是心非，说着这个，心里却想着别的，我们在自由面前是虚伪的，虚伪的真实，虚伪的无奈。

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中是不快乐的，常常会说下辈子，我要当只鸟儿，想飞多高飞多高，下辈子，我要做只鱼，自由自在的。可是这些飞禽走兽有真的自由吗，小鸟在笼子里，鱼儿在鱼缸里，它们想要自由，可是出不去，哪怕遇到了好心的主人，放生了它们，它们的下场又是什么，是受伤，是折磨，是死亡，所以，它们也不自由。

而我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人也做过一些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事情，可是我做了这件事的下场就是要面对别人不解的目光和冷嘲热讽的话语，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却是我害怕承受的。所以，我只能慢慢的慢慢的磨掉的自己的棱角，来迁就我所处的环境。可我还是要寻找自由，我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纠结着，煎熬着，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想让它失去色彩和光芒。

自古以来，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渴望就像是种在心中的小树苗，一天一天长大，然后开花结果。

[自由的边界作文

一抹殷红色的夕阳照在西山上，湛蓝湛蓝的天空浮动着大块大块的白色云朵，它们在夕阳的辉映下呈现出火焰一般的嫣红，倘若你仔细地看，你会看见那云絮在空中飘动，就像置身于轻纱般的美梦似的，会使你远离烦恼的困扰

池鱼归渊，炊烟唤子，客旅兼程。夕阳吻地的轻响，划分了白天与黑夜。于是投林的倦鸟，也便如诗人焚烧的诗稿，载着夕阳的殷殷血焰归去了

一阵清爽的夜风扑面而来，仿佛一切烦恼与疲惫都置之度外了，身体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吹皱的河面，泛起了层层涟漪，折射着殷红的霞光，像撒下一河红色的玛瑙，熠熠生辉；远处的小竹林闪着绿幽幽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竹叶，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的声音，像唱着一首动听的歌；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

再往下看，一条小河—小北江，竹子的色调和晚霞的红晕，使小北江又增添了一份静谧的气氛，而竹子那风度翩翩的倩影和晚霞那瑰丽似锦的光芒，又使小北江在人们心目中倍增亲切；几条小渔船归航了，在河面划开了一道波光粼粼的水纹。

小鸟时而在半空中飞过，时而能听见喜鹊那清脆悦耳的鸣叫，这时，我才从黄昏的梦中苏醒过来。

太阳落山了，燃烧着的晚霞也渐渐暗淡下来了。

转眼间，西天的最后一抹晚霞已经融进冥冥的暮色之中，天色逐渐暗下来了，四周的群山，呈现出青黛色的轮廓，暮色渐浓，大地一片混沌迷茫。

这宛如一首交响曲的尾音，优美极了，但却渐渐地归于岑寂、无声，引起人们心中无穷的感喟，给校园的黄昏铺上一层感人肺腑的诗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它无与伦比的磅礴气势；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是它成熟的风韵；人间重晚情更衬出了它的宁静

渐渐的，渐渐的，夜幕降临了，我的脑海中还浮现着那醉人的黄昏，那美丽而令人心驰神往的情景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视线、我的精神、我的思想全都被这美得难以形容的黄昏图所沉浸了，我陷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中，不能自拔。

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静静地离开了这黄昏的边界

1．人太多了高尔基旅游时迷了路，晚上走到中国边界一个小村庄里，外面漫天大雪，他冷得受不住了，便去敲农家的门要求住宿。一个老太太在屋里大声问：“你是谁啊？”高尔基说：“阿历克谢·马克希·莫维奇怪。彼什科夫！”“人太多了！”老太太“嘭”地把刚打开的门关上，干脆地拒绝道。

2．高尔基小时候是在每天十几小时繁重劳动和鞭打责骂下度过的。但即使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也总是抓住每一分钟空闲时间读书。店老板不许他读书，他千方百计地弄到书，躲到阁楼上、储藏室里阅读。夜晚借月光或自制的小灯盏照着读书，没有蜡烛，他就把老的烛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罐头盒里，再注入一些灯油，用棉线卷一根灯芯照着读书。在面包房当工人时，他用零碎的木棒在揉面的台子上架起一个临时的书架，一面揉面团，一面读书。有一次，老板走进去看他在读书，想把书拿走扔到火里去，高尔基抓住老板的胳膊愤怒地叫喊：“你敢烧掉那本书！”吼退了老板。监视、威吓没能阻止高尔基读书，反而使他自学的信念更坚定了。

3．高尔基因祸得福一次，高尔基在烧水时，读书读得入了神，没有发觉水早就烧开了，结果把茶缸烧坏了。这下可闯了祸，凶狠的女主人抄起一根松木棍，不容分说就朝高尔基身上打来，一边打还一边骂，把高尔基打得遍体鳞伤，以至不得不请医生来看。高尔基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都渗出了血，木刺都扎进肉里去了。医生从他的背上拔出了十二根木刺，并非常义愤地鼓动高尔基去告发。女主人这时害怕了，她生怕高尔基去告她虐待罪。马上换了一副可怜的面孔说：“孩子！只要你不去告发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说话算数？”“是的。”女主人无可奈何地说。“只要你允许我在干完活后可以读书，我就不去告发你。”女主人极不情愿地答应了。这样，高尔基因祸得福，以皮肉受苦的代价，换来了多余时间读书的权利。

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孙悟空与如来佛打赌，倘若孙悟空能翻出如来佛的掌心，如来佛便许他做天庭之主。这场赌约的结果我们自然都已知晓，然而这背后留下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思考：当孙悟空自以为翻到天边之时，如来佛的掌心才是他无法摆脱的边界。如果我们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试着打破这个世界的边界。

边界存在于我们这世界的每一处之中：肉体是灵魂的边界，生物圈是人类生存的边界，历史是人类认识的边界。被限定在某个圈子里原地踏步的感觉自然不好受，因而人类在历史长河里挣扎。无数次的挣扎里，人类迎来了地理大发现，迎来了工业革命，迎来了恐龙化石的发现……人类一次又一次打破历史的边界，生产的边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春天。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成就却也象征了边界的无穷无尽。有神论，唯物论，辩证法成为了历代先贤探索更高远天空的有力武器。人类不能寄希望于一劳永逸的突破，边界背后是更广阔的边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前进，我们才能望见更广阔的世界。

现代人似乎正在陷入一种“孙悟空式”的困境里，一面在对现有体制的不满里乱扑腾，一面却难以寻觅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房价的激增、教育的不公、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日益减弱，成为了一颗又一颗的石子搅得湖面难以平静。这种焦虑又演变成了进一步的混乱与冲突。要打破这种局面，只有努力推进改革，打破原有的边界，为社会成长与发展寻觅更好的社会环境。变化是发展的必要，一味固守和滞留不过是走了晚清封建保守派的老路。

在改革的深水区里，要打破边界不是莽汉推墙就能办到的。把边界比作一堵墙的话，不同的边界自有不同的材质，木墙、石墙、铁墙，用以击破的武器是不同的。所以，要打破的不仅是世界的边界，更要打破思维的边界，处理方式的边界。“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是当今时代深改革的“良配”。

边界在被不断打破，然而又不断生成，总有人在这一过程中质疑突破的意义，又有人在这一场场摧毁里逐渐演生出打破一切边界以求更彻底的自由的欲望，从而进一步衍化出了拜伦式的忧伤主义和虚无主义。其实，这世界并不是单一的边界框定的围栏，有无数不同领域的边界在相互交织中构成了这世界的复杂与多彩，每一次的突破都为这世界创造更多的可能，然而一次性的全部推倒却只是在毁灭可能与可能组合的美丽性。白岩松说：“真正的自由是体制内的自由。”打碎杯子只能让杯子里的水四溢，这种莽夫之举难道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正如香港“占中”事件，谁受害谁得利，只要我们坐下来冷静地思考一番就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边界需要被打破，需要被合理打破，然而有些边界不应该也不能被打破。少年英雄雷楚年由神坛走向堕落，昭示了法律的边界不能用“英雄”的世界去扰乱和破坏。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国土的边界也绝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加以破坏的。善与恶的边界，正义与伪善的边界，真实与虚假的边界更应是我们要坚守的。除此以外，经济边界的突破不能干扰政治边界的稳定，人权边界的坚守不应突破主权边界的稳定，执法边界的保持不应撕开人性边界的防线，为政边界的建设不能突破原则边界的底线……

孙悟空翻跟头的时候应该看看究竟哪里是边界，该怎么翻，一味地蒙头前进，不管边界，不问方法，难怪只能落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潜以修炼。

这世界需要稳定也需要变化，如何发现边界，认识边界，打破边界，保持边界，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类的一个巨大的难题，也是这个时代赐予人类的一线曙光。

楚河汉界，隔敌手于一道两面；格线纵横，划棋子入有形边界。人生，是一盘棋，万事万物，皆有其边界。

有的边界，我们不能越，不能逾越的，譬如道德、法律。古人云：“无规矩不以成方圆。”当今社会，鱼龙混杂、众生百态，恐怕只能以“熔炉”形容之。若要让身处这个熔炉之中的事物和谐共生，我们需要以道德为距、法律为规，作一道无形的边界。

这无疑是一条死界，不能越也不可越。可现如今，人心的贪婪欲望急剧膨胀，多少人渴望突破这层边界，来满足自己腐朽的灵魂。于是多少贪腐官员浮出水面、邪教组织张狂不可一世。有人受金钱利益的唆使，狂征暴敛，将多少不义之财尽纳囊中。家中藏有几十箱现金、名下房产数百套、收缴的赃款烧坏了几台点钞机……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伴随着众多“大老虎”的落马而横空出世，等待官员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他们带不走越界得来之财，徒留越界不成反伤痕累累的心和躯体，空悲切。

高速移动的核外电子必须被原子核束缚着绕行，不得越界。碌碌众生，也必须坚守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不得越界。企图越过这一边界，只会作茧自缚。

然而人生不只是这一道边界。有的边界，我们应当去越、去突破。米兰·昆德拉有言：“人生是一颗长满了可能的大树。”世界充满了可能，突破传统思想的边界、不墨守成规，才能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技术发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皆如此。

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澎不久前在母校东南大学演讲，叙述了自己“劣迹累累的叛逆史”。从版面设计到作图构思，他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一次次冲击着当时建筑学的常规思路。而阔别母校几年后，他骄傲地站在讲台上说：“当年被许多人认为是白日梦的作品，如今已矗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突破了建筑学原有理论的边界，开启了更为广阔的新纪元。一个人的成功，大抵便是在不断突破边界、超越极限的过程中翩然降临的。正如一位科学家在回答学生有关学习的意义时说：“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是一个圆。学习便是不断汲取知识、突破原来的小圆，获得更大的圆，当你的圆足够大时，你便需要把注意力放在一点上，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突破。”人生，便是在这样不断冲破边界中，得以升华、得以圆满。

微小如一个人的人生如此，宏大如国家、如人类也是如此。苏联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奉为圭臬，几代领导人均不能从根本上突破这一体制的束缚，苏联最终无法追上时代的步伐，走向衰亡。而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在旧社会主义的条框制约中绕圈子。但她最终突破了这一束缚，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过于严苛的边界，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恰到好处地融合，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

两个同样强盛的国家，因对守界与越界的认知不同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解体、一个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迥然不同的结局使一个道理昭然：有的边界，需要我们用合理的方式去大胆突破。思考、创新，然后采用适当的方法，越界，便是越向了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成功。

需要逾越的，还有心灵的边界。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赞扬了苏东坡内心思想的束缚、看开了人世。我们也应当学着去突破人生压力、消极思想在我们心中划下的边界，去看破，去放下。

一代棋圣吴清源以奇招、怪招、无章法的棋术战遍天下无敌手。晚年的他曾回忆说：“我不断寻找新的棋招、不断突破下棋时固化的思维，但始终没有违背过棋德，违背过我心。”

人生如棋，大大小小的边界错落包围。守界与越界，需要分寸。

左手为明，右手向暗。

人生在世，我们不可避免地处在必须抉择的尴尬境地。或许一旁是善、是美、是永恒的光明。而另一旁，却免不了恶、丑或是令人乜视的黑暗。当你犹豫摇摆不定时，我们是该听听那边界的哭阒。

如果它诉说着善与恶，那我们就不要有屈服于丑恶的苟且。

善恶总是一念间，就如同真理多一步便是谬误，向善的人心并非都能经受泥泞和污浊。当那混杂着利欲、名望抑或财富的潮流向我们席卷而来，踩稳脚下你所能退的最后一步，守住最后的底线。“思正身以黜恶”，勿被那洪水猛兽所裹挟了去，随波逐流。

就如培根受迫于女王的威慑，虚情假意地称自己的好友为“不可饶恕的人”，如今的中国，多少人利益熏心，却不觉中葬送着自己的青春，甚至是整个漫漫人生。

如果它诉说着光明与黑暗，那我们就不要有活于阴暗的孤寂。

纪伯伦有诗：“你终将看见，你终将听见，你不曾有聩聋而悲愤，因为它使你知道万物潜隐的目的。”的确，光明使我们满怀对爱、对美的向往，它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向上，代表了所有所有与暗相对的东西。我们向往光明，因为我们时刻身处光明。我们珍惜光明，因为黑暗并非与我们远离。

身处善良、正义的光明，以及时刻会将你包围的黑暗中，我们并不会畏惧，相反，我们会以更坚毅的步伐行走在这条边界上，敢爱敢恨，拿一束光芒，成为自己的肩膀。

如果它述说着瞬间和永恒，那我们就不要为一时的失去而懊丧。

“我常在海滩上行走，在沙与泡沫中间，浪潮会抹去我的脚印，风会吹走所有的泡沫，但海洋和海岸会永远存在。”

没有什么是不朽，但又没有什么会真正离我们而去。永恒或瞬间，都只是一种概念，是一种拥有时觉得漫长，而失去时才醒悟韶光飞逝的悲哀。所以，莫为短暂的逝去或拥有而牵动心弦，要相信，华彩易逝，真正留下的，才最真、最动人。

诸多界限，于此构成一张纵横交织的网，但我们并非网中的虾子，却能是渔夫。

边界并不能限定出人生的几维空间，却能为我们铺陈绚烂的人生画卷。

我们追寻，却未曾跨越边界，我们生活，却因它而明白自由的含义、前行的指向。

就让我们用界限，一针一针，缝成羽毛，织成翅膀。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亦能自在飞翔。

读着里尔克的长诗，心如郎月羞花般澄澈空明，不想不识字的清风却吹得书案上的教参哗哗作响，理化试卷上的红叉小妖张牙舞爪般仿佛对我叫嚣，我羞愧地恨不得仰天长啸：为何不打破这文理边界？

一年前，文理分班的洪流浩浩荡荡，我也被裹挟其中，一纸申请将我送上了理科班这条“贼船”。我无意抨击考试制度，我只是想，文理科边界如此清晰，泾渭这般分明，是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我茫然，来自那贪心，更来自那悸动。我为《复多尔衮书》中“城存我存，城亡我亡”的生死以之的铁血丹心泫然涕下，亦为高仙芝“犯大唐者，虽无必诛”报国守关的干云豪情肃然起敬，可理化两座大山又分明压在双肩，理科与文科的边界又分明圈住了双脚，我迷惘，我痛思。

边界，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客观的，比如大气层是地球的边界，陆地边缘是大陆和海洋的边界等，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边界，是人为的、主观的，如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乃至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但无论是与生俱来的边界还是作为历史产物的边界，都一样冰冷、机械，它真切存在而又不容忽视，就像文理之间的边界将我们与对面的他们烙上了不同的标记，分为了不同的派别，无论我们曾经是何其相似。

村上春树将体制比作高墙，而我觉得，边界亦是一堵堵有形的无形的高墙，我们困顿其中，分离其外，从来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

直到有一天读到了希腊神活中伊卡洛斯的故事，那个少年困于迷宫的高墙，他以蜡封羽，飞向天空，飞出生命的困境，飞出困囿的边界，尽管最后仍旧是坠落的悲剧，但那一刻我分明觉得温暖，尽管结局一样，但伊卡洛斯和那些囿于边界无为死去的人是不同的，他未必征服了边界，但他的奋争与高飞，他拥抱太阳的幸福，足以让我们起敬与铭记。

每个时代，每个领域都有无数的伊卡洛斯征服世界。

成吉思汗的铁骑踏碎亚欧的边界，意为一种侵略；摩西在耶和华的指引下带领他的子民走出埃及亦是打破苦难的边界，意为一种突围；霍金打破肉身局限的边界求索宇宙，意为一种不屈；爱因斯坦打破粒子说和波动说的边界提出光的波粒二象性学说，意为一种智慧；获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巴基斯坦女孩马拉拉和印度人权主义者斯蒂亚尔西打破炮火与和平的边界，意为一种悲悯。如此的故事太多太多，他们有的成功了，有的仍在路上，有的和伊卡洛斯一样，未能征服与打破边界便陨落了，但是我想，这些傲骨永不能真正磨平，他们在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痛苦翻滚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会被他的反骨硌疼，发出一声呜咽，如此，便有着更深广的作用。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存爱汝之心，而吾亦爱天下人，故吾敢先汝而去，不顾汝。”我感到极其悲哀的，“天下人”是吃人血馒头、围观同胞砍头的愚昧国民，因为缺乏思想的沟通，战士与民众间存在着坚不可摧的边界，战士们为唤醒国人奋臂疾呼，可民众却在人肉的筵席上吃得津津有味。可林觉民、谭嗣同、鲁迅先生却怀着陨身之志，慨然用自己的傲骨，敲响了历史的磬钟，惊醒了那些个未曾却将要更清醒的个人，汇聚为历史不可阻拦的大势，那些烈士未能看见边界边打破的那一天，全中国燃烧马克思主义的烈火，上下一心，但我知道，他们又无数地看见过，就像《十月革命》中重光说：“你闭上眼，就是阿纯的样子，我一闭上眼，就是新中国的明天。”

至此，我终于明白，边界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去打破，去征服，哪怕我们的呐喊无人回答，也终将回声嘹亮。

那么，我究竟属于哪儿呢？

我属于的那儿，必定是最繁华蓬勃的交界地带，既秉持一份科学理性严谨求实的知识素养，也有红粉香玉声色犬马，才子佳人传书递谏的活色生香。

我属于的那儿，必定是风至记浪至猛的地方，既有埋头苦算躬于实验室而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又有抱膝阶下冷自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清晨。

我属于的那儿，我属于的那儿必定是打破文理边界、美美与共的地方，我既要学会受力分析，拥有渊博的知识与科学素养，亦要学会吟风弄月，拥有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我不因风高浪急而噤声，不以人微言轻而沉默，诗人曾高唱“让荆棘刺喉，只为最美的花！”我亦如此，我呐喊，我奋争，我要打破那文理的边界，让科学素养与人文情怀一同在我思维的夜空绽放光芒！

我也希望，行板悠悠，对面的你和我一起去往繁盛的彼岸。

一天下午，我正津津有味地看我最喜欢的《童年有棵神奇的树》时，同桌一不小心推了我一下，我手一抖，那薄薄的纸一分为二，我勃然大怒，对同桌吼了起来，“你知不知道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现在好了，被你一推，书撕坏了，怎么办？”同桌说：“又不是故意的，你那么生气干嘛？再说，用透明胶粘一下，还是可以看的。”同桌这个态度更加激起了我的怒火！哼，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当我是病猫！

于是，我写了一份《分界协议书》，内容是这样的：从今天起，我俩划分“边界”，如果超越，超线方要被打手心十下。同桌看完后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整天都盯着边界，生怕对方超线了而自己没看到，连听课的心情都没了，我们的行为影响了一些周边“国家”，他们也纷纷效仿了我们的行为，结果，下课时看见同桌互相打手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天中午，我看见同桌正眯着眼睛看黑板上的数学题，我把我的作业本递了过去。同桌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便去抄题了。

上课时也不知道同桌是有心还是无意，竟然把她的笔袋放在我桌子上。我轻轻的推了推她说：“你超线了。”没想到她却说：“算了吧，我们怎么能因为‘边界’而伤了同学之间的感情呢？我们还是取消‘边界’吧！”我想了想，同意了她的请求。

渐渐地，同学们也取消了“”边界”，下课再也看不见同学互相打手了。也看不见上课时人人都盯着“”边界”了，同学之间的感情也更上一层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