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

1872年12月函咨总理衙门时，李鸿章概括了“官督商办”的准则：“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属于股份企业，“官督商办”后来成为1870年代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模式，轮船招商局、湖北矿务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采取了这一方式。

李鸿章首倡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官督商办”模式，最初来自盛宣怀的构想。

当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们一心想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却苦于清廷国库不足，因而想调动、吸纳民间资金来实现富强大计。另一方面，在缺乏商业传统和制度保障的社会里，通商口岸的商人们却宁愿把资金投向外国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过会办的郑观应在他的《救时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计其本已在一二百万，“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十居其九。”郑观应说，中国商人其实不愿意“以资附洋”，但外国人似乎比中国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陈说”的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公司的《轮船章程》。在这份后来被视作中国一个集商资商办的章程里，盛宣怀试图打通官商之间彼此隔阂、“久不联络”的局面。

盛宣怀认为，中国自办轮运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为商人设身处地打算。他共拟定了六条章程，涉及轮船的组织、管理、经费、船只、如何应对洋商的竞争，以及政府给予怎样的优惠扶植政策。譬如，为了保证能和洋行竞争，政府给予漕运的业务扶植;政府不能随意侵占公司利益，“官场来往搭客、搭货亦照例收取水脚”等等。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不为政府所有，所有权归合股组织。这使得调动大量商人资本成为可能。

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初涉商场的年轻小官僚之手。可惜没有得到政府派来的旧式商人、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的认可。朱坚持领官项、设官局，他后来领官款20万串后在上海办“轮船招商公局”，只靠运漕粮为营生。几个月后，“公局”就陷入停滞状态。

在朱的“官办”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顺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万两现款的股金。上海商界两位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绝入股。

“官办”失败后，李鸿章又回到盛宣怀最初提出的“商办”思路。这次，他委任了有着丰富经验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皆任洋行买办达十年之久。凭借他们在华洋商界、轮船航运方面拥有的广泛人脉资源，50万两的股本很顺利地就招齐。

当时，代表商人股东的总办唐、徐二人主管揽载、招股等轮运，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运。盛宣怀则被李鸿章任命为兼管漕运和揽载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为联络、调和官商的关键人物。终其一生，他都在“官”与“商”的两重角色之间徘徊。

虽然未能如愿坐上招商局的头把交椅，之后又奉李鸿章之命到湖北勘矿，盛宣怀在招商局的经营和发展中还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购美国昌旗轮船公司这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战为重要一笔。

当时，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旗昌是其中历史久、实力强的一家。随着轮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垄断被打破。为打压招商局，洋商们一度把水脚(水路运输费用)压至一半。恶战三年下来，几无利润可言，旗昌更是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旗昌新老板上任后，有把旗下轮运业资产出售的念头。

1876年年底，徐润获知消息后亲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矿的盛宣怀商量。盛宣怀认为筹款不难，担心的是吃下以后“船多货少、洋商争衡”的问题。听完徐、唐的解说后，他特地从湖北赶回和有关人员商谈此事。

据其子盛同颐回忆，盛宣怀先找李鸿章商议，并提出筹款方案：由清政府饬令盐商搭购招商局股份792000两，并通饬各藩司、海关道劝谕富商们认股。当时华北持续大旱，饥荒蔓延数省，赈灾是头等大事。李鸿章以“费巨难筹”拒绝了盛宣怀的计划。

盛宣怀不是一个轻易会让机会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见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沈先拒绝。经过盛一番“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陈说，这位极为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终被说服。最后，沈葆桢同意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账户作为贷款。

待到以220万两银子吃下旗昌后，原本只有11艘轮船、资本额仅有75万两的轮船招商局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中国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和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

凭借官的身份和人脉，盛宣怀为招商局筹集到巨额政府贷款。之后数年，招商局因为背负巨大的债务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价竞争，经营面临压力。盛宣怀又通过李鸿章，为招商局争取到5年内缓缴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创办的头十年里，官方予以漕运和贷款方面的扶植，商人们进行精明有效的经营、管理。在官商协力下，历经洋商发动的价格恶战、云南马嘉理事件引发的股东抽资风潮等等艰难，招商局成功实现“分洋商利权”的目的。

随后几年，中国内河航运费用稳步下降。这对整个中国商界、货物流动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办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创办和经营，实现了商人、国家、社会多方共赢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历练的盛宣怀很顺利地办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务企业——中国电报局。一年后，待津沪陆线竣工，他奏请改“官本官办”为“官督商办”。理由是“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盛宣怀始终认为，要使企业长久经营下去，必须要由将盈利视为身家性命的商人来投资，按商业原则经营，政府不得干涉。但创业之初，须有政府的保护和扶植。当时，架电线有破坏风水之说，来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电杆、断电线的事常有发生。打着“官为督理”的旗号，就可以让沿线地方官员一体照料保护。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导下，原本定为为军事服务的电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

与轮船招商局一样，电报局也要和洋商英国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争夺利权。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和两家洋商进行交涉、谈判，最后得以拆除两家公司设立在岸上的陆线，而且不准其将海线牵引上岸。

这个机敏练达、雄心勃勃的年轻官员，正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代官僚资本家。

释义

铜琵琶、铁绰板，为豪放歌曲的伴奏乐器。指格调豪爽、气势宏大的文学作品。

出处

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故事

有一次，苏轼带着他的随从经过一个山崖里，他被山崖上那几丛沐浴在阳光下的金鸡菊吸引住了。正当苏轼观赏着金鸡菊时，他的随从却放开歌喉唱了起来。原来，苏轼的随从很善于歌唱，他也被眼前的金鸡菊陶醉了，唱起了苏轼填的词。随从歌唱完后，苏轼便转过身来对他说：“你唱得还真不错呀！”

随从笑着说：“哪里是我唱得好呢？是因您写的词格调豪爽、气魄宏大呀。”

苏轼问：“那么，你将我的词和柳永的词比较一下，两者又怎么样呢？”

随从回答说：“依我看，柳郎中的词，只可借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捏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可是您的词，只得请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苏试听了，表示赞成地笑了起来。

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概括为“抱铜琵琶，执铁绰板”，又逐步演变为成语“铜琶铁板”。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杭州玩，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定了下午的车票，我们到杭州已经到吃饭的时间了，我的生物钟告诉我，现在肚子饿了可以吃饭了。

我们到了一家商场里，走着逛着这家商场饭店比较多，让我们眼花缭乱不知道去哪一家。不久，我们发现了一家海盗主题的铁板烧，于是我们进了餐厅，我们点完菜，才发现位置是长方形的中间给厨师用的，外面是客人用的，没想到我们还有一个专职厨师。首先我们的厨师把菜当着我们的面都配好，一一展示给我们看，然后放在铁板上，把牛肉放在铁板上，只听到“哧溜”一声，就开始冒出了香气，这就成了第一道菜，厨师把牛肉分别切好装在我们每个人的盘里；第二道菜是秋刀鱼，那位厨师先把水倒在铁板铁板上发出“噗嗤噗嗤”的声，接着，把秋刀鱼放到铁板上在上面，撒上一些调味料，哇很鲜美，再用勺子把鱼翻过来继续烧，不一会儿鱼就烧好了陆续的菜都上齐了，我们就开始大吃特吃起来，一会儿我就把两条秋刀鱼给吃下去这两条鱼太鲜美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今天的铁板烧真让我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