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

公开信息显示，提出设置“女性车厢”提案的苏忠阳是湖北随州人，1971年10月出生，民建成员，大学学历。除了广东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外，苏忠阳还是广州龙发行礼品贸易公司总经理、广州青联委员。

从广州大学毕业后，苏忠阳留在广州从事艺术创作和工艺品经营，先后当选广州市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委员。通过苏忠阳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可以看出，提升广州地铁的人性化服务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

今年6月9日，苏忠阳通过微博发布了一篇长文，解释了自己提议设立“性别车厢”的初衷。他在文章中写道：“男女有别是原始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文明标志，现代地铁反而挤掉了男女有别，挤掉城市文明，挤掉了尊严。我运输的是一个个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不是货物，不是猪仔，关注市民地铁中的尊严。”

在今年1月广东省两会期间提出的提案中，苏忠阳对“性别车厢”还有进一步的解释。

苏忠阳在提案指出，由于过于拥挤，上下班高峰期乘坐地铁的女性在地铁上被“狠狠夹在人群中”，难有尊严，巨大的人流量也产生了诸如性骚扰等问题。

“民调显示，81.9%的人认为地铁上存在性骚扰，其中21.6%的人认为地铁性骚扰多发。”苏忠阳在提案中说，尤其是夏季，问题更为突出，广东夏季炎热漫长，女性普遍着装清凉，“地铁色狼”让女性乘坐地铁出行时备受困扰。“在现有的交通条件下，乘客间产生碰撞在所难免，而过多的肢体碰撞总让乘客感觉尴尬”。

对此，苏忠阳在提案中建议，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母婴、孕妇)、“男性专用车厢”(老弱病残)、混合车厢，让女性可以安心乘车，“女性车厢”可设在首尾两端，刷成粉红色，女性、孕妇及小学以下的儿童可使用，在车厢和月台的乘车口贴上专门标识和指引。

上述提案还指出，“女性车厢”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强制，并非排斥男性，限定时间以外，则男女都可以乘坐。“强化人性化管理，更好地体现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

“我觉得太远的目标其实老百姓感受不到，细微的、人性化的这种关怀，大家都能感同身受。”苏忠阳6月初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先有了理念，然后再提倡，逐步形成社会风气，市民可能会更有获得感，“而且这种小小的改变，对他们可能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幸福感的体验”。

事实上，“女性车厢”的设置也得到了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高层的推动。

根据央广网报道，6月7日，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率调研组赴广州地铁集团、深圳地铁集团，围绕“关于地铁设立女性专用车厢”提案进行专题调研。

央广网的报道提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林木声及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了上述调研，陪同调研的还有广州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和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

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在调研期间表示，地铁是最文明的公交，需要不断追求文明进步。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早晚高峰期设立“女性车厢”的提案，既牵涉到公共交通、公民权益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彰显城市人文关怀。

王荣特别点出广州、深圳地铁在这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在特定线路、特定路段、特定时间段设置“女性优先车厢”，倡导城市文明风气，让地铁成为展示两个文明建设重要窗口。

林木声则认为，对于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应该从积极的意义来理解设置女性专用车厢的意义。“哪怕做一点点，体现的就是一种社会对于女性的关爱和尊重。从积极的角度来考虑和被动的角度来考虑是不同的。”​​​​

据新华社12月22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令计划是十八大以来继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以后第四位落马的副国级以上官员。

从令计划的履历和先前山西落马的数位官员来看，“西山会”成员渐渐浮出水面，如何应对“家族式”腐败和“抱团式”腐败成为反腐败工作的课题。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接任中纪委书记一职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纪委一是加快对地方、中央直属机关、企业的巡视步伐。二是加快打虎速度与力度。时至今日已有四名担任副国级以上官员被查。面对令计划这样“家族式”腐败，应从以下两方面加以

一是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在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予以纠正。加强对选人用人存在的腐败予以查处，加大对失察人员的责任追究。

二是加强自身廉洁建设。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性锤炼。提高党员干部的对腐败的“免疫力”。

这次令计划的被查处，表明了中共中央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反腐败工作仍在继续，有力的回击了反腐工作到此为止的论调。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10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主持开幕式。

10月17日是中国的第2个扶贫日，也是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政府决定在今天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就是期许通过高层论坛呼应联合国发展峰会2015年后发展议程，推进中国和全球的减贫事业。

出席论坛大会的外国领导人和嘉宾有：乍得总统代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国会主席巴妮，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联合国副秘书长潘基文特别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10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以下为讲话全文：

尊敬的代比总统，尊敬的基塔罗维奇总统，尊敬的洪森首相，尊敬的巴妮主席，尊敬的加西亚副总统，尊敬的克拉克署长，尊敬的陈冯富珍总干事，尊敬的卡马特行长，尊敬的金立群候任行长，尊敬的各位使节，尊敬的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那时以来，各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行动，进行不懈努力。到今年，全球在消除贫困、普及教育、防治疟疾和肺结核等传染病、提供清洁饮用水、改善贫民窟居住条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基本完成，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重大积极进展。

在上个月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各国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国际社会携手消除贫困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们既为11亿人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深为担忧。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们将加强减贫发展领域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享经验，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

以下为讲话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我们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

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我们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先后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

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为了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以及召开本次五中全会，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密集展开基层调研。

从5月至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相继赴三省调研，并接连举行三场座谈会，听取18个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中，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补齐的“短板”，部署了需要取得“明显突破”的十大领域。

9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专门主持会议部署“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启动工作。他强调，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

7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作为“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十三五”期间，改革和结构调整势必成为经济决策的关键，如此才能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对于未来五年，迟福林预判，倘不发生大的意外，坚持改革和结构调整仍将被置于决策层施政的核心。中国的各项政策部署，将会更少经受表面经济数据的羁绊，转而注重更深层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而这，或会成为未来五年高层施政“新常态”。

为了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以及召开本次五中全会，今年以来中共高层密集展开基层调研。

★从5月至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相继赴三省调研，并接连举行三场座谈会，听取18个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中，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补齐的“短板”，部署了需要取得“明显突破”的十大领域。

★9月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主持会议部署“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启动工作。他强调，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要远近结合，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应对当前挑战。既要以五年为主，衔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又要考虑更长时期的远景发展。

★7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商飞。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第一次明确发出中国制造大飞机最坚定的决策，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民用飞机圈内做市场分析的人一直关注中国经济走势，尤其关注中国与美国、欧盟关系的扰动，因为两者都与飞机的订单、价格相关。在两大航空巨头来看，中国决定买谁家的飞机有时出于市场与商业，但经常把购买飞机当作平衡国际关系与贸易逆差的筹码。但中国决定自己制造单通道飞机，无疑是最坏的结果。

只要中国开始制造自己的大飞机(包括运输机)，西方舆论就开始冷嘲热讽。当1999年中国推新舟60(MA60)50座级双发涡桨支线客机，被西方媒体贬低为“极其危险”;运-12也没有逃过类似的宿命，他们甚至给这款飞机起名“死亡陷阱”;麦道公司甚至在《财富》杂志上坦承“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入中国”;C919更是遭到贬损，航空业内最有影响力的《航空周刊》刊载文章认为，“中国商飞工程师、中层经理人和管理者根本没有商用飞机的制造经验”，断言“几乎看不到中国商飞会将其中程商用飞机C919送上天的希望”，对中国声称在8年内要制造出像737那种飞机，作者说，“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上C919飞往成都或上海，我不相信我能活到那一天。”

两大巨头制造商对C919格外关注，其重量级人士很早就猜测到，中国早晚都会自己制造大飞机。虽然研制一个型号的飞机费用巨大，但这个决策来自于中国最高层，最终就一定会做到，并很可能取得成功。他们还认为，只有国家意志代表组成的集团(指中国商飞)才能够创造成功，这才是他们最为看重的。

当中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大飞机项目成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时，这些量级人士深知，C919已经不仅仅是一架飞机，它的背后是中国长远战略利益的考量，中国不仅希望能够成为受国际认可的第二大经济体，还希望国际社会认可自己是科技创新的引擎。要想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国产任何工业产品的能力，尤其是大飞机，它关乎的是一个国家的荣誉。波音前首席执行官说：“我不认为中国有克服不了的技术障碍，他们已经两次将宇航员送到太空，而且一些世界上最好的空气动力学家就是中国人。”这架飞机将是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故事。

就这样，C919在质疑声中启程。虽然来自中国商飞的信息表明，他们决心成为大型民用客机世界第三大制造商，从C919命名就可以看出要和空客波音一道成为世界飞机市场ABC的意志，空客以英文字母“A”打头(Airbus)、波音为“B”(Boeing)，“C”来自于中国(China)和制造商(COMAC)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但是客观地说，C919是中国继运10后自主设计的第二款大型民用飞机，对全球民用航空飞机制造业而言，并不是填补中型、窄体客机研发的空白，而是分享细分市场增长性最大机型的需求。

21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落下帷幕。

本届论坛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重点问题。然而，各位代表和参与者深入坦诚积极的讨论，让本届论坛内容充实、成果丰硕，一些有代表性的闪光观点和思想更是值得回味。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女士在她的演讲当中提到，中国需要实行三项政策：开放、缩小、扩大。她概括的非常精辟，这三个词分别用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就是“ONE”。

拉加德说，开放，就是需要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和进一步密切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是中国承诺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的一个明证;缩小，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更加注重绿色发展，这将确保持久和广泛共享的繁荣;扩大，就是需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扩大研发投入并提升价值链，这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源。她评价，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囊括了这些主要因素，ONE原则的实施将有利于中国实现更优质、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的增长，从而实现“中国梦”。

还有哥伦比亚大学萨克斯教授，他讲到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克服单边片面的发展，其三大支柱是：经济发展、缩小不平等、环境可持续。而英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也说到：“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应当将全球减排目标、推进城镇化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综合考虑”。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CEO雷·达里奥先生在论坛演讲中提到的：“生产力的提升是对生活水平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他认为，“我们的生产效率马上就要复苏了，因为有一些颠覆性的技术，比如说像AI、大数据和超级计算等。”

“而对于市场的生产率还主要取决于举债，比方说举债越多就可以花越多的钱，但是这个钱是必须要还的，所以我们看到债市的周期往往是和生产率的提升一致的。”雷·达里奥说，“如果有人能够最有效的借债并使用这些钱，他们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先生提到的“把体制成本降低是应对经济转型关键所在”的观点让人深思。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通过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但目前体制成本从快速降低后再次回升。

周其仁将体制成本分为三类。一是法定成本，比如缴税、社保。“降税必须立法机关来推动，降税就必须降低政府开支。”二是市场主体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医疗服务行业为例，要动员更多医疗服务资源增加供给，不是仅仅增加医院就够了，还要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增加医疗服务。三是企业获取关键要素的成本。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仅仅用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够的，光有购买力而没有土地拨过来，就会发生尴尬的局面。”

周其仁认为，尽管经济增速下行中很多市场成本都在下降，但体制成本如果不降的话，或许“很多企业没有等到市场成本降到它能够支撑下去的水平，就撑不住了”。

对作为世界性创新公司的代表，facebook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先生提到：“创新的本质是从5—10年的时间跨度内来解决问题，而不只是解决当前的问题，1—2年内的问题靠产品就可以解决。”这也映对了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先生提到的：“创新不仅要颠覆旧秩序，更要创造性的建设”的观点。

苏必德指出，人文教育就是注重通过“即兴发挥、创新、合成以及团队合作”，鼓励学生发现新问题，并通过团队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人文教育能够打造更好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