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予。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 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度过去。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现，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

把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予初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地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它身体感觉舒服。缘故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

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郎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

杨绛是民国的十大才女之一，也是唯一活到现在的才女，可没想到她于昨日突然羽化。真是令人泪如雨下。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那些年的爱情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钟书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 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杨绛羽化了，那么我就要纪念她。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的一二三事，希望读者喜欢。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_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方鸿渐的命运是幸运的，因为他早早的受到外国教育，接受西方教育，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是走在时代前列者之一。方鸿渐的命运是悲哀的，因为虽然他出洋留学但学有学到真本事，只知道狂妄自大，自吹自擂，这是他命运如此令人惋惜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对世人的一种警告。

同时方家的一些封建礼节折射出当时社会还存在很多封建落后的现象。当方鸿渐回到家中不久，方父母便提出反对结婚自由，要早早的为儿子找一个媳妇。可见那种包办婚姻的思想依然存在，真是令人恐惧，而且方鸿渐的两兄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阿丑，一个叫阿凶，说是为了避邪而取这种难听的名字，真是笑死人!

方鸿渐命运里的几个女人。首先要提的是苏文纨，一个出洋留过学，可谓是才貌双全的人，可是她只是一厢情愿而已，鸿渐没有为了一个上流人者而失去理智。其次是苏文纨表妹唐晓芙，或许方与唐结合后方的命运结局不会那样惨，但因种种原因两人各奔东西了。最后是他的妻子孙柔嘉。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人，但两人情投意合，相处得很好。只是双方家庭的流言蜚语太多，两人终被这种精神压力搅得不得安宁。

《围城》中的爱情。爱情始终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以方鸿渐为代表的年轻人无论是家处上流社会的，不富裕的，才华横溢的，狂妄自大的不是满腹牢骚、无心劳作的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而且都被爱情缠得死去活来。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屡屡失败。有的结婚了又受不了婚后的无自由的生活，有的没结婚的又想早早进入婚姻生活。很多人都矛盾着、犹豫着、惆怅着。

有人说，要是在大学里有机会谈恋爱，就谈吧，而且要谈得烘烘烈烈!当你毕业后工作时，如果她和你谈了三年而没发现你有买车买房的迹象，你就完蛋了;如果你和她谈了三年而没有买车买房的迹象，你也完蛋了。所以，大学里的爱情才是最纯真的，最值得去追求的......

“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被围困的城堡有很多种解释，或许是封建礼教，或许是爱情，那些城里城外的人便是一些热血沸腾，想改变命运，依然寻找成功途径的人。

读《围城》，跟读一般的小说感觉很不一样。总觉得大师的作品吧，肯定是生硬晦涩，至少是我辈很难读懂的，要想读懂，也要摆上好几本字典在旁边，才能有读下去的勇气，《围城》不是这样，它通俗的可以，从身边琐事娓娓道来，总有那么一处是撞击到你尘世的灵魂。本来觉得 40年代的作品，是太公太爷辈的事了，想要找到一丝与现实相关的东西无异于到秦始皇的墓里挖计算机。谁知读的时候，它竟多次引起我的共鸣!很多的事情，就像是发生在身边;人物的心情，就像是从自己记忆中掏出来的东西，贴切的让人吃惊!仿佛去看心理病的人被人一下子戳中了心事一样，有几分不可思议，又有几分难堪，却还有几分爽快!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在这个领域来说，鲁迅应该算的上是鼻祖级人物了。鲁迅是严肃的，狠狠的提出问题，像是尖锐的猫爪抓的你鲜血淋淋，钱钟书则不然，他漫不经心的提出问题，就像有只手在轻轻的挠你，他挠啊挠，你笑啊笑……最后终于发现了!

原来自己身上有只虱子!也可以这么说，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一部好作品，就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契诃夫的作品追求辛辣幽默，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

你看《围城》中，谈话、吃饭、交友、恋爱、工作、家庭，全是生活中种种细节，极其普通的琐事，然而正是在这些琐事中，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呈现在读者眼前，是那样生动，艳活和逼真。方鸿渐的虚伪，赵辛楣的坦白，褚慎明的爱面子，苏文纨的媚俗，唐晓芙的纯真，孙柔嘉的狡黠，都一跃纸上，让人又爱又恨。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并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很具立体感。老处女范懿年华老去却乏人问津，一心想汪太太帮他做媒，却又装腔作势，故作矜持。一见到赵辛楣就原形毕露，“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华围在里面，说话密切泼水不入”，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

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赵辛楣拍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赵辛楣陪她回去龋又有幽默，又有讽刺色彩，妙哉!第三章写几个知识分子的聚会就更加叫绝了。赵辛楣一心想灌醉方鸿渐以泄爱人被夺之恨，谁知苏文纨对方鸿渐的关怀更教他醋上心头，褚慎明和方鸿渐在席上互相鄙视，相互拆台，褚慎明看到方鸿渐酒醉后呕吐，故意嫌恶的捂着鼻子，心生一种幸灾乐祸和解脱的快感，“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丑陋灵魂，通过心理战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除此之外，书中大量精妙的比喻也运用的非常巧妙，为小说的幽默效果增色不少。例如苏文纨刚出场时，作者对她复杂的心情的描写：“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如写李梅亭的肖像：“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睛，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多么令人恶心。还有如“鸿渐饿得睡不熟，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共事皮包，几乎腹背相贴。”是多么的形象。

再如写苏文纨和曹元朗的婚礼场面和二人的窘态：“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象洋蜡烛化成一滩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新郎新娘脸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积犯相惩的表情。”简直惟妙惟肖，其诙谐幽默的效果，真的令人忍俊不禁了! 特别是描写鲍小姐的形象，“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看起来虽然你能把人的眼泪都笑出来，实际上是在批判鲍小姐留学出洋，一无所得，只学了一些淫荡的功夫回来。幽默的笑料背后隐藏着多么深刻的讽刺意味!所以看完钱钟书的《围城》是让你在哈哈大笑之后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顺着思路追寻下去，你发现它看似爱情小说，实际是更多的是揭示了人性，怪不得有人说《围城》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然也。

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谦虚之风和他的学问一样为人所称道。一次，正在制作电视连续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和导演黄蜀芹，就此剧改编的有关问题向《围城》的原作者钱钟书请教。谈话中，孙雄飞向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讨要他们的著作，并请签名题字。钱钟书摊开小说《围城》一书，将毛笔微蘸墨汁，微笑着对孙雄飞说：“我称你为兄吧!”孙雄飞手足无惜地连声说：“不不不!”可是钱钟书已经飞快地在扉页上写下了“雄飞兄存览”5个字，并说：“这作为我们一段文字之交的纪念吧!”孙雄飞激动不已，连连道谢。四人合影留念时，钱、杨二老还执意让两位年轻人居中，他们却各站一边。这种谦逊、亲切、不以名人自傲的态度，成为钱钟书先生的魅力之一，使很多人时时感念，无不景仰。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 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 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 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 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 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 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 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 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 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

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 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 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 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 ——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 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 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 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 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 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 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着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 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导语：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导语：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导语：钟书先生将他的博学和才华不但写进了他的书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时地流溢出来，使世人为之惊佩与赞叹，为之敬仰!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被窝里吃蛋糕

1994年10月30日这天，是夏衍先生的生日，夏先生让自己的女儿给因病住在医院的钱钟书先生送来一块蛋糕。钱先生胃口大开，兴致勃勃地坐病床上手托着蛋糕品尝。偏巧在这个时刻，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摄影记者，夜袭队进庄般溜进病房，蹲身蹭步，跪姿***。开始拍时钱先生并没有理会，咬嚼如初。天下人的后脑勺模样一般，而要显“庐山真面目”还需转个180度，渐渐地这位记者胆子壮了起来，虎跃龙腾般转到钱先生正面拍摄。措手不及的钱先生为了保护尊容撩起被子，连头带蛋糕一起捂了进去，全然不管白、红奶油弄得满头满身满被子。惹得周围人哈哈大笑，弄得这位摄影记者哭笑不得，面露窘态。香港某报刊记者闻悉此事情节，略事渲染，撰写了《被窝里吃蛋糕的钱钟书》。钱钟书先生知此文后，引用了那位摄影记者的话：“真不给面子。”

八十四，未必死

钱钟书先生在1994年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关心他的各界人士无不担心，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盖因这两个岁时为人生的大坎。这年钱先生正好84岁，亲朋好友们在别人面前谈起他时都报以先生的虚岁。遍读天下奇书、童心未泯的钱钟书先生知道后哈哈大笑：“钱某68岁的时候，没成大款呀。88岁的时候要成新资产阶级了。”这84岁的大坎是奈何不了他这个无神论者的。

简·芳达是左派国际红星

1979年3月，钱钟书先生随中国社科院派出的代表团出访美国、法国。4月23日，在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会见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先生(夏先生曾在该书中设专章介绍了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成就)。随后，钱先生在夏的陪同下出席了该大学为他举办的座谈会。虽然钱先生事前毫无准备，但仍是应对如流，有问必答。一口流行的“牛津英语”震惊诸位美国学者。

期间，一些学者像学生一样怯场，不敢向钱先生请教，夏志清先生就自己发问或讲些幽默话。一次，他说：“钱先生的中西学问我无法同他相比，可是美国的电影知识，我远比他丰富，现在我要考考他，简·芳达是谁?”不料钱先生竟随口答道：“这位明星是否最近得了什么奖?简·芳达是左派国际红星。”他的回答大出人们所料，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后来夏志清先生在自己的文中记述了这件事，曾写道：“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和晚辈，还没有比得他的博闻强识，广览群书。”他并称钱钟书先生为“中国第一博学鸿儒”。

梦中情人唐晓芙

在同年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时，本来没有资格“觐见”钱钟书先生的水晶，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了自己崇拜的学者钱钟书，便不失时机地提问。关于《围城》，他问道：“为什么《围城》中的唐晓芙下落不明?”

钱先生笑着答道：“人生不正多的是‘下落不明’的情形吗?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首碰面，明天各自东西，而我的影像，在你们的脑中逐渐模糊，不就是‘淡出’的一个定例吗?”

水晶先生坚持否认说“绝不会”，又追问：“像《围城》中每一角色，都被冷嘲热讽过，唯独唐小姐例外，偏偏她又是‘淡出’的，这两者中间，有什么关系吗?”钱先生忙不迭地说：“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唐晓芙是我的梦中情人吗?”逗得满堂开怀大笑。

这次，水晶先生还请教了钱先生对鲁迅的看法。钱先生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瓮中捉鳖

有外国记者讲道：“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此话不假，即使回到内地的香港新闻界人士也有此愿望。

1985年，当时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小姐从香港到北京，采访了不少文坛上的名流，但就是没能见到钱钟书。林小姐便找到与钱先生熟悉的《文艺报》副总编辑吴泰昌先生，通过电话联系，钱钟书先生在电话中警觉地说：“这分明是引蛇出洞嘛!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但林小姐此次进京，非见钱钟书不可，她便约吴先生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直接找上门去。他们按了门铃，出来开门的正好是钱本人，一见面，钱钟书先生哈哈大笑：“泰昌，你没有能引蛇出洞，却又来瓮中捉鳖了……”林小姐终于见到了钱钟书先生，并单刀直入地对他进行了采访。事后，林湄小姐发表了一篇题为《“瓮中捉鳖”记》的人物专访。

《许眼变化图》

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许振德。当时，许振德爱慕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上课时便总爱让眼睛随其身影而转动，暗递秋波，被钱钟书发现，他便提笔在笔记本上画上了许多许振德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图，题名曰《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即将此画递向其他同学，一时成为笑谈。

后来，寓居于美国的许振德先生提起此事，便想起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常常在家人的陪伴下开怀大笑。

护猫将军

钱钟书先生一生爱猫。解放初期，他养了一只猫，钱钟书先生认为此猫有灵性，因而特别珍爱。平日里，猫与猫之间一旦相聚便互相抓打，钱先生便准备了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后，不管是冬天夏季，只要听见自家的猫嚎叫，他就急忙从被窝或房中出来，拿起竹竿去帮自己的爱猫打架。因之而获得个“护猫将军”的称号。

溢出书本的“痴气”

杨绛先生曾撰文描写自己的丈夫。文中讲到他们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有一次钱先生午睡，杨先生临帖，临着临着困乏起来，便睡着了。钱钟书先生醒来后，就饱蘸浓墨，要给杨绛先生画个花脸，笔刚落下，杨先生就醒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脸皮吃墨，当杨绛先生洗净墨痕，脸皮快洗破了。以后钱先生不再恶作剧，只是为妻子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过过恶作剧的瘾。再后来有了女儿，他曾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脸，挨了母亲一顿训斥，他才不敢再画了。

钱先生的“痴气”很多，有时也很特别，在《围城》重印后，杨绛先生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勿悔。”这几句话，正如杨绛先生所言，“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笔注吧。”

文化名人与钱

曾有十八家省级电视台拟定于数年内完成一套大型系列人物电视专题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第一批为36人，钱钟书先生当然名列其中。舒展先生发于1990年30日《大公报》上的文载：消息经中国新闻社于今年6月10日向海内外发出。各报刊载后，钱先生大感惊诧。某省电视台派编、导、摄影等3人拟与钱先生商议，先经杨绛先生在电话中婉辞逊谢，说这违反钱先生一贯性格，盛意可感，然而实在碍难从命。第二天，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通过有关部门了解到，只要能做通杨绛先生工作，事成大半也。于是又来电话，这个电话一打便是两个小时。时间再长，仍然是两个字的回答：不行。

对方在电话中说：被录制的文化名人，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钱。钱先生立即从旁插话道：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这钱吗?

当夜，钱先生做了个梦，来人破门而入将自己揪到电视机前，与众目睽睽之下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窘状无异。第3天拍摄者得知这一情况，为了向钱先生表歉意，购置了一个大花篮默默地放置在钱府门前，悄然离去……“钱老，我们算服了您了”!

还有一件与钱有关的事。每一个大学者都会拥有大量的自藏图书。人们一定也认为，钱钟书先生家的藏书更是数以万计，其实不然。有一次他想查对一下《康熙字典》，还是打电话到图书馆请人帮忙才找到的。

钱先生的藏书虽然不多，但其中有一本很有价值，那是他长期使用的《牛津大辞典》。这本书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钱先生的批注，惹得牛津大学以巨款求购。钱钟书先生仍是那句老话：“我姓了一辈钱，还迷信钱吗?”钱先生不迷信钱，牛津大学的愿望自然便落空了。

以外语征服外国学者

钱钟书先生的记忆力超群，这也是他让许多读书人着迷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在美国耶鲁大学为他举办的茶话会上，他应付自如，洋洋洒洒，迷倒了所有与会者。据一位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学者追叙：“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钱钟书。钱钟书博学强识，出口成章，把许多美国人都唬着了。他在茶会中，提及某一位英语诗人，就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这位诗人的诗作;提及另一位德国诗人，就用标准德文背诵了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不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作品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都能流利背出。”

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学者，他将他的博学和才华不但写进了他的书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时地流溢出来，使世人为之惊佩与赞叹，为之敬仰!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 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参见孔庆茂著《钱钟书》，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 运：“王 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 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出处同上)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

钱钟书学问博大精深，通贯中西。其作品机智隽永，无处不体现出作者的幽默与睿智。略举一例。《围城》中方鸿渐留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迫于父亲和岳父的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的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随后，方鸿渐骗了一个爱尔兰骗子的假文凭，还吓唬了这个骗子。作者议论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这些文字既有不落俗套的比喻，又有精辟警世的议论，文章幽默又耐人寻味。

要达到这种幽默，必须睿智。幽默与睿智，相辅相成，钱钟书兼而有之;二者缺一，就不是完整的钱钟书了。

钱钟书的幽默体现出一种高卓的智慧，是对世事的达观和洞悉，其思想敏捷，知识广博，心力活跃，超越了一般快乐戏谑的表现形式，甚至表现为一种奚落、讽刺、刻薄的美。在他那里，幽默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审美态度。

找出课文中具有幽默意味的语句，仔细品味其幽默的艺术魅力。

1、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2、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3、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4、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5、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6、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7、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

8、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

9、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不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

10、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11、人生像一座围城，城外面的人拼命想进来，城里面的人拼命想出去。

一、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博人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

二、法同著名作家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钱钟书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因为太钟情于《围城》，所以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三、他也从不做寿。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一律婉拒。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钱宅满室书香，他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占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他一生都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非淡泊无以明志”。淡泊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境界，钱钟书保持了一颗淡泊的心，摆脱名利的羁绊，真正做到了返朴归真、潜心回归自然。

以上素材可适用主题：淡泊、坚持、钻研、不忘初心、做自己、追求、热爱、静、精神贵族等等。

其实如此矫情的开头本应该配一个更矫情的下文，但心系牛娃儿中考的好好老师怎能傲娇到没朋友的地步呢?So我们依然要说中考!只不过今天的下午茶和开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么，近几年的命题人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夙愿，那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得是一个既能在古文化中自由穿梭，也可在现代文明中深入思考的综合性人才。所以，就中考前文学圈里可与“汪峰上头条”威力相媲美的爆炸性新闻来一个中考素材大挖掘。

说露骨一点，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大家怀念的只不过是我们眼下最缺失的一种品质——静。而这位世纪老人平静地泊在时间深处，有形无形地散发着一种安详的力量。浮躁丛生的时代，她像一眼拒绝喧哗的深潭，清澈而高远地活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的距离。在鼓满欲望风帆的海洋上，居然还有那样一座沉默而丰盛的岛屿，在提示我们，什么叫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爱无疆。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突然感受到这段文字散发出的光芒格外地刺眼呢?嘻嘻，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标红，如此接地气儿的理由实在不符合好好老师的风格呀。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移植到牛娃儿们作文中的点题部位。

另外，我们还需储备一些和杨绛先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钱钟书先生的素材。在中国的名人谱里，钱钟书当属一颗耀眼的恒星。他19岁考入清华大学，28岁被破格聘为外文教授。之后，他蜗居书斋，杜门避嚣，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夏衍曾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特殊的人!”

下面好好老师举几个“栗子”，一定要接着哦!

◆对钱，他姓“钱”但看得很淡

一、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钱钟书却拒绝了。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老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许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老却说：“不卖!”

二、钱钟书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期间，有一次，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元。”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3000元，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三、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乃至后来《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也执意不收。

◆对名，钱钟书看得更是淡泊

一、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博人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

二、法同著名作家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钱钟书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因为太钟情于《围城》，所以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三、他也从不做寿。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一律婉拒。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对书，钱钟书却看得很重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钱宅满室书香，他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占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他一生都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非淡泊无以明志”。淡泊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境界，钱钟书保持了一颗淡泊的心，摆脱名利的羁绊，真正做到了返朴归真、潜心回归自然。

以上素材可适用主题：淡泊、坚持、钻研、不忘初心、做自己、追求、热爱、静、精神贵族等等。

[中考作文素材：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我想《围城》幽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钱钟书先生用了许多比喻。方鸿渐在大学里要从副教授升到教授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的关系正如丫头，姨太太和正房太太的关系一样，从老爷身边的丫头添房成姨太太挺容易，但是姨太太要想成为正房太太可谓难上加难;同理，从讲师升到副教授轻而易举，可要想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就不那么容易了。真是精妙绝伦。

还有关于“爱情”的比喻，钱钟书先生分别用“起火”和“热带植物”来比喻老年人和青年人不同的情感特征。他说：“老头子恋爱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烧起来没有救的。”年轻人的恋爱呢?“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的生长。”

再说关于“留学”的比喻，有理趣也有情趣，包含了钱钟书先生对那个时代某些庸俗卑下文化观念的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的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

很多人说，钱学森笔下的围城是指婚姻，细细想来何止婚姻一个围城?其实人生处处是围城。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其实说白了，这围城是自己给自己围起来的。因为“贪”，我们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麻烦。有人不甘寂寞要大干一番，却不明白顾此失彼的道理。日子太太平了，人们就以为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奋发图强了。

生活本就是一座围城，婚姻与事业、学习与娱乐、发展与落后、成功与失败，都是这座七彩城中的一种颜色，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种元素。当一切人和事因为努力和乐观而变得美好，当城中的色彩都均匀和谐时，那么这座围城就不再是一种可怕的束缚和压力，而是一个幸福的乐园。没有人会试图离开她，即使是自怜自哀的方鸿渐也会喜欢，假恶丑也会被同化为真善美。也许世界永远不会变得如此美好，但允许我心中永远存在这种美好的理想。

当我读完全文后，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感到意犹未尽，故事戛然而止了。是啊，一切就这样都“结束”了吗?对于主人公的故事，对于整个《围城》，让人去细细地思索、静静地品味、慢慢地鉴赏。全文最后一句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正是反映了世事的苍凉与变迁吗?

读完《围城》，从主人公精彩而又独特的故事前后，我看到了作者所表达的人性和表现的哲理，以及作者在文中生动传神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些精髓需要我们去理解、去意会、去感悟……

(1)内容简介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

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2)内容解析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

“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钱钟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3)内容影响

李洪岩的一篇文章写道，钱先生作品的结尾，几乎全都归结为一无所有，即虚无。他举例说，《围城》的结尾是老钟打鸣，“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上帝的梦》则是上帝伸着懒腰，对着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已尽的世界，长长地打着厌倦的呵欠，张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却那无穷无尽，难消遣的光阴。

《猫》的结尾是无限地向自己展开的永远走不完(即无结果)的人生路途。《灵感》的结尾是“猜不出”。《纪念》的结尾是偷情与无知。等等。而那篇未完成的《百合心》，依李氏所说，其寓意也就是《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的，人忙碌一生，追求这，追求那，最后不过是可悲的一场空而已。

“围城”也好，“鸟笼”也罢，由于小说情节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婚姻与职业而展开的，所以，一种说法就认为钱钟书用这样一个比喻性的书名，是想说明人类婚姻与职业的盲目性，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整篇小说都贯穿着主要人物方鸿渐与几位女性的分分合合。

也许我们该认为《围城》的主题是复杂而多样的。钱钟书所要揭示的，并不仅限于婚姻和职业，更不一定是以抗战为主题。因此有人说这部小说是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盲目与混乱。人在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目的性，就像是无头苍蝇，最终在忙忙叨叨、糊里糊涂里结束了生命。显然，这是一种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的解说，并且多少是有点大而化之的解说。

[十大经典小说推荐

钱钟书先生逝世后没几天，我到西安出席一个学术会议，有记者来访，请陈平原、夏晓虹、丁帆和我几个谈钱钟书的人格与学问。他们三个都是名教授，博士生导师，自然侃侃而谈，而我则承认，钱先生于我辈来说，实在“须仰视才见”，不敢妄论。今天，他的文化形象有点像陈寅恪，大家都在谈，但真正读懂他们作品的人非常少。我也属读不懂的一类，不仅现在不懂，恐怕以后也不会懂得更多。

我指的是像《管锥篇》这样的鸿篇巨制，在后人心目中，可能永远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话了。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在2 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钱钟书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余英时语）。在20世纪能与钱先生这个智慧的君王相遇，的确是平庸年代里罕见的奇迹之一。可谁能想到，这位二十几岁便名扬四方的当代鸿儒，在“文革 ”时期，竟落到在一女清洁工的监督下打扫厕所的境地。当时与他同命运的还有何其芳、俞平伯、朱寨等人，和钱先生关在一起的荒芜先生曾题诗曰：“可怜扫地尽斯文。”杨绛先生也曾在《干校六记》中感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真有点惊心动魄的味道。

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比起来，钱钟书在20世纪下半叶所受的苦难算是较微的，可让这样一个精通六国外语、深受西洋文明教育的饱学之士丧失学术自由，转而去打扫厕所，其中所蕴含的残酷也许比死更可怕。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代像“反右”、“文革”时期那样贬抑、仇恨知识分子的，它的恶果，不仅断送了许多优秀的大脑，更严重的是造成了我们民族在文化传承上难以弥补的断裂，以致到了今天，如果不是《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文化昆仑”钱钟书；同样，如果不是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畅销书，也没有人会记起我们曾经拥有一位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历史大师。

这些民族裂痕所留下的创痛，教会了我该如何在权势、专制和偶像面前仰起高贵的头颅，而把谦卑、敬畏留给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师。据李慎之先生的回忆文章载，有一次，中国社科院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都说，钱先生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寂寞学者，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从上述场景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极有原则、立场坚定的人。有一次，钱先生同高莽谈到作家的使命，他说，作家要能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支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能扛重担，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词：头脑，笔，骨气。

我非常喜欢钱先生的精确概括，他自己就是一个终生实践这三个词的榜样。但是，由于钱先生声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倦于与俗人俗事打交道，久了，大家就慢慢地忽略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内在骨气，把他类同于老学究。其实不然。比如，钱先生是审定《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主持人，按世俗的眼光看，这在当时是相当风光的身份，可他一生都不愿言及此事；他在《宋诗选注》中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嫌它道学气过重，其实未尝不是表露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胡乔木请他改诗，没想到他“书生气发作了”（李慎之语），在胡乔木的诗上大动干戈，完全不顾胡乔木只是摆摆礼贤下士的资态；198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一文，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于有些人策划出版不定期刊物《钱钟书研究》、《钱学年鉴》，他阻拦不成便愤然道：“吹捧多于研究”，“拾到篮里便是菜”，“由于吹捧，人物可成厌物”；有人用钱策动他接受采访，他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一著名洋记者慕名想见他，他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又何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80寿辰时，有单位要为他祝寿，还有人准备为他父亲开纪念会，他说：“何苦来呢！找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对于自己的丧事，他在遗嘱中写道：“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从这些细节进入钱先生的内心，我们会发觉他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淡泊和高贵，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重温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狂傲之气。先生的自我评价是：“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狷者，狷介之士也，意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这种自洁精神，在多少知识分子身上已荡然无存，唯先生坚守了它。

有人将知识分子分为慕僚知识分子、工具（或说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三类，钱先生显然是人文知识分子里的极品。他把治学中的专业精神视为最高理想，有巨著传世，还在文学创作领域（如小说《围城》）达到很高的造诣，这就使得他不像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徒有一个姿态，却没有任何文化创造。钱先生的存在，可谓提高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也为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失落已久的尊严。由他，我想起储安平，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想起顾准，他让自己的反叛思想在黑暗岁月里燃烧；我想起陈寅恪，他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这些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珍贵的部分，将这些失散的心灵碎片缝合起来，或许能洗去我们心头固有的因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集体背叛而留下的阴影，重聚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句名言：“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者莫如心声。”钱先生的心声常鸣。

他是伟大的学者，智慧的君王，中国古典文化最杰出的传承者，他的逝世，为20世纪末的中国写下了沉痛而悲伤的一页。

[钱钟书逝世一周年祭作文

钱钟书先生诞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他一岁时“抓周”抓到了一本书不放，家里因此他的伯父给他起名为“钟书”，钟情于书，这个名字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也仿佛就是他“书痴”生活的写照。

钱钟书考入清华后，他以“横扫清华图书馆”的气魄投身书海，开始创造一项又一项“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考试成绩第一；口出狂言第一??钱钟书读书爱做眉批，于是，清华图书馆的藏书上便到处有了“钱批”，据传清华藏书中画线的部分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后来，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在英国，钱钟书就读的学校是牛津大学。牛津的藏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钱钟书除了听课以外，日夜埋首于图书馆，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的图书，认真地做了笔记。两年后，他以精彩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英、法三年的学习，为钱钟书从国学到西学融会贯通，具备现代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以至后来成为东方睿智学人，名满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