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

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鹿明做客“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访谈节目时说，中国科大排演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以郭永怀先生和他夫人李佩一家的亲情为切入点，真实地讲述了郭永怀先生从回国、育人、从事“两弹一星”研制到壮烈牺牲这样一个故事，深情地再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科学大师的大爱情怀和强国梦想。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是由中国科协发起的科学家主题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师生演校友、师弟演学长的方式，广泛宣传把自身事业追求和人生价值追求同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紧密联系起来，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报效祖国为最高荣耀、在创造一流科技业绩中书写人生辉煌的科学大师，塑造科技界的民族英雄，引导广大青少年和科技工作者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宏伟事业中来。

“通过对郭永怀基地工作人员和他工作的中科院力学所的一些老人的走访，我们知道郭先生平时话语不多，走路的时候总是迈着大步，略略低着头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用话剧来表达的话，可能不能特别准确地来反映郭先生，后来我们选择用音乐剧，用爱这一点来切入。”鹿明说。

中国科大多位首任系主任都是科技大师，为什么要选郭永怀?“因为郭永怀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里面唯一的一位烈士，他从青海实验基地回北京，有一个数据要向中央汇报，从兰州坐飞机往北京上空飞的时候，在离北京上空400米的高空飞机发生事故，他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家人，唯一的本能的就是把原子弹的机密文件紧紧地贴在胸口，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个事情太打动人了。”鹿明说，郭先生1968年牺牲，那时是“文革”初期，所以郭先生的事迹不像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那样众所周知，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佩的事迹向大家传扬。

鹿明表示，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教育部和管教材的部门呼吁，把科学大师们的事迹写进教科书，让孩子从小知道共和国的脊梁、民族的英雄是他们。

郭永怀(1909-1968)，应用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唯一的烈士。2009年适值郭永怀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记述二三事，表达对这位杰出爱国科学家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科学救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29年进入南开大学预科。1931年7月，升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3年～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格(J. L. Synge)教授，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他出色的工作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发展了Poincare，Lighth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为此，钱学森于1956年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郭永怀因在跨声速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重大成果而扬名世界。1955年7月，他被晋升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11月，郭永怀毅然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

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班主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等职。他参与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倡导开展新兴力学学科的研究。他对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工程和项目。他还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科学院的人造卫星本体设计，参与地空导弹的研制。

对待学术，他一向严肃认真。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先后办了三届，学员300多人，他们成为我国首批力学科研和教学方面的骨干。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力学研究班的工作。郭永怀在1958年、1959年还曾担任班主任，并亲自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张涵信(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一届学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他主张读经典著作，他说这Prandtl的时代是流体力学的丰收期。Prandtl本人是个大权威，有学识有经验，书写得全面深刻，因此应该学习他的‘流体力学概论’。”

郭永怀为人朴实正直，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他尊重科学，勇于讲真话。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火一样的献身精神

新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7年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约见钱学森，让他推荐工程力学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人选，钱学森毫不迟疑地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1960年5月郭永怀来到九院，投入核武器研制事业中，对内爆过程、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指导。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钱学森曾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追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他的缅怀日益深切，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不会忘记他为国家富强、科学进步而无私奉献、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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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二十三名科技工作者以每枚均由五百一十五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表彰大会上，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七名功臣中，有一个让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郭永怀。这颗当年夺目的科技之星不幸过早陨落，他的功绩和优秀品格却让后人永怀。

考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签发，于是怒不可遏，

毅然放弃出国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山东省滕家镇西滩郭家村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家，他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郭文吉夫妇将他视若掌上明珠。郭永怀十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了本家叔叔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十七岁那年，郭永怀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二十岁那年，郭永怀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那时，在南开大学的校园内，经常活跃着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在校档案馆两本发黄的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郭永怀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7月，郭永怀在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由于在数学方面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当时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是由著名光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教授任系主任。郭永怀入学时，饶先生已去德国做访问学者，陈礼教授也在休假中，只有新来的顾静微主持教学工作。这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很快发现了郭永怀的超人天赋，经常让郭永怀到他住的百树村寓所给予辅导，使他对物理学更加爱好。饶毓泰从欧洲回国后，被北京大学挖去。郭永怀决心追随他所仰慕的饶先生继续深造，于是在南开物理系学习两年后，便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饶毓泰对这位来自南开的学生极为赏识，1935年7月，他把完成本科学业的郭永怀留了下来，做他的助教和研究生。

1938年夏天，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三千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是，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五门课超过三百五十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

郭永怀一行于1939年12月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他们认为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了船。直到1940年，郭永怀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1941年5月，郭永怀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空气动力学这一极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他的出色研究成果使美国同行刮目相看。此后不久，他又与钱学森合作写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五星红旗让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1946年，郭永怀写成了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他在回答 “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这一问题时，却十分坦率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正因为这样，在美国，他就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去工作了，而他自己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消息，久久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从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到祖国母亲的怀中。他在后来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说：“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逐出了中国内地，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河山。”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其实，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便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其中就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警觉。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不久，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

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那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一面是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一面是祖国的需要，何去何从?他没有任何悬念地选择了后者。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在场的学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烧掉这些非常可惜，便劝阻说：“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郭永怀说：“省得他们再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装在我脑子里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美方无法扣下。”

经过一番波折，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李佩等科学家到达罗湖边防站，他们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当郭永怀他们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们了。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回到北京，郭永怀很快便见到了先期回国的钱学森，他兴奋得流下热泪。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焦急地说道：“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郭永怀全力以赴地投入高超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电磁流体力学、飞行力学和固体力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之中。他经常是早出晚归，埋头书案，甚至连听音乐的时间也没有了。他十分喜爱摄影，现在也顾不上了……

在我国“两弹”发展的关键时刻，钱学森再一次向党中央推荐了郭永怀。

对于郭永怀来说，这意味着将要接触机密，将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去献身。这位在美国坚持拒绝接触机密的科学家，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工作之中。

在党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由一百零五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当时担任了九院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经常要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

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对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等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一直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海拔三千八百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更是寂寞荒凉，寸草不生……加上缺氧，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其高原反应。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做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当蘑菇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等科学家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郭永怀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八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时，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在飞机失事前的最后一瞬间，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他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但他工作起来，却精力超人。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但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是出了名的，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为了安全起见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节省时间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做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了四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研制基地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于是就让人抓紧时间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研制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四百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偏离了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一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后，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人们发现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全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一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在郭永怀牺牲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这位英雄冲天怒放!

鉴于当时的情况，国家只是为郭永怀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85年，郭永怀又被补授了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00年12月27日，在纪念郭永怀牺牲三十二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金志涛等人采写的《永不陨落的“两弹”之星——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追记》一文，以悼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轰的一声，1968年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

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吃惊地发现两个人的遗体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这两个人便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郭永怀，你得行为让我们为之感动，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永远都是英雄。你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由衷地感谢你。国家肯定你的贡献，中国科大获赠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您牺牲后的20天——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你烈士称号，同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没有忘记您这位国防科技先驱。1985年，牺牲已经17年的您，又被补授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谁也不会忘记，在面对优越的科技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您毅然决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女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回国之路。您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你依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你掏出了几十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的丢进火里，烧成灰烬，这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夫人李佩教授也感到惋惜。

面对美国的优厚待遇，您依然放弃。你的爱国精神是无人可比的。你是一位表里如一、冰清玉洁、刚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民科学家，您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学习您的爱国、敬业精神。我们现在从这点出发，好好学习，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也是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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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早已被烧得辨认不出来，当时是根据头后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的一点点白头发，认出了郭永怀。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三个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李佩先生，李佩当时还在合肥的中科大，被紧急电报叫到北京，据说，她知道这件事后什么都没说，硬是强扛着一滴眼泪都没流。

那时，李佩已随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到安徽合肥工作，她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

另一个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中国核试验的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总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还有一个是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钱学森知道郭永怀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恸哭不已——

“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天知道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需要经历多大的努力和传奇才能在风雨飘渺的中国和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物理。

郭永怀考取了1938的美国庚子赔款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

郭永怀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

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这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并且三人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 L. 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郭永怀1941年5月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

比起活跃的钱学森，郭永怀像个害羞的大男孩，所以钱学森最喜欢做的就是开车带着这个小师弟去兜风。据说当时，开学开车接郭永怀到加州理工的也是钱学森。

郭永怀的PhD论文选择的是当时最有挑战性的“跨声速流动研究”，并在1945年一举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他说：

“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随后，导师冯·卡门(von Karman)的大弟子威廉姆·西尔斯(W. R. Sears)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导师冯·卡门对威廉姆说：“你就让郭永怀就跟你一块到那去好啦。”于是郭永怀因此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航空研究院的创立者之一。

“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50年代是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活跃时期，郭永怀在这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郭永怀的研究直接为科学界突破声障而来，并为此一跃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为此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钱学森把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郭永怀随后的历史又风云突变，新中国建立、朝鲜战争。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国方面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如果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否”。

1955年，钱学森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大师哥远隔重洋不断写给小师弟写信——

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快来!快来!带人来!带书来!!!快来!快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电冰箱也可以带!北京夏天有点热!!

郭永怀手里还有一个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做的一项研究工作，他重情重义，所以心中虽然汹涌澎湃，需要等1年才能回国。不过他的回国心一旦显露，就有许多黑衣人来找他了，郭永怀家附近突然有许多陌生人出没。

这是1956年，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照片，在这次野餐会上，一向恬静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高喊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有借口不让他回国，夫人李佩也感到无比惋惜，郭永怀却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秋，郭永怀夫妇乘坐的“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港口，美国——这个生活了16年的异乡慢慢从视野中消退。他们将经由日本回国。回到了阔别16年的中国。

据说，他们看到中国的第一眼，是灰色的海岸线上一些零散着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那里是日后的深圳，抵达中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

50岁的他满头白发

1956-1966年被认为是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小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他们使力学研究所很快成长起来。

大师哥钱学森性格爽朗大刀阔斧，小师弟郭永怀文静细腻，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后来被人用一种娱乐明星一样的明星组合来称呼他们这个科学男神二人组：冯卡门Brothers(冯卡门兄弟)。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撤走所有技术和专家。1960年3月的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走时两个人兴奋无比。原来大师哥钱学森把小师弟郭永怀拍胸脯120%强力推荐给钱三强，让他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钱学森先生贡献主要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大师哥可以说是力排众议推荐小师弟的，因为小师弟郭永怀的专业和原子能没有关系。

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随后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时刻，1963年国家决定把郭永怀和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直接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别说鸟了，试验现场荒凉的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研究人员都营养不良高原浮肿，50岁的郭永怀因此显得特别苍老，满头白发。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蘑菇云升起，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但郭永怀却啪嗒瘫晕在试验现场，他实在太累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

1968年12月4日。在苍茫无人知的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把这个新得到的数据带到北京。同事们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郭永怀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

飞机开始降落，起落架落下，飞行员开始降低高度。2000米、1000米、500米。然而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猛地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的时间只有大概不到10秒，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反应的时间。

根据后来这位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便失去了意识。

尽管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次空难事件，但是至今是个谜团，没有答案。胡适说，郭永怀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据他的同僚说，1964年，毛主席接见了研究所的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傻乎乎地站在原地憨厚地笑。

包括到底飞机失事在北京的西郊机场还是首都机场依然至今是个谜团，只能说关于他老人家的研究，目前来说基本90%都是找不到资料的，连回忆录和关于他的书籍都没有。

包括是否有唯一的生还者也是个谜团，有的资料说没有生还者，但是在2011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新生演讲上，却提到了“生还者”的证词。

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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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时，除了向“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了巩固国防事业、维护国家安全付出的艰苦努力，更要铭记和发扬他们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伟大精神。郭永怀，就是其中的一位。

10月16日，“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开馆仪式暨郭永怀夫人李佩画传首发仪式”在郭永怀先生的家乡——山东威海荣成隆重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中国两弹城等单位代表，郭永怀先生生前同事、学生及亲属，威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霍高原，荣成市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各镇、街道党委书记，荣成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高校、中学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出席开馆仪式。

荣成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昌松，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相关领导，郭永怀先生的学生和亲属代表先后在仪式上致辞。荣成市委副书记吕劭伟主持开馆仪式。

威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霍高原，荣成市委书记江山等领导，分别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员教育基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员教育基地”揭牌。

随后，由中国科大出版社出版的《佩瑜怀瑾 纨质蕙心——李佩先生的世纪生涯》画传首发仪式举行。中国科大出版社向郭永怀事迹陈列馆赠送了该书。

这部记录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传奇经历的精美图书，由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院士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春撰写前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万立骏院士作跋。在李佩先生亲人、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下，该书收集了李佩先生人生历程中方方面面的珍贵照片，中国科大提供了郭永怀和李佩两位教授在科大工作期间的照片和资料。经过编委们的精心修饰、潜心编排和精准注释，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画册付梓前，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许武在专程看望李佩先生时，曾将该画册样书送给李佩先生。

此画传中大部分照片是首次公开发表，尤为珍贵的是第一次展示了郭永怀先生牺牲前的最后家书。它记录了李佩先生的传奇经历、坎坷人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向读者传递了李佩先生爱国敬业、大爱无疆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李佩先生以自己平凡的言行、不张扬的个性，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实实在在地去做好每一件事，她的故事会感动着每一位读者。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著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19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原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恩来、邓小平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今年国庆节期间,在位于荣成博物馆一层的郭永怀事迹陈列馆,伴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人们被这位“两弹一星”元勋的事迹深深打动。

郭永怀事迹陈列馆是我省首个院士纪念馆,于今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展馆面积2000多平方米。

一波三折踏上海外求学之路

1909年,郭永怀出生于荣成滕家镇西滩郭家村。10岁那年,郭永怀和父母遭土匪绑架,在海上漂泊了四五个月才被赎回。

1926年,郭永怀进入青岛大学附中,又先后考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和物理基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大停课,郭永怀被迫回到家乡。

郭永怀目睹着日军飞机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家园,痛感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认定学习航空工程是一条更为实际的救国之路。1938年春,前往西南联合大学,转入航空工程系学习流体力学,师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教授。

1939年夏,中英庚子赔款举行留学生招生考试。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只有一个名额,他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报考,并以同样的分数并列第一,最终三人被同时录取。

郭永怀等人原定去英国留学,结果二战爆发,英国取消接纳外国留学生的计划,郭永怀等人只好等待。

三个月后,他们被改派加拿大留学。然而,郭永怀等在上海刚上船就得知,他们需在日本横滨停船三天,并得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郭永怀与同伴一致决定,绝不接受日本签证,全体下船,拒绝出发。

1940年8月,他们第三次出发,历经28天,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成为该校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从此,郭永怀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

崭露头角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

郭永怀同钱伟长、林家翘一起进入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师从数学系主任、著名数学家辛格教授。三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硕士学位。辛格教授由衷地赞叹道:“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师从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在这位科学巨匠的指导下,郭永怀打开了尖端科技的探索之门。

在加州期间,郭永怀直奔世界级难题“声障”的研究。当物体在低速飞行时,空气会让路,但当运动速度接近声速时,空气会来不及让路,而形成一面阻碍运动的屏障,被称为声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声障是无法逾越的。经过苦心钻研,郭永怀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跨声速不连续解》,破解了声障这个世界难题。基于他的研究,1949年,美国成功制造了第一架实用的超音速飞机——F-10战斗机。郭永怀也因此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行列。

冯·卡门的大弟子西尔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聘请郭永怀前去任教,郭永怀成为该院的三大创立者之一。在此期间,郭永怀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就是后来由钱学森命名并被国际公认的PLK方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郭永怀。在计算机尚未广泛应用的情况下,PLK方法大大提高了计算的效率与准确度,被广泛应用到基础力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当中。

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十年,是郭永怀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李佩。1948年秋天,两人结婚,开始了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当时的郭永怀已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上世纪50年代,仅月工资就高达800美元。

尽管在国外的生活富足而优雅,但是郭永怀始终心系祖国。新中国成立后,郭永怀时时刻刻都在为回国作准备。面对同事、好友的挽留,郭永怀坚定地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决心,在西尔斯为他举办的午餐会上,郭永怀当着全体同事和学生的面,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讲义和科研手稿付之一炬。当他将饱含十几年心血、几近成书的手稿,一页一页地投入火炉之中,谁又能体会其中的百般滋味。

义无反顾回国投身国防事业

1956年9月初,郭永怀一家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开船前,美国特工突然登船,专门搜查同行另外两位华裔科学家的行李。此时,李佩才理解了郭永怀焚书的良苦用心……

9月30日,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一家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热泪盈眶。

1962年,郭永怀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郭永怀与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一起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现代力学四大奠基人。归国后,郭永怀主办了当时我国力学界最前沿、最权威的《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他的《边界层理论讲义》,在今天仍然是力学界的经典论著,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开拓了我国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有重要发展前途的新领域课题研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中国科学家突然从国际科学界神秘消失,连妻子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他们响应国家号召,隐姓埋名,投身到我国核武器研制当中,郭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郭永怀于1960年被任命为二机部九所(现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主要负责原子弹弹头结构设计、引爆方式等方面研究,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当时的工作地点海拔3800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他们经常吃不饱,饿着肚子搞实验。年过半百的郭永怀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奋战在青海高原上。

因为缺少设备,科研人员就手工制作烈性炸药。这种炸药有剧毒和高腐蚀性,而且很不稳定,极易爆炸。有一次发生意外,5位科研人员在制作炸药的过程中不幸遇难。最后,他们的遗体是用脸盆端出来的。

广大科研人员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换来了新中国原子弹的第一声爆响。

“两弹”研制成功后,郭永怀又致力于核弹的武器化,并且在导弹刚起步时,就提出了研究反导系统。郭永怀领导研制出的我国第一颗肩扛式导弹,在抗美援越战争中,让美军吃尽了苦头。郭永怀参与研制的东风2A,是中国第一种可装载核弹头的导弹,由我国自主研发,射程可达1500公里,能够发射1290公斤重、两万吨当量的核弹头。

郭永怀同时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由于郭永怀长期从事这种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他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讨要礼物,郭永怀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他的女儿郭芹终于收到了这份迟来的生日礼物。

甘为人梯培育众多航天人才

郭永怀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与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并成为中科大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他还在中科大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化学物理系,并出任系主任。这个系的开办,在我国属于首创,为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

郭永怀爱国敬业、学识渊博,有着迷人的人格魅力。时至今日,他的学生提起他仍然非常激动,他们说:“郭先生为人十分低调,总是带着鸭舌帽,走路靠一边,低首不语,从不张扬。”一次他的学生戴世强要出差,但是身上钱不够,去老师郭永怀家想借些钱,结果郭永怀让妻子直接把整个存折都给了他,让他安心工作,不要有后顾之忧。

回国之后,郭永怀将卖掉国外汽车、洋房的全部所得48460元捐赠了出来,那时,2000元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如此大方的郭永怀,对自己却非常“小气”,他的手巾要用到破得不能再用了才肯换新的,他的钢笔一直用了很多年。

1968年,郭永怀把唯一的女儿郭芹送到呼伦贝尔插队,当时郭芹只有17岁。那年冬天,在遥远寒冷的草原,郭芹想要一双过冬的鞋,就给父亲写信。郭永怀收到来信后,给女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浓浓父爱,跃然纸上。

这封信的落款是11月3日,一个多月后,郭永怀牺牲。而这封信,也成了郭永怀书写的最后一封家书。作为一位大科学家,郭永怀一生攻克了太多的科学难关,然而,就在那个寒冬,他却没能为自己唯一的女儿买下一双过冬的布鞋。

不幸坠机拼死保护机密资料

1968年12月,郭永怀率领着攻关队伍在青海高原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过大量计算和反复推敲,一组准确的数据终于被测算出来。由于这组数据直接关系到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成功与否,所以郭永怀急需赶回北京。其实那时候为了保证安全,周总理是不允许这些大科学家轻易乘坐飞机的。但为了赶时间,郭永怀还是整理好绝密资料,层层包裹装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匆匆赶往机场。

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不幸坠毁。飞机残骸散落一地,十几具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通过残破的手表,工作人员辨认出了郭永怀的遗体。找到遗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失声痛哭,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郭永怀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费了很大力气将他们分开后,赫然发现那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数据资料完好无损。在生命将尽的最后时刻,烈火吞噬了他的躯体,紧抱资料没有挣扎,他把自己融入了天际,却将丹心留在大地。

在追悼会上,李佩远远地站着,只看到郭永怀身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她不敢走近,不敢看那具烧焦的遗体,不敢看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丈夫。她不相信,那个被她称为“老郭”的人就这样离开了……

正是依据那份郭永怀用生命保护的重要资料,在他牺牲的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氢弹的武器化得以实现。

国家和人民永远铭记

郭永怀牺牲后,李佩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共同热爱的教育事业中,以此延续老郭的事业,守护他们的爱情。

李佩先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她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关村最美的玫瑰”。李佩先生把60万元积蓄和515克纯金铸造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给了中科大和力学所,她和郭永怀一样,把一切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她的学生说,李和郭是一个人,他们从未分开过。现年98岁的李佩依然独自居住在中关村特楼,特楼是我们国家专门为特殊人才修建的住所,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曾居住在这里。

1988年12月5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烈士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李佩说:“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81岁高龄的李佩先生替已经牺牲了30年零9个月的丈夫接受着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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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九院院长郭永怀,山东荣成人,曾就读青岛大学附中,在原子弹爆炸前,因飞机失事牺牲。当人们辩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郭永怀,人民永远怀念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什么别的人。我的回答是前者。当时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郭永怀是中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和应用数学家。中国两弹元勋。

1933年，郭永怀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在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进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半年后他和钱伟长、林家翘以优异成绩和出色的论文获得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41年5月他到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航空大师冯·卡门，研究当时空气动力学的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性”。1945年他以这项重大研究成果获得博士学位。

1946年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与西尔斯教授创办航空研究院。在粘性流体力学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

1956年郭永怀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务。

1960年郭永怀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1961年任第一颗原子弹爆轰物理试验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氢弹的结构设计、飞行弹道空气动力学的有关试验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参加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准备工作，返回北京时，因乘坐的民航班机失事，不幸牺牲。12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他烈士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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