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案件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一部根据党史和法治史上著名案例创作的影片《黄克功案件》在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能在如此恰当的时机，以关注历史、礼赞法治的影片，为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喝彩，创作者的敏锐和胆识令人钦佩。

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延安时期的真实故事。抗大六队大队长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处理案件时出现了不同声音：一部分人认为黄克功屡立战功，主张赦免他，让其将功赎罪;另一部分人认为，大家之所以投身革命，追求的正是自由和平等，共产党人坚决不能有特权思想，黄克功罪不容赦。面对针锋相对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将案件交给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审理，最终以公开审判方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90多年的党史，创作者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这样一个个案?影片要向当下观众传达什么理念?

影片以较大的篇幅，揭示了权与法、情与法这一永恒主题。毛泽东作为军委主席，面对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自己的黄克功，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他完全有权力不把黄克功交给司法机关，改为以军纪军法处置，那样黄克功不仅可以逃过一死，甚至可以免受刑罚。就算交由法院以司法途径解决，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毛泽东作为战时统帅拥有特赦的权利，可以在法律许可下运用特赦权保黄克功一命。然而，在权利、感情、法律的纠缠中，毛泽东最终将案件交法院依法审理，在收到黄克功写的求情信和审判长雷经天写的权利告知信后，还亲笔写下一封书信，提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这封信闪耀着从严治党、依法理政的法治精神，由雷经天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后，不仅教育了延安各界，对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影片中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撞击每一位观众的心灵。

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框架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积极稳妥推进。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大力推进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而《黄克功案件》正好为观众展示了民主、公开审判的一个历史样本。影片在有限的时长内，详尽叙述了黄克功案件的完整过程：从法院立案、挑选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到调取证据、公开审判、合议案件，直至最终的判决与执行，审理环节无一处缺漏。其中最大的亮点正是体现公开和民主的桥段：参加审判法庭旁听的有来自部队、机关、学校的代表2500多人;5名审判员的选拔具有较强代表性，既有法官又有群众，既有黄克功的战友，也有刘茜的同学，而且都能充分表达意见，达成一致后才能形成判决。尤其是在最后合议案件时，审判员之一、黄克功的战友李兴国坚决反对判处死刑，并拿出瑞金时期的红军条例据理力争。审判长雷经天不但让李兴国充分表达主张，而且坚持从法律角度与之辩论，最终说服了他。司法民主之意得到了尽情展现，展示了我党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的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思想的光芒，必将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事业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作为第一部正面描写我党早期法治建设的电影作品，《黄克功案件》以史实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党始终把法治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追求公平正义、推进法治进步、坚持依法治国。而创作者为真实再现当年的典型环境，到延安去追溯陕甘宁边区刑字第二号案件的审理。当今影视市场乱象频发，能不为商业大潮所迷惑，去开掘历史经典案件，做出悬疑叠加、意外不断的类型化法庭故事，实属难能可贵。

日前，无意间看到社会科学报上有一篇为纪念国家宪法日的文章，提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处决黄克功枪杀前女友刘茜的事件，并拍成电影《黄克功案件》，说明我党在早期就十分注意反腐倡廉，连有十年战功的老红军都不放过，确实震撼人心。早期我党还是十分英明的。但笔者想就这个案件的判决过程谈几点看法，说说是否为依法审判。

1.时代特色：杀人罪头上加的汉奸罪、革命败类罪为时代特色。从案件上看，事实清楚，有物证，但没有人证。事件描述有些先后矛盾，如写到黄克功杀完人后回学校，先把衣服、枪支等处理干净后，才去校部汇报。甚为从容，但在刘之同学询问时，却神色仓皇，和身经百战的老红军经历不符。判决理由十分有意思，国难当头，凡属中国人民，均要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才是国家民族的死敌。无论主观上是否汉奸，客观上确是汉奸行为。认定黄为革命队伍中的败类。这些措辞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时代特色。如果说当时是依法判决，似乎有些不妥，判决理由没有说违反那条法律，第那款都没有，仅仅是出于清除革命败类的目的，教育警醒作用大于法律的公正裁决。

2.国家领导人干涉法律之嫌：司法独立是西方和国民党政府所宣扬的，我党一直在讲司法独立，但始终独立不起来，从现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也可以看出，政府对司法的干涉很厉害。这从抗日时期也已经埋下种子，本来事实很清楚的问题，却受到黄的老同事的干预，甚至要由毛老人家亲自审判，毫无司法独立可言，毛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宣读其信件，更含有教育革命群众的目的，我党坚持宣传，可见一斑。如果严格上以黄克功案件来说明我党依法治国的优良传统，视乎不太合适。

3.题外之话：透过黄案，可以看到当时边区的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没有得到我党的充分注意，女满16不能结婚，的法律规定应该也没有宣传到位，否则的无论是干部还是学生不可能不清楚，黄也不可能非要和刘结婚，如果刘答应结婚，结果不能领结婚证，那不是扯淡吗。说明当时法律宣传不够，而且法律是否健全都成问题。

4.经办人雷经天在北伐前遭冤案，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证明依法治国在早期基本上是空谈。黄案总体上教育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正如其秘书说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团结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毫无畏惧地迎难而上，把大任担肩，全身心地投入黄案审理。当然雷是否具有法学背景，有无审理经验，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吸收法律博士之类的人吧。

总之，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要无谓的批判，也不要无畏地拔高，如果说以前就讲依法治国，和现在才讲依法治国，逻辑上不通，也具有讽刺意味。当然，我党以革命起家，时刻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把人民中的犯罪分子称为敌人，和人民划清界限，是否妥当，是否贪官被审前是人民父母官，被审后就是国妖、叛徒之类的话出现在依法治国的21世纪真的很开放。不管他是否犯罪，最起码他的公民身份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公民权利还是有的，落井下石的做法和文革有区别吗?报纸真的必须做我党的喉舌吗?如果是国家的喉舌还好，别成了某些官员的喉舌就行，只要能为公民谋福祉，才是值得拥护的政府，在信仰缺失的今天，值得我党深深思考，你们拥有的是前辈用鲜血换来的，是大众的幸福，而不是当政者可以拿大众的血汗任意挥霍的。贪官的钱贪的是国家的，还是纳税人的，他的钱应该归国库还是分给纳税人，也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些贪官因政治对手举报，是否应该对这些政治对手也要采取措施，防止一个贪官打下去，更大的贪官冒出来。封建帝国的大贪官灭了，可往往会种下一个更大的贪官，希望这样的循环不要在我党发生。贪官的钱交给国库，等于他们在变相给国家储蓄，是否出台一个法律，今后贪官的钱分给事发省份的贫困者，也不失为共产主义的提前到来，给那些美帝国主义者当头棒喝，给污蔑共产主义者以有力的回应。

谨以此文，献给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献给因贫困而暴尸街头的老太太，希望你一路走好，贪官的钱你去要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谨以此献给看到此文的人。依宪治国，宪政的到来是我们这个时代之福。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公信力逐渐下降，因为电影本身的内容与艺术的深度而影响观众的观影感受。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新主旋律电影的发展，主旋律电影的事件表现开始有了变化，注重立体化的人物性格塑造，将焦点对准事件背后的人物的情感变化，并极力描写和刻画。《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建党伟业》、《建国伟业》等主旋律电影，历史人物和英雄的丰功伟绩都转换成了一个个逼真的故事。但电影《黄克功案件》都不同于这些主旋律叙事的模式，而是利用人物的事件来彰显“法治与法制”的权威，并在道德节操和伦理情感上，唤醒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以此凸显出执法人员的信念与信心。

根据77年延安真实事件创作而成的电影《黄克功案件》，由王放放执导，成泰燊、王凯、毛孩、黄海冰、戴江、马薇、杨佳音等主演。电影真实再现了黄克功的杀人案和桃色案，利用悬疑元素将事件层层包裹，再经由事件的推进错落有致地剥开，由此，无形间呈现出一种“全新”主旋律电影的风格。导演王放放不采用惯常的艺术手段表现重大的历史革命题材，而是将其作为题材的类型化处理。以至于，影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叙事状态，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内心变化也随之塑造而出。可以说，电影《黄克功案件》是创作者为观众烹制的一盘色香味俱全且融视觉与感官为一体的盛宴。

列宁说，“对于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重要的便是电影。”特别是主旋律电影，不仅兼具审美教育和娱乐功能，还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经受着市场的考验。可以说，电影《黄克功案件》是“以中国观众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而创作出来的影片。虽说影片以真实的人物事件为依据，用悬疑故事片的方式呈现，但它是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特质，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更是在历史与社会现实之中表达出对法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求，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影片中，中央面对因逼婚不成杀人的战功显赫的黄克功(王凯饰)，采取了极其严谨的方式，将“不仅要一碗水端平，而且两碗水也要端平”的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尽管之前法律指出功大者可以从轻处理，但时代在发展，法制与法治在健全，放错了就要严惩，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人平等”。

电影《黄克功案件》不用于之前主旋律电影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分割，而是采用案件侦破的主线来贯穿全片，构成了人物性格变化的载体，成为塑造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片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长雷经天(成泰燊饰)接手黄克功案起，便以“情感”的真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从接手案件，到审判案件，雷经天都是以朴实的执法者与“感恩者”的形象出现，但经过事件的不断推进，雷经天内心的起伏变化，好似被风吹起的落叶，一高一低地抓住了观众的心。不管是为了战友情义与黄克功谈心、帮着搓背，还是为了全局宣判死刑，都流露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男儿形象。因此，雷经天也好，黄克功也罢，都给人留下来难以忘怀的印象，也表现出了我们党严明执法，敢于正视自己，实事求是的作风。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电影《黄克功案件》将尘封77年的桃色事件的呈现，实则是对黑暗的、消极的、落后的、腐败的一面的叩问，更是一种“法治与法制”权威的体现。

有人把毛泽东杀黄克功比成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大错特错。马谡失街亭，违背作战部署，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斩他，是军法。黄克功的死，和战场毫不沾边，他是泡妞不成，起杀心，属于桃色事件，毙他，是刑法。马谡就算霸占民女，也罪不至死，你看吴宇森的《赤壁》，曹操雄兵百万，为的就是一个叫小乔的妞，且还是人家周瑜的妞。只能说黄克功走背，被竞争对手盯上了，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就好比小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贪官，你说办还是不办?

马谡死时38岁，古时这个年纪可以当爷爷了，黄克功死时不过26岁，可能还是个处男，至少连个婆姨都没娶上。 电影里的黄克功，脸上多了一块疤，依旧难掩帅气。而黄克功案是我DANG一块伤疤，边区法庭办得再漂亮，它也帅不起来的。如今这道疤被人从故纸藉里翻出来，当众揭开，拍成电影，委实出人意料。不少人畅想，这才是主旋律影片的未来。主旋律片的未来该是什么个样子，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领导干部加桃色，一定好看。

桃色主旋律要开山?

不知77年前是夜的延安下雨了没，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下点雨总是好的。雨夜、女尸、桃色、谋杀、干部，几个关键词组装在一起，就是一枚制导炸弹。这事就算放在资讯爆炸的今天，也能直指今日头条，何况是在1937年的延安。对于平头百姓来说，死个村姑算不了什么，顶多骂几天也就忘了，毕竟人家官大，而且还是功臣，想娶你那是抬举你，简直不识好歹。对于国民党来说，那可了不得，好不容易逮着我DANG桃色事件，不做足文章岂能善罢甘休。于是“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等词汇终于找到了血淋淋的栖身之所。

其实最令毛泽东挠头的，不仅只是国军舆论，你张灵甫杀妻不也照样加官进爵吗?头疼的是，死的并非普通村姑，而是投奔延安的进步学生。当时延安的处境微妙，这不正以抗战之名忙着招贤纳士，填补元气，好不容易有刘茜这样的进步青年穿越层层封锁，投奔而来，结果却死在领导干部的抢下。那会没有微博，投奔延安的青年个个堪比大V，弄不好人心尽失。再说了，你军官泡妞不成就可以杀了，你让剩下那些个豆蔻年华的女生怎么睡的着觉。

除了部分毛泽东情节的简化，影片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高度还原。包括毛泽东的犹豫，贺子珍的痛心，胡YAO邦的稚气，雷经天的为难等，影片都有尝试性的涉猎，这在过往主旋律影片中，鲜见。当然，故事的落幅一如大众所知，黄克功被毙，冤魂得以安息，我DANG的司法制度顺势登台亮相。也正是此正能量落幅，让这个桃色事件得以涉险过关。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克功案》是当代桃色主旋律的开山之作，但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会后继有人。

1937年的10月12日，阳光通透，气氛冷峻，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坐满了人，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正在这里接受公审。这是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于蒋介石刚刚赦免了杀妻的张钟麟(后因杀妻案改名张灵甫)，战功彪炳的黄克功能否会被主席“特赦”，一时间生死成谜。

刚刚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此时由于法律的不健全，能否秉公执法，更是成为党和人民关注的焦点，经过审判长雷经天的慎重考虑，黄克功案件最终决定进行人民公审，一场阳光下的审判，就此拉开序幕。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涌进陕北公学的操场，12位群众代表对黄克功的生死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影片并非如此直白的进入到这一程序的，这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影片甚至充满刑侦、推理等悬疑因素，首先是对杀人案件的侦破过程描写，案件发生后，黄克功面对审问不发一言，直到他一直亲热称为大姐的贺子珍来到，才坦诚自己是因为枪支走火才误杀刘茜。对于黄克功一说，公诉人胡耀邦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跳出感情的束缚，经过缜密的搜查，在案发现场找到了第二颗子弹发射后留下的弹壳，误杀变成谋杀。尖锐的矛盾也就此成型——救命之恩与法律公正的激烈碰撞，杀人偿命与戴罪立功的反复权衡，人情与法，利益与法，权利与法，主旋律有了更多的切入点。

对案件的侦破过程，其实给了黄克功很多表露心迹的过程，前后矛盾的情绪化与“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也被更多观众所认知，这也就给了更多与之相关的“同志”表达立场的空间……从最高领导到花样年华的学生再到须发皆白的老者，犹如“全民目击”般，在纷乱杂芜中，态度鲜明的表达立场。

最为纠结的，要数成泰燊饰演的雷经天，最为审判长，对黄克功也好，对死者刘茜也好，他必须“两碗水端平”，而黄克功当年在长征途中对他的救命之恩，则一再让事态的发展，进入情感的矛盾空间，事到如今，一块姜与一桶姜水，让两个男人，有了对生死最大的体会。

发生与1937年的《黄克功案件》，无疑如一记警钟，敲开尘封历史中一个谜案，也为当下立法执法提供鲜明力证，尽管人情与法，利益与法，权利与法仍旧是现在的法治阻力，但希望“桃色事件”可以更大的推进国家法制化进程。

为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重大历史题材电影《黄克功案件》于2015年11月2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全国首播，尽管该电影已于去年宪法日首映，但影片的现实价值及教育意义仍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体会。

该片真实再现了1937年10月，在全面抗战之际，延安发生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而枪杀女青年案件。凶手黄克功是红军团长战斗功臣，被害者是由太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16岁女青年刘茜。如何审判黄克功?成立才两个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不在，重任落到审判长雷经天身上。雷经天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与黄克功一同走过长征路。红军法官要审判红军将领，简陋的边区法院从未经历如此大案。毛泽东、贺子珍、张闻天、胡耀邦都不可回避地参与此案。面对国内外的舆论，面对愤怒的学生百姓，面对老红军的请求，雷经天承受各方压力，采用公开审理，民主判决的方法审判此案。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二千多人参加，胡耀邦作为代表公诉人发言，有12位群众代表发言，黄克功当庭辩论，最后审判庭五人展开了法制、人情、价值以及法律适用等问题的激烈争辩。在党的法制思想指导下，最终合议庭决定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

1937正值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也正处在局部执政的特殊背景下，在面临国民党大肆歪曲报道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党的领导人毫不含糊的选择了尊重法制，尊重民主，破除特权思想、倡导平等观念，执法如山、取信于民。尽管刚刚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还没有可充分适用的法律，还没有基本的人员配置，但在该案的审理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法制的权威，感受到民主与公平，这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也对当今我党正在大力推进的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资历，黄克功征战无数，履立战功，可谓将才;论人情黄克功与毛泽东、贺子珍、雷经天一起出生入死过。但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这足以给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一个警示：党员干部无论对党作出了多大贡献，无论个人历史如何光荣，无论权有多大，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面前没有功劳和人情，只有对与错。只要做了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事情，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黄克功案件》的教育警示价值与时下的“打虎拍苍蝇”不谋而合，党员干部应当引以为戒，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坚定思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

《黄克功案件》向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对党员干部的警示价值，该影片也向观众展示了民主、公开审判的一个历史样本。影片把法院立案、挑选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调取证据、公开审理、合议案件、判决、执行各个环节都完整无缺的表现了出来。看似是故事的发展过程再现，实则是在向我们展现出案件审理的程序合法性，尤其是对旁听人员、陪审人员的选择及合议庭合议案件环节描写的尤为仔细，旁听人员和陪审员的选择既考虑到专业性又注重不同阶层民众的参与同时还兼顾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合议庭合议案件充分保证审判人员的发言权。这实际是从侧面反应出程序的合法才是权利保障的根基，更进一步的深化了民主法治意识，这也充分展示了党在延安时期就确定的司法理念，这也正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意。

影片中雷经天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无疑是一位合格的审判员，忠于党、忠于法律、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实为楷模。作为一个从事法律行业的人都应该以他为榜样，牢固树立司法为民、公平公正的司法理念，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伸张正义，这也是每一个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应当坚守的灵魂。

一个人的生死能决定什么。

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什么。

当雷经天宣读判决书，当毛泽东递来回复信，一个政权在捍卫着法律的尊严。

当黄克功迈向刑场，当公审场上升起国旗，一个国家在宣告着它光明的未来。

还记得当天在梅操看电影的情景。面对着一句“国家民族存亡之秋，甘愿战死前线”， 面对着16岁和大哥黄继功随着毛主席一起上的井冈山，一直待着毛主席和贺大姐的身边，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三次，娄山关战役立大功，爬雪山过草地艰难的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黄克功，身边观影的同学不少都在说着黄克功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确实，一代名将，正当用人之际，前方无数血战沙场的战士们等待着一位将帅之才。无论从人之常情理还是从战事需要，无论是从爱惜人才还是从战友情深，黄克功都有无数种理由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然而，这里有然而。法律的尊严，军民的平等，这才是一个政权的发展的根基。可能有人会问，一边是士气，一边是民心，到底何者更重?其实这不是一道单选题。没有法之尊严，没有人之平等，没有在国民党刚刚特赦张仲麟之后的威严回应，一个政权便无以立足。将帅之得失在于一时，民心之得失关系一世，而法律之得失更是足以影响到人类纪元的长度。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毛泽东临刑前的回信正宣告着中共政权在当时坚守法律原则的核心意识，与蒋介石特赦张仲麟行为的截然不同更是从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未来的民心向背、政权兴衰。过之为过，不以功为相抵;法之为法，不以情为权衡。这样的原则是当时稳固政权、凝聚民心、树立威信的需要，也是时至今日都能影响社会根基的信仰。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在推出各类主旋律电影，而《黄克功案件》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不同于其他“伟(伟大)、光(光荣)、正(正确)”的人物形象，影片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有血有肉。从血气方刚的失足将才黄克功，到一碗水端平以法为称的雷经天，从惜才爱将却坚守民心原则的毛泽东，到贺大姐、胡耀邦、李兴国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角色，整部电影对人物的刻画大大超越了以前单一而缺乏多元的主旋律电影形象。尤其是雷经天形象的塑造，更是代表着影片对于法律尊严的最高捍卫。“如果我们今天不判处黄克功死刑，以后老百姓就会判我们的死刑!”“如果我们今天赦免了黄克功，就等于判处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这位两碗水端平的解放区最高法院审判长面对的是两边都难以平息的呼声，是特殊时期最敏感的“桃色案件”，是全社会乃至国际瞩目的焦点案件，是长征路上曾救过自己的英雄恩人。他想要衡量的因素太多太多，他想要顾及的群体太多太多。而在黄克功公审前夜，雷经天为黄克功用姜汤搓操那场戏，情感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作为审判长，雷经天对于原则的坚持表现了社会前进中先锋个人巨大的引领作用。审判长是法律的象征，雷经天就是那个时代下最需要的精神符号。人物形象的丰满，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作为主旋律电影，这样的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黄克功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带来了那段尘封历史中一个个最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其实仔细想想不难发现，这部影片有着多么重要的时代价值。从文革之后时至今日，从西方到东方，我们都在不断地强调着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西方一直高喊着三权分立、法律之上，他们对于法律和权力的衡量给我们的发展不少启示。十五届三中全会，依法治国再次作为重中之重被反复强调。我们在加快节奏，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去真正地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的理念。法律两个字的意义究竟有多重，我们必须明白。文革中对法律践踏的悲惨不应该被忘记，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想冲击下权力和金钱战胜法律的怪象不应该再继续。一个家，有家规才有和谐;一个社会，有制度才有未来;一个国家，有法律才有尊严。正当我们弘扬这种精神的时候，《黄克功案件》带来的思想冲击应该说是极其重要的。艺术也是时代的，电影也是有其真正价值的。

而另一个时代背景似乎更容易形成思想的冲击——反腐。高官纷纷落马，这是习李上任以来最令百姓为之欢呼鼓舞的事情。大老虎小苍蝇，一个都不放过，这样的反腐铁拳打在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上，也触动在每一位期待国家进步的人民的心上。然而反腐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扯着多少人的利益，关系着多少利益集团的存亡。特权如果存在，反腐寸步难行。权力如果能大于法制，人情如果能战胜法理，我们的反腐工作就无法开展，党和国家的未来就岌岌可危。这不仅是一时之大快人心，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黄克功案件》就是在传达着一种态度，杜绝特权，法大于天。剧中的死刑，不仅判在黄克功身上，更判在当今所有特权集团的身上。

要想让一部影片去改变太多什么很难，但我们需要这样的高质量主旋律影片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点点正能量。我们无数次的说起，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那么我们靠什么去建立一种信仰?我们又该建立什么样的信仰?说共产主义，很多人会笑。是的，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有着悲观的情绪，有着迷茫的阴云。然而一个社会的前行必须要凝固起最广泛的力量，才能不断改变，不断发展。我们不讨论该信仰什么，我们只要能从哪怕是一部影片中一点点改善，一点点向前，我觉得未来就有希望。毕竟，我们都在努力，都在努力让法大于天，努力以史为鉴，铲除特权，维护最基石的人类尊严。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在推出各类主旋律电影，而《黄克功案件》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不同于其他“伟(伟大)、光(光荣)、正(正确)”的人物形象，影片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有血有肉。从血气方刚的失足将才黄克功，到一碗水端平以法为称的雷经天，从惜才爱将却坚守民心原则的毛泽东，到贺大姐、胡耀邦、李兴国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角色，整部电影对人物的刻画大大超越了以前单一而缺乏多元的主旋律电影形象。尤其是雷经天形象的塑造，更是代表着影片对于法律尊严的最高捍卫。

如果我们今天不判处黄克功死刑，以后老百姓就会判我们的死刑!如果我们今天赦免了黄克功，就等于判处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这位两碗水端平的解放区最高法院审判长面对的是两边都难以平息的呼声，是特殊时期最敏感的“桃色案件”，是全社会乃至国际瞩目的焦点案件，是长征路上曾救过自己的英雄恩人。他想要衡量的因素太多太多，他想要顾及的群体太多太多。

黄克功公审前夜，雷经天为黄克功用姜汤搓操那场戏，情感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作为审判长，雷经天对于原则的坚持表现了社会前进中先锋个人巨大的引领作用。审判长是法律的象征，雷经天就是那个时代下最需要的精神符号。人物形象的丰满，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作为主旋律电影，这样的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黄克功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带来了那段尘封历史中一个个最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逼格低了好几年了，终于遇到部可以高一回的电影，就是《黄克功案件》，决定谈谈国产电影的快感政治话题。什么叫“快感政治”，你以此为关键词去知网上搜索一下，汗牛充栋的著述，代表文献当推杰姆逊那篇《快感：一个政治问题》，当然这个东西搞理论辨析好麻烦，我是借用，字面意义。

先说快感，这个东西吧，一般都会跟性欲结合起来，我觉得没错，但也不是全部，不过快感要来自禁忌，大约是张爱玲说过，女人不能把衣服全扒光，全扒光就泄了，原话不是这个，但是是这个意思，你要有禁忌才有趣味，纵欲的人最终都会越走越畸形，就是因为没有禁忌，反而什么都索然无味。你看好莱坞，现在口味越来越重，僵尸都世界大战了，还是无趣，为什么?天天吃饺子，当然就不念饺子了。“文革”的时候，不少骚年看《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看到里头大腿紧绷的红军女战士就高潮了，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禁忌，搁现在波多小泽苍井老师一起上阵也治不好阳痿，为啥，禁忌没了。

绝对不是呼吁禁忌，审查的尺度当然越宽松越好(道德和法治的前提下)，说这个，是为了描述语境——就是国产电影的前提。有了前提，你就明白，该有的G点在哪里。中国革命史，不仅仅是考研时要背的无聊文本，更是活生生的历史。历史是什么，就是你从哪里来，这是“保安三问”里排第二的问题，是本源，不理解这个，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

77年前延安毙了一个八路的干部，叫黄克功，当时就是师团级，活到建国后至少也是个中将吧，而且是毛主席的嫡系，从井冈山跟着一起来的，跟贺子珍都熟，但是他杀了一个延安的女学生，就被公审了，被毙了。这片子赶上四中全会、反军内大老虎以及宪法日等节点，但创作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么多，当时也预料不到，可见绝非投机。

这电影讲的就是这回事，片中出现了胡耀邦，这让一帮观众有些兴奋，胡耀邦当时还年轻，在审判黄克功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克功杀女学生，现在说应该是恋爱未遂，就开了枪，当时陕甘宁边区法制极不完善，而且如果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的话，红军犯法是要罪减一等的(这个细节让我有点震撼)，但是主审官还是判了黄克功死刑。黄克功当时最大的念想就是毛主席特赦他，因为毛主席当时真有这个权力，而且国民党那边有个将军张仲麟，一怒之下把自己老婆给杀了，后来就被蒋介石特赦，还改了个名字叫张灵甫，最后在孟良崮被粟裕给消灭了，可见有案例。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大肆渲染黄克功的“桃色事件”，舆论很紧张，黄克功还是伏法了——他想上战场戴罪立功，也被拒绝了，毛主席也被赦他。片中毛的亲笔信在宣判后抵达，这倒是戏剧处理，其实毛的信在公审前就已经到了。

影片的制作并不寒碜，王家卫的光影团队，还有考究的场景板手绘图，其实很有意思。延安窑洞里的舞会很有意思啊!

那么，这么一部影片的快感政治来自哪里?可以想一想。

答案永不揭晓。

影片《黄克功案件》主要围绕案发和调查审理这一线索和时间顺序来结构故事，调动镜头语言。多种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相关情节的巧妙融入，使原来相对理性的题材、比较单一的事件渐次丰富、丰满，直至丰饶而有意味。影片中，插叙的表现手法可谓含而不露、炉火纯青，对整部影片的艺术效果功不可没。

闲来之笔，有时也是得意之笔。故事之外的故事，镜头之外的镜头，往往散发着神奇的力量。影片中，雷经天审理曹立标、韩翠翠离婚案一场戏当属此类。实事求是地说，这起再普通不过的民事案件与黄克功案毫无干系。但就在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把审理黄克功案的重任赋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厅厅长雷经天时，镜头一转，两起案件便借由主审法官雷经天这个人物产生了自然而然的联系，成了影片的血肉。

在将近3分钟的镜头中，主创人员不疾不徐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作为远景也作为“看客”的贫困、麻木的当地农民;声声控诉、当庭撕打丈夫的泼辣大胆的农妇韩翠翠;目无法律、心存男权，满身旧社会残余的风流商人曹立标;表情冷峻、目光坚毅、思想敏锐、作风俭朴的边审案边吃姜片的主审法官雷经天等。通过这场戏，不仅巧妙地向观众交代了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与民风民俗，展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法律的认识水平，还通过曹立标的叙述呈示了日寇入侵，商人房产和财富被强占，人民四处流蹿的具体细节，更通过生动鲜活的审理过程勾勒了当时边区最高司法机关极其简陋的办案条件。所有这些看似不经意之处，恰恰为黄克功案的调查审理作了绝好的铺垫。

这起民事案，不仅为此后黄克功案庭审现场提供了韩翠翠这个代表陕北普通妇女的“陪审员”的典型人物，而且这起案件审理过程中混乱不堪的现场、因陋就简的方式，也更加映衬了审理黄克功案的隆重(临时搭建审判庭、设置主席台、张贴告示)、高规格(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亲自督导，贺子珍和抗大、陕北公学领导到场)、正规(公诉人、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合议庭一应俱全)、公正(各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被告人陈词辩护、合议庭充分讨论形成审判意见)。由审理曹立标、韩翠翠离婚案来反观黄克功案，从中央到各级的重视程度、社会各方的密切配合、办案人员的艰辛努力都自在其中了。应当说，这场戏表现了诸多对故事发展和黄克功案审理非常重要而在其他地方无法表现的内容，道出了诸多极其重要的潜台词。

作为黄克功案件的主要办案人员，雷经天是影片浓墨重彩表现的对象。在案件调查审理中，他内心的种种矛盾与纠结，他面对黄克功这个昔日曾对他有过救命之恩，而今成为他主审对象的老战友时的种种心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他感性与理性并重的人格魅力也表现得恰到好处。在发现被害人刘茜身上的第二处枪伤后，雷经天再次进行案情调查，以主审法官和老战友的身份与黄克功进行了长时间倾心交谈。在黄克功详细讲述了自己与刘茜的恋爱经历之后，雷经天掏出一张亡妻的旧照，聊起在以往严峻的革命斗争中同妻子的情感经历。这场戏，虽然是主人公现场的讲述，但就其客观内容来说只是雷经天论事说理的铺垫，与案情并无关联。甚至极而言之，也不是论事说事之必须。

但是，编导通过巧妙的构思，用雷经天的“情感经历”开启黄克功情感的闸门，进而为案件调查服务。在2分多钟的镜头中，雷经天缓缓深情地讲述了妻子在革命斗争中被捕，为掩护丈夫和革命同志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故事，向观众传导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爱，一个战士对组织的爱，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并从情感认知上指明了黄克功犯罪的实质：“就在你向刘茜开出第二枪的时候，你心中根本没有党，没有红军，没有刘茜，只有你自己，你只爱你自己!”这场戏，不仅成功塑造了雷经天的铁汉柔情，更成为黄克功最终说出枪杀刘茜真相的情感引线。

在艺术处理上，长镜头营造了舒缓、凝重的氛围，质朴、随意、时断时续、时而哽咽的语言增强了情感的真实。著名作家徐贵祥认为，在这场戏中，电影音乐的作用亦是功不可没。诚如斯言!在雷经天讲到妻子被敌人杀害人头挂在城墙时，音乐缓缓响起，直入人心的音乐动机，散淡凄美的旋律，渐次迎来高潮，直到黄克功再次讲起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和内心感受。可以说，在这场戏中，契题合意的电影音乐把雷经天与黄克功两个人的故事、两种情感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形成鲜明的对比，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

在着重表现雷经天等人办案经过的同时，影片始终注重交叉呈现毛泽东等中央高层对案件的态度，片中有一场戏非常耐人寻味。公审黄克现场，贺子珍匆匆离开，翻身上马，找毛泽东催促关于案件审理的意见。就在贺子珍到毛泽住处寻而不见，转身来到作战指挥室时，影片用1分多种的镜头呈现了毛泽东通过电报指挥前龙泉关、娘子关一带摆兵布阵的紧急情势。按理说，对于这一与案件关联不大的场景，镜头可长可短，甚至是一带而过。但是，编导在表现这场戏上颇下功夫，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一边是焦急万分的贺子珍，一边是无暇他顾的毛泽东;一边是贺子珍进退犹豫、左右徘徊，连警卫人员端上的茶水也无心喝一口，一边是电报声嘀嗒作响、密集如布，毛泽东思维缜密地口述电报，指挥若定。这段插叙，不仅塑造了毛泽东作为军委主席运筹帷幄的伟岸形象，也概略地呈现了当时的时局和战况，从而为影片进一步表现法庭严格处理黄克功案以肃军纪，坚决依法处决这位红军干部、抗大队长提供了政治基础。正如毛泽东给雷经天并由雷经天当庭宣读的信中所言“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纵观全片，不能不说，题材素材的统筹融合、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几场具有插叙特色的重头戏在烘云托月中成了故事的细腻肌理。由此，黄克功案件与相关各方有了自然的联系，故事的开阖度扩量培容，情结的跌宕感得到点虱，影片的丰富性和表现力也大为增强。

黄克功案件发生时，陕甘宁边区刚成立，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在法律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公开公平审判，确实是一个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该案的审判长雷经天采用公开审理、民主判决的方法审判此案。评议时，黄克功的战友提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因此，他反对判处黄克功极刑。面对这样的意见，雷经天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苏维埃时期与边区时期的不同。案发时，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正在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未来的革命能否继续成功，正需要这些青年。如何做到“两碗水端平”，如何保障人人平等，使党的事业有源源不断的接班人，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是如此，雷经天才会说，如果不判处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而对今天的司法工作来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政治，体现在司法工作中，就是不折不扣全面依法公正审判。

第二个启示：审判工作始终要以事实为依据这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要一丝不苟地把案件事实查清楚。案件发生后，黄克功开始一言不发，之后向贺子珍说是枪走火了。这时陕北公学的学生在游行，国民党的报纸借机诋毁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面临极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压力，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并没有匆忙审理。公诉人通过对案发地仔仔细细地搜查，找到了两个弹壳。检验人员再次检查，在尸体上也发现了两个弹孔，从而以翔实的证据推翻了黄克功所谓的枪走火的狡辩。正是有这样扎实的事实，最后的判决结果才能说服人。

第三个启示：司法公开是公信力的来源所谓审判不仅要公正，而且要以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个案件中，公开是多方面的。一是审判在党校的操场上，所有群众都可以到场看到听到。二是组成的合议庭，除了审判长，还有黄克功的战友、陕北公学的学生代表、边区的群众代表。三是审判中除了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还有不同群体的代表进行发言。合议庭评议时，也不是审判长一个人说了算，每个人都平等发表意见。对于黄克功战友不同意判处死刑的意见，审判长也没有独断专行，而是以“判了自己三个死刑”、“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等道理服人，这也是审判理由的一种公开。

第四个启示：始终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知国民党曾对杀妻的张灵甫进行赦免后，黄克功写了信要求审判长交给毛泽东。审判长接到这样的要求，感到非常为难。在影片中，黄克功曾是审判长的救命恩人，他当然愿意把信交给毛泽东争取特赦。但审判长也知道，黄克功的案件显然是难有挽回的余地，中央要求边区高等法院独立审判，就是不愿意发表意见影响审判，而把信交给毛泽东无疑是将难题交给了他。尽管两难，但审判长最终还是把信交给了毛泽东。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虽然审判是由边区高等法院进行的，但黄克功是军人。作为一名战时的军人，虽然他是一名被告人，但他向毛泽东申请特赦也是其权利，因此，审判长必须转交信件。这充分说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电影还有许多其他启示，但该案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不论功劳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法律严惩。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真实题材改编成电影，本就有着很大的难度性，而对于历史政治性事件的改编，更是具有挑战性。《黄克功案件》在真实事件改编类型的电影中，完全区别于那种或是枯燥乏味、或是歌颂弘扬的简单呈现，不但将事件得以真实的还原，更是利用高明的电影表现手法将故事展现的扑朔迷离。

影片的故事是曾经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在国共合作的政治敏感时期，对于这起案件，稍懂历史和政治的朋友应该都会有记忆。毛泽东“挥泪斩马谡”，将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公审枪毙，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影响力极为甚大。电影在故事架构和表现形式上，完全脱离于传统纪实类电影的叙事形式，在案情推理、真相破密的主线展开中，一些回闪镜头和正常推理思维的呈现，给予了影片极大的可看性和吸引力，气质上是犹如一部思想缜密的悬疑大片。

从导演对影片故事的叙事表现上看，与之前那部口碑爆棚的《全民目击》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层层剥笋式的剧作结构中有着罗生门式的味道，案件的展开利用本格推理的手法和判断，让混淆视听的戏份在其中也相应成立。当真相在被确立又被打破最后又被确立之间轮回转换时，其悬疑性质带来的精彩毋庸置疑。虽然《黄克功案件》在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上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也不允许能像《全民目击》那样增添许多复杂的悬疑元素，不过影片在最后拼成的整幅图画风格上，在国产电影真实历史题材改编电影中实属少见。

《黄克功案件》的主题思想，本着依法治国、阳光审判的原则，从主题上看虽有过于红色、过于主旋律的无趣，但影片在将这一思想传承和升华的过程中，利用精彩的叙事手法将主题玩得极为自然。在“黄克功事件”时期，司法体系在建立与不完善的尴尬阶段，对于法制的普及与教育、以及在各层阶级中的受压程度如何，当时都是最为敏感最为重要。公开审判、陪审投票决定，将国家法律正义、陪审制以及军民同等进行完美释放。在这些诠释过程中，此片与五十年代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那部《十二怒汉》，在探讨法律上也是有着如出一辙的意义。

影片阵容上没有特别的大腕，但成泰燊、王凯、毛孩、黄海冰等都属实力派。特别是影片中饰演审判长雷经天的成泰燊，其本身的形象以及他以往的各种角色，都有着一种正义与高冷的特点。虽然片中与黄克功是生死战友，甚至还被黄克功救过命，但面对法律与正义之时，必须抛开一切情感与私交，对于这个角色的诠释，成泰燊成功诠释出了人物复杂的情感波动所散发出来的神情，也用他独有的正气将角色沉稳、内敛的特点表现得冷气十足!

《黄克功案件》不仅仅是一部再现我党延安时期军队干部的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在当前党和政府提出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颇有点以史为鉴、呼应现实的意味在其中。这也是贺岁档第一次出现一部“党员警示大片”，除了有主旋律的政治宣教功能之外，在整体上也堪称年度主旋律电影的一流水准。

我党历史上可以拍成“党员警示片”的题材众多，之所以选取“黄克功案件”，相信也是考虑了商业效应方面的因素，毕竟主旋律影片也要尽可能地吸引观众入场嘛。而这一案件也恰好具有足够的吸引眼球的噱头，更多细节的曝光也具有历史揭秘的意味。黄克功是江西南康人，16岁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此案，最终经过公正公平的依法判决，判处黄克功死刑。当时，此案在延安轰动一时，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是共产党的”桃色案件”大肆报道，而这也成为影片先声夺人的商业元素所在。

《黄克功案件》先是以悬疑凶杀探案的类型片模式开场，女学员刘茜中枪身亡，开枪的黄克功身负嫌疑被捕入狱，但杀人的原因和过程还未明朗。此案性质恶劣，且影响已经波及中外，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刚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此案。院长不在，重任落到审判长雷经天身上。在审问过程中，黄克功辩称自己同刘茜因为恋情纠纷意外走火将她打死，影片用回忆的形式再现了“意外杀人”的过程。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黄克功是故意杀人的情况下，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审判长雷经天并未排除意外杀人这种可能。但随后新证据浮出水面，刘茜身上发现了第二处枪伤，“意外走火”之说不再成立，黄克功才对雷经天说出了故意杀人的真相。

悬念戏到此结束，法庭戏正式展开。黄克功的犯罪事实已经清楚，但如何定罪、是杀是留，影片用一波三折的情节以及情与法的冲突持续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虽然“杀人偿命”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的传统，也有法律支持，但“网开一面”同样有着足够的理由支撑。首先是黄克功个人的态度，他深知自己犯了死罪，但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作为师团级干部，他希望能在战场上戴罪立功，宁愿死在杀敌的战场上，也不愿在后方被枪毙，他也专门向毛主席写信请求赦免。其次是已有先例的外部因素，国民党高级军官张钟麟也曾犯下杀妻大罪，但被蒋介石以“抗日用人”为由加以特赦，他也因此而改名叫张灵甫。而毛主席手中也掌握着特赦黄克功权力。第三是审判长雷经天等与黄克功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红军的个人情感因素。影片专门将黄克功设计成雷经天在过草地时的救命恩人，5人陪审团中也有黄克功的一位老战友李兴国决意阻挠陪审团的死刑判决。第四是法律因素，当时无论是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法律还是中华民国的法律，都可以判处黄克功死刑。但李兴国拿出一本红军在江西瑞金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指出其中有红军指战员犯罪可以有功从轻的条款，在陪审团的内部讨论中向审判长雷经天据理力争。

而最终克服重重障碍，让黄克功被依法定罪的两大决定性因素，一是审判长雷经天，二是毛主席。在黄克功案件历史记述中并不太显眼的审判长雷经天，在影片中则成为男主角和整个审判的核心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法律至上”、“依法判案”的法治精神和信念。当中央领导把黄克功的案件交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时，他先是以“边区法律法条还不健全”表示自己的顾虑，当领导决意要让他主审此案时，他也不再犹豫，全力以赴，而且决定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对黄克功案进行公开审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仅要一碗水要端平，两碗水我都要端平。”意思是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他都会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一方面没有因为黄克功杀了人，就像一些党的领导人那样将其视为“堕落坏分子”，而是充分尊重他的法律权利，另一方面，他同样没有因为自己身受黄克功的救命之恩，且黄克功曾经立有大功，就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理。而是始终以法律为准绳，以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进行审理和判决。在陪审团中，雷经天是力主死刑的，这就同力主从轻的李兴国产生矛盾，导致陪审团迟迟未能统一意见。这其实涉及到公正公平的法律，同论阶级、讲出身、搞特权的苏区旧条例之间的矛盾，而雷经天最终以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深入分析解释，让李兴国明白了在法律上“搞特殊”会给党和军队带来的危害，以及法大于党的重大意义，从而在死刑判决书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而毛主席派人送达审判现场的亲笔信，不仅没有让黄克功看到赦免的一线生机，反而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对黄克功的死刑判决。信中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对全党有着格外的警示意义，他告诫全党，党员干部身份绝不是法律的挡箭牌和减刑理由，相反，党员干部犯罪是“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就让毛主席的这封信来作为这篇影评的结尾吧!

看过本片，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映射现实”。其实《黄克功案件》还真算不上是映射现实、借古讽今之类。现在国家打老虎打得起劲儿，今天的头条新闻就是把周永康开除党籍。这么光明正大的现实，何需映射和讽刺?反而需要力捧、鼓掌、助威、摇旗啊!于是乎，《黄克功案件》更像是在配合现实，而非映射现实。不知道是有幕后高人执子先行，还是主创有政治远见，总之《黄克功案件》如此内容的电影，在如今这个时间上映，形成了文化娱乐与党政行动的高效配合。说有人下了这盘棋，真是合情合理的“阴谋论”哈。

从形式上看，《黄克功案件》的导演王放放，在创作本片的过程中也有自己一盘野心棋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曾表态：“把主旋律变成类型片。”在如此官方的姿态下，王放放成功地将主旋律的故事内容，拍出了美剧般的观赏形态。在本片之前，主旋律影片已有《近距离击杀》、《一号目标》这样的类型片化尝试。这里边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王放放显然在用自己的才思，努力实践着。

本片剧本由两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的，内地最牛编剧(没有之一)王兴东操刀，摒弃了传统主旋律的假大空，聚焦于一桩红军干部的杀人案，从而将影片塑造成了一部法庭审判的类型片。本片由起疑、侦破、审讯三大部分构成，以情与法、罪与罚为主要矛盾冲突，并在“赦与杀”的关头达到戏剧高潮。王家卫照明团队营造的气氛虽然压抑，但是整体推进节奏很快。群像式人物的内心活动复杂且细腻，全部由人艺前辈出演，自然流露、时刻走心。

由于运作周期的问题，三天拍一集的国产电视剧，永远难望美剧项背。可是电影却不一样。电影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质量。和我类似，王放放的专业也是化学，入行也先做编剧，不过人家如今已经做到导演了。这种经历的人，做导演往往会带着极强的逻辑思维。他在拍摄《黄克功案件》的时候，连对话戏都做了故事板，而且每场戏都有实际场景图做参考。这种严谨的拍摄方式，令影片的细节极其考究，滴水不漏。知识分子精英，就是这么任性，把历史和主旋律，都拿来抒发自己的才情了。

19XX年10月5日傍晚，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逼婚不成，在延河岸边枪杀投奔延安的进步学生刘茜，制造了震惊陕甘宁波及全中国的“黄克功案件”。是依法办事、杀人偿命，还是戴罪抗日、将功赎罪，成为当时各方人士争论焦点和艰难抉择。最终，党中央坚持赏罚严明、功不抵罪、罪不否功，责成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及时挽回了党的名誉和形象。

黄克功案件警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极端重要。一位哲人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大量史实也不断证明，坚持法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必须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得到最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正如毛主席在信中所写：“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黄克功案件告诫我们，党员干部必须做到“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党教育和培养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极其不易，一个党员干部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样不易。因一时不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教训时有发生，给我们党的事业和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们党员干部必须正确对待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像珍惜眼睛一样珍爱自己的声誉、人格和形象，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才能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党和国家。

黄克功案件提醒我们，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黄克功少年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正是这样是一位革命功臣，却犯下了不容赦免的大罪。正如毛主席信中所说“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由此可见，不管是革命功臣还是普通党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才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更加自觉地抓党风、转作风，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四个城市”建设大潮，为现代化强市建设作出更大更多贡献。