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

在5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介绍，此次扶正作业最大的难点在于水下穿引钢缆，由于沉船区域位于抛石区，河底有大量泥沙和不规则石块，沉船呈90度倒扣水中等原因，执行作业的潜水员难以找到牵引钢缆的通道，需要不断调整和寻找牵引位置，导致作业进展得极为艰难。

“从这一操作的俗称就能看出其难度之大。”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代吉分析，水下穿引钢缆在业内称作“穿千斤”，需要先从最细的引缆穿起，逐步达到设计要求，令船的两段挂在浮吊吊钩之上，“一方面具体作业难度极大，另一方面还需要事先精密计算，根据负荷力大小来给出引缆的宽度。”

“扶正的目的还是便于到每一间船舱去寻找遇难者遗体，封舱、排水、增加船的浮力后，工作难度减小了，就可以直接进入搜寻。”张代吉指出，扶正过程中及后续的搜救作业需要充分体现对逝者的人格尊重和人文关怀。

“我们过去的救助实践中，凡是找到遗体都会妥善运送至水上，并且覆盖白床单，再用担架送到医院太平间，给遇难者充分的尊重。”他说。

徐成光亦透露，潜水员在水下作业时发现遇难者遗体，他们重新调整牵引位置并及时打捞，确保遗体不受到伤害，体现了对遇难者的尊重。

采访刘华连不难，在当地打听，人们都知道这个曾经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老人今年88岁，住在华江乡同仁村，身体很硬朗，平时经常下地干活。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老人刚从地里拔草回来。

老人现在的记忆有些模糊，但对于72年前的那段历史记忆很深刻。

老人是江西人。1934年，年仅16岁的他跟大哥一同参加了红军，随后跟随大部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部队由赣南经湖南进入广西时才编队。刘华连记得，部队发给他一支步枪、三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并反复叮嘱他：“这是革命的火种，只有打败了国民党，穷苦人才能当家作主。”刘华连深知这番话的分量，以至于行军途中他都用手按着那三发子弹，生怕它飞了似的。

刘华连记得，他们过湘江时，浮桥已被敌人炸断。“人家往上冲我也冲，前面倒下去，后面接着上，怕也没用。”“湘江战役惨啊!战士的遗体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红色。”老人回忆起那段历史，很悲痛。

“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刚过江，刘华连的脚就被敌人布下的毒竹签扎穿，痛得钻心!

刘华连掉队后被桂军所俘，先关在华江，后转到兴安县，几个月后获释，那个好心的狱卒还告诫他：“不要回江西，再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会没命的，留在广西好了。”离队后，刘华连先是在广西一个姓蒋的人家里一边帮工一边治伤。伤好后他曾多次寻找部队，但没有成功。后来辗转到了兴安县华江镇同仁村，并娶妻生子，但他一直没有向别人说起自己参加红军长征的事。直到解放后，他才把自己是红军的“秘密”告诉妻子。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兴安县派人下来调查，知道他是失散的红军。

就在这之后不久，刘华连上山拉毛竹，一只眼睛被毛竹枝刺伤，按优抚政策，他可以得到医疗补贴，可他不愿给政府添麻烦，终因没钱医治而失明。现在，老人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在政府的关怀下，老人的晚年生活幸福平和。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2军团4师10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雪山是哪些，又有多少勇士化山脉?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1、3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5、9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2、6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导语：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些关于烈士余旭的最新消息，供查看，谢谢。

余旭遗体16日在天津火化亲友送别烈士最后一程

空军飞行员余旭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天空晴朗，寒风萧瑟。11月的天津被初冬的寒意层层包裹。

11月16日，这是歼—10女飞行员余旭离开的第五天。这也许是平津大地最冷的一天。这一天，余旭的遗体被火化，她的父母、亲人、好友、战友，在这个冷得骨头哆嗦的日子，含泪送走了她。

在天津武清区距离市区将近20公里的南蔡村镇的殡仪馆，成都商报记者用一束白菊，送了这位所有人心目中的女英雄最后一程。这个偏僻的小镇上，余旭这个名字也许会永远留存在淡蓝的天空。眼泪凝在眼角，思念存于内心。

11月16日凌晨4点多，大部分人都在睡梦中，余旭的亲友们已经出发。他们那个漂亮活泼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的崇州(微博)妹妹，过了今天，将魂归蓝天。

武清区殡仪馆距离武清市区还有20公里。余旭的遗体是当天最早送到的。清晨5点多，天还半黑半蓝，殡仪馆外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送别余旭的人们。她的战友，身穿着笔挺的空军制服。她的亲人们，着黑衣，佩戴着白花，眼睛红肿，依然沉浸在失去余旭的强烈悲痛中。

从四川赶到天津的余旭亲友大约有20多人。即使距离余旭牺牲已经有5天，他们依然觉得这像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噩梦。余旭的黑白遗像，依然是及肩短发，英姿飒爽的样子，就像她依然在开开心心地和身边每一个人打招呼。

余旭的母亲悲痛难抑，一度要余旭的两位战友搀扶着维持平衡。余旭的父亲摸着余旭的遗像，头埋得低低的，就好像在和女儿说着最后的贴心话。

南蔡村镇的人们，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今天就是那个特别了不起的女飞行员遗体火化的日子。但余旭的送别之日又显得和当地略有不同。没有披麻戴孝，没有大张旗鼓。有的，只是被最悲伤的情绪下包裹的“静静地送你走”。

哀乐声响起，这意味着真的是最后一次看看这个有着太空梦的空中花木兰。她还有很多梦想尚未企及，讲述空军军营体验的《真正男子汉》，她还曾遗憾没能亲眼看着拍摄。她爱动物，爱漂亮，她总是细心地照顾家里人，照顾身边的人。她说着休假就回崇州看看，却再没能完成这个计划。

送这么一个原本活灵活现的女孩离去，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一件事。早晨8点钟，在最后向余旭遗体致敬之后，亲友们最后看她一眼，然后等待遗体火化。殡仪馆的迎灵室并不大，挤满了因余旭离开而哀恸的亲友们。小小的房间，沉默的可怕，低低的啜泣声穿过墙壁传出来，很快淹没在另一边同是送亲人离去队列中的尖锐哭声里。有人小声地问：“就是那个女飞行员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这是一个简洁的告别。8点25分，遗体火化完毕。余旭的骨灰被红旗覆盖，殡仪馆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撑着一把黑伞，护送着捧着骨灰的余旭亲友前行。所有人的脸都是如此悲哀而不舍，他们不说一句话，就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装在小小盒子里的那一捧他们最珍爱的妹妹。她的笑靥，她的倔强，她的坚持，让她的魂灵不会因为熊熊烈火而消失。

成都商报记者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自始自终没有打扰沉浸在最深刻痛苦中地余旭亲友。捧着一束白菊，静静地为余旭祈祷。清晨的阳光打在白菊上，就像是这个空间中不言自明的哀伤。那束白菊，放在了暂存余旭骨灰的地方。即使是短暂的陪伴，也是对这个女英雄最真心的纪念。

再过几天，女英雄余旭就能回家了。

“这几天特别忙，从3月25日那个周末开始就停休了。”杨薇薇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所在的这支特殊的整容团队由五位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遗体整容师组成，她们均毕业于北京社会职业管理学院的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沐浴、更衣、化妆、整容……她们的工作，便是尽可能让逝者以最美的样子告别这个世界。

工作室今年刚刚贴了新墙纸，屋内大约有 15平方米大小，墙上贴着几张小贴画，以及杨薇薇她们五姐妹的合照。窗边的桌上是一盆不知名的小花，让整个屋子显得温馨而雅致。墙角一台立式的空调可以随时为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小小的操作台上放置着化妆箱、吹风机、梳子等物品，底下有滚轮可以来回拖动。化妆箱里准备的口红、粉底，颜色各式各样，因为要根据逝者的年龄、着装调整。杨薇薇说，在和女性逝者告别时，80%的家属会要求整容化妆。在着装上，不同于男逝者，年轻女逝者通常不穿寿衣，家属会特别挑选逝者生前喜欢的衣服。

五位姑娘平时上班实行两班倒的形式，白班从早上5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夜班则要从夜里7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忙的时候还得持续到下午，6天换一个班。一天的工作内容其实也还算固定，早上主要集中在为遗体穿衣、化妆，下午则主要是遗体解冻和沐浴，晚上的业务则以遗体寄存为主。忙碌的时候一天要寄存40多具遗体。

杨薇薇告诉北青报记者，她平均每天要为五六具遗体整容化妆，“一低头，再一抬头，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每天都跟打仗似的。”工作7年来，她已为上万具遗体化妆。给遗体化妆也没有时间标准，短则20多分钟，长则四五个小时，这个过程她们一直都是站着的。

当北青报记者走进工作室时，杨薇薇和曲杰正在为一位老阿姨打理发型。杨薇薇说家属希望老人能保持她生前最喜欢的盘发，于是，对照着老人的照片，二人花了半个小时，一点一点将老人的发型固定。为了让老人的妆容看起来更加自然，她们并没有给老人上过多的粉底，脸上的老人斑也没有刻意去遮盖。因为老人脸色有些苍白，杨薇薇用淡色的腮红清扫老人的双颊，让她的面色看起来更加红润。老人额头上有一块大约2平方厘米左右的伤疤，她找了贴近肤色的粉底进行补救遮盖。整个妆容化好，用了三个多小时。所有工作完成之后，老人的遗体被推到了告别厅。

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缓慢地、肃穆地向前移动着。我站在队伍里，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小白花正中嵌着我的照片，别人和我一样，也都佩戴着嵌有自己的照片的小白花。

钟表奏着单调的哀乐。

这是永恒的仪式，我们排着队走向自己的遗体，同它做最后的告别。

我听见有人哭泣着祈祷：“慢些，再慢些。”

可等待的滋味是最难受，哪怕是等待死亡，连最怕死的人也失去耐心了。女人们开始结毛衣，拉家常。男人们互相递烟，吹牛，评论队伍里的漂亮女人。

那个小伙子伸手触一下排在他前面的姑娘的肩膀，姑娘回头露齿一笑。一位画家打开了画夹。一位音乐家架起了提琴。现在这支队伍沉浸在一片生气勃勃的喧闹声里了。

可怜的人呵，你们在走向死亡!

我笑笑：我没有忘记。这又怎么样呢?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仅此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了。它为了逃避单调必须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